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0章 劉知幾的修史主張

　　劉知幾，字子玄，唐代徐州彭城（江蘇徐州）人，生於高宗龍朔元年（661），卒於玄宗開元九年（721），享年61歲。劉知幾是封建社會著名的史學評論家，他對唐代以前的史學家與史學著作進行了係統的總結。他在評論古代的史學家與史學著作中，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修史主張。在他看來，要想編撰好的史書，首先要有足夠的史料，確定嚴謹的體例，其次是掌握正確的編撰方法與技巧，再者是要有端正的態度和鮮明的觀點。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

　　廣泛搜集史料，慎重選擇史料

　　史料是修史的前提，不掌握必要的史料談修史，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劉知幾認為，修撰史書必須廣泛搜集史料。他說：“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嚐不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他以左丘明修《左傳》為例說：“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誌》、《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同時，還以司馬遷與班固的修史為例說：“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詞。”在劉知幾看來，《左傳》、《史記》、《漢書》，“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重要原因是左丘明、司馬遷博覽群書，廣泛搜集史料，以致《左傳》、《史記》的內容充實，言不虛發。

　　史料不足，修史是困難的。中宗時，劉知幾認為，當時修史有五種困難。其中之一就是兩漢以後政府不注意搜集史料。他說：“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台，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采，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台閣，簿籍難見。”由於搜集史料困難，所以他認為：“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既然史料缺乏，修史者就無能為力，可見劉知幾是把史料放在修史工作的首位的。

　　在廣泛搜集史料的基礎上，認真辨別史料，則是進一步深入的問題。劉如幾認為，有關古代的記載很多。這些記載，並非都是事實的反映，修史者必須認真辨別、選擇、慎重對待，決不能輕信某書的記載。他在《采撰》篇中舉了很多例子說明這個問題。例如，《路史餘論》上記載：“夏後氏生而母化為石”，《列子·天瑞》上記載：“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博物誌》上記載：“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參考《史通通釋》）這些都是荒誕無稽的，不可相信。

　　有些史書，雖然大體上符合事實，但因某些原因還有些誇大或不實之處。例如，“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裏，誇其氏族。”這就難免有些吹噓或誇張之處。利用這些文獻上的史料，必須“練其得失，明其真偽”。他舉例說：郡國類的書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郡國記）”，譜諜類的書如“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漢、晉史者，皆征被虛譽，定為實錄”。這樣沒有認真辨別是非是不對的。

　　至於一些毫無根據的傳聞，更應該認真分析。像曾參殺人（《戰國策·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母織自若。有頃又告，尚織自若。頃之又告，母懼，投杼而走），不疑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之類，更是令人難以相信。這些都是“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如果不認真辨別真偽，分清是非，誰知道皆是誤傳呢？

　　古代人對當時的傳聞尚弄不清楚，今人要弄清古代的問題就更加困難了。因為“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於是，他認為修史者應該“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決不能“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否則就不能成為有價值的著作。最後，他告誡修史者：“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這就是說，史書是有關千秋萬代的事，修史者對於不同的記載，可疑的問題，必須認真分析，慎重辨別真偽，否則就不能修成有曆史意義的史書。

　　總之，在劉知幾看來，史料是修史的前提。沒有史料，即使修史者很有才幹也無濟於事。他說：“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他所謂的“學”，就是原料和工具的意思。沒有史料就像沒有木料一樣，是不能修建宮室的。這種觀點，是自古以來的史學家所堅信不疑的。

　　確定適當的體例

　　《史通》的第一篇是《六家》。該篇的主要內容，是把唐以前的各種史書按體例不同分為六類。這就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劉知幾對這六種史書的起源、演變以及優缺點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最後他得出結論說：隨著曆史的變遷，《尚書》、《春秋》、《國語》、《史記》等四家的體例都已被淘汰了，隻有《左傳》與《漢書》的兩種體例保留了下來。這種看法，並不十分妥當。例如，《漢書》與《史記》基本上是一種體例。《史記》是紀傳體通史，《漢書》是紀傳體斷代史。劉知幾自己也承認：“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可見，劉知幾認為司馬遷創立紀傳體是不容惑疑的。既然如此，劉知幾肯定《左傳》就是肯定編年體，肯定《漢書》就是肯定紀傳體了。

