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8章 《中國曆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若幹人物生卒年代訂誤

　　《中國曆史大辭典·五代史卷》有些人物的生卒年代缺載或誤載。應該說，這不是作者的疏忽所致，而是限於客觀條件的原因。例如，有關的《墓誌銘》發現或見諸書刊較晚，詞條的作者不便見到。當然，也不排除已公之於世的《墓誌銘》未被詞條作者注意者。總而言之，詞條作者主要依據已有文獻撰寫詞條，沒有利用文物資料證史補遺。正是這種原因，筆者根據自己見到的文物資料（主要是《墓誌銘》），對《中國曆史大辭典·隋唐五代史卷》（以下簡稱《辭典》）中若幹人物的生卒年代問題，進行補充或正誤。

　　張士貴

　　張士貴，字武安，弘農盧氏（今河南盧氏）人。兩《唐書》均有其傳，但該傳對張士貴的事跡記載極其簡略。現根據《張士貴墓誌銘》的內容，他於隋末在其家鄉盧氏一帶發動起義，參加的人很多。當時，中原的瓦崗軍領袖李密，洛陽的隋軍將領王世充，都想爭取他以壯大自己的勢力。可見，他是舉足輕重的力量。

　　在張士貴看來，李密、王世充都是平庸之輩，不可能大有作為。因而，他固守地盤，坐觀形勢的發展。最後，他投靠了李淵，為李淵建唐和統一全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士貴降唐後，逐步成為秦王李世民的麾下。他曾隨李世民平定過薛舉，又隨李世民打敗了劉武周，還曾隨李世民東進中原，消滅竇建德、王世充的勢力，後又參加了李世民進擊劉黑闥的戰爭。到貞觀年間（627-649），還曾對薛延陀作戰，也曾率師進軍遼東。這正是他“累有戰功”的具體內容。由於他作戰能力，戰功卓著，所以唐太宗讚揚他說：“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嚐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

　　唐太宗賞識張士貴還因為他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得了太子的地位，進而做了皇帝。正因為如此，貞觀元年（527），唐太宗就“詔公（張士貴）於玄武門長上統率屯兵，俄轉右屯衛將軍，還委北軍之任”。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李世民就是在這裏殺害了建成、元吉，奪取了太子地位的。張士貴奉命屯兵玄武門，負責北軍的重任，可見他已成為李世民的心腹了。因此，他享得了死後陪葬昭陵的殊榮。

　　這樣一個相當重要的唐初人物，關於他去世的時間、地點和年齡問題，兩《唐書》的《張士貴傳》僅記“顯慶初卒”四字。由於文獻記載簡略，所以，《辭典》的《張士貴》一條，作者也照搬“顯慶初卒”四字說明這一問題。其實，這一問題顯而易見。《張士貴墓誌銘》載：顯慶二年（657），“六月三日終於河南縣之顯義裏第，春秋七十有二”。由此可以推知張士貴的生卒年代是開皇六年（586）至顯慶二年（657）。《辭典》對此應當有所補充。

　　李神通

　　李神通是李淵的從弟。李淵於太原起兵後，他於縣（今陝西戶縣）起兵響應李淵。李淵進軍關中後，他率部加入了李淵的隊伍。唐朝建立後，他奉命東進，成為唐軍進入中原的先遣隊。

　　武德二年（619）正月，他率部進攻盤踞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敗退聊城（今山東聊城東北），李神通雖然緊追而至，由於錯失戰機，未能取得勝利。後與竇建德作戰失利被俘。竇建德被唐軍徹底打敗後，李神通乘機發展勢力，占領30餘州，原來竇建德的地盤全為其所有。竇建德的餘部劉黑闥又起兵反唐後，李神通又會合關中新到河北的部分兵力以及河北一帶的大部唐軍力量，共5萬餘人，與劉黑闥大戰於饒陽（今河北饒陽）城南。因風雪交加，風向不利於唐軍，結果，李神通部又損失慘重。

