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4章 從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看《資治通鑒》的中心思想

　　北宋時的司馬光（1019-1086），用了19年的時間，編撰了一部《資治通鑒》（通常簡稱《通鑒》）。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編年體史書。這部史書，對我們當代的史學研究仍然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通鑒》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公元959年（後周顯德六年），全書294卷，共300萬字，記載了1362年的曆史。這樣一部史學巨著，是在北宋皇帝英宗、神宗的支持下編寫而成的。宋英宗和宋神宗為什麽支持司馬光編寫這部史書呢？簡單說，是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目的與宋英宗、宋神宗欲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願望完全吻合。

　　司馬光編撰《通鑒》的目的

　　司馬光所處的時代，也就是北宋真宗到哲宗這一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由於這些矛盾而產生的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錯綜複雜，日益尖銳。麵臨這些矛盾，應該采取什麽措施，在統治集團內部，大臣們各執己見，皇帝則無所適從。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中，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失敗，很不得意，於是，他就利用不預朝政的機會，發揮他在史學方麵的特長，編撰了《通鑒》。在政治舞台上碰了釘子，憤憤不平而退居在野，從而專心治史，不言而喻，必然要在其史學著作中表露其政治思想。

　　司馬光很崇拜《春秋》，所以當他對劉恕談到編撰《通鑒》的事時說：“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曆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托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當劉恕問他為什麽不從上古或堯、舜開始時，他回答說：“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劉恕又問他為什麽不緊接《春秋》而要從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開始，他又回答說：“經》不可續也。”司馬光把《春秋》視為儒家經典，既不能增刪，也不可續編。既然如此崇拜《春秋》，無疑要把《春秋》作為史書的樣板。孔子修《春秋》，運用褒、貶、諱等各種手段，千方百計地維護奴隸製度。所以劉恕說：“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讚《易》而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參加編撰《通鑒》的劉恕認為，史書不能成為“記事瑣雜之語”，必須是“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以便於“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毋庸置疑，史書必須符合政治的需要。也就是說，《春秋》為維護奴隸製度服務，《通鑒》必須為維護封建製度服務。

　　當然，北宋和春秋時的情況不同，春秋時，奴隸製度江河日下，正在崩潰，北宋時封建製度尚在相當鞏固的階段。但是，北宋統治者的地位卻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顯得極不穩定。北宋皇帝為了鞏固自已的統治地位，很需要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尋找能繼續存在的借鑒。《通鑒》正是迎合了北宋最高統治者的這種需要。它係統地總結了曆史經驗，運用維護封建秩序、鞏固封建製度的手法，為最高統治者提供了借鑒。

　　司馬光熟悉曆史，頗知總結曆史經驗的重要，所以他說：“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但由於史書繁多，讀起來很不容易，特別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既要經常處理政務，又無勤奮好學的精神，遍讀史書，更感困難。因此，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這裏清楚地說明，司馬光為了皇帝在不多的時間裏，能夠讀到有“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的重要內容，所以“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地編撰了《通鑒》。也就是說，司馬光為了英宗、神宗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需要，夜以繼日地編撰了《通鑒》。正因為司馬光編撰《通鑒》的目的這樣明確，所以宋神宗“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鑒》，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由此可見，司馬光雖然用盡了畢生精力，以致其“骸骨臒癢，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但終於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讚揚和獎勵。宋神宗在《獎諭詔書》中說：“卿博學多聞，貫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這種精神上的讚揚和物質上的獎勵，更足以說明封建統治者對《通鑒》的迫切需要，胡三省更把《通鑒》說成是統治集團必不可少的東西。他非常肯定地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製，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為地主階級的史學家如此所讚頌的史書，其中心思想必然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下麵僅就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來說明這方麵的問題。

