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26章 關於唐高祖許立李世民為太子的問題

　　《資治通鑒》記載唐高祖欲立李世民為太子，凡三次。前兩次是：“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第三次的情況，是在武德七年（624），慶州（甘肅慶陽）都督楊文幹反唐與李建成有關，唐高祖命李世民率軍平定楊文幹，同時表示：“還，立汝為太子。”另外，李世民自己也說過：“武德六年以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這都說明，在玄武門之變以前，唐高祖確曾有意立李世民為太子。

　　我在拙作《李淵建唐史略》中，引用了以上幾種資料，說明唐高祖在秦王集團與太子集團的鬥爭中是傾向於李世民的，他先後三次表示要立李世民為太子，正說明他的基本態度是支持李世民取代李建成的。據我看到的有關論著，沒有人讚成我的觀點。多數史學家認為，《通鑒》等有關史籍對這一問題的記載不可相信。因為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後，曾經篡改過《實錄》，篡改過的《實錄》必然對唐太宗有所抬高與美化。唐代的《實錄》又是《通鑒》與兩《唐書》的有關部分的主要史料來源，因而，兩《唐書》與《通鑒》有關這方麵的記載都是值得疑惑的。我的一位好友明確說：“史籍上多處關於李淵早有立李世民為太子意的記載，除武德七年（624）楊文幹兵變時那次外，大凡都是後來史家為抬高唐太宗的身價編造出來的”。還有一位先生早就認為：“唐高祖三次許立太宗的記載，全係許敬宗在實錄裏為迎合太宗政治上的需要而偽造出來的。”唐初的《實錄》，確曾經過唐太宗的史官修改，司馬光根據修改過的《實錄》修撰《通鑒》也是事實。關於這個問題，我曾於1982年寫過《關於唐太宗篡改實錄的問題》一文（見《唐史論叢》第一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表述過自己的淺見。不過，如果全部否定《通鑒》的有關記載，認為司馬光對此事是無中生有，或者是輕信前人，盲目照抄了為抬高李世民的地位而編造的曆史，顯然是有悖於事實的。盡管有的先生經過了認真的考辨，但這種考辨並無直接證據，也隻限於推理結論，故而還難令人信服。

　　《通鑒》的史料價值，以唐五代部分為最高。唐五代部分，對司馬光來說是近代史，可以看到的原始資料非常之多。在這些原始資料中，當然包括唐初的《實錄》。不過，可以斷言，司馬光在使用這些史料時，是經過慎重選擇的。最能說明此問題的是《資治通鑒考異》部分。

　　《考異》全書30卷，僅《唐紀》部分即有19卷，占全書的將近2/3.該書是司馬光在撰寫《通鑒》時考辨史料的成果。不言而喻，司馬光對《唐紀》部分的史料是下功夫最深的。從讀《考異》中可知，司馬光對任何可疑的資料都要細加考辨，決不輕信一種記載。

　　司馬光的治學態度極為嚴謹，突出表現就是尊重事實。唐初史官奉命修改《實錄》的事，他並非不知，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又向房玄齡提出看《國史》，《通鑒》都有明確的記載。既然司馬光十分清楚唐初史官修改過的《實錄》塞進了唐太宗的私人成見，他就不可能盲目照抄《實錄》。事實證明，他使用有關的資料是非常慎重的。例如，在《通鑒》卷一九〇中記載，武德五年（622）“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的內容，其中指責李世民，抬高李建成，致使唐高祖“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但《高祖實錄》與《太宗實錄》的記載卻完全不同。

　　《高祖實錄》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故時人稱為任俠。高祖起義於太原，建成時在河東，本既無寵，又以今上首建大計，高祖不之思也，而今白高祖，遣使召之，盤遊不即往。今上急難情切，遽以手書諭之，建成乃與元吉間行赴太原，隋人購求之，幾為所獲。及義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獲免，因授以兵。”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為恥，嚐流涕諫之，建成慚而成憾。”又曰：“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為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

