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章 唐代的史學與《通鑒》

　　唐代的史學與《通鑒》，似乎毫不相關，但認真深入研究一下，不管從史學思想上，資料與編撰體例上，二者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我以為，《通鑒》是唐代史學繼續發展的產物。沒有唐代史學打下的基礎，司馬光是難以有《通鑒》那樣的不朽巨著的。

　　從史學思想上唐代史學與《通鑒》一脈相承唐太宗貞觀十年（636）修成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原來是一部書，稱為《五代史》。這就是後來的《梁書》、《陳書》、《齊書》、《周書》、《隋書》。《五代史》的修撰者雖然分別是姚思廉、李百藥、令狐德和魏徵，但總負責的是魏徵。魏徵不僅組織領導了修撰工作，同時還親自撰寫了梁、陳、齊、周諸史的總論與《隋書》的序、論。這樣一來，《五代史》中就充分反映了魏徵的史學思想。

　　魏徵是史學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史學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反映。魏徵在政治上所發揮的作用是眾所周知的，他千方百計地為唐太宗出謀劃策，甚至犯顏直諫，為鞏固唐太宗政權而盡心竭力。為了同一目的，他又通過修朔，從曆史上為唐太宗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不遺餘力地為唐太宗尋找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曆史借鑒。二者雖然殊途同歸，但畢竟各有其不同的內容。

　　魏徵史學思想的特點，就是他認為曆代王朝的興衰，其根本原因在統治者本身。統治者要想鞏固自己的地位，不需要乞求天的恩賜，也不能依靠別人；必須自己總結曆史經驗，吸取教訓，從各方麵采取措施，才能有所收效。正因為如此，魏徵的史學思想在古代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了轉折點的作用。

　　兩漢以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在思想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史學領域中，各種史籍的內容都有明顯的反映。例如，班固在《漢書》中編造了一套自堯、舜以至夏、商、周、秦的劉氏世係，從而得出結論說：“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顯然這就是說，秦的滅亡，漢的建立，是天的安排。

　　西晉時，陳壽所撰的《三國誌》也同樣宣揚這種觀點。因為曹操是譙（安徽亳縣）人，所以，關於曹丕即將代漢的情況，陳壽寫道：“初，漢熹平五年（176），黃龍見譙。”以此預示“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複見”。45年後，果然又一次“黃龍見譙”，當然這就意味著火德（漢）當滅，土德（魏）當興於譙。在漢亡前45年，天就預告人們，曹氏將要對漢取而代之。可見曹氏代漢是順乎天意的。至於後來司馬氏取代曹魏，“如漢魏故事”，也是由於“天祿永終，曆數在晉”。西晉初年的史學家，用這種天人感應說來論證西晉統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無疑是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

　　後來的《後漢書》、《宋書》、《魏書》等等，無不充滿著這種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理論。這種理論，雖然可以說明統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時又說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為的。由此可見，拋開人的作用，空談天命的理論，僅隻能消極地說明廣大人民應當忍受統治者的壓迫和奴役，並不能起到積極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的作用。

　　魏徵在負責修撰《五代史》的時候，拋開了這種消極思想，否定了天的作用，主張千方百計地發揮人的能動性，去鞏固統治者的地位。

　　魏徵說：“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北齊的滅亡就能說明這個問題。他認為，齊後主前後，齊國的地理條件沒有變化，太行山、長城、長江、淮水都依然如故，甚至國家的賦稅收入、軍隊的多少都是原樣，但為什麽“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呢？主要原因是“前王……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揮霍無度，驕奢淫逸。“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因此，導致了“土崩瓦解，眾叛親離”。同樣的客觀條件，國家有興有亡的差別，邏輯的結論，當然是不同的人發揮了不同的作用。

　　在論及陳朝的滅亡時也是如此。他認為陳後主不像陳高祖那樣，“拔起壟畝，有雄桀之姿”，而是“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根本“不知稼穡艱難”，因而他墮落腐化，導致了政治腐敗。關於隋朝的滅亡，魏徵也是從隋文帝、隋煬帝身上去找原因。由此可見，北齊、陳、隋等王朝的滅亡，盡管其具體情況不同，但共同之處是統治者本身造成的，不是天的作用。這種由天到人的轉變，是中國古代史學思想進一步發展的標誌。

　　既然一個王朝的興衰，其關鍵在於統治者本身，那就隻有從曆代統治者的活動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吸取失敗的教訓，才能鞏固當代統治者的地位。在《五代史》中反映的魏徵的這種史學思想，與他的政治思想一樣，完全迎合了唐太宗的政治需要。