　　總的看來，李神通進兵山東雖無太大戰功可言，但他對唐統一全國還是有重要貢獻的。當他舉兵東進時，李淵正以主要精力解決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的問題。李世民統帥的主力大軍，先在西北，後到河東，繼又到洛陽，都在主要戰場上。而李神通所部，數量有限，又缺乏能征善戰的軍事人才。所部最多時有5萬餘人，又多是從原來竇建德地盤上臨時湊合起來的，戰鬥力不強。所以，僅從戰爭勝負衡量李神通有無貢獻是不公正的。

　　武德元年（618），李淵命他東進時，任命他為山東道安撫使。其任務是“安撫”，但還能打敗宇文化及，宣揚了唐的國威，已是難能可貴了。同時，他又在原來李密的勢力範圍內，王世充與竇建德兩大勢力之間，積極發展力量，擴大唐的影響，使一些有用的人才對唐向往，如封德彝、宇文士及等人降唐，為唐統一全國創造有利條件。這就是李神通力所能及的貢獻，要求他像李世民、李靖那樣，戰勝強敵，統一廣大地區，是脫離實際的。

　　關於李神通的事跡，兩《唐書》的《淮安王神通傳》和《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多有敘述，但也有缺遺。例如，《淮安靖王李壽墓誌》載：“王諱壽，字神通，隴西狄道人。”各種文獻都未記載其名曰壽，也未說明神通是其字。所以，《辭典》中也沒有其名和字的區別。

　　關於李神通的卒年，《新唐書·淮安王神通傳》未載具體時間，《舊唐書·淮安王神通傳》載：貞觀四年薨，“太宗為之廢朝，贈司空，諡曰靖”。據此而來的《辭典》，把李神通的生卒年代具體為（？-631）。公元631年是貞觀五年。史書明確記載李神通是貞觀四年薨，《辭典》這一詞條為什麽又改為貞觀五年呢？當然，貞觀四年十二月和公元631年元月有部分日期重疊。如果李神通死於貞觀四年十二月，《辭典》改為公元631年也不算錯。但根據實際情況，撰寫李神通詞條者根本不可能知道李神通死於貞觀四年的哪一個月。因為隻有《淮安靖王李壽墓誌》才有這方麵的記載。其具體內容是：李壽於“貞觀四年十二月，寢疾薨於京城延福裏第，春秋五十有四”。按照他享年54歲推知，他應生於北周建德六年（577）。由此看來，李壽的生卒年代應當是北周建德六年（577）至唐貞觀四年（630）。如果因為貞觀四年十二月和公元631年元月重疊，把李壽卒年定為公元631年，那麽李壽就不是享年54歲，而是享年55歲了。

　　總而言之，《辭典》把李壽的卒年定為公元631年不妥；因對其生年不詳而用代替，應當補充。

　　程知節

　　程知節原名程咬金，兩《唐書》均有其傳。近讀《程知節墓誌銘》，始發現兩《唐書·程知節傳》所載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程知節的家世，程知節和唐太宗的關係，程知節的生卒年代等，《程知節墓誌銘》都對有關文獻有所補充。

　　程知節是濟州東阿（今山東東阿西南）人，隋朝末年，他於當地聚眾起義。後來，加入瓦崗軍。瓦崗軍失敗，又投靠洛陽的隋軍將領王世充。由於王世充缺乏遠見，他在戰場上轉投唐軍。程知節投唐後，很快受到李世民的重視。他先後隨李世民平定過劉武周，大敗宋金剛，又隨李世民東進中原，打敗竇建德、王世充。更重要的是他參加了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了太子的地位，進而做了皇帝。由此可見，程知節投唐後，逐步成為李世民的心腹幹將。太宗死後，他又幫助高宗順利即位。所以，他又是高宗非常信任的人物。

　　這樣一個頗受兩代皇帝賞識的將軍，其生卒年代是應該弄清楚的。但有關文獻卻沒有明確記載。《舊唐書·程知節傳》隻記載他於麟德二年（665）卒，未記其生年，當然難知其終年幾何了。《辭典》的《程知節》詞條記其生卒年代是（？-655），不知根據何在？公元655年是永徽六年。這一年，程知節肯定健在。因為第二年也就是顯慶元年（656）八月，“蔥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處月二部戰於榆慕穀，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程知節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這些事實說明，程知節是不可能於永徽六年（655）死去的。