　　《太宗實錄》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山，逸遊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於後雖統左軍，非眾所附，既升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誌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於是潛苞毀譖。同惡相濟，膚受日聞，雖大名徽號，禮冠群後，而情疏意隔，寵異曩時。”

　　這兩段文字，赤裸裸地美化李世民，貶低李建成、李元吉。針對這些內容，司馬光認為：“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詞，今不盡取。”從內容看來，《高祖實錄》與《太宗實錄》都是經過修改的，司馬光不盡取這些歪曲事實的資料，足證他的態度是嚴謹的。司馬光的態度說明兩個問題：其一，是司馬光無意抬高李世民的地位；其二，是司馬光不輕信《實錄》的內容，他尊重事實。

　　司馬光不僅不采取有意拔高唐太宗的資料，而且還公開反對甚至嚴厲批評那些有意歪曆史的史官。例如，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唐軍進攻劉武周，因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呂崇茂響應劉武周，殺縣令，策兵反唐，並請援於劉武周。因此，李世民自晉州（今山西臨汾）攻夏縣。攻破夏縣後，進行了屠城。關於此事，《高祖實錄》載：“帝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詔勝兵者悉斬之。”這就是說，唐軍於夏縣屠城是奉唐高祖之命。但司馬光疑惑是“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於高祖”，故而“不取”《高祖實錄》的記載。反而在《通鑒》卷一八八中，明確記為：“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他不讚成把太宗之過歸於高祖，顯然是反對為美化一個人而歪曲曆史的。

　　關於唐軍在戰勝劉黑闥以後怎樣對待其餘眾的問題。有關此事，《太宗實錄》：“黑闥重反，高祖謂太宗曰：‘前破黑闥，欲令盡殺其黨，使空山東，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隱太子征闥，平之，將遣唐儉往，使男子年十五已上悉坑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矣，以實京邑。太宗諫曰：‘臣聞唯德動天，唯恩容眾。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鄉，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今一旦見其反複，盡戮無辜，流離寡弱，恐以殺不能止其亂，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寢。”《新唐書·隱太子傳》雲：“黑闥敗於J水，太子建成問於洗馬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複振，廬江王瑗棄J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眾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眾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鄉裏，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

　　非常明顯，《太宗實錄》與《新唐書·隱太子傳》的記載差別很大。前者是竭力美化唐太宗，後者讚揚了魏徵的意見，也記載了唐高祖的赦罪詔與魏徵的意見完全一致。司馬光針對這些記載，直截了當地說：“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專欲歸美太宗，其於高祖亦太誣矣。”司馬光根本不相信《太宗實錄》所載，唐高祖會“欲令盡殺其黨，使空山東”。因而他指責史官不尊重事實，誣蔑唐高祖。反之，司馬光並沒有對唐高祖有任何讚美之詞。由此可見，司馬光的態度非常明朗，他反對背離事實，曲解曆史，選用資料必須謹慎。這樣的史學家，如果說他輕信別人，隨心所欲地抄錄前人偽造的資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固然，司馬光修撰《通鑒》的唐初部分，選用了不少《高祖實錄》、《太宗實錄》的內容，但他用其他資料否定這兩種《實錄》的所載者，也屢見不鮮。如上所述，關於《實錄》中美化唐太宗，貶低李建成的資料，他“不盡取”，而采用了其他與此不同的資料；關於對待劉黑闥餘眾的政策問題，他采用《革命記》與《新唐書》的有關內容，而不取《高祖實錄》與《太宗實錄》有關所載。關於武德元年（618）十一月李淵“遣李密詣山東”的事，他也“從《蒲山公傳》”而不信《高祖實錄》。這都足以說明他不輕信《實錄》。如果說司馬光輕信了偽造曆史的史官，那就貶低了《通鑒》的史料價值，也降低了司馬光的史學地位。這是不公道的。在我看來，反對抬高唐太宗的地位與美化唐太宗的司馬光，所寫的幾句有利於唐太宗的話，是更應該相信的。司馬光決不會在反對別人美化唐太宗的同時，自己也為唐太宗高唱讚歌。

　　（原載《學術界》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