　　從政治上總結曆代統治者興亡的經驗和教訓，在中國古代早就存在了。“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是西周統治者的觀點。劉邦即位以後，聽了陸賈總結了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曆史經驗，認為非常重要，立即就要陸賈為他編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被劉邦大加稱讚的《新語》，就是這種政治要求的產物。張釋之也是因為“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而使漢文帝非常滿意的。唐朝的統治者當然也不例外。唐朝初年，李淵就非常注意總結秦、隋滅亡的教訓與漢、唐興盛的經驗。他說：“秦以不聞其過而亡……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隋朝末年，“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致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因而他就“撥亂反正”，虛心聽取意見，致使君臣合作，政權鞏固。唐太宗重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更是人所共知。他不斷與大臣們討論“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的原因，故而深知“天下安危，係之於朕”，所以，他把大臣們當作“耳目股肱”，希望君臣“協力同心”，治理好國家。不難看出，由於統治者的親身感受，直接從政治上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是由來已久了。然而，通過撰寫史書，間接為統治者總結經驗教訓，從中尋找借鑒，則是從唐初開始的。如果把這稱為鑒戒史學，那麽，魏徵總負責的《五代史》就是鑒戒史學的開端。

　　稍晚於《五代史》的《晉書》，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唐太宗親自為《晉書》的《宣帝紀》、《武帝紀》撰寫了史論，就是因為西晉是統一的、短暫的王朝，“李世民作為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為借鑒。”於是，他就“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他批評司馬氏“前忠而後亂”，“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正是借古喻今，告誡臣下不要像司馬氏那樣，顛覆李氏政權。

　　唐太宗對晉武帝的評論，也正是唐初政治家的觀點。他說，晉武帝初期，“敷化導民，以佚待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製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樸。……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但由於他“不知處廣以思狹”，“居治而忘危”，所以沒有采取長治久安之策，致使“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顯然這是告誡他的子孫們，統治者要有長遠的政治眼光，不能隻看到眼前的“治”，必須預見到“治”可以轉化為“亂”。統治者必須千方百計地防止這種轉化，否則就會像西晉那樣很快滅亡。

　　唐太宗這種間接地尋找曆史借鑒的思想，與他當時的政治觀點完全一致。他與魏徵討論政事時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這就是說，皇帝的地位不是永遠牢固的，隨時有被推翻的可能。魏徵還進一步分析了皇帝的地位不能永固的原因。他說：“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唐太宗批評晉武帝“居治而忘危”，魏徵認為“居安忘危”是所有亡國之君的共同特征。他們這種政治觀點與史學思想的完全一致，正是鑒戒史學的鮮明特點。

　　《貞觀政要》雖非史學專著，但《四庫全書總目》把它列入《史部·雜史類》，也算唐代史籍的組成部分。本來，吳兢撰《貞觀政要》是因為“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為了使後來的統治者“克遵前軌，擇前而從”以成更大功業，所以，戈直在序中說：“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不過，就該書的內容而論，涉及範圍很廣。唐太宗君臣為了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上自五帝、三王，下至隋煬帝，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的內容，無不有所涉及。因此，該書的內容是從曆史的實際出發，把總結的經驗教訓落實在貞觀年間的政治上。換言之，貞觀之治，是唐太宗統治集團在總結曆史經驗、吸取教訓基礎上，采取了一係列適應曆史前進的措施而形成的。正因如此，《貞觀政要》的內容，不僅“唐世子孫……書之屏帷，銘之幾案”，而且“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由此可見，《貞觀政要》是一本充分發揮了作用的鑒戒史學著作。

　　《通典》是記載曆代典章製度的通史。其作者杜佑（735-812）曆經唐代的玄、肅、代、德、順、憲六朝，也就是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的動蕩時期。他從18歲起以父蔭為濟南參軍，後又曆任工部、金部郎中，水陸轉運使，度支郎中兼和糴使，又至檢校禮部尚書、淮南節度使、宰相等職。既然他出入將相，長期作官，當然要為維護唐朝統治者的地位而費盡心機。他編撰《通典》，也是為了同一目的。他在《獻通典表》中說：“略觀曆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於是，他就根據“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的道理，編撰了《通典》。這就決定《通典》也必然有鑒戒史學的內容。

　　杜佑認為，唐代中葉社會動蕩不安的原因，“蓋是人事，豈唯天時。”這與魏徵在《五代史》中的觀點一樣，拋開天的作用，從人的因素中尋找國家興亡的原因。這個結論，是根據曆史事實歸納出來的。他說：“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這些都是“成王業，興霸圖”，“富國強兵”的“賢者”。