　　《程知節墓誌銘》載：程知節“以麟德二年二月七日，遘疾薨於懷德裏第，春秋七十有七”。這和《舊唐書·程知節傳》所載其卒年一致。可見文獻記載正確而不具體，《墓誌銘》的證史補遺作用顯而易見。既然知其終年的時間和年齡，推知生年應該是隋文帝開皇九年（589）。這就是說，程知節的生卒年代應是隋文帝開皇九年（589）至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辭典》的這一詞條應當補充和修改。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人，龍朔三年（663）降唐，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儀鳳三年（678），參加對吐蕃的戰爭。因其戰功卓著，高宗提拔其為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5000兩、絹500匹，仍充河源軍副使。再次又破吐蕃後，為解決軍糧問題，開營田500餘頃，歲收百餘萬石。

　　這位將軍，不僅屢建戰功，而且頗受士兵擁戴。由於他“所乘馬為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黑齒常之立即製止道：“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他赦免了損馬的士兵。同時，“前後所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

　　黑齒常之不僅在軍事方麵對唐有重要貢獻，而且在士卒之中也有良好的聲譽，最後又終於唐。真可謂盡力為唐，死而後已。正因為如此，兩《唐書》均為其立傳，對其重要事跡都有記載。但對其終年的時間和年齡，都不夠明確，隻是簡略地說，因受周興誣陷，強加其罪名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而被下獄，遂自縊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種文獻記載道：武則天永昌元年（689），“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征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據此，《辭典》的這一詞條，把黑齒常之的生卒年代定為（？-689）。公元689年正是永昌元年。這固然不錯，但因缺少其卒年歲數，故而又難確知其生年。隨著《黑齒常之墓誌銘》的公之於世，這一問題迎刃而解了。《黑齒常之墓誌銘》載，黑齒常之終年“春秋六十”。這樣一來，他的生年就應當是貞觀四年（630）。總而言之，黑齒常之的生卒年代是貞觀四年（630）至永昌元年（689）。不言而喻，《辭典》是應當補充其生年的。

　　薛元超

　　薛元超是唐初文學館學士薛收之子。《薛元超墓誌銘》載，薛元超名震，字元超。《薛振行狀》又說薛元超名振，字元超。《墓誌銘》的作者崔融，《行狀》的作者楊炯，都是高宗、武則天時的朝廷官員。他們既和薛元超是同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薛元超的名和字，可見，薛震或薛振都為薛元超所接受。

　　薛元超在太宗時開始顯露頭角，高宗時得到重用。他先後被任命為太子舍人、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他敢於“抗疏言社稷安危，君臣得失”。所以，頗得高宗賞識。高宗對他賜坐道：“得卿疏，若處暗室睹三光，覽明鏡見萬象，能長如此，台鉉而誰。”由此可見，薛元超在政治上確對高宗有很大幫助。高宗視其為時刻不可離開的人物。所以，他不久又升為中書侍郎，進而又為宰相。

　　薛元超還參加過修撰《晉書》，也曾與於誌寧、許敬宗等人共同潤色玄奘所譯之經，是個學識淵博的人。

　　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薛元超因病辭職。實際上是他和專權的武則天政見不合，所以他“因陽喑，乞骸骨”。“陽喑”就是偽裝不能說話。這和《薛元超墓誌銘》所載“忽風疾不言”是同樣的意見。可見他是不願與武則天合作。政治上的失意，促使他在高宗去世後不到一年，也與世長辭了。

　　關於薛元超的生卒年代，《舊唐書·薛元超傳》載，弘道元年（683），“其年冬卒，年六十二”。據此，《辭典》中確定其生卒年代為（622或624-683）。這是不夠準確的。

　　《薛振行狀》載，他於“光宅元年季冬旁死魄薨於洛陽豐財裏之私第”。《薛元超墓誌銘》記載得更為具體：“以光宅元年十一月二日薨於洛陽之豐財裏，春秋六十有二。”不難看出，薛元超的終年是光宅元年（684）。另一文獻也載：弘道元年（683）七月，“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乞骸骨，許之”。這裏隻言其病，未言其死。可見說他這年冬卒不確。再者，《墓誌銘》必然較《舊唐書》等文獻更為可信。因為據其《墓誌銘》載，他於光宅元年十一月死於洛陽，垂拱元年四月陪葬乾陵。從死到葬相距五個月，《墓誌銘》是隨葬物。《墓誌銘》的內容必然為當時人所見，他的卒年時間、地點、年齡，必然為當時的親友所知，不可能發生錯誤。可見《墓誌銘》的這些內容是可信的。況且，還可從《薛振行狀》與《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得到互證呢！

