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7章 唐初傑出的史學家令狐德

　　令狐德是隋到唐初的宜州華原（陝西耀縣）人，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卒於唐高宗乾封元年（666），享年84歲。他的一生，修撰了大量的史書，並在史學思想方麵也有明顯的創見，所以他是唐初的傑出史學家。

　　史學著述

　　令狐德是北周令狐整之孫。《周書·令狐整傳》載：“令狐整字延保，3煌人也，本名延，世為西土冠冕。”該傳史論中也說：“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裏則勳著方隅。”令狐整子名令狐熙。《隋書·令狐熙傳》載：“令狐熙字長熙，3煌人也，代為西州豪右。”這都充分說明令狐德的先人是3煌（甘肅敦煌）一帶的名門望族。至於什麽時候遷居宜州華原，還有待發現新的資料。

　　令狐熙“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生活上莊重嚴肅，不隨便交友，“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可見他是一個有相當造詣的知識分子。令狐德生於這樣的家庭，必然受其影響。

　　大業末年，令狐德被命為樂城（安徽亳縣東南）縣長（隋製：大縣長官曰令，小縣的長官曰長），他感到隋已麵臨末日，未去就職。隋末農民起義爆發以後，太原守李淵也乘機起兵。李淵的從父弟李神通在京師被迫出走，到4縣（陝西戶縣）一帶舉兵響應李淵，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令狐德為其記室參軍。李淵入京後，引為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618），轉起居舍人，武德五年（622）遷秘書丞，貞觀六年（632），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貞觀十五年（641），為太子右庶子，貞觀十八年（644），為雅州（四川雅安）刺史，永徽元年（650），複為禮部侍郎，監修國史及《五代史誌》，尋遷太常卿，永徽四年（653）遷國子祭酒，又進爵為公，龍朔二年（662），表請致仕，獲準，加金紫光祿大夫。不難看出，令狐德曆經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每朝他都在政治上發揮過作用。另外，他還在高宗朝任禮部侍郎與國子祭酒時兼任過弘文館學士與崇賢館學士。弘文館學士的任務，初是根據皇帝的需要出謀劃策，起參謀顧問的作用，後又增加了整理圖籍、教授生徒的任務。崇賢館學士的任務，是輔助太子，掌管東宮圖籍，教授生徒。可見他除了在政治上發揮作用之外，還在文化方麵起了重要作用。

　　令狐德在文化方麵所發揮的主要作用是在史學領域。他對史學的主要貢獻如下：

　　（1）武德五年（622），與陳叔達等人共修類書《藝文類聚》。

　　（2）貞觀三年（629），與岑文本、崔仁師共修《周書》。

　　（3）貞觀五年（631），與高士廉、韋挺、岑文本等人共修《氏族誌》。

　　（4）貞觀十一年（637），與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孔穎達、於誌寧等人共修《新禮》（即《新唐書·藝文誌二》所載的《大唐儀禮》）。

　　（5）貞觀十八年（644），與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人共修《晉書》。

　　（6）永徽元年（650），受詔撰定律令，同時，又監修《五代史誌》。

　　（7）參與修撰貞觀十五年以後的《實錄》（貞觀實錄分兩次修撰，第一次是貞觀十七年（643）完成，其內容止於貞觀十四年（640），第二次是永徽元年（650），其內容從貞觀十五年（641）始，止於貞觀末）。

　　（8）修撰《高宗實錄》。（以上主要依據《舊唐書·令狐德傳》與《新唐書·藝文誌》）

　　（9）據《唐會要》卷六十三《修國史》載：顯慶元年（656），與長孫無忌、於誌寧、崔敦禮等共修自李淵從太原起兵到貞觀末的國史81卷（《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載：長孫無忌、令狐德、顧胤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史八十卷”。二者有一卷之差，主要是《唐會要》所說的國史是“起義寧（617），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新唐書》僅提“武德貞觀兩朝史八十卷”，未涉及義寧。義寧年間單修一卷完全可能）。