　　劉知幾在肯定編年體與紀傳體的同時，也指出了二者的缺點。他認為，編年體的優點，是“係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但對各種類型的重要人物，除了與國家大事有關者外，都不能詳細記載其不同的事跡。紀傳體雖然可以避免這些缺點，發揚自己的長處，因為其“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誌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但其缺點也是無法避免的。例如，“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如《史記》的《高帝紀》，涉及項羽的事，“則雲語在《項傳》”；反之，《項羽本紀》中涉及劉邦的事，“則雲事具《高紀》”。同時，還把不同時代的人，如屈原、賈誼等同列一傳。這都是不如編年體的地方。劉知己實事求是地對這種體例進行比較，明確指出其優缺點，是實事求是的。因而他的結論至今還為史學界所公認。

　　不難看出，劉知幾認為，兩種體例互有得失，肯定一種，否定另一種是不對的。所以，後來的史學著作都不外這兩種體例，這兩種體例，一直到清朝，還在史學著作中占著重要地位。既然這兩種體例的生命力頗強，可見劉知幾對古代史著體例的總結是從實際出發，抓住了主要環節，從而得出了確切的結論的。

　　劉知幾對古代史著作體例的總結，盡管他沒有在此基礎上創立新的體例，但他還是有不少新的見解的。例如，他非常推崇《左傳》，就是因為《左傳》“不遵古法”，不像《尚書》那樣單純記言，不像《春秋》那樣單純記事，而是“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也就是《左傳》有所創見。稱讚別人的創見者，至少是一個善於發現新事物的人，善於發現新事物的人，也必然有所創見。

　　劉知幾不僅稱讚別人在史著體例方麵的創新精神，而且自己也有不少創見。例如，他雖然肯定紀傳體是較好的體例，但他認為應補充發展。他說：“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誌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製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製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誌之有‘禮樂誌’、‘刑法誌’者也。”這個建議，雖有缺點，未被人們采納，但他要補充和發展舊的體例的願望卻體現著積極進取的精神。

　　確定了一定的體例，就要按照體例的要求修史，不能隨心所欲地自行其事。例如，在紀傳體中，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不能隨意改動。但從司馬遷開始就沒有嚴格遵守這個原則。在《史記》中，“案姬自後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這就不符合體例的要求。如果把周自後稷至西伯，秦自伯翳至莊襄，另作周世家與秦世家，使周武王與殷紂王連接起來，秦始皇與周赧王連接起來，曆史的線索也就更加清楚了。至於後來違背體例原則者，更是不乏其人。“如近代述者魏著作（魏彥淵）、李安平（李百藥）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另如，“範曄《漢書》記後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誌》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由此可知，劉知幾多處批評不遵守體例原則者，就是違背體例的要求會導致事實混亂，線索不清，不易弄清曆史的本來麵目。

　　確定體例，修史者就有所遵循。劉知幾把這當做一個重要環節，是非常正確的。

　　寫作方法要有創新

　　在搜集到必要的史料，又確定了適當的體例之後，就是怎樣動手寫的問題了。劉知幾十分注意寫作的方法。他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敘事”，當然是寫作方法的一個方麵。

　　劉知幾對古人的修史方法也進行了全麵的總結。在總結中，他既肯定優點，也指出缺點。例如，他認為《史記》中的蘇秦、張儀、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而《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則“無所取焉”。《漢書》中的帝紀，《陳勝項籍傳》等，“是其最也”，而《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諸傳，“又安足道哉”！他還對司馬遷的敘事方法做出了概括的總結，他說：“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複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對其他史著，也有類似的評論。如“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這都說明劉知幾評史家的敘事方法是較為客觀的，既不絕對地肯定，也不絕對地否定。這是從實際出發的總結方法。

　　在總結前人修史方法的基礎上，劉知幾提出了簡明扼要的主張。他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所謂“簡要”，並不僅是量上的少，而是要“文約而事豐”，也就是文字簡練，內容充實。在他看來，兩漢以來的史家都沒有遵守這個原則，主要是文詞繁冗，無用的字句太多。他們所修的史書，“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劉知幾堅決反對這樣的修史方法。