　　既然國家興亡的原因在統治者本身，於是杜佑認為，要使社會安定，必須“薄賦輕徭”。要做到“薄賦輕徭”，統治者必須嚴格約束自己。他說：“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己，自然樂其輸矣。”非常明顯，這是通過史書為統治者出謀劃策。在這方麵，可以說《通典》與《五代史》、《貞觀政要》等書發揮了同樣的作用是名副其實的。

　　司馬光編撰《通鑒》，是因為他認識到“治亂之原，古今同體”。所以，他希望統治者能從讀史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取得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借鑒。但由於自古以來的史書太多，一般人讀起來尚有困難，何況政務繁忙的皇帝呢！於是，他對舊史籍的內容進行認真選擇，“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編成《通鑒》，供皇帝閱讀。既然是專為皇帝撰寫的史書，當然是要以曆代的治亂興衰為其主要內容的。

　　在《通鑒》中，司馬光也完全拋開了天人感應說，主要從統治集團本身去探索治亂興衰的原因。他說：“未通人理於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嚐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故而他認為統治者“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這正是司馬光重視“人事”，不談天命的證明。

　　他關於漢武帝與秦始皇帝異同之處的論述，也充分說明他認為統治者地位的鞏固與否，關鍵在統治者本身。他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這就是說，秦的滅亡是由於秦始皇窮奢極欲，勞民傷財，迫使農民起義所致，而漢武帝雖然也曾如此，但他還能分清是非，不受人蒙蔽，重用賢人，而且“晚而改過”，所以避免了滅亡的危機。這與班固用五德終始說解釋秦亡漢興截然不同。

　　司馬光認為，統治體係是非常重要的。統治者地位能否鞏固，關鍵在於統治體係能否維持下去。例如，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周威烈王承認他們三家為諸侯。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威烈王自己破壞了“禮”。盡管韓、趙、魏三家強大，如果他們“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強大的諸侯還可以討伐他們。但由於他們“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禮被破壞，後果是嚴重的，因最高統治者是靠禮統治廣大人民的。司馬光說：“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就是紀綱。天子隻有運用紀綱的作用才能維持自己的地位。他說：“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製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製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製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非常明顯，所謂“禮”就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統治體係，是儒家思想的內容。這一套體係如果不被打亂，統治者的地位當然是鞏固的。

　　要有效地維持統治體係，必須重視“教化”和“風俗”。司馬光說：“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臣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他認為東漢光武帝就是明智君子。因為光武帝“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之明帝、章帝也是如此。“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鹹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大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不難看出，所謂“教化”，就是用儒家思想教育人民；所謂“風俗”，就是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所形成的社會秩序。由於“教化”立，“風俗”成，所以東漢政權穩定。自桓、靈以後，情況大有改變，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危機四伏。但因為固有的“教化”與“風俗”的影響，即使像曹操那樣，“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誌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由此可見，司馬光不僅要統治者重視社會秩序的作用，而且還說明了維持社會秩序的手段。

　　在統治者怎樣用人方麵，司馬光總結了一套經驗。他把人分為四等：德才兼備者謂之“聖人”，德才皆無者謂之“愚人”，德勝才者謂之“君子”，才勝德者謂之“小人”。他認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為什麽“小人”還不如“愚人”呢？因為“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製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在司馬光看來，自古以來，亂國篡權者多是才有餘而德不足的“小人”。因此統治者為了防止別人顛覆自己的政權，寧可用“愚人”，而不用“小人”。

　　司馬光在總結曆史經驗時認為：“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這就是說，君臣關係的主要方麵在於君。君如果不千方百計鞏固自己的地位是危險的。

　　司馬光為統治者總結曆史經驗，提供借鑒是多方麵的。宋神宗親自為之作序，並賜名曰《資治通鑒》，正說明該書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所以，後來的統治者也都把《通鑒》奉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指南。金世宗說：“近覽《資治通鑒》，編次累代廢興，甚有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世之良史，無以加也。”元朝、明朝的皇帝，也都要臣下為他們進講《通鑒》，以做為他們製定政治措施的借鑒。清末的統治者也曾欲借助《通鑒》挽救其江河日下的危機。這都說明《通鑒》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視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說，鑒戒史學發展到《通鑒》已經到了成熟階段。

　　綜上所述，從《五代史》開始的鑒戒史學，經過《晉書》、《貞觀政要》、《通典》到《通鑒》，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五代史》起了古代史學思想轉折點的作用，《貞觀政要》與《通典》，分別從不同的方麵為統治者提供了借鑒，《通鑒》則全麵係統地為統治者總結了經驗，提供了借鑒。因而，我們認為，《通鑒》是鑒戒史學的集大成者。