　　既然其卒年是光宅元年（684），享年62歲，可推知其生年為武德六年（623）。《辭典》的有關內容是應當更正的。

　　泉男生

　　泉男生，高麗人，其父泉蓋蘇文。貞觀十六年（642），泉蓋蘇文盡殺政敵，自任莫離支。莫離支相當於唐的兵部尚書兼中書令，權力很大，專政國事。乾封元年（666），泉蓋蘇文死，泉男生繼為莫離支。泉男生與其弟泉男建、泉男產不睦，互相攻擊。結果泉男生為其弟所驅逐而投唐，高宗命其為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乾封二年（667）二月，李奉命進攻高麗，高麗王高藏及泉男產投降，泉男建閉門固守。總章元年（668）九月，李攻陷平壤，泉男生因充當向導有功，授以右衛大將軍，進封汴國公，食邑三千戶，特進勳官如故，並檢校右羽林軍。這樣一位在唐代發揮重要作用的人，兩《唐書·高麗傳》中都有涉及，但對其生卒年代都缺少具體記載。隻有《舊唐書·高麗傳》載：“男生以儀鳳初卒於長安，贈並州大都督。”《辭典》則僅說其：“卒年四十六。”這些內容，都不能說明其生於何時，終於哪年。

　　近讀《泉男生墓誌銘》，這一問題可以做出答案了。據《墓誌銘》載，泉男生於儀鳳二年（677）“奉敕存撫遼東，改置州縣。……以儀鳳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遘疾薨於安東府之官舍，春秋有六”。又載：“以調露元年（679）（當年六月將儀鳳四年改為調露元年）十二月廿六日壬申，窆於洛陽邙山之原，禮也。”

　　《墓誌銘》的記載是可信的。其一，《墓誌銘》是墓主死後不久刻製的，不會弄錯；其二，儀鳳二年到遼東，未再他去，儀鳳四年死於安東府合乎情理；其三，《舊唐書·高麗傳》說他於儀鳳初卒於長安不可相信，因為儀鳳初當是儀鳳元年或二年，既然儀鳳二年到了遼東，怎麽會在儀鳳初死於長安呢！其四，年初死於安東府，年末葬於洛陽，符合事實。洛陽是東都，洛陽邙山之原是當時許多政府官員安葬之地，把他葬於此處，實際上是給他榮譽。如果他死於長安，長安是首都，從首都移葬洛陽還有什麽意義呢！因此，可以肯定，泉男生於儀鳳四年（679）死於安東府。

　　既然他死於儀鳳四年（679），享年46歲，可推知其生於貞觀八年（634）。由此看來，《辭典》不明確其生卒年代，隻說其卒年46歲，是應當補充的。

　　韋仁約

　　韋仁約，字思謙，因武則天父名武士，約與的音類同，故而時人多諱其名而稱其字。他是鄭州陽武（今河南原陽）人，勤奮好學，通過進士考試走上仕途，初為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縣尉，繼為監察禦史。他為官清正，不畏權貴。永徽年間，顧命大臣褚遂良因賤買中書譯語人地受到他的劾奏，結果，褚遂良被降為同州刺史。後來，褚遂良又為宰相，他遭到報複，但他毫不畏懼地說：“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高宗對他為人正直，忠勤其職，非常滿意。不久，他又遷禦史大夫。武則天執政時，他又升為宰相。在其晚年，威望很高，他兩次要求退休，才被武則天允可。所以，《韋仁約墓誌銘》對其評價道：“府君（韋仁約）自少及長，每以貞正自居，非法不言，非禮勿動。造次顛沛，容止不虧，懍懍然有不可犯之色。”又說：他“見善者必欲朝暮達之，見惡者不能晷刻容之。至於麵折庭爭，論到臧否，雖雷霆奮發，而詞色不撓”。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嚴格遵守封建製度，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嚴於律己的廉史。