　　怎樣才能達到“簡要”的要求呢？他認為，一要省句，二要省字。省句還較容易，省字就極為困難了。他舉例說：《春秋》僖公十六年載：“隕石於宋五”。他認為這個記載“簡要合理”，是省字的典型。因為“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當然是最恰當不過了。

　　怎樣才能省句、省字呢？就是敘事要抓住主要環節，不要麵麵俱到。他說：“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7，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詞，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總之，一定要“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沈在”，也就是要舉綱張目，抓住要緊的部分，舍棄那些無關緊要的內容。

　　怎樣才能抓住主要環節呢？就是要善於處理“顯”與“晦”的關係。“顯”與“晦”是什麽意思呢？他說：“顯也者，繁辭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不難看出，劉知幾是反對“顯”，提倡“晦”的。怎樣實現“晦”呢？他說：“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鹹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一言以蔽之，就是言簡意賅。這樣，就可使“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

　　在寫作方法上，後人效法前人是很自然的。所以劉知幾說：“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但在怎樣效法前人的問題上，卻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方法。一種是貌同而心異，一種是貌異而心同。

　　所謂“貌同而心異”，就是從形式上效法古人。例如，三國時譙周所撰的《古史考》，就是機械地從形式上模仿古人。《春秋》所記春秋時列國命官有卿與大夫之別，“卿亦呼為大夫”，到秦時視宰輔為丞相，不再設卿大夫。但譙周為了效法孔子的《春秋》，在寫李斯被棄市的時候，竟然寫成“秦殺其大夫李斯”。這種“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的方式效法《春秋》，顯然毫無實際意義。所以劉知幾尖銳地批評說：“世之述者，銳誌於奇，喜編次古人，撰取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這種“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者，就是守株待兔。

　　所謂“貌異而心同”，就是從實質上效法古人。劉知幾認為，在敘事方麵，以《左傳》最好。所以他說：“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在效法《左傳》敘事方麵，就有“貌異而心同”者。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楚戰於8（春秋時屬鄭，在今河南滎陽北），晉軍大敗，在爭相攀舟渡河時，軍隊秩序混亂。《左傳》記載此事，並不直接說明混亂的情況，而是載“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既然“以刃斷指”很多，可見混亂的程度。王劭在《北齊誌》中也采取了這種手法。關於“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的事，他記為“夜半方歸，槊血滿袖”。既然“夜半方歸，槊血滿袖”，當然說明高季式追逐敵人時間很久，殺傷敵人甚多了。這種寫法，與《左傳》一樣，都不是直接寫戰爭的勝負情況而是生動地描寫其中的一個側麵，使“聞者亦知其義”。這種效法古人的方式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劉知幾說：“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

　　提倡用“貌異而心同”的辦法效法古人，就是反對隻講形式，不講內容，不按曆史前進的要求改變效法古人的方式。在劉知幾看來，曆史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時代變了，敘事還是舊的內容和方式，就是刻舟求劍。他舉例說：“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複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因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這是“迷而不悟”。

　　據上所述，劉知幾的修史方法中充滿著曆史進化論的思想。曆史前進了，敘事的方法也應改變，決不能照搬古人，守株待兔。

　　語言是敘事的工具。修史者能否有效地運用語言是修史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環。劉知幾認為，隨著曆史的發展，語言也在不斷變化。今人敘事，用古人的語言，特別是敘述人物的言語，用古人的言詞敘述今人的言語是極為荒唐的。他舉例說：“夫《三傳》之說，既不習（襲）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既然《三傳》不因襲《尚書》，兩漢的史書也不同於《戰國策》，可見古代史家就是根據不同的時代而其語言有所區別的。但是，後來有些史家就不同了，他們“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複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摹）《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詞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於是，就出現了裴少期（裴鬆之）“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為了“示其稽古”，使春秋時人的言詞出於魏、晉時人之口，顯然是古今不分，缺乏曆史的觀點。

　　劉知幾認為，“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有些史家“怯書今語，勇效昔言”，是令人不解的。非常明顯，劉知幾是要史家有發展的觀點。當代人的言語必須用當代人的言詞表達，用古人的言詞表達今人的言語是違背曆史前進的要求的。

