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6章 從範祖禹對玄武門之變的評論看《唐鑒》與《通鑒》的異同

　　範祖禹，北宋成都華陽（四川華陽）人，生於仁宗慶曆元年（1041），卒於哲宗元符元年（1098），享年57歲。他對唐史很有研究，司馬光撰《通鑒》，唐代部分由他助修。他與司馬光合作得很好，所以，《通鑒》成為史學名著包含著他的辛勤勞動。他在助修《通鑒》之餘，又編撰了《唐鑒》。

　　《唐鑒》不像《通鑒》那樣，詳細記載曆史事實。該書所記曆史事實非常簡單，而且與《通鑒》基本一致。該書的突出特點，是對唐代的曆史事件或人物進行評論。從其評論中看出，範祖禹與司馬光有很多不同的觀點，範祖禹對玄武門之變的評論，就明顯地體現著他與司馬光的觀點有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集中表現為範祖禹尖銳地批評唐太宗，司馬光則為唐太宗辯護。

　　範祖禹和其他許多封建史學家一樣，對唐太宗也曾有過多方麵的讚揚。他稱讚唐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並且還說：“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曆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曆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視唐太宗為罕見的“賢君”，當然是很高的評價。不過，範祖禹又和許多封建史家不同，他不是一味歌功頌德，而是在讚頌的同時，也有尖銳的批評。他對玄武門之變的評論，就是他批評唐太宗的重要內容。

　　對唐太宗的尖銳批評

　　《唐鑒》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非常簡單，連計時的年、月在內，也不過48個字。其內容是“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這種記載本身，就是對唐太宗殺兄奪取太子地位的無情揭露，因為“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殺太子，當然就是犯上。範祖禹正是按照這種道理，極力反對為唐太宗辯護，直截了當地對唐太宗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範祖禹說：“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這段話的要點有二：其一，是唐太宗不該殺兄奪取太子地位；其二，不應該因為唐太宗有功而為其辯護。

　　在封建社會裏，統治階級竭力提倡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這種封建秩序的核心，是維護君的地位。因為“君之於臣，猶父子也”，尊卑、長幼是君臣、父子關係的延續，既然君臣與父子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太子又是“君之貳”，無疑唐太宗殺兄奪取太子地位是“無君父也”。也可以說，忠和孝是一個問題的兩種表現。其次，按照儒家思想，孝和悌也是緊密相關、不可分割的。孔子的學生有若說過：“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為人孝悌就不會犯上作亂，當然可以說提倡孝悌就是維護封建秩序。為了指出唐太宗殺兄犯上的錯誤，範祖禹說：“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顯而易見，在範祖禹看來，李世民殺李建成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範祖禹反對為唐太宗辯護，也是有其針對性的。《舊唐書》卷六十四《隱太子建成傳》：“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新唐書》的記載與此大體類同。範祖禹認為“立子以長不以功”，正是對唐高祖違背嫡長子繼承製的批評，也是對《舊唐書》的批評。

　　範祖禹對把唐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做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也進行了批評。他說：“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

　　把唐太宗比做周公，把建成、元吉比做管、蔡，是唐太宗自己首先提出來的。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是違背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道的。當時，懾於唐太宗的權威，參與者嚴為其保密，不敢有任何點滴泄漏，但史官怎樣記載此事，卻關係到後人如何認識此事的問題。因此，唐太宗非常關心《國史》、《實錄》中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貞觀九年（635）五月李淵死，十月，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了解《起居注》中有關自己的內容。以後，又多次提出要看《國史》、《實錄》，屢被勸阻。貞觀十四年（640），又向房玄齡提出這個要求，並於最後命令“撰錄進來”，於是，他終於親自看到了史官們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載。

　　唐太宗看到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是“語多微文”，於是他告訴房玄齡：“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受其重用的房玄齡當然照辦。這樣一來，範祖禹批評的鋒芒所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範祖禹認為，唐太宗自比周公，視建成、元吉為管、蔡，這是掩飾自己的罪過。因為，“管、蔡啟商以叛周”，離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所以，“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這就是說，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是為天下，唐太宗殺建成、元吉是為自己，唐太宗是不能和周公相提並論的。由此可見，範祖禹對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是持否定態度的。