　　至於韋仁約的生卒年代，《舊唐書·韋思謙傳》載：“永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永昌元年即公元689年。因此，《辭典》就把其生卒年代定為（？-689）。顯然，這是沒有利用其《墓誌銘》的結果。

　　《韋仁約墓誌銘》：韋仁約“以永昌元年九月廿八日遘疾彌留，薨於神都承義裏第，春秋七十有九”。《舊唐書·韋思謙傳》與《墓誌銘》都記載韋仁約死於永昌元年九月，必然無疑。《墓誌銘》優於文獻資料的是多了他死的日期、地點和終年的歲數。由此可以推知，他的生年當是隋煬帝大業七年（611）。《辭典》缺其生年是應當補充的。

　　韋承慶

　　韋承慶，字延休，韋仁約子。他才能出眾，頗有文字功夫，他撰寫文章迅速而有文采。他初為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又先後為太子司議郎、烏程（今浙江湖州）縣令、鳳閣舍人、沂州（今山東臨沂）刺史、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虢州（今河南靈寶）刺史，最後為宰相，兼修國史。

　　武則天退位，中宗複立後，因韋承慶和張易之、張昌宗有關，曾被下獄，後又遭貶。正當韋承慶待罪聽候處理時，中宗欲草赦書，“眾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鹹歎服之”。後來，又參加修撰《則天實錄》及《則天皇後紀聖文》，受到中宗的稱讚和獎勵。由此可見，他是封建文人中的佼佼者。

　　關於韋承慶的生卒年代，兩《唐書·韋思謙傳》所附的《韋承慶傳》中都未談到；故而《辭典》的《韋承慶》詞條也不曾涉及。看來，僅依文獻資料是不能解決這一問題的。

　　《韋承慶墓誌銘》載：“粵以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寢疾薨於京師萬年縣大寧裏第，春秋六十有七。”神龍元年即公元705年。既知其享年67歲，可推知其生年當是貞觀十三年（639）。《墓誌銘》補文獻之遺缺顯而易見。《辭典》增加這些內容，也就更顯得其權威作用了。

　　武懿宗

　　武懿宗是武則天伯父武士逸之孫。天授元年（690），武則天封其為河內郡王，食邑五千戶，複為左右金吾大將軍。曆任魏（今河北大名北）、汴（今河南開封）、同（今陝西大荔）、許（今河南許昌）四州刺史。萬歲通天年中（696），契丹將領孫萬榮部進攻河北，武則天命武懿宗為大總管反擊孫萬榮。其部下建議利用有利條件，退敵立功。武懿宗畏敵不前，坐失良機。結果契丹屠趙州（今河北趙縣）而去，眾人嗤武懿宗怯懦無能。

　　武懿宗也是酷吏之類人物，凡被契丹脅迫而去能夠回來者，他都視為投敵，施以慘無人道的酷刑，百姓痛苦萬分，他言笑自若。他還製造冤獄，“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後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興）、來（俊臣）之亞。”

　　中宗恢複帝位後，武懿宗的地位當然降低，但他仍被封為耿國公，最後死在懷州刺史任上。至於他死的具體時間、地點和年齡，兩《唐書》的《武懿宗傳》均未提及，故而《辭典》對這一問題也避而不談。

　　《武懿宗墓誌銘》載：武懿宗於“神龍二年六月十八日，遘疾薨長安之延壽裏第，享年六十六”。神龍二年即公元706年，由此可以推知，他生於貞觀十五年（641）。《辭典》增加這些內容，就可以對武懿宗有更全麵的認識了。

　　高力士

　　高力士本名馮元一，潘州（今廣東茂名北）人。聖曆元年（698），嶺南討擊使李千裏將其進入宮中。因受宦官高延福收為養子，又因他射箭百發皆中，有力士之稱，故而就改名高力士了。

　　高力士入宮後，初受武則天的喜愛，後得玄宗的賞識。武則天退位後，韋後毒死中宗，想走武則天的老路，自稱皇帝。李隆基聯合太平公主（武則天女）殺韋後，使睿宗再次為帝。睿宗讓位於隆基，隆基即位，就是玄宗。《高力士神道碑》載：“玄宗赫然提劍而起，公（高力士）實勇進”，實際就是說，高力士幫助玄宗在這次政治事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高力士雖然顯赫一時，令人矚目，“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但他“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可見，他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宦官的角色，不像李輔國以後的宦官那樣，架空皇帝，專權跋扈，甚至廢立皇帝。反之，他極力維護玄宗的權力和地位。