　　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

　　縱觀《通鑒》，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思想是貫穿全書始終的。這一點，胡三省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問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非常明顯，胡三省不同意史隻是記事的說法，敘述事實本身，就包含著“得失成敗”、“萬世亡弊”的道理。所以，“道無不在”，也就是他要宣揚的思想是貫穿在曆史事實本身的。不言而喻，要研究《通鑒》的中心思想，應從全書的內容著手。不過，也必須承認，以“臣光曰”出現的對具體問題的評論，是更集中、更突出地體現了司馬光的史學思想的。因此，我們就以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為例，討論《通鑒》的中心思想。

　　關於“玄武門之變”

　　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為爭奪太子地位的鬥爭達剄了白熱化的程度。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矛盾，終於演變成了以刀兵相見的武力衝突。由於李世民伏兵於玄武門（宮城北門），襲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最後取得了勝利，所以史稱“玄武門之變”。

　　關於統治集團內部的這場鬥爭，司馬光對與事有關者都進行了評論。他說：“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己，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擬以為口實乎！”

　　在這裏，司馬光首先肯定了“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當時所謂的“禮”，就是封建秩序。司馬光說：“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製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禮”既然可以“辨貴賤，序親疏”，致使上下之間的界限不可逾越，當然就意味著“禮”的破壞必然導致封建秩序的混亂。李建成做太子，是名正言順的。李世民殺李建成，當然有違於“禮”。邏輯的結論，必然是李世民應該受到譴責。然而，司馬光並沒有直接批評李世民，而是采取了從表麵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辦法，分別指出了李淵、李建成、李世民各人應負的責任，但實際上卻是為李世民進行了辨護。在他看來，李淵所以能做皇帝，主要是李世民的功勞。李建成能力低、功勞小而居顯要地位，當然要和李世民發生矛盾。麵臨這種矛盾，李淵如果舍建成而立世民；李建成如果有自知之明，自動讓位於賢於己的弟弟；李世民如果堅決不做太子，都不會發生“玄武門之變”。這種看法，本身就是有違於“禮”的。因為按照“禮”的要求，必須是“尊卑有分，大小有倫”，上下貴賤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絕對界限，決無靈活的餘地。例如，司馬光說：“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劄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何謂分？君、臣是也。”微子啟是商王帝乙的長子，但由於其母不是帝乙的後而是妾，因而由其弟紂繼承了王位。季劄是春秋時吳王壽夢的幼子。由於季劄有才能，壽夢欲立其為王位繼承人，季劄堅決辭讓，終使其長兄諸樊繼承了王位。諸樊死時，又打算按其兄弟次序依次下傳，希望在最後傳給季劄，季劄又拒不接受而出走。最後，出現了爭奪王位的鬥爭，促使了吳國的滅亡。微子啟、季劄寧肯使國家衰亡而不繼承王位，主要是因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這裏所謂的“禮之大節”，是指“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既然太子的地位不從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可動搖，如果說李世民有能力，功勞大就應該和李建成爭奪太子地位，李建成也應該讓位，李淵也應該舍長立次，那豈不是說“立嫡以長”不是“禮之正”嗎？這顯然是為李世民進行辯護。

　　司馬光這樣為李世民進行辯護與其堅決維護“禮”的思想是否矛盾呢？看來是矛盾的，實際上是一致的。因為封建秩序的破壞，必然導致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動搖，所以必須維護“禮”。李世民既然做了皇帝，而且是得到地主階級讚頌的皇帝，同時也是和宋太宗有類同之處的皇帝，當然司馬光不會對他進行批評，反而隻能運用各種手法去說明他的活動並不違“法”。這和從正麵維護封建秩序的做法是殊途同歸的，都是為了維護“禮”。

