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二章 《張士貴墓誌銘》所反映的問題

　　張士貴，字武安，弘農盧氏（今河南盧氏）人。隋末，他於當地聚眾反隋，後來歸附李淵。在李淵建唐與統一全國的戰爭中，他有很大貢獻，貞觀年間（627—649），又屢建戰功，故而死後陪葬昭陵。兩《唐書》中，均有《張士貴傳》，但該《傳》對張士貴事跡的記載都非常簡單，對唐代曆史敘述甚為詳細的《資治通鑒》，也沒有對張士貴事跡有更多的記載。

　　1972年於陝西禮泉發現的《張士貴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昭陵碑石》和《全唐文補遺》第一輯（均為三秦出版社出版）。其中所記有關張士貴的事跡，比兩《唐書》的《張士貴傳》要詳細得多。從《墓誌銘》的內容看來，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說明文獻資料未曾涉及或涉及很少的有關曆史問題。

　　從洛陽到潼關之間也有反隋勢力

　　隋朝末年，由於隋煬帝的倒行逆施，使廣大農民走投無路，故而很多地方爆發了農民起義。在農民起義的影響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不少隋朝的地方官員乘機割據一方，稱王稱帝。根據現有的曆史文獻，從洛陽到潼關這一帶地方，在隋末沒有農民起義和地方割據勢力。這樣，就容易被理解為從京師長安到東都洛陽一帶，仍然是隋的勢力範圍。因為長安有隋代王侑據守，洛陽有隋越王侗據守，二者之間的河東（今山西永濟西）有屈突通守備。這些據點之間如果沒有別的力量存在，自然就意味著這一帶仍然為隋所有。但是，根據《墓誌銘》的內容，這一帶有一支相當強大的反隋力量，就是張士貴領導的起義軍。

　　《舊唐書·張士貴傳》：張士貴，“本名忽，善騎射，膂力過人。大業末，聚眾為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為‘忽賊’。”《新唐書·張士貴傳》所載與此基本一致。這些內容，隻能說明他於隋末發動起義，並沒有說明他於何處起義，有多大力量。《墓誌銘》的記載就很清楚了。

　　《墓誌銘》首先敘述了張士貴的家世：他的曾祖名，是北魏的銀青光祿大夫、橫野將軍。其祖名和，是北齊開府車騎將軍。其父名國，從北齊到隋，先後任陝縣主簿、硤州錄事參軍、曆陽令，不久，又以軍功授大都督。不知什麽原因，張士貴沒有承襲祖業，再做什麽官，但他“遊道日廣，締交無沫”。也就是他善於結交朋友，深孚眾望。故而他“率閭左而完聚，候灞上之禎祥。乃於之間，崤陵之地，因稱大總管、懷義公。於是負波屬，接淅雲歸”。他聚“閭左”之眾，當然意味著他於家鄉盧氏一帶發動起義，有許多窮苦人民參加。所謂“崤陵之地”，應為崤山附近，即今河南三門峽到澠池一帶。非常明顯，張士貴是在洛陽以西，潼關以東，即今豫西一帶起義反隋的。

　　張士貴聚集了多少人馬呢？兩《唐書》的《張士貴傳》根本不曾觸及此事，《墓誌銘》卻提供了一些線索。據《墓誌銘》載，當時，輔助越王侗據守洛陽的王世充，還有占據洛陽到鞏縣（今河南鞏義）的瓦崗軍首領李密，都想爭取他，以為外援。洛陽的隋軍和瓦崗軍，是中原一帶最強大的兩支軍事力量，他們長期在洛陽到鞏縣之間進行大戰，互有勝負。所以，他們都想爭取張士貴，壯大自己的力量。但張士貴認為他們都是平庸之輩，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因而，他固守自己的地盤，坐觀形勢的發展。既然中原兩支最強大的力量都曾爭取他以削弱對方，可見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根據以上情況可知，張士貴是隋末於盧氏發動起義的首領，他占據了今河南三門峽到澠池一帶的地方。由於他的力量相當強大，所以，李密、王世充都曾爭取他以助己。但是，在政治鬥爭中，李密、王世充都不是李淵的對手。他們鼠目寸光，缺乏遠見，和欲取隋而代之的李淵比較，都顯得相形見絀。所以，最後張士貴被李淵爭取過去了。張士貴為李淵建唐和統一全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淵有遠見卓識