　　對另一種為唐太宗辯護的意見，範祖禹也極不讚成。他說：“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悌），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有人認為：“建成殘忍，豈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跡，若非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篡嗣？或堅持小節，必虧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煬帝，亦不及矣。”如果李建成做皇帝還不如秦二世、隋煬帝，邏輯的結論，必然是唐太宗“逆取順守，積德累功”，才使唐朝存在了300年之久。範祖禹的批評，正是針對這種觀點的。他認為“為子不孝，為弟不悌”，就是“悖天理，滅人倫”，也就是“不義”，不義之人“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既然如此，《唐鑒》所記“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就是有意使“太宗之罪著矣”。總而言之，範祖禹不允許以任何理由為唐太宗辯護。

　　範祖禹不僅對玄武門之變本身持否定態度，而且對與此有關的人和事，也有明確的評述，在評述中也嚴厲地批評了唐太宗。

　　在玄武門之變以前，魏徵曾勸建成早除秦王，以免後患；建成被殺以後，魏徵又被唐太宗重用。對此，範祖禹尖銳地批評了魏徵。他說：“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徵）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麵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F，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在範祖禹看來，王、魏不應該先事建成，後事太宗，應該與建成共生死，同患難。雖然這是指責王、魏，但也是批評唐太宗，因為唐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事太宗就是以仇人為君。顯然其中有為建成鳴不平而指責太宗之意。

　　當唐太宗急於想了解《起居注》、《國史》、《實錄》等史書怎樣記載玄武門之變的時候，他先後向褚遂良、房玄齡提出要親自審閱有關史書的要求。對此，範祖禹也給予批評。他說：“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眾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既然“善行”靠“自修”，不必“畏乎史官之記”，唐太宗要看《國史》、《實錄》當然無理。他還進一步指出，唐太宗要看《國史》、《實錄》必然引起嚴重後果。因為“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信也！”人君觀史可以引起修史者難以“直筆”，以致史書的內容失真，不能使其起到“奸臣賊子懼”的作用。這樣一來，唐太宗不僅是文過飾非者，而且也是曆史的罪人。

　　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納元吉妃楊氏為妃，長孫皇後死，唐太宗又欲立楊氏為後，因魏徵勸阻未成。對此，範祖禹深惡痛絕，他痛斥“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複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為後，何以視（見）天下之人乎”！實際上這就是說，唐太宗罪上加罪，不能容忍。

　　不難看出，範祖禹對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的批評，是毫不留情，也是不放鬆任何機會的。

　　《通鑒》與《唐鑒》的不同

　　範祖禹是參加編撰《通鑒》的成員之一，主要負責《唐紀》部分。應該說，司馬光定稿後的《通鑒》，包括了範祖禹所撰《唐紀》的內容。那麽，範祖禹為什麽又在《通鑒》之外另撰《唐鑒》呢？這需要根據兩書的內容進行分析。

　　清人王鳴盛說：“司馬光修《通鑒》……唐屬範祖禹……而祖禹別自作《唐鑒》，采唐事可為法戒者作論，凡三百六篇……此書純是議論，於考證無益，議論佳者，已俱采入《通鑒》。”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唐鑒》不像《通鑒》那樣，主要是詳細的記載曆史事實，而主要是發議論。既然“議論佳者，已俱采入《通鑒》”，無疑也可以說，未被采入《通鑒》者就是司馬光所謂的不佳者，或者是他不同意的地方。這樣一來，我們閱讀《通鑒》和《唐鑒》，就很自然地要注意司馬光與範祖禹的不同觀點了。筆者就是以此為出發點，來探討範祖禹對玄武門之變的評論的。

　　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評論，司馬光與範祖禹有哪些不同觀點呢？最基本的不同之點，就是範祖禹一針見血地指出玄武門之變是唐太宗的罪過，而司馬光則是千方百計地為唐太宗辯護，而且還對其同情、惋惜。

　　司馬光雖然承認“立嫡以長，禮之正也”。但他又認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如果說太宗有功，就可以和建成爭奪太子地位，那麽，和範祖禹堅持的“立子以長不以功”就水火不容了。顯然，司馬光有意為唐太宗辯護。