　　“玄武門之變”的事實，既然不是像司馬光最理想的那樣，於是他就隻得又進一步為李世民進行辯護。他認為，李世民最初是想讓李建成首先發難，自己隻是做些應變的準備。這樣，即使殺了李建成，李世民也沒有責任。這當然也是違“禮”的。本來，李建成做太子是合乎封建秩序的。按照儒家的思想：“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悌”，就是“犯上”。李世民“犯上”，即使李建成首先發難，也不能改變其性質。司馬光是極其推崇孔子的；既推崇孔子，就應該嚴格按照儒家思想要求李世民。但司馬光則完全相反，他認為李世民如果不首先發難，就可以沒有責任。這豈不是和“禮”的含義背道而馳嗎？最後，司馬光認為，李世民襲殺李建成是“為群下所迫”，以至“貽譏千古”，是令人惋惜的。這種同情的心情，無疑說明司馬光是千方百計為李世民進行辯護的。

　　司馬光為什麽要為李世民辯護呢？

　　《通鑒》是為了宋朝皇帝的需要而編撰的，當然，全書的內容必須自始至終貫穿鞏固當代皇帝地位的思想。

　　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不外以下三種情況：其一，農民起義推翻舊的封建王朝，地主階級的一些代表人物，竊取農民起義的勝利成果，重建新的封建王朝；其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在爭權奪利鬥爭中，甲取乙而代之，改換封建王朝的名稱；其三，農民起義的領袖在推翻舊王朝的過程中，逐步蛻化變質，使農民政權蛻變為另一封建王朝。唐代隋，屬於第一種情況；宋代後周，屬於第二種情況。兩者有一共同特點，就是李淵、趙匡胤都是前代王朝的將官，都是用迫使前代皇帝讓位的手段以掩蓋其篡奪帝位的實質的。這就是說，李淵、趙匡胤的地位是類同的。由於司馬光認為唐朝的建立“皆太宗之功”，因而李世民至少是可以和李淵相提並論甚至是超過李淵的。因此，他稱李世民為“創業垂統之君”，另外，宋太宗趙光義也是用封建統治者認為不光彩的手段，從其哥哥手中取得帝位的，與李世民從李建成手中搶奪帝位同工異曲。同時真宗以下的北宋皇帝又都是趙光義的後代，如果麵對趙光義的後代大罵李世民襲殺李建成如何違“禮”，當然要刺痛宋英宗和宋神宗的。反之，為李世民進行辯護，無疑也是為宋太宗趙光義辯護。這就充分說明，司馬光撰寫《通鑒》完全是為了鞏固最高統治者的地位。

　　關於君臣關係

　　君臣關係，是《通鑒》相當重要的內容。宋英宗最初命司馬光編書時，就是要他編修“曆代君臣事跡”的。這個問題，曆代的思想家早有論述。孔子認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韓非子認為：“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暗則群臣詐。”按照孔子的觀點，君臣關係的好壞，雙方都有責任。這和他的“君君、臣臣”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當然是對君臣各有所要求，可見他並不單獨要求某一方麵。按照韓非子的思想，君臣關係，矛盾的主要方麵在於君。司馬光推崇孔子，當然要接受孔子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麵和韓非子的思想卻也有某些類同之處。例如，他也認為君臣關係的主要方麵在於君，但他隻要求“君明”，而不像韓非子那樣要求“君明從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而嚴”。他對唐太宗和裴矩關係的評論，正說明這點。

　　裴矩曾做過隋的吏部侍郎、民部待郎、黃門侍郎，還曾“兼掌兵部事”。隋煬帝時，他極盡阿諛奉迎之能事，從而屢次得到隋煬帝的讚揚和獎勵。隋煬帝說：“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這已充分說明，不管隋煬帝怎樣縱情聲色，窮奢極欲，“矩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