　　另據《新唐書·藝文誌》載：令狐德的著述還有：《淩煙閣功臣故事》、《令狐德家傳》、《皇帝封禪儀》、《留本司行格》（與長孫無忌、李、於誌寧等人共撰）、《令狐德集》等。還有一首題名《冬日宴於庶子宅各賦一字得趣》的五言詩，載於《全唐詩》第33卷。

　　以上各種著作，有些令狐德是一般的參與者，有些是他個人的專著，有的他是主編，起組織編輯作用。特別需要提出的是《五代史》的修撰。唐以前沒有“五代”的名稱，《舊唐書·職官誌二》第一次提出“貞觀年修《五代史》”，因貞觀三年（629）曾修梁、陳、北齊、北周、隋五史，可見這五史就是《五代史》。令狐德不僅主修《周書》，而且還對《五代史》“總知類會”。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五代史》是根據他的建議修撰的，他對編寫《五代史》的重要意義必然有深刻的認識；同時，他還有一定的組織編輯才能，例如，《晉書》的編寫就是以令狐德為首，其體例是由敬播提出，經他最後審定的。這正說明令狐德是一位頗有修史才能的史學家。

　　令狐德不僅才能出眾，而且“博涉文史，早知名”，有一定的史學基礎知識，並有遠見卓識，認識到文化遺產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曾針對隋唐之際的戰亂影響，大量古籍散失，而提出“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以致“數年間，群書略備”。更重要的是他孜孜不倦，勤奮異常，不僅早年修撰了大量史書，而且“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由此可見，令狐德對史學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決不是偶然的。

　　需要說明一點：令狐德對《五代史》的“總知類會”與魏徵對《五代史》的“總知其務”，是什麽關係，是否矛盾。魏徵在貞觀二年（628）遷秘書監，參預朝政，相當於宰相。他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主要是在政治方麵為唐太宗總結經驗，尋找借鑒，所以，“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顯然，這與令狐德的決定體例等具體組織編輯工作隻能是互相補充，並行不悖的。

　　史學思想

　　唐代史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史學家通過總結曆史經驗，為統治者提供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借鑒，因而被稱為鑒戒史學。

　　唐代史學家多半是政府官員，李百藥（565-648）曾任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房玄齡（579-648）是貞觀年間著名的宰相，魏徵（580-643）更是與唐太宗“討論政術，往複應對，凡數十萬言”的政治家。顏師古（581-645）曾任秦王府記室參軍，秘書監。劉知幾（661-721）曾任獲嘉縣主簿，定王府倉曹。杜佑（735-812）也曾任戶部侍郎判度支，檢校禮部尚書，淮南節度使以至宰相。政治舞台上的史學家，在其史學著作中，必然考慮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唐代統治者是竊取農民起義的勝利成果而得的政權，農民起義的聲威，使他們還心有餘悸，迫切需要從曆代王朝的興亡盛衰中去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以利於加強和鞏固其統治地位。所以，他們不得不重視史書的編寫與史學的發展。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正是統治者迫切需要通曉曆史，重視史學的反映。

　　令狐德的史學思想，也屬於鑒戒史學的範疇。武德年間，他首先建議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他說：“竊見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在這個建議中，他首先說明了修《五代史》的緊迫性，如果當時不修，十數年後，就會有更多的困難。其次，又說明了修史的目的是為了“貽鑒今古”，也就是為以後的統治者提供借鑒。

　　令狐德的修史主張與建議和統治者的政治需要是一致的。李淵在下詔修魏、齊、周、隋、梁、陳六史時說：“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這與令狐德修史是為了“貽鑒千古”的主張顯然是異口同聲，殊途同歸的。

　　令狐德的政治主張是實行王道。唐高宗即位之初，很注意政事，曾召集主要大臣與弘文館學士討論怎樣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問題。令狐德當時是弘文館學士，當然參加了。高宗問他們什麽是王道，什麽是霸道，二者孰先孰後？令狐德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為最，而行之為難。”這樣以總結曆史經驗的方式回答問題，必然使高宗受到啟發，想到現實。於是高宗又問：“今之所行，何政為本？”他接著答道：“古者為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為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斂、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為政之要，莫過於此。”這就是說，所謂王道，就是統治者要盡量少勞民傷財，以便輕徭薄賦，使政治穩定，生產發展。