　　綜上所述，劉知幾在寫作方法上反對那種靜止的、僵化的思想，主張隨著曆史的發展不斷改進寫作方法，也就是修史者不要一成不變地沿用古人的方法，而自己要有創見。

　　所寫內容要新穎而有意義

　　關於史書的內容，劉知幾總結荀悅與幹寶的意見，認為應該包括五誌，他自己又增加了三科，共八個方麵。五誌就是“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這五個方麵，“蓋紀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三科就是“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八個方麵概括起來，就是國家政事或與國家政事關係密切者。這些內容，一般說是為史家所公認的，所以並不顯得劉知幾有什麽創見。

　　值得稱讚的是劉知幾反對重複前人的意思，提倡寫新的內容。他說：“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曆史是不斷前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與前代不同的內容。“述當時之事”，就是寫與前代不同的內容。他主張刪除正史中的《天文誌》，就是因為他認為自然現象的變化不大，每個朝代不一定都有新的內容。他說：“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因此他認為，既然《史記》有《天官書》，《漢書》就沒有必要再有這方麵的內容了。但是，“班固因循，複以天文作誌，誌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漢代的曆史較長，《漢書》不應該有《天文誌》，後來的一些短命朝代，其史書就更不應該有這些內容了。

　　他對《藝文誌》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認為班固在《漢書》中撰《藝文誌》輯錄漢代以前的書目是必要的，但漢以後的史書就不能再有《藝文誌》了。因為“前誌已錄，而後誌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這樣就清淡如水，飲之無味了。當然，他也注意到曆代都有新的書籍增加，於是他認為“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就是“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換言之，前代史書中的《藝文誌》所列過的書目，不必重複，隻列新的書目就可以了。

　　劉知幾還反對在史書中有不真實的內容。例如《五行誌》，把自然現象的變化和社會現象牽強附會地聯係起來，轉移人們從社會本身理解社會問題的視線是錯誤的。他認為，自然現象的變化“關諸天道，不複係乎人事”。穿鑿附會地把毫不相幹的“天道”與“人事”聯係起來，就是“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雲無覺”。他舉例說：“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在劉知幾看來，這種內容，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十分荒誕，毫無意義，不能載入史冊。這種求實的精神，對史學家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與此同時，劉知幾又主張在正史中增加前所沒有的內容。例如，《都邑誌》、《氏族誌》、《方物誌》。

　　為什麽要增加《都邑誌》呢？因為都城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如長安（西安）“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如建鄴（南京）“虎踞龍蹯，帝王表其尊極”。在不同的時期，統治者在都城有不同的表現。“兼複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既然不同的表現有不同的後果，就可以起到“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的作用。同時，“宮闕製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所以，盡管各代建都的地方不同，但各種製度都繼承下來了。因此，“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誌，列於輿服之上。”

　　為什麽要撰《方物誌》呢？因各地都有自己的特產，如“金石、草木、縞9、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各地都對皇帝有所貢獻。為了掌握各地的物產，撰《方物誌》，列於《食貨誌》之前是必要的。

　　為什麽要撰《氏族誌》呢？《氏族誌》就是帝王貴戚家譜。氏族誌“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也就是可以永遠顯示帝王貴族的顯赫地位。

　　劉知幾主張增加《都邑誌》、《氏族誌》、《方物誌》，反映了曆史發展的內容。從周到秦，建都之地不出關中的長安、鹹陽和中原的洛陽。魏、晉以後就不同了，東晉與南朝在建鄴（南京），北方的十六國與北朝分別在長安、洛陽、襄國（河北邢台）、鄴（河北臨漳）等各地。政治中心增多，各自都有不同的特點，就需要分別對其地位的重要進行敘述。隨著南方的開發，經濟區域的擴大，北方民族融合的發展，各地物產日益豐富，要求撰寫《方物誌》也是合理的。南北朝時期，由於士族勢力的發展，譜諜學相當盛行。到了唐代，士族勢力已成強弩之末。要求撰寫《氏族誌》，正是士族勢力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的反映。由此可見，劉知幾要求在史書中增加三誌的主張，正反映了當時曆史的內容。