　　隋煬帝被殺以後，裴矩又做了宇文化及的尚書右仆射；宇文化及失敗，他又做了竇建德的尚書右仆射；竇建德失敗，最後投降唐朝。

　　唐太宗為了解決貪官汙吏的問題，暗中指使左右的親信們故意向某些官吏行賄，刑部一個司門令史接受了一匹絹的賄賂，唐太宗就要拿他開刀，問以死罪。裴矩立即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裴矩這樣直截了當批評唐太宗“陷人於法”，反而使唐太宗非常高興。唐太宗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吏們說：“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麵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針對這件事，司馬光評論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隋煬帝時，裴矩言聽計從，千方百計地去滿足隋煬帝的淫樂欲望，根本不考慮隋王朝的存亡。唐太宗時，他一反常態，唐太宗要做的事，他敢於直言不諱地批評，極力勸阻，得到太宗的讚揚，當然這是極大的變化。司馬光認為，這種變化的關鍵，在於“君明”。由於隋煬帝“惡聞其過”，所以裴矩專門言其所好聞，唐太宗“樂聞直言”，所以他敢於說出心裏的話。這就是所謂的“表動則景隨”。在這裏，司馬光強調“君明”，卻放棄了“君明而嚴”的“嚴”的內容。“嚴”，就是要實行嚴刑峻法，這是法家思想的組成部分。司馬光崇拜孔子，放棄這些內容，當然是很自然的事。正因為這樣，他不是讚揚唐太宗懲辦貪官汙吏，而是表彰了唐太宗接受了“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建議。這就清楚地說明，司馬光雖然認為在君臣關係問題上，君是主要的一麵，和韓非子有類同之處，但他所談的問題的實質是儒家的思想體係。

　　司馬光類似這樣的論述還多。例如，文宗時，朋黨之爭非常激烈，文宗無可奈何地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對此，司馬光評論說：“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誌而朋黨之議興矣。”顯然這是說，朋黨能否產生和存在，關鍵在於皇帝的“明”或“昏”。“明主”可以使群臣有德而立功，“昏主”可以使“邪正並進，毀譽交至”，當然這也是“表動則景隨”的意思。

　　既然在處理君臣關係時，君起決定作用，邏輯的結論必然是為君的應該嚴以律己，使群臣都能圍著自己轉；決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使臣下與自己貌合神離。言外之意就是要北宋的皇帝像唐太宗那樣，很好地發揮臣下的作用，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不要像隋煬帝那樣，因執己見，迷信自己，以致最後眾叛親離，成為孤家寡人。

　　在司馬光看來，“君明臣直”，隻是君臣關係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君還必須有一定的手段去駕馭群臣。他說：“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什麽是“八柄”呢？胡三省借《周禮》的內容注曰：“王以八柄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簡單說，就是君必須有可使人生死、富貴、貧賤的權力，也就是所謂賞善罰惡的手段以駕馭群臣。

　　安史之亂中，一向為唐玄宗所寵而又曾經做過宰相的陳希烈投降了安祿山，反而平時並不受重視的顏杲卿、張巡等地方官，卻能在臨危之際，堅守孤城，以至糧盡力竭，被俘犧牲。司馬光對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物進行了評論。這種評論，充分說明他對唐玄宗和唐肅宗對待群臣的辦法大不以為然。

　　司馬光說：“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倘若全其首領，複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謂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

　　非常明顯，司馬光痛罵陳希烈等“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他認為這種人罪不容誅，決不能寬容；對顏杲卿、張巡等人他卻無限同情，批評唐玄宗“待忠義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這樣尖銳的批評，說明唐玄宗未能正確地掌握“八柄”。安史之亂的爆發，唐玄宗狼狽不堪地逃到四川，正是其不能有效地駕馭群臣的結果。

　　司馬光批評隋煬帝主觀臆斷，一意孤行，致使臣下不敢直言以諫，終於眾叛親離，身敗名裂；又批評唐玄宗不識忠奸，不能賞善懲惡，以致形成安史之亂，自己狼狽不堪地逃離京師。另外，他讚揚唐太宗能夠聽取各種意見，致使群臣能夠積極發揮作用。顯然，這是給北宋皇帝舉例說明，在處理君臣關係時，君的作用是主要的，君能否駕馭群臣，使其從各方麵發揮作用，是君的地位能否鞏固的重要原因。不言而喻，這完全是為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和地位著想的。