　　在令狐德看來，能否實行王道的關鍵在於統治者自己。他在與高宗討論“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的時候明確表示：“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既然禹、湯嚴於要求自己而興，桀、紂總罪責別人而亡，邏輯的結論，必然是統治者自己的言行決定著國家的命運。唐太宗說過：“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且複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讀既作，離叛亦興。”不難看出，令狐德的政治主張與唐太宗等統治者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正因為如此，《舊唐書》的作者認為：“令狐德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

　　令狐德還認為，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可以影響社會風氣。例如，唐高祖曾問他道：“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為高大，何也？”他回答道：“在人之身，冠為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顯然這是告誡唐高祖，皇帝應以社會風氣作為自己的鏡子，不可掉以輕心。

　　令狐德的這些政治思想反映在史學著作中，必然是鑒戒史學的內容。

　　在《周書》中，令狐德認為統治者應該崇經重儒，這也是從總結曆史經驗中所得出的結論。他說：“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雕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玄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總結曆史的經驗是為了現實。所以他更有針對性地說：“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顯然這是說事在人為，崇經重儒必須依靠統治者提倡讀經，重視儒生。他以西漢以後的曆史為例說：“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鹹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黼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誌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飾腐儒之姿，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5之所產哉，蓋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時異也。”他說的“近代”，是指南北朝後期。如前所述，他曾說過：“竊見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可見他說的“近代”就是《五代史》所包括的範圍。雖然他也曾說過周文帝“雅好儒術”，但隻是個別的例外，不能代表整個五代的情況。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兩漢崇經重儒，故而有棟梁之才；近代反之，故而人才缺乏。邏輯的結論，當然是唐代統治者應該崇經重儒了。

　　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方罷”。又“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鹹得署吏。……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唐太宗這樣崇經重儒，也是總結曆史經驗的結果。他說：“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梁）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唐太宗與令狐德崇經重儒的思想是完全一致。他們都重視曆史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尋找借鑒。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的一致，正是鑒戒史學的鮮明特征。

　　應該說明一點，《周書》是令狐德與岑文本、崔仁師共同修撰的，而且《舊唐書·岑文本傳》中還明確說：“又先與令狐德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我引用《周書·儒林傳》的序與論來說明令狐德的史學思想是否確切呢？回答上隻能是肯定的。

　　清人趙翼認為：“周書》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本令狐德所撰也。德在當時修史十八人中最為先進，各史體例皆其所定，兼又總裁諸史，而《周書》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詔修諸史，德又奉敕與岑文本修《周書》；貞觀中，再詔修諸史，德又奉敕與岑文本修《周書》，繼又引崔仁師佐修。是同修者雖有數人，而始終其事者德也。”既然《周書》“乃其一手所成”，他又“始終其事”，可以肯定，《周書》全麵反映了他的思想與觀點。即使有些史論並非出自他手，也必然經過他過目而同意，決不會離開他的思想與觀點。以《儒林傳》為例，該傳的《樂遜傳》應為令狐德所寫，其中記載了樂遜於武成元年（559）針對“霖雨經時”向周明帝的建議，其中有五條“切於政要”，全文載錄。這五條是（1）崇治方，就是注意治理國家的策略。他主張：“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2）省造作，就是統治者不要大興土木，營造宮室，應該“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3）明選舉，就是選用人才要有明確的標準，並公之於眾。（4）重戰伐，即統治者不要靠戰爭維持自己的地位，應該重視德的作用，因為“唯德可以庇民，非持強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5）禁奢侈，就是官僚貴族不應以奢侈腐化炫耀自己。他還認為，統治者聽了別人的建議必須？納，否則建議的人就少了。

　　周明帝極為重視樂遜的建議，所以“頻加賞賜”。樂遜的地位也日益顯貴，在年老有病退職以後，周靜帝不僅賜其安車、衣服及奴婢，“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周書》記載這些內容，明顯的看出了令狐德的思想傾向性，就是統治者必須按照樂遜的建議去治理國家。讚揚為統治者出謀劃策，當然是希望統治者有所作為，這與《儒林傳》的論中流露出的事在人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見，不管《周書》史論的執筆者是否令狐德，但其內容都體現了他的基本思想與觀點。