　　從資料上唐代史學為《通鑒》創造了條件

　　自古以來，任何史書的編撰都必須有充足的資料。一本史籍的史料價值如何，直接影響著史書的史學地位。因而，史學家對待史料的態度和方法就顯得十分重要。劉知幾對古代史書的總結，提高了人們對史料的作用的認識，從而促使唐代史學家更加認真地對待史料。同時，由於政治的需要，唐朝政府也重視史料的搜集，給唐代修史提供了有利條件。於是，唐代史學家對修史工作中的史料問題就特別重視。在這方麵，《通鑒》與唐代史學密切相關，並且有共同之處。以下分兩方麵說明這個問題。

　　第一，廣泛搜集資料。唐朝正式建立設館修史的製度以後，即明確規定了政府的有關機構必須按時向史館報送有關資料。例如，禮部按季錄送祥瑞的資料，太史按季報送天文祥異的資料，鴻臚寺負責從少數民族或外國來使中了解各種情況，如來使所代表的民族或國家的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裏遠近及其君主姓名等，刑部所司的法令變改，斷獄、新議等，必須立即報告。《唐會要》卷六十三《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記載非常詳細。這說明唐朝政府把搜集史料是當作重視修史的一個方麵的。

　　劉知幾認為，修撰史書必須廣泛搜集史料。沒有史料，即使史家很有才幹也無濟於事。於是他說：“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這裏所謂的“學”，是指工具和原料。沒有原料就修不成宮室，當然沒有史料就修不成史書了。他還更直截了當地說：“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嚐不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他以左丘明修《左傳》為例說：“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誌》、《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同時，他還以司馬遷和班固的修史為例說：“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除了與《史記》重複的部分以外，“自太初以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詞。”在劉知幾看來，《左傳》、《史記》、《漢書》，“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其重要原因是左丘明、司馬遷博覽群書，廣泛搜集史料，以致《左傳》、《史記》的內容充實，言不虛發。劉知幾從理論上說明史料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後來史家在這方麵的認識。

　　杜佑撰《通典》，也很重視史料的搜集。本來，劉秩的《政典》就是“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而成，“大為時賢稱賞”的著作。但杜佑仍不滿意，故又以此為基礎，廣泛收集資料，大量增加新的內容，連最新的資料，開元時所編的《禮誌》、《樂誌》也都參考了。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說：“其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曆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杜佑用35年的功夫編撰這部200卷的巨著，不占有大量的資料是不可思議的。

　　司馬光編撰《通鑒》，繼承並發展了唐代史學家重視資料的優良傳統。同時，宋朝政府也為了他搜集資料提供了方便。宋英宗命他於崇文院置局專門修撰《通鑒》的時候，同時又允許他借閱龍圖閣、天章閣、三館（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秘閣的書籍。龍圖閣和天章閣是庋藏宋太宗和宋真宗著作的地方，當然會有不少典籍。三館和秘閣總稱崇文院，據宋仁宗時所編《崇文書目》記載，共列書籍30669卷，是當時全國藏書最多的地方。另外，在洛陽的省寺，留司禦史台及鑾和諸庫，還藏有唐朝到五代時期的奏牘案簿，司馬光也可以參考。

　　由於司馬光重視史料，宋朝政府又為他提供了搜集資料的方便，所以，《通鑒》資料的來源是非常廣泛的。張煦侯先生把撰寫《通鑒》引用的所有資料分為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奏議、地理、小說、諸子等10類共301種。陳光崇先生認為，張煦侯的研究成果使人們對《通鑒》所用的史料有了較為全麵深入的了解，但張氏所考，“並非盡善，而是一有錯誤，二有闕遺”。於是，陳先生又正誤補闕，結果確定司馬光撰《通鑒》共參考書359種。359種資料的搜集，正是《通鑒》成功的基本保證。

　　在司馬光參考的300多種資料中，絕大部分出自唐人之手，或與唐人密切相關。《通鑒》是戰國至五代上下1362年的通史，唐代僅289年的曆史，為什麽說絕大部分資料出自唐人之手或與唐人密切相關呢？