　　關於方鎮割據

　　安史之亂以後，各地方的方鎮割據勢力有增無減，唐朝皇帝對他們無可奈何，隻有聽之任之。司馬光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例如，太和五年（831），盧龍副兵馬使楊誌誠驅逐節度使李載義，又殺了莫州刺史張慶初。為此，唐文宗召宰相商討對策。牛僧孺說：“範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B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誌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牛僧孺的話，確係事實。安史之亂以後，範陽（盧龍）實際上是一個小的獨立王國，憲宗時，盧龍節度使劉濟的次子劉總於元和五年（810）殺了劉濟與其長子劉緄。長慶元年（821），劉總向穆宗表示願意“棄官為僧”，但“仍乞賜錢百萬C以賞將士”。穆宗不僅“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而且又“詔劉總兄弟子侄皆除官……軍士賜錢一百萬C”。朝廷付出很大代價，沒有任何收獲。同時，楊誌誠驅逐李載義的事已有前例，李載義就是於寶曆二年（826）殺了朱延嗣而為盧龍節度使的。正因為這樣，牛僧孺主張“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針對此事，司馬光的評論非常激烈。

　　他說：“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製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誌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曾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禦天下之道、哉！”

　　司馬光認為，官吏是統治人民的，天子是統治諸侯和官吏的。天子對被統治者如果“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他發號施令就會發生作用。根據這個道理，李載義是朝廷的大臣，楊誌誠無故驅逐他，皇帝應該幹預，否則，皇帝還有什麽作用呢？牛僧孺的辦法，“是姑息偷安”，不是皇帝應該采取的措施。顯而易見，司馬光主張皇帝要用強有力的手段加強中央集權，對方鎮決不能“姑息偷安”。這裏所謂的“褒善而黜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實際上和“八柄”的內容是一致的。這又清楚地說明，司馬光認為皇帝必須有所作為，運用強有力的手段使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決不能是有名無權、任人擺布的傀儡。

　　無疑，這又是為北宋皇帝總結曆史經驗。

　　關於牛僧孺和李德裕在維州問題上的爭論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向唐朝投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上奏朝廷。唐文宗把此事交付尚書省討論，大臣們一致同意李德裕的意見，乘機打擊吐蕃。惟有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牛僧孺反對說：“吐蕃之境，四麵各萬裏，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鹹陽橋。此時西南數千裏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唐文宗按照牛僧孺的意見，下詔要李德裕歸還維州給吐蕃，並將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全都送還吐蕃，吐蕃把這些人全都在邊境上殺掉了。關於這件事，當時的人多數反對牛僧孺，後來，連文宗也感到後悔。可見，牛僧孺的民族投降主義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司馬光對這個問題卻是另一種看法。

　　司馬光說：“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

　　首先需要明確，司馬光稱讚牛僧孺隻是在這個具體問題上，其他方麵他是對牛僧孺進行過尖銳批評的。例如，牛僧孺容忍楊誌誠驅逐李載義，他認為是“姑息偷安”；牛僧孺認為文宗時天下太平，他痛斥牛僧孺是“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稱讚和辱罵，是針鋒相對的。這就需要我們弄清楚司馬光為什麽要在這個問題上稱讚牛僧儒。弄清這一方麵，另一方麵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馬光讚揚牛僧孺，是因為“僧孺所言者義也”。這裏所謂的“義”，是指唐不受悉怛謀的投降，在維州問題上唐對吐蕃守“信”。在司馬光看來，守“信”比得維州更為重要，所以他說：“維州小而信大”。他把“信”視為皇帝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大寶”。

　　他說：“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

　　這段話，針對商鞅變法時為了取信於民，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然後宣布凡能將此木徙置北門者賞給十金，以及太子犯法也要治罪的措施而說的。他雖然指責“商君尤稱刻薄”，但他稱讚這種取信於民的措施。由此可見，他認為國君能不能掌握“信”這個法寶，是與國家的興亡直接有關的。正是這種原困，凡是在有關能否守“信”的問題上，他的立場、觀點都是非常明確的。例如，唐太宗最初打算和薛延陀和親，已經決定把新興公從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主嫁給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後來，又改變主意，拒絕和親。對此，司馬光尖銳地批評了唐太宗。