　　由於玄宗的信任，高力士的官銜日益增多，《高力士墓誌銘》載，他“特加朝散大夫、內給事、充內弓箭庫使。尋遷內常侍、兼三宮使，又加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又“累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大將軍，特拜內侍監。內侍有監自公始也”。顯而易見，高力士又破例被加上了前所未有的內侍監官銜。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力士受李輔國排斥被貶巫州（今湖南黔陽西南），在途中遇見史學家柳芳。他為柳芳修史提供了很多一般人難知的宮中史料，為柳芳修撰《唐曆》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於高力士的生卒年代，文獻記載與《高力士墓誌銘》的有關內容有顯著的不同。

　　據《高力士外傳》載：寶應元年（762）四月，玄宗、肅宗先後去世，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還京。七月，高力士“發巫山（應為巫州）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新唐書·高力士傳》也有類似的內容，同樣的結論，都是高力士終年79歲。

　　《辭典》所定的高力士生卒年代是公元684至762年。實際上這也是按高力士終年79歲推算而來。總而言之，古今史書都認為高力士79歲而終。

　　《高力士墓誌銘》：“寶應元年，有製追赴上都。中路聞天崩地坼，二聖下席。長號泣血，勺飲不入口。惜攀髯而無及，俄易簀而長辭。其八月八日，終於朗州龍興寺，享年七十三。”顯而易見，高力士終年是73歲。

　　高力士究竟是終年79歲還是73歲呢？必然有是非之分。他如果是終年79歲，應當生於嗣聖元年（684）；他如果終年73歲，應當生於天授元年（690）。高力士入宮的時間，《舊唐書·高力士傳》認為是聖曆元年（698），《新唐書·高力士傳》認為是聖曆初。聖曆的年號隻用了二年，所以，聖曆元年和聖曆初是一致的。這時高力士多大年齡呢？

　　《高力士神道碑》：“年在童齔，入侍玉階。”《高力士墓誌銘》：“年未十歲，入於宮闈。”“童齔”應該是童年換牙時，一般是七八歲；“年未十歲”，當是接近十歲。看來，兩種記載基本一致。這樣一來，按照他入宮的年齡和時間，他終年必然是73歲。因為他生於天授元年（690），到聖曆元年（698）正好8歲。說他“年在童齔”或“年未十歲”都是合適的。

　　如果他終年是79歲，生年是嗣聖元年（684），到聖曆元年（698）他入宮時，當是15歲，顯然和“年在童齔”或“年未十歲”差距甚大，是不可能的。再者，高力士是寶應二年（763）十月安葬的，距他死時僅差8個月。《墓誌銘》是安葬時放入墓中的，放入墓中前肯定有知情者過目。既然有當時的知情者撰寫過目，像墓主的年齡這樣具體的數字是不會有錯的。

　　綜上所述，高力士的生卒年代應當是天授元年（690）到寶應元年（762），享年73歲。

　　張守

　　張守，陝州河北（今山西平陸西南）人。初從郭虔瑾鎮守北庭（今新疆奇台），多立戰功。不久，轉為幽州良杜府果毅，很受幽州刺史盧齊卿的賞識，常與之共榻而坐。很快又成為左金吾員外將軍，任建康軍使。

　　開元十五年（727）吐蕃進攻瓜州（今甘肅安西東南），張守奉命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他修築州城，加強防守，致使吐蕃不敢攻城而退。張守因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為瓜州都督府都督。第二年，遷鄯州都督，充隴右節度使。

　　開元二十一年（733），轉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由於契丹連年製造邊患，原任幽州長史不能抵禦，張守到任後，主動出擊，每戰皆捷。最後，取得很大勝利。開元二十三年（735），又為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禦史大夫。玄宗還命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