　　主張增加《都邑誌》，符合曆史前進的要求。所以，後來的史書中雖沒有增加《都邑誌》，但都有了專述都邑的篇目。《舊唐書·地理誌》有《京師》篇，對長安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宋史·地理誌》有《京城》篇。《明史·地理誌》有《京師》、《南京》篇。這都說明，唐代以後的史書對都邑都是很重視的。由此可見，劉知幾提倡在史書中增加《都邑誌》是有重要意義的。

　　主張增加《方物誌》，雖然對後世修史沒有什麽明顯的影響，但其主張是頗有道理的。如果對各地的物產了如指掌，無疑對國家製定經濟政策及其實施是有直接關係的。

　　主張增加《氏族誌》，雖然反映了士族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的呼聲，但也說明譜諜學的發展需要在正史中有所反映了。

　　劉知幾總結了前人修史的經驗，在撰史的內容上，主張不要亦步亦趨地去模仿古人，而要根據時代的特點，不斷刪除荒誕而毫無意義的內容，增加新而真實的內容。總之，寫什麽，不寫什麽，都要考慮社會作用、曆史意義。例如，寫曆史人物，必須堅持寫“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的人物。這些人，“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在社會上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至於那些“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屍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者，是不需要載入史冊的。因為他們沒有社會影響，寫入史冊，毫無意義。

　　端正修史的態度

　　修史者的態度是否端正，是史書能否修好的主要環節，搜集史料，寫作方法，內容的取舍等等，無不與修史的態度密切相關。

　　劉知幾認為，修史者的正確態度是如實撰寫曆史，“不掩惡，不虛美。”他說：“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麵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修史者應該像鏡子照物，空間傳聲一樣，“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

　　不過，真正做到“不掩惡，不虛美”是很困難的，因為統治者害怕暴露自己的陰暗麵，需要史家為其隱諱。從孔子開始的“春秋筆法”，堅持“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的原則，正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要改變這種情況，必然會遇到很大阻力。這種阻力，當然是來自統治者方麵。於是劉知幾說：“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他還借別人的話說：“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而一些史家“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反之，一些堅持直書的史家，“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照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這就是說，史家不是屈服於政治壓力而“曲筆”，就是堅持“直書”而遭難。

　　劉知幾認為，史家應該無所畏懼，堅持直書。他說：“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反之，他嚴厲批評那些貪生怕死的“曲筆”者。他們“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不是“舞詞弄劄，飾非文過”，就是“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劉知幾認為這是“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還有些史家，“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這些人，是“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界豺虎可也”。非常明顯，劉知幾是反對“曲筆”，主張“直書”的。

　　劉知幾認為，史書的作用就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史官隻有端正態度，如實撰寫曆史，才能使史書發揮這種作用。所以他說：“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

　　官方不要過多地幹預，以便修史者充分發揮作用

　　政府設館修史，宰相監修史書，都是從唐初開始的。實行這些製度，都意味著官方對修史工作的嚴格控製。政府控製修史，規定政府的有關機構必須提供有關資料，保證修史人員的數量以及提供必要的經費和條件等，無疑都是有利的一麵。但從另一方麵說，也有消極因素，如因人員多而往往各執己見，延誤時日；監修者無能，不能發揮組織作用，致使修史者無能為力等等，都影響修史者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劉知幾對這些消極方麵是深惡痛絕的。

　　劉知幾認為，官方控製修史的缺點之一，是修史者眾多，又都自以為是，聽不得不同意見。由於各執己見，互不讓步，所以，“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因此，他認為，這樣不能寫出像《左傳》、《史記》那樣“立言不朽，藏諸名山”的著作。

　　缺點之二，是修史人員中有人不遵守保密製度，私自向外透露所寫內容，致使在初稿中“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俱知，筆未棲毫而=紳鹹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仇貴族”。這樣，就使修史者難以秉筆直書，如實撰寫史書。

　　缺點之三，是監修者不止一人，往往意見分歧。“楊令公（楊再思）則雲‘必須直詞’，宗尚書（宗楚客）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既然修史者無所適從，當然不能發表自己的見解了。這樣，即使高明的史學家也難寫出好的著作。

　　缺點之四，是監修者無能，對修史工作拿不出有效的措施，也不能合理地調配力量，以致形成“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