　　戰國秦漢時期，由於與北宋相距久遠，絕大部分文獻資料已經散失，有3/4的資料來自正史，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裴鬆之的《三國誌注》，其他方麵的資料很少。即使如此，這些正史也與唐代史學密切相關。現存《史記》的舊注有3家，其中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都出自唐代。顏師古為《漢書》作注，匯集了隋代以前23家的注釋，糾謬補闕，消除了一些文字音義上的障礙。李賢對《後漢書》的注，雖然不及顏師古注《漢書》那樣嚴謹、細致，但對後人閱讀《後漢書》也很有幫助。司馬光閱讀正史，必然借助於這些注釋。這不能不說是唐人為司馬光撰《通鑒》提供了方便。

　　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北宋相距雖稍近些，但資料的散失也很嚴重，所以，也有2/3的資料來自正史。其他方麵的資料不多。不過，這一時期的正史很多是唐代史學家所撰。《梁書》、《陳書》為姚思廉撰，《北齊書》為李百藥撰，《周書》為令狐德撰，《隋書》為魏徵等人所撰，還有縱觀南朝與北朝的《南史》、《北史》，為李延壽撰。另外，還有唐太宗親自參與，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人所撰的《晉書》。這些唐代史學家的史學著作，正是《通鑒》魏晉南北朝部分史料的主要來源。由此可見，《通鑒》的魏晉南北朝部分從史料上說與唐代史學的關係更為密切。

　　隋唐五代時期，與北宋年代銜接，各種文獻資料極為豐富。後晉劉撰《舊唐書》、北宋歐陽修撰《新唐書》時所看到的資料，司馬光撰《通鑒》時也都看到了。由於司馬光能夠看到大量的原始資料，所以，《通鑒》的這一部分資料，來自正史的比例大大下降。《通鑒考異》於這一時期各紀中參考的文獻資料約270多種，正史以外的資料就有260多種，占《通鑒考異》全部所引資料的5/7以上。

　　在各種資料中，最受司馬光重視的是《實錄》。《實錄》之名起於蕭梁，到唐代就很完備了。唐代的《實錄》都根據《起居注》、《日曆》、《時政記》的內容按照年代順序編寫。《起居注》是專記皇帝的言行動止的，《日曆》是史官逐日撰寫有關朝政事務的史冊，《時政記》是由宰相親自記錄的皇帝言行與軍國大事。不難看出，《實錄》的內容是有關國家的政治大事。這正是司馬光重視《實錄》的原因所在。

　　唐朝的每個皇帝都有《實錄》。本來，唐人所修的唐代皇帝的《實錄》，僅自高祖到文宗，武宗隻存1卷。到了北宋，宋敏求又補修了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宗6個皇帝的《實錄》。宋敏求修唐代最後幾個皇帝的《實錄》，無疑是根據唐代的資料。唐朝的曆史，對北宋人來說，是近代史。北宋人搜查唐代的史料，不管是口頭傳說，還是有關文獻，都比較容易，所以，宋敏求所修的唐代皇帝的《實錄》，起了保存唐代曆史資料的作用。至於《大唐創業起居注》等更原始的資料，當然更加珍貴。

　　其他方麵的資料，如唐代的文集、奏議集，各種雜史等，都是《通鑒》史料的重要來源。所以，司馬康說：“其在正史外……唐以來稗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由此可見《通鑒》的《唐紀》部分基本上是司馬光直接根據唐代的原始資料寫成的。

　　誠然，修史者重視資料並非從唐朝開始，司馬遷如果不廣泛搜集資料，《史記》也不會成為不朽的著作。但是，從政府到史學家，通過明文規定或理論上闡述，把史料視為撰寫“傳諸不朽”的史籍的前提條件，是前所未有的。這樣一來，司馬光重視史料的作用，如果說是繼承並發揚了唐代史學家的學風，決不是牽強附會的。

　　第二，認真考辨史料。自古以來的史學家，都沒有馬馬虎虎地對待史料的主張。但把認真對待史料提高到理論上進行認識，是從劉知幾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開始的。劉知幾認為，有關古代曆史的記載很多，這些記載，並非都是事實的反映，修史者必須認真辨別、選擇，慎重對待，決不能輕信某一種文獻的記載。他舉例說：“路史餘論》上記載：‘夏後氏生而母化為石’”，《列子·天瑞》上記載：“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這些都是荒誕無稽的，不可相信。

　　有些史書，雖然大體上符合事實，但因某些原因，還有些誇大或不實之處。例如，“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裏，其氏族。”這就難免有些吹噓或誇張之處。利用這些文獻資料，必須“練其得失，明其真偽”。

　　至於一些毫無根據的傳聞，更應該認真分析。像曾參殺人（有與曾參同名者殺人，誤傳為曾參），不疑盜嫂（有人誣蔑直不疑與其嫂私通）之類，更是令人難以相信。這些都是“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必須認真分析，才知道是誤傳。