　　他說：“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婚可也；既許之矣，乃複恃強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在《通鑒》中，司馬光多次稱讚唐太宗，在這個問題上，卻明確地批評唐太宗“恃強棄信”，正說明他重視“信”！另如，對待方鎮，他以董重質、郭誼為例說：“彼二人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這就是說，盡管降者是“死固有餘罪”，但殺掉他們是錯誤的，因為“殺降，非信也”。再如，憲宗時，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由於在盛夏時節強迫士卒為其營造府舍，致使“將卒憤怨”，役卒王弁乘機殺了王遂，自稱留後。朝廷欲討伐王弁，又恐怕引起其他各地兵變，於是采用欺騙的辦法，誘使王弁入京，腰斬東市。同時，還用欺騙手段，誘殺鄆州將士1200人。司馬光認為這種做法是“徇近功不敦大信”。這又說明，在司馬光看來，“信”對皇帝來說，是決不可少的東西。

　　根據以上事例，可以清楚地說明，司馬光在維州問題上讚揚牛僧孺，是因為牛僧孺強調皇帝必須掌握“信”這個法寶，以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在其他方麵批評牛僧孺，是因為他在其他方麵的主張不利於鞏固最高統治者的地位。不難看出，這仍然是圍繞著最高統治者的地位而衡量得失的。

　　關於德宗免除趙光奇家賦役事

　　安史之亂以後，均田製度已經破壞，租庸調製也無法實行，唐朝政府為了使其稅收的來源有所保證，遂於建中元年（780）實行了兩稅法。按照兩稅法的規定：“比來新舊征科色目，一切停罷，兩稅外，輒別配率，以枉法論”，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例如，建中三年（782），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求把本道的稅錢每千錢增加二百。德宗不僅批準了這個請求，同時還下詔其他各道都和淮南一樣增加。另外，還把鹽價每鬥提高一百錢。至於各地藩鎮、州、縣隨意增加的項目，更是難以數計。所以，宰相李泌說：“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在統治階級這種殘酷的剝削下，廣大農民極為痛苦，即使在豐收之年，也難以溫飽。例如，貞元三年（787），是“最為豐稔”的歲月，皇帝下詔和糴。就在這年年底，德宗外出打獵，偶然到了農民趙光奇家裏。德宗問趙光奇：“百姓樂乎？”趙光奇答道：“不樂。”德宗又問：“今歲頗稔，何為不樂？”趙說：“詔令不信。前雲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雲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雲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裏，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聽了，遂命免除趙光奇家的賦役。針對這件事情，司馬光又進行了評論：

　　“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怨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複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複其徭賦乎！”

　　由以上評論可知，司馬光認為唐德宗還未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趙光奇一家的悲愁，是廣大農民所共有的，知道了他家的情況，隻免除了他一家的賦役，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如果說誰接向皇帝反映了情況，就免除誰家的賦役，那麽能夠做到人人都向皇帝反映情況而都免除其賦役嗎？當然不能。隻有對那些殘虐人民，橫征暴斂，而又隱瞞人間的真實情況的官吏嚴加懲辦，廢掉那些不解決問題的空文，認真分清是非好壞，解決些國家的實際問題，才能出現天下太平。那麽，這是否可以說是司馬光認為唐德宗對農民的疾苦關心不夠呢？回答隻能是否定的。因為司馬光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自古所患者”，是君的恩德不能下達，民間的苦情不能上通，這樣，必然形成“離叛危亡”。“離叛危亡”，是有關皇帝地位的大問題。這就是說，能否解決好君民關係問題，是自古以來都認定的有關皇帝地位鞏固與否的大問題。說到底，又是一個鞏固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問題。這又說明，《通鑒》的中心思想是為北宋皇帝總結曆史經驗，鞏固其統治地位。