　　事實證明，司馬光也確實是為唐太宗辯護的。他在談到玄武門之變爆發的原因時說：“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己，猶為愈也。”在司馬光看來，玄武門之變的悲劇，李淵、李建成、李世民人人有責。範祖禹則截然不同，他直截了當地指責李世民殺其兄“是無君父”，反之，對李淵、李建成沒有任何批評。如果說範祖禹也曾有過“高祖不明”的說法，也不能和司馬光同日而語。

　　武德七年（624），慶州都督楊文幹舉兵造反。楊文幹造反的原因，是李建成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和楊文幹暗中有所勾結，後因被人揭發，李淵怒斥建成，楊文幹懼罪而舉兵造反。對於這一事件，範祖禹曾批評過李淵、李建成。他說：“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此高祖不明之過也。”在這個問題上，範祖禹雖然批評了李淵、李建成，但他和司馬光的批評有截然不同的內容。他批評李建成勾結楊文幹是“危君父，此天下之大惡”，批評李淵是不因李建成“危君父”而“以公義廢之”。這與司馬光說的李淵沒有“文王之明”（像周文王那樣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李建成缺乏“泰伯之賢”（像古公G父長子太伯那樣知父欲立少子季曆而奔吳），顯然不能相提並論，“危君父”，是以下犯上，違背君臣、父子之道。“文王之明”，“泰伯之賢”，是曆史上罕見的事例，這是選能讓賢，屬於道德範疇。犯上作亂和缺乏高尚的道德，當然不是一個問題，前者是違背封建製度，後者是沒有模範地為人。由此可見，在司馬光看來，玄武門之變是由於李淵、李建成、李世民都沒有模範地為人所致，而範祖禹則認為是唐太宗一人的罪過。不言而喻，司馬光即使批評唐太宗沒有“子臧之節”，也不過是和建成沒有讓賢一樣，是個道德問題。把犯上作亂的罪過解釋為道德不夠高尚，顯然是為唐太宗辯護。

　　司馬光的辯護，是逐步深入的。他認為，唐太宗如果不先下手，俟李建成“先發，然後應之”，自己就無責任，“猶為愈也”。封建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對臣下有生殺予奪之權，既然“太子君之貳”，即使李建成“先發”，李世民“然後應之”，也不能說沒有責任。因此，範祖禹根本不談這些問題，而是明確指出，藩王殺太子是“無君父”，“為弟不悌”是“悖天理，滅人倫”。顯而易見，在這個問題上，司馬光是不會把範祖禹的觀點納入《通鑒》的。

　　關於王、魏徵在李建成被殺以後又事太宗的問題，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國史》、《實錄》的問題，以及玄武門之變以後太宗納元吉妃楊氏的問題等，範祖禹雖然都有尖銳的批評，但司馬光卻均未“采入《通鑒》”，可見，範祖禹對唐太宗的批評，司馬光並不認為是“佳者”。關於這三件事的敘述，其中兩件，《通鑒》與《唐鑒》都完全相同，可見司馬光是照錄了範祖禹的初稿。另一件，也就是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國史》、《實錄》的問題，司馬光雖然基本上照錄了範祖禹的初稿，但在要害的地方，卻有字句的修改。例如，關於唐太宗看高祖與他本人的《實錄》事，範祖禹的記載是“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而司馬光則改為：“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數字之差，可以看出二人的觀點頗有分歧。範祖禹是一針見血地寫出“殺建成、元吉等”，而司馬光則用“六月四日事”掩蓋了殺建成、元吉這一具體內容。顯然這是“為尊者諱”。這種“諱”，是司馬光為唐太宗辯護的另一手法。

　　根據以上內容，司馬光和範祖禹在對唐史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上，是有很大分歧的。研究這些分歧，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更具體地理解唐史的有關內容，甚至從中受到啟發，更加深入地考慮有關問題。從史學史的角度說，具體地理解史學家的曆史觀，是必不可少的內容。

　　殊途同歸

　　範祖禹與司馬光在編撰《通鑒》過程中，合作得很好，《通鑒》被稱為史學名著，與他們能夠很好地合作密切相關。但他們為什麽又在唐史的某些問題上，特別是在玄武門之變的問題上有不同的觀點呢？這些觀點上的分歧，又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呢？