　　後來，張守部下對敵作戰先勝後敗，張守隱瞞敗情而妄報取勝之功，待事實真相暴露後，“守以舊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此事發生在開元二十七年（739），《新唐書·張守傳》記載此事也基本如此，但沒有說明事發何時。根據這些記載，《辭典》把他的生卒年代定為（？-739）。這樣一來，張守肯定是死於開元二十七年（739）了。

　　近讀《張守墓誌銘》，發現張守死的時間是：“以（開元）廿八年五月六日，遘疾薨於廨舍，春秋五十有七。”看來，這種記載是確切的。因為《舊唐書·張守傳》的記載是“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當然這就是說到任不久就病死了；相反也可以理解為不是到任後立即死去的意思。既然如此，張守於開元二十七年被貶為括州刺史，二十八年死去，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況且，《張守墓誌銘》就是這樣記載的：“廿七年……公時坐鎮，不自董戎，而部將驕愎，遂違節製。天子永惟春秋責帥之義，乃貶公為括州刺史。”緊接著就是他於廿八年五月六日死了。

　　張守終年57歲，可以推知他生於嗣聖元年（684）。總而言之，張守的生卒年代是嗣聖元年（684）至開元廿八年（740）。《辭典》的有關內容應當修改。

　　白敏中

　　白敏中，字用晦，兩《唐書》均有其傳，都認為他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族弟。但《辭典》卻認為他是“白居易族叔”，不知寫這詞條的根據何在。另外，當唐武宗欲以白居易為相時，李德裕反對道：“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毋庸置疑，白敏中是白居易的族弟。

　　關於白敏中的籍貫，《辭典》認為他是“唐華州下（今陝西渭南東北）人”，這與《舊唐書·白居易傳》認為他是“太原人”截然不同。但是，二者並不矛盾，《新唐書·白居易傳》基本上說清了這個問題：“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於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由此可見，白居易家族是由太原遷往下的。

　　白敏中在唐穆宗時登進士第，到武宗時得到重用，曆任殿中侍禦史、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學士承旨直至宰相。後來，更為宣宗所器重。唐懿宗時死於鳳翔節度使任上。

　　關於他的生卒年代，各種史籍記載不一。《舊唐書·白敏中傳》記他死於鹹通三年（862），《新唐書·白敏中傳》記他死於鹹通二年（861），至於享年若幹，生於何時，均不見記載。於是《辭典》就不肯定地認為他的生卒年代是（？-約863）。

　　近讀《白敏中墓誌銘》，這問題得到了具體答案。白敏中“以鹹通二年七月十五日，薨於鳳翔府公館，享年七十”。應當肯定，這一記載是確切的。鹹通元年（860）二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四月，“白敏中三表辭讓，上不許”。右補闕王譜建議道：“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他相坐語，未嚐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嚐暇與講論乎！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不難看出，白敏中於正月患病，二月墜陛傷腰，於是，接二連三地五次上表辭位，都未得到允可。到了鹹通二年（861）二月，他又被任命為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白敏中墓誌銘》載，他到鳳翔，“未數月，以疾乞骸骨”。在這種情況下，白敏中於七月死於鳳翔公館，顯然是事實發展的必然結果。既然鹹通二年（861）他是70歲，無疑，他應是生於貞元八年（792）。這樣一來，白敏中的生卒年代是貞元八年（792）至鹹通二年（861）也就毋庸置疑了。

　　綜前所述，本文對唐代的12個人物之生卒年代進行了論述，用意是補充或糾正《辭典》中對這些人物的生卒年代所缺載或誤載之不足。《中國曆史大辭典》是權威性的工具書，很受人們重視。當然，學術工作者也對它要求很高。但是，撰寫這些人物詞條的學者，都主要根據文獻資料而成，沒有參考與這些人物直接有關的文物資料如《墓誌銘》等。不可否認，參考文獻資料有不少客觀條件的限製，這可能是沒有利用文獻資料的重要原因。因此，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史學工作者進一步重視文物資料，克服各種困難，充分利用文物資料，對文獻資料的缺載或誤載進行補缺或正誤，從而提高史學研究的質量。反之，文物工作者進一步重視文獻資料的作用，充分利用曆史文獻去研究文物的曆史背景和文物所反映的社會內容。這樣一來，二者就很好地結合起來了。但願本文能發揮這樣一點作用。

　　（原載《周秦漢唐文化研究》〔2〕，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