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9章 許敬宗對唐代史學的功過

　　許敬宗是唐朝初期的史官。由於他隨心所欲地根據自己的好惡歪曲曆史、篡改曆史，而且政治上看風轉舵，完全按照自己的利害決定去向，所以，多受封建史家的指責。《新唐書》把他列入《奸臣傳》之首，從而使他成為古代史官中的反麵人物。

　　建國以後，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寫成的一些有關史書，除在有的史學史中不得不有所涉及外，在古代史學家傳紀之類的著作中，根本未曾把許敬宗列入。這是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矛盾的發展，是曆史前進的內容；史學的發展，是社會矛盾的組成部分。社會矛盾錯綜複雜，史學家也不能一模一樣，有對曆史的前進起積極作用，也必然有起消極作用的。重視有積極影響的史學家固然正確，但忽視有嚴重錯誤的史學家就不能全麵地說明問題。正像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一樣，林則徐、孫中山當然必須研究，但李鴻章、袁世凱也不能忽視，否則，就不能真正揭示近代史的本來麵目。由此可見，要真正認識古代史學的發展，特別是唐代史學的發展，不弄清許敬宗在唐代史學中的作用是不能達到目的的。

　　政治生涯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浙江新登）人。隋文帝開皇十一年（591）生，唐高宗鹹亨三年（672）卒，享年81歲。其父許善心，曾任隋朝禮部侍郎。敬宗在大業年間任通事舍人。在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遍地燃燒的時候，宇文化及發動政變，殺死隋煬帝，許善心也同時被殺。許敬宗乞求活命，得免於死。後隨宇文化及北進，在汲郡（河南汲縣）與瓦崗軍大戰後，宇文化及的軍糧極感困難，遂迫使官吏拷掠吏民，搜刮糧食，由於麵臨困境，統治集團內部意見不一，矛盾激化，故其刑部尚書王軌與許敬宗等人投降了瓦崗軍。許敬宗被李密任命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瓦崗軍失敗後，他又投降唐朝。

　　武德四年（621），秦王集團與太子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經明朗化，李世民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於秦王府開設了文學館。文學館有18學士，許敬宗是其中之一。文學館學士是秦王的智囊團，很受當時人的重視，由於李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所以，“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許敬宗成為文學館學士，當然是秦王集團的重要成員。

　　貞觀八年（634），許敬宗為著作郎，兼修國史，不久，又遷中書舍人。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向監修房玄齡提出，一定要親自觀看國史，房玄齡雖然一再勸阻，唐太宗還是固執己見，非看不可。於是，房玄齡與許敬宗把國史刪略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20卷。唐太宗看了，對於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頗為不滿，同時明確表示：他殺建戰、元吉與昔日周公誅管、蔡一樣，是“安社稷，利萬民”的有關國家安危的大事，魏徵也隨聲附和說：“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許敬宗完全按照唐太宗的意思修改了實錄，唐太宗頗為欣賞，因此許敬宗被“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不難看出，唐初的實錄不實，是與許敬宗密切相關的。

　　高宗被立為太子後，許敬宗為太子右庶子。貞觀十九年（645），他又隨唐太宗進攻高麗。在定州（河北定縣）與高士廉同知機要。因中書令岑文本中途病故，唐太宗又召許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貞觀二十一年（647），加銀青光祿大夫。

　　高宗即位後，許敬宗為禮部尚書。因其嫁女於“蠻酋馮盎之子”，收聘禮很多，被人告發，左授鄭州刺史。不久，又回京師，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永徽六年（655），恢複禮部尚書的職務。在高宗廢王皇後，立武氏的過程中，許敬宗看清了風向，對高宗投其所好。他說：“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後，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不僅如此，他又與李義府等誣奏長孫無忌、韓瑗、來濟、褚遂良等“潛謀不軌”，使這些反對派都被貶出京，後又逐個被害，鞏固了武則天的地位。許敬宗也因此而於顯慶二年（657）被冊封侍中，監修國史。