　　就上述諸例看司馬光的曆史唯心主義

　　由於司馬光認識到曆史和現實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他專門為北宋皇帝撰寫了《通鑒》。從宋英宗命他編集“曆代君臣事跡”，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已經可以說明他是專為皇帝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尋找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借鑒而寫書了。通過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更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後來，王夫之撰寫的與此書直接有關的《讀通鑒論》，對《資治通鑒》這個書名還進行了具體解釋。他的解釋，對該書的中心思想還做了更為深刻的分析。王夫之說：“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真是一目了然，所謂“資治”，並不隻是知道治和亂的情況，而是要努力去求得可資運用的東西。既然如此，那就決不能隻是“覽往代之治為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詬厲其惡”。也就是不能隻停留在讀曆史書，談論古代事上麵；必須認真考慮怎樣從曆史經驗中尋找借鑒。曆史現象是十分複雜的，決不能照搬前人的經驗。因為“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他舉例說：“君以柔嘉為則，而漢元帝失製以釀亂；臣以戇直為忠，而劉棲楚碎首以藏奸。攘夷複中原，大義也，而梁武以敗；含怒殺將帥，危道也，而周主以興。”無疑這是說明不能一成不變地看待曆史，必須具體靈活地對待前人的經驗。

　　根據以上所舉事例，王夫之接著說：曆史上的各種情況，無不可為治之資者，無不可為亂之媒。然在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這裏所謂的”心“實際上是指個人的主觀努力。最高統治者隻要盡到主觀努力，曆史上的各種現象對自己的統治都有可取之處。那麽，怎樣才能盡到主觀努力呢？王夫之說：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非常明顯，這是要最高統治者置身於曆史之中，設身處地去研究曆史上的問題，然後就會找到“去危以即安興利以除害”的借鑒。隻要這樣，曆史上的各種情況，就會“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最後，他又明確其結論說：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使特其鑒也。“這就是說，總結曆史上有用的經驗，關鍵在於最高統治者的主觀努力，曆史隻不過是一麵鏡子而已。鏡子隻能鑒別人們的美麗與醜惡，衣冠是否整齊，不能有功於人。”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縣於室、無與D之者也。這就是說，從曆史經驗中尋找借鑒的人，必須研究古人得或失的原因是什麽，決不能把曆史隻當做鏡子，掛在室內。這又說明，曆史的借鑒，隻有在最高統治者盡到主觀努力的情況下才能有所作用。

　　關於“通”的解釋，王夫之不是隻從縱的方麵說明自戰國至五代的時間範圍，而是認為包括各方麵的內容。他說：“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看來這是從橫的方麵把“通”解釋為政治、軍事等無所不包的內容，實際上也包含著自上而下的意思，因為他所說的政治、軍事等各方麵的內容，並不是指某一時期的其一事件或人物，而是曆代係統的知識。所以，和一般人理解的“通”並不矛盾。

　　最後，王夫之概括的說：“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既然曆史的知識非常豐富，“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當然也就是肯定司馬光編撰《通鑒》對封建統治者的積極意義了。

　　王夫之對《資治通鑒》從字義上的解釋，其核心內容是突出皇帝的作用。他認為，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尋找借鑒，隻有通過有所作為的皇帝才能發揮作用。這就更進一步說明司馬光撰寫《通鑒》的用意和目的。另外，從以皇帝為中心的英雄史觀方麵說，王夫之和司馬光也是一脈相承的。

　　司馬光對唐朝幾個問題的評論，都從根本上拋開了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隻看見統治者的活動，所以，他隻能從統治集團的少數幾個人來談論曆史上的“治”和“亂”。