　　曆史觀

　　令狐德的曆史觀中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新內容。曆史上有許多長期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的問題，令狐德都有獨到的見解。他的見解，超過了前人，頗有新意。

　　關於封建製與郡縣製哪一種優越的問題，自秦朝開始就有爭論。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淳於越對秦始皇道：“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顯然這是針對秦始皇實行郡縣製而言的。於是，讚成實行郡縣製的李斯立即“謬其說，絀其詞”，認為這是“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秦始皇讚成李斯的意見，下令不準“以古非今”。

　　西漢初年，郡國並行，結果形成七國之亂，漢武帝又實行削弱封國的政策。東漢也實行過分封、但有名無實。據上所述，周朝實行分封製成為一個長命的朝代，秦朝實行郡縣製成為一個短命的朝代，漢代從郡國並行到實際上的郡縣製又是長命的朝代，西晉的分封，引起了八王之亂，很快滅亡。這樣一來，就很難用實行某一種製度去說明一個王朝壽命的長短。這就是後來為此長期爭論不休的關鍵所在。到了唐代，這種爭論還是有增無減。唐太宗認為：“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後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李百藥認為：“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氏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則主張“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郡縣，雜錯而居”。說來說去，還是秦漢以來的那些舊觀點。

　　在唐代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中，較有見解的是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在其《封建論》中，認為封建製的產生是很自然的，“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周朝實行分封製，周王的地位也不完全都很鞏固。按禮，周王不下堂而見諸侯，但也曾有“下堂而迎覲者”。東周時更為嚴重，王室相當於一個諸侯的地位，“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使周王徒有其名。秦實行郡縣製，“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是其優點。至於秦之滅亡，“咎在人怨，非郡邑之製失也。”這就是說，不管是封建製還是郡縣製，各有其利弊，什麽時候實行什麽製度，決定於曆史的需要，不是聖人賢君可以隨心所欲的。它與一個王朝存在時間的長短沒有關係。肯定英雄人物不能左右曆史發展是對的，但認為人們隻能聽任曆史的擺布，不能對曆史產生作用也是片麵的。後者正是柳宗元的曆史觀的弱點。

　　早於柳宗元100餘年的令狐德，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還高於柳宗元。他說：“五等之製，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舍或殊。譬猶幹戈日用，唯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製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在他看來，分封製與郡縣製實行的時間不同是曆史的形勢決定的，個人不能扭轉這種形勢。但是，他又認為個人可以在一定形勢下發揮作用。他所謂的“因時製宜”，“觀民立教”，就是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取適當措施，按照人民的具體情況？取適當的統治辦法。也可以說？用什麽製度的問題，應因時、因人而置。顯然這是要發揮人的作用。

　　關於怎樣發揮人的作用問題，他也有進一步的論述。他說：“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係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他認為分封製與郡縣製度是名異實同，殊途同歸。不管實行哪一種製度，要社會安定必須用以禮義，要平定叛亂必須用以甲兵。禮義、甲兵又集中表現為“兵權勢位”。他舉例說，春秋時實行分封製，齊桓公、晉文公曾按禮尊王，致使周室複振；東晉時實行郡縣製，溫嶠、陶侃又曾挽救晉室的危機。這主要就是他們有權有勢。因為“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唯以盡節故也。”概括以上內容，他得出結論說：分封製與郡縣製，“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這樣，邏輯的結論，必然是統治者應該致力於“兵權勢位”了。

　　據上所論，令狐德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較柳宗元更為深刻。柳宗元認為，實行什麽製度是曆史發展的形勢決定的，統治者無能為力。也就是沒有看到人在曆史前進中的作用。令狐德則認為實行什麽製度應因時因人而置，同時還認為統治者應該集中精力於“兵權勢位”，以加強鞏固其地位。盡管令狐德還隻是看到統治者的作用，而不能正確估計人民群眾的作用，但他比起班固以來的史學家，在史書中大量散布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是大大前進了一步。唐初統治者積極？取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穩定統治秩序，正是他們從統治者本身去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結果。這正說明唐初史學的發展反映了統治者的政治需要。