　　貞觀十二年（638），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修撰了《氏族誌》，“升降去取，時稱允當。”但到武則天被立為皇後以後，許敬宗又“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於是，高宗又命把《氏族誌》改為《姓氏錄》，“以後族為第一等”。

　　許敬宗看風轉舵的政治手腕，取得了武則天的寵信。龍朔二年（662），高宗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即同中書門下三品、知中書事）。

　　麟德元年（664），由於武則天專政，高宗不甘心受其所製，遂密召宰相上官儀商議，打算廢掉武氏。因為武氏心腹告密，武則天立即？取對策，暗使許敬宗誣奏上官儀等謀大逆，結果，上官儀等被下獄致死。不難看出，許敬宗確實是武則天的心腹之臣。

　　鹹亨元年（670），許敬宗因年老辭職，鹹亨三年（672）八月卒。“高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許敬宗的政治生涯，是看風轉舵，投機鑽營，從而得到高官厚祿，如願以償。

　　熟悉曆史，著述甚多

　　許敬宗長期擔任史官，對曆史非常熟悉。顯慶年間，高宗遊覽漢長安城，他問侍臣道：“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許敬宗對曰：“秦都鹹陽，郭邑連跨渭水，故雲‘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高宗又問道：“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許敬宗又答道：“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因為許敬宗熟悉而準確地回答了問題，於是，高宗又令他“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曆代宮室處所以奏”。

　　麟德二年（665），高宗東封泰山。在到達濮陽（河南濮陽）時，高宗問騎從竇德玄道：“此謂帝丘，何也？”竇德玄無言以對。這時，跟在後邊的許敬宗躍馬而前答道：“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高宗又根據文獻記載問了些有關濟水、黃河、汶水等河流的情況，許敬宗都一一作了回答，並使高宗非常滿意。因此，許敬宗洋洋得意地說：“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恥之。”竇德玄“不強所不知”，固然是實事求是，不應該被鄙視，但許敬宗如此熟悉曆史，應該肯定是學有專長的。

　　因為許敬宗熟悉曆史，擅長史學，所以，他的史學著作是很多的。根據《舊唐書》卷四十六《經籍誌》與《新唐書》卷五十七至六十《藝文誌》以及其他有關資料，他的著作有：

　　《隋書》85卷 魏徵總知其務，許敬宗與孔穎達、顏師古等撰。

　　《晉書》130卷 許敬宗與房玄齡、褚遂良監修，令狐德等18人撰。

　　《高宗實錄》30卷

　　《文館詞林文人傳》100卷

　　《姓氏譜》200卷 許敬宗與李義府、孔誌約等撰。

　　《永徽五禮》130卷 許敬宗與長孫無忌、李義府等撰。《累璧》400卷《目錄》4卷《許敬宗文集》80卷《文館詞林》1000卷 許敬宗與劉伯莊等撰。

　　《芳林要覽》300卷 許敬宗與顧胤等撰。《西域圖誌》60卷

　　《麗正文苑》20卷

　　《目》12卷 許敬宗與高士廉、房玄齡、魏徵、褚遂良、姚思廉等撰。

　　《搖山玉彩》500卷 許敬宗與孟利貞、郭瑜、顧胤等撰。《東殿新書》200卷 許敬宗與李義府撰。

　　《圖經》7卷 許敬宗與李、長孫無忌、孔誌約、李淳風等撰。

　　另外，許敬宗還參加了《文思博要》、《新禮》等書的編撰。許敬宗著述之多，頗為驚人。其中有些史書是為後人研究曆史發揮了很大作用的。例如，《晉書》，雖然缺點不少，但至今仍不失為研究兩晉曆史的主要參考書，因為它可以提供不少珍貴的資料。《隋書》更是後人研究隋朝曆史的主要依據。即使已散失的著作，像實錄、國史之類，也在後人修兩《唐書》與《資治通鑒》時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研究史學史，特別是唐代史學的發展，是不能絕對否定許敬宗的。