　　首先，應該明確，司馬光主編《通鑒》和範祖禹撰《唐鑒》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馬光認為，“治亂之原，古今同體。”為了使宋朝皇帝能夠在不長的時間裏，周覽史書，總結曆史經驗，取得借鑒，所以，他“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以供皇帝閱讀。範祖禹認為：“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所謂“以古驗今，以前示後”，也就是“觀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既然如此，從唐史中為宋朝統治者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就非常必要。因為，唐對宋來說，“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而易見。”正是這種原因，他“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摭其行事，緝成一書”，成為《唐鑒》。不難看出，二人編撰史書的目的，都是為宋朝皇帝從曆史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尋找借鑒。如果加以區別，則司馬光是根據通史實現其願望，而範祖禹是根據唐史實現其願望。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其次，他們的政治思想也是一致的，共同都反對王安石變法，主張恢複舊政。司馬光說：“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因他臨死時還未徹底廢除新法，所以他說：“吾死不瞑目矣。”範祖禹說：“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複安，人心離而複合。”他要求宋哲宗“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這都充分說明，他們都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他們修史都是為了鞏固當代皇帝的統治地位，也就是為政治服務的。既然政治思想一致，修史的目的相同，就決定他們的曆史觀點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分歧。

　　司馬光為唐太宗辯護，是從道德的角度要求統治集團不要互相殘殺。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宋太宗和唐太宗一樣，都是從兄長手中奪取的帝位。同時，真宗以下的皇帝又都是宋太宗的後代，如果麵對宋太宗的後代痛斥李建成殺兄之罪，當然會刺痛宋英宗、宋神宗的。反之，把唐太宗犯上作亂之罪解釋為道德問題，當然也是為宋太宗辯護。他對唐太宗的同情、婉惜，說明他希望宋朝不要再有宮廷政變的發生。他認為：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雖是為“群下所迫”，但卻“貽譏千古”，令人婉惜，因為他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不難理解，這是要宋朝統治集團不要再幹“貽譏千古”的勾當，以利於鞏固其已有的地位。

　　範祖禹對唐太宗進行尖銳批評，決不是他不知道唐太宗和宋太宗有類同之處。問題在於，他在批評唐太宗的同時，卻又讚揚了宋太宗。這樣，就把二者區別了開來。他說：“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寶遂微；肅宗以後，無足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由於這些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接二連三，所以，他認為：“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唐朝為什麽治日少而亂日多呢？範祖禹認為，主要是唐統治者“不修身齊家”的結果。他說：“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逼父而奪其位者，謂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他還認為，正是由於唐朝皇帝不能修身齊家，所以，“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反之，對於宋朝的皇帝，他卻竭力稱讚。他說：宋太祖“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繼以太宗文治，四宗守成，太平百有餘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製，藩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較之唐世，我朝為優……夫惟取鑒於唐，取法於祖宗，則齊世保民之道也”。

　　在範祖禹看來，宋優於唐，就是宋朝皇室內部以及整個統治階級，都沒有發生危及皇帝地位的事變，其原因是“內則家道正，人倫明”，所以未曾發生宮廷政變；外則中央能控製地方，未曾發生以下犯上的叛亂。這樣一來，無形之中就掩蓋了宋太宗奪取帝位的不悌行為。他這樣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要求宋哲宗“取鑒於唐，取法於祖宗”，繼承“永世保民之道”，當然也是為了鞏固宋朝皇帝的統治地位。這就是說，範祖禹批評唐太宗，是為了要宋朝皇帝吸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非常明顯，在這一點上，司馬光和範祖禹是殊途同歸的。司馬光從道德的角度希望統治集團不要互相傾軋，範祖禹根據封建製度要求統治階級不要以下犯上，共同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宋朝政權。方法不同，目的一致，這就決定他們在曆史觀上的分歧，隻是他們在鞏固宋朝政權的方法上有所不同，並無實質性的差別。正因為如此，他們在編撰《通鑒》的過程中能夠很好地合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績。又正因為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範祖禹又別撰《唐鑒》，表示了自己的見解。我們研究唐史，把《通鑒》和《唐鑒》對照起來閱讀，可以促使我們發現問題，進一步思考問題，對深入研究唐史頗為有益。同時，也可為史學史的研究增加新的內容。

　　《唐鑒》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