　　大業十三年（617）七月，李淵從太原誓師起兵，向長安進軍，準備實現他取隋而代之的願望。八月，李淵攻克霍邑（今山西霍縣），繼續南進，不久，就攻克絳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絳）。這時，李淵和張士貴已經非常接近，李淵正在考慮是先取河東，還是先進軍關中的問題。不管是先取河東，還是先進軍關中，核心問題是怎樣對付河東隋軍將領屈突通。因為，先取河東是怎樣打敗屈突通的問題，先進軍關中是怎樣擺脫屈突通的問題。李淵為了孤立屈突通，遂遣使招降張士貴。《墓誌銘》：李淵“將指黃圖（京師），行臨絳水（在今山西新絳境內）。公（張士貴）乃遣使輸款，高祖（李淵）深相嘉歎，拜右光祿大夫，錫賚優洽，並降璽書，俾定河南之境。”這就是說，李淵進軍至絳水時，張士貴遣使向李淵表示願意歸附的誠意。李淵對其頗為讚賞，拜其為右光祿大夫，並使其對河南一帶的社會安定負責。

　　兩《唐書》所載，與《墓誌銘》稍有不同。《舊唐書·張士貴傳》雲：“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新唐書·張士貴傳》雲：“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二者的不同之處，是《墓誌銘》中記載，張士貴先遣使向李淵請降，受到李淵稱道拜官；兩《唐書》記載，是李淵先招降張士貴，張士貴表示歸附。根據事實分析，兩《唐書》的《張士貴傳》記載可信。

　　《墓誌銘》是高宗顯慶二年（656）張士貴死後所撰，撰寫《墓誌銘》的目的是為張士貴歌功頌德。當時，唐朝已經到了富強繁榮的階段。在這個時候，表彰張士貴最初主動歸附唐朝，繼又為唐朝的建立與富強多有貢獻，當然是莫大的殊榮。《墓誌銘》沒有這樣記載，肯定事實並非如此。

　　反之，兩《唐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唐代的《實錄》、《國史》。《實錄》、《國史》的作者是從皇帝的角度撰寫史書的，如果事實真的是張士貴先向李淵請降，無疑意味著李淵有崇高的威望和德行。《實錄》、《國史》的作者決不會改變這種事實，寫出有損於李淵尊嚴的內容。進一步說，李淵先招降張士貴，也更近情理。因為，李淵是智勇兼備的政治家、軍事家，在隋煬帝麵臨危機的時候，他就想乘機取而代之。早在隋煬帝進攻高麗時，他就與宇文士及“嚐夜中密論時事”，所以，在宇文化及縊殺隋煬帝北走，最後被竇建德徹底打敗後，其弟宇文士及降唐時，李淵就曾對裴寂說：“此人與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輩皆在其後。”《舊唐書》卷六十三《宇文士及傳》。《舊唐書》的作者也說：隋朝末年“高祖（李淵）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若偃草。”《舊唐書》卷一《史臣曰》。由此可見，李淵是有遠大奮鬥目標的政治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在太原聚集人才，招募兵眾，並取和於突厥，在他認為時機成熟的時候，起兵南下，進軍長安。在進軍途中，他乘李密得意忘形之機，用“卑辭推獎以驕其誌”《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的手段麻痹了李密，使李密與王世充相持於洛陽無意西去，給他能夠西進關中解除了東顧之憂。同時，他又招降了關中的起義軍首領孫華等人，為其進軍長安增加了力量。