　　例如，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評論，他為了突出李世民的作用，所以就說：“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顯然隻是抓住了現象，拋開了實質。當時的社會實質問題，是廣大農民和隋煬帝為代表的地主政權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封建政權對廣大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奴役，迫使農民走投無路，隻得奮起造反。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摧毀了隋煬帝政權。隋煬帝南逃江都，無力控製局麵，從而失去了地主階級代理人的作用。統治集團內部也起了分化，楊玄感起兵和各地割據勢力的出現，充分說明地主階級已經拋開了隋煬帝，需要另找其代理人了。麵臨這種形勢，李淵乘機而起，避開了關東農民起義的鋒芒，進兵關中，實行了改朝換代。顯而易見，首先是農民革命摧毀了隋煬帝政權，給唐朝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其次才是李氏父子利用機會，改朝換代。司馬光隻說李淵建唐是李世民的功勞，無形之中就抹殺了農民起義推翻隋朝的偉大功績，同時也掩蓋了李氏父子竊取農民革命勝利成果的實質。抹殺人民群眾的作用，誇大封建皇帝的能力，正是曆史唯心主義的突出特征。

　　另如，在評論君臣關係時，他說“君明臣直”，“表動則景隨”；在評論朋黨之爭時說：“若明主在上”，“則朋黨何自而生哉”！若“昏主”在位，則“邪正並進，譽毀交至”。“於是讒慝得誌而朋黨之議興”，完全否認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會在君臣關係中有所反映。在他看來，隻要皇帝有所作為，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不可否認，不同的封建皇帝，必然在曆史上起不同的作用。隋煬帝倒行逆施，破壞生產，嚴重影響了曆史的發展；而唐太宗實行了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促使了生產的恢複和發展。當然，這是兩種類型的皇帝。隋煬帝迅速垮台，身首異處，說明他個人的行動不能阻止曆史的前進；唐太宗時，社會生產能夠恢複和發展，說明唐太宗的活動符合了曆史前進的要求。這兩種情況，都說明皇帝個人的行動必須受曆史發展規律的製約。司馬光拋開一切社會條件，避而不談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及由其規定和影響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僅隻孤立地談論皇帝個人的作用。這種皇帝個人決定一切的謬論，當然是曆史唯心主義。

　　關於唐德宗對待民間疾苦的評論，雖然司馬光認為德宗僅免除趙光奇一家的賦役不能解決全國的問題，似乎涉及到人民群眾的作用，但實際上是他認為隻要皇帝個人勤於政治，使民情能夠上通，同時，嚴格各種製度，懲辦貪官汙吏和隱瞞民間真實情況的官吏，“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這又是皇帝個人決定一切。事實上根本不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樣。封建製度本身，就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即使除掉貪官汙吏，各級官吏都按封建製度所允許的範圍對農民進行剝削和壓迫，也必然造成許多農民的破產和逃亡，出現像趙光奇家那樣的悲慘景象。事實上唐德宗本人也在不斷地給農民增加兩稅法以外的額外負擔。例如，兩稅法實行以後的附加賦役，固然有些是各級官吏增加的，但也有些是皇帝下詔增加的。建中三年（782）稅錢每千錢增加二百就是德宗批準的。因為不增加賦稅，封建國家就無法維持。不斷增加賦稅和徭役，必然促使階級矛盾激化。麵對這種矛盾，皇帝顯然無能為力。司馬光看不到這些矛盾，埋怨唐德宗沒有按照他的設想行事，顯然也是曆史唯心主義。

　　曆史唯心主義是違背曆史發展的規律的，所以，司馬光雖然千方百計地為北宋皇帝總結曆史經驗，從中尋找借鑒，終於沒有挽救北宋王朝的滅亡。後來曆代的封建皇帝，也無不重視《通鑒》的作用，但都沒有使《通鑒》成為他們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靈丹妙方，一個一個的封建王朝，還是不斷地被推翻，不斷地進行改朝換代。這就是說，司馬光為鞏固封建統治而編撰的《通鑒》所發揮的作用，沒有超出其曆史的、階級的局限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