　　以上所談，決非劉知幾無中生有，而是有其親身體會的。他曾三為史官，史館的情況他非常熟悉。所以他說：“凡所著述，嚐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於是，他感到雖任史官，而自己的願望不能實現；“見用於時，而美誌不遂”。故而“怏孤憤，無以寄懷”。如果“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非常明顯，《史通》是劉知幾在史官任上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下私自修撰的著作。

　　由此可見，史官們不能各抒己見，發揮自己的特長，主要是官方對修史工作控製太死，束縛了他們的思想。劉知幾憤然離去，私撰《史通》，成為流芳百代的史學名著。可見官方幹預過多，確在修史工作中起了消極作用。

　　對官方控製修史持絕對否定態度是片麵的。個人的力量有限，政府如果有效地組織力量，安排人才，提供必要的條件和經費，不要控製過死，是可以出現個人撰寫的巨著的。宋代的《通鑒》是司馬光在官方的支持下組織力量編撰的。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四庫全書》，都是由政府組織力量完成的。個別人的能力再強也無法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

　　劉知幾修史主張的特點

　　綜前所述，劉知幾的修史主張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劉知幾的修史主張中，充分反映了他的進步曆史觀。劉知幾把曆史看作是發展的、變化的。他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決不能按照古人的標準來要求今人。顯然，這是對那種看不見曆史發展者的尖銳批評。他在《史通》的不同篇章裏，把曆史分做“遠古”、“中古”、“近古”等不同的時期。例如，《疑古》篇把《尚書》、《春秋》視為“遠古”之書，可見“遠古”大體上相當於先秦時期。《序傳》篇把司馬相如的自敘視為“中古”的作品，可見“中古”大體上相當於漢代。在同篇又說：“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可見“近古”指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樣把曆史分作幾個階段，無疑是認為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

　　這種進步的曆史觀，在劉知幾的修史主張中無處不有所流露。他的每一項主張都是在總結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樣做本身就意味著他不是墨守成規，而是以前人的成果為借鑒不斷有所提高的。在其修史主張中，多處批評那些看不見曆史發展的人是刻舟求劍，守株待兔。他提倡學者要“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可見他是一個曆史進化論者。

　　其二，在劉知幾的修史主張中，也反映了他的創新思想。這種思想與其進步的曆史觀密切相關。因為看到曆史不斷發展的人必然要想方設法順應曆史的前進。在這個前提下，必然產生創新思想。劉知幾的創新思想是非常突出的。他從少年讀書時起，就很善於思考問題，喜歡探索難懂的道理。他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曾得之襟腑，非由染習。”這就是說，他讀書的收獲是自己的體會，不是人雲亦雲。於是，他常提出與前人不同的見解。例如，他“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一些墨守成規的人譏笑他“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他當時雖然“赧然自失，無辭以對”。但他後來發現“張衡》、《範曄集》，果以二史為非”。於是，他認識到“流俗之士，難與之言”。遂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信心。後來，他退出史館，私撰《史通》，更說明他不願庸庸碌碌，隨聲附和，而要充分發表自己的見解。

　　這種創新思想，在其修史主張中也很突出。在選用史料的問題上，他主張要慎重選擇，不要輕信前人。他說：“遠古之書，其妄甚矣。”所以，他引用孟子的話說：“盡信書，不如無書。”慎重選擇，認真辨別，不輕信書本，就是要有創見。在敘事方法上，他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文約而事豐”的見解。運用語言，也不要機械地模仿古人，而要根據當代的特點，使用新的語言。對史書的內容，他根據曆史的發展，提出了增刪的項目。這些無不說明，在他的修史主張中，處處都反映著他的創新思想。

　　其三，在劉知幾的寫作主張中還包含著可貴的求實精神。劉知幾在很多地方反對那種隻重形式，不講內容的華而不實的作風，反對把一些荒誕而無意義的內容寫進史書。反之，他讚揚求實精神。他說：“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他認為，史官敘事應該是“撥浮華，采貞（真）實”。這樣，就可以使那些善搞華而不實的“雕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劉知幾的這種求實精神，今天的史學工作者還是應該繼承發揚的。

　　在封建社會裏，當人們還不能科學地認識曆史的時候，劉知幾能有這樣的修史主張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