　　令狐德對分封製與郡縣製的認識是高於柳宗元的，但是，在注釋法家著作的高潮中，柳宗元的《封建論》被捧得很高，而令狐德則至今未被人注意。我提出這個問題，並無意求取創新之功，隻不過想恢複令狐德應有的地位而已。

　　關於怎樣解決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的威脅問題，也是長期以來眾說紛紜，頗不一致的。

　　自西漢劉邦平城之圍以後，關於怎樣解除匈奴的威脅問題，“忠言嘉謀之臣曷嚐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劉敬主張和親，樊噲主張武力還擊。盡管還有賈誼、晁錯、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等人各持己見，“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班固認為，這都是隻“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在他看來，匈奴地處沙漠以北，生產落後，與中原生活習慣、語言皆不相同。應視其為禽獸，“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這就是最好的製禦夷狄之策。這些意見，都離開了問題的實質，即匈奴的社會製度決定其必然向中原進攻，以及雙方力量的對比是決定“和”或“戰”的關鍵。所以，長期以來很難得出一致的結論。

　　令狐德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頗有新意。他首先批評了班固的觀點。他認為北狄與中原不能截然分開，互不幹擾。雙方的情況，彼此都較了解。“若乃不與誓約，不就攻伐，來而禦之，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於奔命，疆場苦其交侵。”這樣，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令狐德的批評是擊中要害的。按照班固的意見，中原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軍隊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態。反之，匈奴則有力量就南進，無力量南進時也無憂慮，始終處於主動地位。令狐德正是抓住了這個要害，否定了班固的主張。

　　令狐德的主張是：“夫時者，得失之所係；幾（機）者，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運代有；戎狄之地，強弱之勢無恒。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製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上算，獸心之虜，革麵匪難，沙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秦、漢、魏優劣在其間哉。”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充分把握時機，區別不同情況？取不同對策。顯然是大大超過了前人的。他不是把“戰”或“守”當作一成不變的對策，而是要根據中原的治、亂，戎狄的強、弱，分別？取羈縻政策，或者是和親與征伐政策。這樣，就不會再去孤立地強調某一政策的優或劣了。

　　令狐德把具體問題放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之下進行具體分析，是從實際出發，有的放矢的。所以，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反映了曆史發展的真實內容。秦始皇時，修長城，又派蒙恬率大軍防守，未曾有過匈奴南下中原。漢高祖平城失敗後，一直實行和親政策，漢武帝以武力解決了匈奴的威脅。從此一直到唐朝，和戰政策的變化，無不以中原國家的治亂與北方少教民族勢力的強、弱密切相關。唐高祖對突厥實行屈辱政策，唐太宗認為是奇恥大辱。到他當了皇帝，國力強盛以後才能反擊突厥，解除威脅，更能說明這個問題。凡論中原政權應對北方少數民族？取什麽對策者，都沒有看到這個曆史進程的實質所在。所以，總是各執己見，莫衷一是。令狐德的認識，是總結了漢唐間曆史進程的結果。因而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大大地超過了前人。

　　綜上所述，令狐德的曆史觀中有極其可貴的內容。他認為曆史是發展的、變化的，統治者為了加強鞏固其地位，必須根據曆史前進的需要？取適當的措施。國家實行什麽製度，要“因時製宜”，“觀民立教”；對待少數民族？取什麽對策，應考慮中原的治、亂與少數民族的強、弱，“因其時而製變，觀其幾（機）而立權。”也就是統治者的各種政治措施必須適應一定的曆史條件。盡管他是在為統治者出謀劃策，但他比起那種拋開曆史的發展與變化去空談什麽分封製與郡縣製的優劣，或對少數民族的和、戰政策等等都實際得多，從而也進步得多。當然，他還沒有認識到社會矛盾的全部內容，不可能懂得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關係。所以，他也同樣提不出根本解決民族矛盾的辦法。由於這種曆史的局限性，他的史學思想與曆史觀雖然超過了前人，但還沒有也不可能超出封建史學家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