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隨著考古事業的迅速發展,全國各地陸續出土了大量的墓誌。目前,究竟有多少墓誌出土,還很難有個準確的數字。這些墓誌,是史學研究的珍貴資料。如果利用這些墓誌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論證文獻資料的真偽,無疑是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事實證明,墓誌確有證史補遺的作用。
一
很久以來,我對《資治通鑒》上的一段記載很不理解。這段話是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剛剛登上皇帝寶座,突厥頡利可汗率軍直逼渭水橋(即西渭橋,在今陝西鹹陽東南)。突厥兵臨京師城下,自然非同小可。唐太宗麵對險情,毫無懼色,而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挺身輕出,“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最後是“頡利來請和,詔許之”。這樣看來,好像唐太宗輕而易舉地使突厥退兵了。固然唐太宗是傑出的皇帝,但即位不到一月,帝位尚不鞏固的統治者,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威力,使突厥望而生畏。
今讀《執失善光墓誌銘》和《安元壽墓誌銘》,發現事實的經過並不簡單,文獻的記載隻是事實經過的現象,被現象掩蓋的還有複雜的談判和真實交易。有關文獻為什麽隻記現象而不記真實的內容呢?
有關文獻,如兩《唐書》的《突厥傳》、《資治通鑒》等,其史料來源都是“國史”的唐代官方文書。據《貞觀政要》記載,《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是由“國史”刪略而成,太宗曾親自過目了。房玄齡等入之所以刪略“國史”而成為《實錄》,主要是為了滿足太宗的要求,因為太宗非常擔心史官在寫玄武門之變時可能有損他的形象。這樣一來,太宗的親信房玄齡等人,必然在《實錄》中大肆宣揚太宗也就不言而喻了。根據《實錄》而成的有關文獻,在這個問題上大肆宣揚太宗的大智大勇,完全是一個強大國家君主的形象,也決不是無中生有。從表麵現象看,基本屬實,無可非議,但看不到事實真相,自然難以理解突厥為什麽會很快退兵。
突厥退兵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呢?《執失善光墓誌銘》雲:“於是頡利可汗率百萬之眾寇至渭橋,蟻結蜂飛,雲屯霧合,祖(執失武)即遣長子思力入朝獻策。太宗嘉其誠節,取其謀效,遣與李靖計會,內外應接,因擒頡利可汗。賊徒盡獲,太宗與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孫,無相侵擾。”非常明顯,在突厥兵臨渭水便橋之前,執失武即遣其長子執失思力到長安向太宗“獻策”,也就是通風報信。同時相約“代代子孫,無相侵擾”。
執失思力為什麽要向太宗通風報信呢?因為唐高祖李淵從太原起兵而進軍長安的過程中,曾受突厥的幫助。執失思力的祖父執失淹是突厥的頡利發(中層官員)。據《執失善光墓誌銘》載:他於“皇初起太原,領千騎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執失思力的父親執失武也是突厥的頡利發。他“以元勳之子,皇授上大將軍、右衛大將軍、上柱國、安國公”。由此看來,執失淹和執失武,既是突厥的頡利發,又因對唐有功而有唐朝的官爵稱號。這種雙重身份,正好為唐和突厥都利用。正是這種原因,執失思力被派入唐,使雙方在劍拔弩張的形勢下,達到了議和退兵的目的。這種效果的取得,是執失思力一方麵為唐通風報信,使太宗心中有數,有所準備;另一方麵,滿足了突厥索取財富的要求,如願以償而退兵。
事實證明,這種判斷是正確的。當太宗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親臨渭水之上時,曾“與頡利隔津而語”,後來,“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當然是竊竊私議,不願他人知道內情。雙方首領在戰爭前沿單獨會見,竊竊私議,必然與戰爭有關。如果說太宗與頡利可汗單獨會見的目的是怎樣結束渭水便橋的緊張局勢,是最符合實際情況的。
太宗與頡利可汗在前線的馬上單獨商談怎樣結束渭水便橋的緊張局勢,隻能是達成原則協議,不可能商定實施原則協議的具體辦法。這就是說,實施原則協議的具體辦法需要另行商談。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必然停止軍事行動,進行談判。《安元壽墓誌銘》的一段記載正說明了這個問題。
《安元壽墓誌銘》:“突厥頡利可汗擁徒卅萬眾來寇(渭水)便橋,太宗率精兵出討。頡利遣使乞降,請屏左右,太宗獨將公(安元壽)一人於帳中自衛。”太宗與安元壽在帳中也就是前線司令部單獨接見頡利可汗的“乞降”使者,顯然是秘密談判。所謂“乞降”,隻能是太宗對外的言詞。如果真的是“乞降”,太宗應該大肆宣揚自己的威力和勝利,何必接受“請屏左右”的條件,掩人耳目呢!惟一的解釋,隻能是唐必須對突厥付出相當的代價,是一種屈辱的條件,不便張揚。參考有關文獻,雙方談判的結果是“車駕即日還宮”。太宗從前線的“帳中”回到長安的宮城,說明談判成功了,戰爭的威脅即將解除。
概括以上情況,在突厥大軍進逼渭水便橋時,太宗親自出馬,與頡利可汗相會於陣前,雙方同意,議和罷兵。然後,頡利可汗遣使到唐的前線司令部“帳中”商談具體條件。談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還宮。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太宗究竟答應了突厥什麽條件。這個問題,可以從太宗與蕭H的對話中找到答案。