　　由於各種文獻真偽有別，修史者應該“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決不能“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他還告誡修史者，“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他要修史者對不同的記載，可疑的問題，一定要認真分析，慎重辨別，分清是非真偽，是因為史書是有關千秋萬代的事，不可貽誤後人。毋庸置疑，隻有在認真研究古籍的基礎上才能有這種明確的認識。

　　杜佑的《通典》，是體現了劉知幾的思想的。杜佑決不輕信任何史料。例如，《通典》卷二載：“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杜佑對這個數字大有惑疑，所以他自注道：“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非實。”這個惑疑，並非主觀臆斷。因為開皇九年（589）任墾田千九百四萬四千二百七十六頃，仍按開皇中的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計，每戶合墾田二頃餘。20年左右的時間，墾田數字增加如此之大，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在古史的記載中，對同一問題有不同的解釋時，杜佑也不輕易地肯定一種，否定一種，而是用存疑的辦法把不同的記載都保留下來。例如，《通典》卷八載：“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杜佑對此作注道：“錢者，金幣之名，先曰泉，後曰錢，大於舊錢其價重也。班固以為文曰‘寶貨’，韋注國語雲：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未詳孰是，故兩存焉。”對周景王所鑄的大錢，班固與韋昭可能有不同的根據，故而有不同的解釋，杜佑無法弄清是非，遂把兩種解釋都保留下來。

　　杜佑不輕易肯定或否定對同一問題的不同意見，絕不等於他對任何問題是不分是非，模棱兩可。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他總是態度非常明朗的。例如，《史記·河渠書》載：“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溝洫誌》載：“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通典》卷二采用了《漢書》的記載，並明確表示“史記》雲西門豹引漳溉鄴，誤”。這是杜佑對兩種史料進行考辨的結果。根據兩種記載，杜佑的結論是可信的。因為《史記》的記載過於簡略，《漢書》的記載則頗詳細，並有史起批評西門豹不引水為民造福的言論。如史起說：“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魏襄王才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顯然，《漢書》的記載較為可信。

　　正因為杜佑對史料的態度非常慎重，所以《通典》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

　　司馬光撰《通鑒》時對史料考辨的成就，是遠遠超過唐代史學家的。在考辨史料的過程中，撰成一部30卷的《通鑒考異》，也就是把考辨史料的成就輯成一部專著，這是前無古人的。比起杜佑在《通典》中的自注顯然有很大的發展。在《考異》中，他既很重視各種資料的來源，也非常重視各種資料書的作者情況以及編撰該書的曆史背景。根據各種情況，進行綜合分析，然後決定取舍。同時，還說明取舍、存疑的理由。這都說明司馬光撰《通鑒》時對史料的考辨既繼承了唐代史學家的傳統，也是有開創性的。

　　綜上所述，就《通鑒》的史料價值來說，魏晉南北朝部分高於戰國秦漢部分，隋唐五代部分又高於魏晉南北朝部分。隋唐五代部分中的唐代部分尤其珍貴。為什麽說隋唐五代部分的史料價值最高而唐代部分尤其珍貴呢？

　　戰國秦漢部分的資料主要來自正史，這就決定正史與《通鑒》的內容有很多是重複的，《通鑒》中保存的正史以外的資料很少。因此，研究戰國秦漢的曆史，《通鑒》的作用就不十分重要。

　　魏晉南北朝部分的資料，雖然還有2/3來自正史，但正史以外的資料畢竟增多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國家處於分裂狀態，不僅朝代更替頻繁，而且常有多個政權並立。因此，曆史情況複雜，頭緒繁多。一種正史隻敘述一個政權的興衰。例如，《北齊書》、《周書》、《陳書》，各自敘述一個同時存在的三個政權的興衰。《通鑒》把這些資料綜合整理，係統全麵敘述，使人們對當時全國的情況一目了然。從這方麵說，《通鑒》起了正史所不能起的作用。另外，在西晉滅亡之後，北方出現了一些少數民族的割據政權，從而也就出現了一些反映這種情況的“霸史”。《隋書·經籍誌》所列霸史書目共27部，335卷，如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常璩的《華陽國誌》，就是這類史籍。司馬光參考這類史籍，不僅整理、分析了資料，提高了《通鑒》的質量，同時也起了保存資料的作用。因為這類資料早就散失了。從了解曆史情況的方便以及掌握正史以外的資料更多方麵說，研究魏晉南北朝史，《通鑒》的作用就較前大得多了。