　　隨心所欲，歪曲曆史

　　許敬宗在史學方麵的突出特點，是篡改曆史，歪曲曆史。為了迎合唐太宗的需要，篡改有關李建成、李元吉與李世民之間鬥爭的曆史，已如前述。類似這些問題，決不隻此。《新唐書》卷二二三上《許敬宗傳》載：“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以致使這段曆史麵目全非，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指責。

　　隋末的內史侍郎虞世基，是隋煬帝的寵臣。他對隋煬帝投其所好，阿諛奉迎，所以當宇文化及發動兵變時，虞世基被梟首示眾。虞世基之弟虞世南在其兄被殺死時，“抱持哭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與此同時，許敬宗的父親禮部侍郎許善心也被宇文化及所殺，但許敬宗卻“哀請得不死”，“蹈舞求生”。這些事實，都為當時內史舍人封倫所悉知。經封倫散布出去，當然於許敬宗大大不利。於是，許敬宗懷恨在心，在為封倫立傳時就“盛加其罪惡”。

　　錢九隴，在隋時曾是皇家隸人。後來，他參加李淵起兵，建立唐朝。繼又在統一戰爭中追隨唐太宗平定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因屢立戰功，故由金紫光祿大夫而為左監門郎將、右武衛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先封郇國公，又改封為巢國公，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戶。許敬宗貪圖財禮，將女嫁於錢九隴。但在修史時又恥於皇家隸人的出身，“乃為九隴曲敘門閥，妄加功績，並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劉文靜、長孫順德，都是李淵在太原起兵時的密謀策劃者，堪稱開國元勳，把其出身於隋朝皇家隸人的女婿抬高到如此的地位，在當時是極不正常的。

　　許敬宗的兒子娶尉遲寶琳的孫女為妻。尉遲寶琳是尉遲敬德的兒子。因為尉遲寶琳贈送許敬宗禮物甚多，故許敬宗修史為尉遲敬德作傳時，“悉為隱諸過咎”。太宗曾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許敬宗改為太宗賜《威鳳賦》於尉遲敬德。

　　還有，“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許敬宗受其賄賂，在修史時，為其虛美隱惡，“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

　　以上數例，充分說明許敬宗修史的品德是極其惡劣的。封建史家提倡的“直書”，“不虛美”，“不隱惡”等，許敬宗都置若罔聞，所以《舊唐書》稱他“才優而行薄”，倒是符合事實的。

　　鹹亨三年（672）八月許敬宗死，第二年三月，高宗即下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高宗謂劉仁軌道：“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嚐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務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睹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方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為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既乖於實錄，何以垂之後世。”這些事例，都更有力地說明許敬宗歪曲曆史、篡改曆史的地方是很多的。另外，高宗還嫌許敬宗對太宗的武功文治寫得不夠充分，要劉仁軌等人進行補充。由此可見，許敬宗對唐高宗也沒有取得好感。

　　功過分明

　　許敬宗死了以後，在怎樣評價許敬宗的問題上有過激烈的爭論。在為他定諡號的時候，博士袁思古認為：“敬宗位以才升，曆居清級，然？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家庭；納？問名，惟聞於黷貨。白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為繆。”“諡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這就是說，諡號是對人一生評價的高度概括。

　　“名與實爽”，就是名不符實。如果說許敬宗身為史官，沒有按照史官的品德修史，倒是恰如其分的。但袁思古對他的指責並不在此，而是指他“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

　　所謂“長子於荒徼”，就是許敬宗的長子許昂與其繼母私通，許敬宗責其不孝，奏請流於嶺外。所謂“嫁少女於夷落”，是指“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馮盎是十六國時北燕天王馮弘的裔孫。北魏滅北燕後，馮弘亡奔高麗，其子馮業渡海歸附東晉，世居嶺南，至盎已“居越五世”。隋末唐初，有人勸他割據嶺南，稱南越王。他不願分裂割據，於武德五年（622）降唐。唐高祖授盎上柱國、高州（廣東高州）總管，封越國公。馮盎本是漢人，由於先人曾仕鮮卑慕容氏的西燕為將軍，馮氏遷嶺南後，“聘越大姓洗氏女為妻”，而且長期在越人地區做官，故被視為“蠻夷”。即使馮盎是蠻酋，許敬宗嫁女於其子，也無可非議，漢、唐等強大的封建王朝不是都實行過和親政策，嫁宗室女於少數民族的首領嗎？問題在於他“多納金寶”，故而曾為有司所劾，才左授鄭州刺史的。