蕭H曾問太宗道:“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太宗答道:“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誌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豳)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誌矣。故卷甲韜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誌意驕惰,不複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這段記載有四點意思:其一,突厥進逼渭水便橋原目的是“唯賄是求”;其二,唐已做好了應戰的準備;其三,太宗剛剛即位,地位尚不鞏固,欲盡量避免戰爭;其四,對突厥送以金帛,使其得所欲,然後自動退兵。既然突厥自動退兵,說明太宗完全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從另一方麵說,太宗既對突厥“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說明突厥也實現了索取物質財富的要求。由此可見,執失思力於戰前進入長安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使雙方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為此,太宗對其“即賜鐵券,因尚九江公主、駙馬都尉,贈武輔國大將軍”。後來,執失思力又多次來往於唐和突厥之間,充當使節。這進一步說明,執失思力在唐和突厥之間確實發揮了穿針引線、互相溝通的作用。
這一事例,充分顯示了墓誌的證史補遺作用。由於墓誌的證實,有關文獻的記載,對這一問題隻說明了表麵現象,在表麵現象掩蓋之下,還有文獻缺載的事實真相。由於墓誌的補充,所謂“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或者“入朝獻策”,都是一麵之詞。事實真相是執失思力入唐,既是為太宗通風報信,使其了解突厥的來意,準備對策;也是為突厥達到索取物質財富的目的而盡力而為。正因為如此,後來執失思力又多次來往於唐和突厥之間,溝通雙方的關係。不是墓誌發揮作用,史學工作者是不可能達到這種認識的。
二
在《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有些人物的生卒年代缺載或誤載。這主要是辭條作者都是依據已有文獻撰寫而成,沒有利用文物資料證史補遺。根據考古工作者發現的墓誌,可以補充或糾正辭典中若幹人物的生卒年代的缺載或錯誤。
武懿宗是武則天的伯父武士逸之孫。武則天執政時,他狐假虎威,橫行一時。中宗恢複帝位後,他的地位當然是今不如昔。但他仍被封為耿國公,最後死在懷州刺史任上。至於他死的時間、地點和年齡,兩《唐書》的《武懿宗傳》均未提及,故而《中國曆史大辭典》也避而不談。
《武懿宗墓誌銘》載:武懿宗於“神龍二年六月十八日,I疾薨長安之延壽裏第,享年六十六”。神龍二年即公元706年,由此可以推知,他生於貞觀五年(631)。這樣一來,武懿宗的生卒年代以及死的地點、時間都顯而易見了。
高力士是唐玄宗時的著名宦官,玄宗時的許多大事與他有關,是值得重視的曆史人物。關於高力土的生卒年代,文獻記載與《高力士墓誌銘》的有關內容明顯有所差別。
據《高力士外傳》載:寶應元年(762)四月,玄宗、肅宗先後去世,代宗即位,高力士從被貶地巫州(今湖南黔陽西南)還京。七月,高力士“發巫山(應為巫州)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新唐書·高力士傳》也有類似的內容,同樣的結論,都是高力士終年79歲。
《中國曆史大辭典》有關部分所定的高力士生卒年代是公元684~762年。這實際上也是按高力士終年79歲推算而來。總而言之,古今史書都認為高力士79歲而終。
《高力士墓誌銘》:“寶應元年,有追赴上都。中路聞天崩地坼,二聖下席。長號泣血,勺飲不入口。惜攀髯而無及,俄易J而長辭。其八月八日,終於朗州龍興寺,享年七十三。”顯而易見,高力士終年是73歲。
兩種記載隻能有一種是正確的。按他終年79歲算,其生年應當是嗣聖元年(684),按他終年73歲算,其生年應當是天授元年(690)。高力士入宮的時間,《舊唐書·高力士傳》認為是聖曆元年(698),《新唐書·高力士傳》認為是聖曆初。聖曆的年號隻用了二年,所以,聖曆元年和聖曆初是同樣的意思。當時高力士多大年齡呢?據《高力士神道碑》載:他“年在童齔,入侍玉階”。《高力士墓誌銘》認為他“年未十歲,入於宮闈”。“童齔”應該是童年換牙的時候,一般是七八歲;“年未十歲”,當是接近十歲。兩種記載雖然用辭不一,但其意思基本相同。這樣一來,按照他入宮的時間和年齡,他終年必然是73歲。因為他生於天授元年(690),到聖曆元年(698)正好是八歲,說他“年在童齔”或“年未十歲”都符合實際。
如果他終年是79歲,生年是嗣聖元年(684),到聖曆元年(698)他入宮時,當是15歲,顯然和“年在童齔”或“年未十歲”差距甚大,是不可能的。總而言之,《高力士墓誌銘》載高力士終年73歲是正確的。
史學的發展,一方麵要從理論上更深刻地認識社會前進的各個領域,隨著人們認識能力的提高,使過去認識較膚淺的內容逐步深化和完善。另一方麵,就是不斷發現新史料,補充已知史料的不足。在這方麵,考古工作者有力地推動了史學的發展。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不斷有新的文物和墓誌出現。陝西出現墓誌之多,難以數計。這是一批寶貴的財富,必須重視。以上略舉幾例,說明墓誌對發展史學的作用。雖然隻是一點粗淺的認識,但希望能夠發揮少許拋磚引玉的作用。
(原載《陝西曆史博物館》館刊2004年,三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