　　隋唐五代部分特別是唐朝部分的資料就十分珍貴了。

　　其一，是因為資料的來源極為廣泛，而且這些資料大量的早已失傳了。如唐朝各個皇帝的《實錄》，是司馬光最重視的資料。他在《考異》中大量運用《實錄》的資料去考訂、校正正史及其他文獻，僅用《實錄》糾正兩《唐書》之誤的就有185處。可惜這樣重要的資料，到現在隻剩下《順宗實錄》了。唐代的國史也都散失，《起居注》也隻有《大唐創業起居注》了。柳芳的《唐曆》，司馬光也很重視，《通鑒》中采用《唐曆》的資料很多，粗略統計，在《考異》中提到《唐曆》的將近150處（同一問題提到兩次者隻算一處）。但這些重要的史籍，除了從《通鑒》或《考異》中知其一鱗半爪之外，其他也就一無所知了。由此可見，就保存唐代的史料方麵說，《通鑒》是首屈一指的。

　　其二，《通鑒》所保存的史料不僅涉及的範圍廣，而且較為可靠。在大量的史料中，往往出現對同一問題的不同記載。司馬光不是輕信一種，否定其他，而是對各種不同的記載進行考辨，選用可靠的一種。《考異》就是司馬光進行這一工作的具體反映。30卷的《考異》中，唐紀部分占近2/3，正說明司馬光對唐代史料下功夫之深。《考異》的史學價值，不僅在於它通過考辨使後人增長了史料知識，而且還可以啟發人們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後人再去進行不必要的重複勞動。如有人先後看到同一問題的兩種記載，就往往以後者去否定前者。這種情況，現在也不乏其例。司馬光把各種情況綜合分析，考辨各種資料的真偽與可信程度，就可使人們不再走此彎路。另外，範祖禹所撰唐史長編達六七百卷，司馬光最後把它定為81卷，也說明《唐紀》部分所涉及的史料範圍極為廣泛，而且較為可靠。這些無不說明《通鑒》的《唐紀》部分史料價值最高。也可以說，《通鑒》的史料價值基本上決定於其《唐紀》部分。因為除了《唐紀》部分史料價值最高以外，《唐紀》在《通鑒》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戰國秦漢部分622年的曆史才68卷，魏晉南北朝369年的曆史共108卷，而唐朝289年就占81卷。

　　根據以上情況，說唐代史學從史料上保證了《通鑒》的史學價值是不算過分的。

　　從體例上《通鑒》是唐代

　　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紀傳體通史。自《漢書》開始了紀傳體斷代史以後，《後漢書》、《三國誌》、《晉書》等一係列的斷代史就應運而生了。隨著社會的發展，曆史的內容愈來愈多，僅隻敘述一個時期的斷代史，顯然不能反映曆史的全貌，這就要求再有通史的問世。南朝梁武帝、吳均所撰上起三皇，下至南齊的《通史》，正是這種時代要求的產物。到了唐代，對通史的要求更有發展。

　　首先，是最高統治者迫切要求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從李淵開始，就注意總結秦亡漢興、隋亡唐興的經驗教訓。到唐太宗時，更加重視這方麵的問題。魏徵說：“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鹹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這就是說，史官必備的條件很高，其任務也很重要，史書的社會作用很大。唐初的統治者這樣重視史官與史書，可見史學的發展已使他們感到迫切需要了。僅根據《貞觀政要》可知，唐太宗與諸臣下討論古今時所涉及的曆史人物與曆史事件，上起五帝三王，下至隋朝，曆代都有。這就需要有豐富的通史知識。如果有一部通史為統治者提供方便，當然是欲過河而船來的美事。

　　其次，史學本身的發展也需要編撰通史。在東漢班固撰《漢書·藝文誌》的時候，把各種圖書分為6類，總共596家，13269篇。其中史籍34家，1384篇。由於史籍數量不多，還不能單獨成為一類，所以史籍還隻能附在經書類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史書的數量大量增加，其地位也就相應提高。西晉的荀勖，編輯了《中經新簿》，第一次把所有的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的丙部，就是史籍類。到了東晉初年，李充又編成了《晉元帝四部書目》，把《中經新簿》中的乙部與丙部顛倒了過來，原來的經、子、史、集改成經、史、子、集。這種次序的改變，也反映了史學著作的大量增加與史學地位的提高。

　　《隋書·經籍誌》是繼《漢書·藝文誌》以後現存的第二部綜合目錄。其著錄存書3127部，36708卷。其中史部817部，13264卷，再加上佚書，共874部，16558卷。史部又下分13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不難看出，史部在全部書目中的比重大大增加。