　　根據以上情況，許敬宗責其長子不孝，是完全應當的；嫁女於馮盎之子，也無可責難；隻有嫁女時“多納金寶”是貪財行為。貪財是許敬宗的突出特點，他嫁女於錢九隴是“貪財與婚”；其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也是“多得賂遺”。由此可見，“納？問名，唯聞於黷貨”，確實是抓住了許敬宗的要害。經過爭論，雖然將諡號改為“恭”，但主張改者的理由是“既過能改曰恭”。可見改並不是否認他有過。這裏所謂的“過”，主要著眼於封建政治。從這方麵批評許敬宗是名正言順的。

　　從史學方麵說，首先應該肯定許敬宗有一定的功勞。他與房玄齡、褚遂良監修的《晉書》，超過了唐以前所有的古史，劉知幾說：“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製作雖多，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錄。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十、誌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並敘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晉書》能夠代替其他各家晉史留傳下來，正說明許敬宗在唐代史學發展中是有貢獻的。

　　許敬宗參與編撰的《隋書》，其史學價值更高。清人趙翼說：“隋書》最為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禦，故立筆嚴淨如此。”唐初的史學名臣，無疑包括許敬宗在內。當然，《隋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其文字水平較高，更重要的是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資料。例如，《開皇起居注》、《大業起居注》等原始文獻，都早已散失，還有些科學技術方麵的資料，其他史籍也無從查考，都隻有通過《隋書》才能知其大概。可見，《隋書》是現在研究隋史最重要的資料。許敬宗既然參加了《隋書》的修撰，當然有他一份功勞。

　　另外，許敬宗所修實錄、國史之類史籍，在後來修撰兩《唐書》、《資治通鑒》等重要史籍時，也都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其次，許敬宗歪曲曆史，篡改曆史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也必須予以揭露。

　　許敬宗歪曲曆史、篡改曆史的內容究竟有多少，現已無法確知。至少說，經他篡改過的高祖、太宗實錄，是與事實有很大出入的。雖然實錄的原文現已見不到了，但通過《舊唐書》是可以知道些情況的。趙翼說：“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不難看出，《舊唐書》的內容很多就是實錄、國史的原文。李淵從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的曆史，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是最原始的文獻，但《舊唐書》的記載與《大唐創業起居注》有很大差別。這些差別，我已在《關於大唐創業起居注中的幾個問題》中有過詳細論述，這裏不再贅敘。由於篡改實錄而形成的不同記載，給後人正確認識唐朝建國的曆史造成了很大困難。武德年間的曆史，也有很多令人惑疑之處。例如，據《通鑒》記載，在玄武門之變以前，李淵曾幾次有廢李建成、立李世民為太子的打算。現在有些史學家認為，這些記載大凡都是後來史家為抬高唐太宗的身價編造出來的。雖然這種認識不一定符合事實，但許敬宗等人對唐太宗投其所好，歪曲曆史，是無可惑疑的。盡管許敬宗等人是奉唐太宗之命而篡改、曲解曆史，但其看風轉舵、投機鑽營的品行，不可否認是起了更壞作用的。

　　至於許敬宗根據自己的利害、個人恩怨，隨心所欲地歪曲、篡改曆史，更是不乏其例。他通過張冠李戴，虛美隱惡，使很多文獻不能反映曆史的真實，給後人研究唐代曆史造成了迷霧。這些都是許敬宗不可逃脫的曆史罪責。

　　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由於曆史的、階級的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科學地認識曆史，因而史學家歪曲曆史是不言而喻的。但像許敬宗那樣，赤裸裸地完全根據自己的好惡、利害歪曲曆史卻是罕見的。如果說這是許敬宗的莫大恥辱，倒是毫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