　　史書數量的增加，固然標誌著史學的發展，但卻給讀史增加了不少困難。就以正史為例，前後兩朝的斷代史互不銜接，也有重複；敘述同時存在的幾個政權的史書，又是僅僅各自敘述一個地區的曆史，沒有全局觀點。這樣一來，人們欲通觀全部曆史，特別是統治者要想從整個中國的全部曆史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就很困難。這也需要有通史的出現。

　　根據以上兩方麵的原因，唐代開始編撰通史是曆史發展的要求。生活在唐太宗到唐高宗時的李延壽，編撰《南史》和《北史》，就發揮了通史作用。《南史》與《北史》，是從李延壽的父親李大師開始編撰的。李大師為什麽編撰《南史》與《北史》呢？李延壽說：“大師少有著述之誌，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因李大師未能完成任務而死，李延壽就繼承父誌，於高宗顯慶年間撰成了《南史》與《北史》。《南史》起於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止於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包括宋、齊、梁、陳170年的曆史。《北史》起於北魏道武帝拓拔跬登國元年（386），止於隋恭帝楊侑義寧二年（618），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共232年的曆史。

　　從李大師、李延壽父子撰史的動機上說，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視，達到思想上的統一。其次是從體例上消除既互相重複，又有缺遺；隻有局部，沒有整體的缺點。從效果上看，盡管《南史》與《北史》還不是全國的係統通史，但畢竟較南朝與北朝的斷代史是前進了一步。

　　劉知幾所撰《史通》，是頗有創見的第一部史論著作。中國古代的史書，自《尚書》、《春秋》、《左傳》、《史記》以至唐初所修的《五代史》。在這個內容豐富的發展過程中，史書的體例、史學思想、史官製度等，都有程度不同的變化，這就非常需要對其進行總結，《史通》就是適應這種要求而產生的。劉知幾係統地總結了唐初以前的史學發展，如果說《史通》是史學發展史的通史也未嚐不可。

　　杜佑所撰《通典》，是典章製度方麵的通史。在《通典》之前，劉知幾的兒子劉秩曾撰有《政典》。《通典》是在《政典》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修撰而成的。根據其內容看來，主要是把曆代正史的誌中的材料集中起來，係統地敘述，同時也參考了許多其他的文獻，增加了不少內容，把原來僅35卷的《政典》擴充為200卷的巨著《通典》。這樣內容豐富而又係統完善的典章製度通史的產生，正是史學進一步發展的標誌。

　　另外，《五代史誌》所敘述的內容，並不限於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而是整個南朝、北朝都涉及了，特別是其中的《經籍誌》，更是繼《漢書》以後對所有古籍的總結。可見《五代史誌》也是通史的一種。

　　綜上所述，史學的發展，從體例上，自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不僅有了曆史前進的客觀要求，而且已經為通史的出現提供了條件。所以，到北宋出現通史決不是偶然的。鄭樵說：“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他所謂的“會通”，有“統一”和“通”兩層意思。鄭樵認為，孔子總結了春秋以前的學術著作，司馬遷又總結了兩漢以前的各種史籍。班固以後，斷代史日益增多，人們隻知局部，不知整體。重複者“一帝有數紀”，“一人有數傳”，遺漏者，前後互不銜接。觀點上的不一致，更為明顯。如“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齊史稱梁軍為義軍……《隋書》稱唐兵為義兵……”這些都是由於史書的作者立場、觀點不同所致。正因為如此，他要撰《通誌》，把以前的史書內容係統化起來，觀點統一起來，成為一部通史。非常明顯，宋代人對通史已經感到迫切需要了。

　　司馬光順應了史學發展的趨勢，迎合了最高統治者的需要，編撰了《通鑒》。他在《進通鑒表》中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供最高統治者閱讀。

　　這裏他既說明了《史記》、《漢書》以後史書大量增加，閱讀不便的困難，同時也說明他是為了最高統治者的需要編撰《通鑒》。這種內容，既反映了史學本身的發展需要通史，也反映了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地位而需要通史。由此可見，由於政治的需要和史學本身的發展，唐代出現的《南史》與《北史》、《史通》、《通典》以至宋代的《通鑒》，是通史的發展、成熟過程。在《通鑒》之後，宋代又出現了鄭樵（1103-1161）的《通誌》，元代又出現了馬端臨（1228-1322）的《文獻通考》。這都足以說明到宋代通史已發展到成熟階段了。《通鑒》就是通史成熟階段的代表著作。這又說明，司馬光修撰《通鑒》的成功，是與唐代史學的發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