　　以上情況說明，李淵在向長安進軍途中，是千方百計地爭取各種反隋勢力，減少敵對力量，以便壯大自己。對各種力量，他是能利用的就利用，能招降的就招降，隻有堅決為敵者才徹底消滅。當他到達絳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絳），麵對河東強敵屈突通的時候，他怎能忽視與河東僅一河之隔的張士貴呢！同是在大業十三年（617）八月，既然注意招降了河西的孫華，當然也會想到河南的張士貴。因為，這樣既可以孤立河東的屈突通，又可以減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壯大自己的力量，何樂而不為呢！因此，李淵首先招降張士貴，促使張士貴歸附，是合情合理的。這是李淵智勇兼備的一種表現。

　　事實證明，張士貴降唐以後，對唐朝的建立與統一全國發揮了重要作用。《墓誌銘》稱：張士貴“肅清崤澠，賴攸歸。因統所部，鎮於陝服，受相府司馬劉文靜節度”。這說明在張士貴周圍還有其他反隋力量，後來都被他“肅清”了。同時，他還“每陳東略之計，益見嗟賞”。接著，又“進擊偽熊州（今河南宜陽）刺史鄭仲達，大敗之”。李淵大加稱讚，對其獎勵“繒彩千有餘段，名馬五匹並金裝鞍勒”。這就是說，張士貴為李淵擴大了在潼關以東的勢力範圍。無疑，這就為李淵東進中原提供了方便。

　　《舊唐書·高祖紀》載：義寧二年（618）正月，“世子建成為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為副，總兵七萬，徇地東都”。《墓誌銘》雲：“自副義寧二年，隱太子之東討也，以公（張士貴）材光晉用，譽重漢飛，戰有必勝之資，威有鄰之銳，授第一軍總管先鋒。”兩種記載的共同之處，是義寧二年李建成率軍進攻東都；所不同者，是《墓誌銘》中有張士貴作戰勇敢，被任命為第一軍總管先鋒。這種不同之處說明，張士貴降唐以後，不僅為李淵東進中原掃清了道路，同時也增加了進攻東都的力量。還能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進攻東都誰是主帥的問題。

　　《資治通鑒》載：武德元年（即義寧二年）正月，“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王世民為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按照當時的習慣，以右為上。當時人們在定氏族門第時，“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如是，李世民應該是進攻東都的主帥。但是，《墓誌銘》卻載：“隱太子之東討也。”這和《舊唐書·高祖紀》所載，李建成為東討元帥，李世民為副是一致的。《墓誌銘》稱李建成為“隱太子”，顯然含有貶意，是站在李世民一邊說話。站在李世民一邊說話的《墓誌銘》作者，隻記“隱太子之東討”，不提李世民的名字，無疑應該認為進攻東都的主帥是李建成了。

　　綜上所述，李淵招降了張士貴，孤立了河東的屈突通，割斷了長安、河東、洛陽三個隋軍據點的聯係，還為其擴大了勢力範圍，為後來東進洛陽掃清了障礙，增強了力量。因此，招降張士貴正反映了李淵的遠見卓識。

　　兩《唐書·張士貴傳》過於簡略

　　兩《唐書》的《張士貴傳》僅三百字左右，而《墓誌銘》則有三千多字。不言而喻，《墓誌銘》有關張士貴事跡的記載比兩《唐書》的《張士貴傳》有關張士貴的記載要詳細得多。這樣，就使史書中缺乏證據的結論有了具體內容。例如，《舊唐書·張士貴傳》：張士貴“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新唐書·張士貴傳》：張士貴“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唐太宗讚揚他是“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更加他死後陪葬昭陵，可見他確是戰功卓著的。但這些籠統的結論都缺乏實際事例，令人難以知其究竟。

　　根據《墓誌銘》載，在他被賜爵新野縣公之前，戰功頗多，除了前麵所述，他“肅清”了崤函一帶零散的反隋力量，大敗王世充的熊州刺史鄭仲達以外，其他戰功也甚可稱道。

　　“薛舉狼據北地，太宗親總元戎。公先登之，有超恒準。賜奴婢八十口，絹千餘段，金一百卅挺。”看來，張士貴參加過平定薛舉的戰爭，因立戰功得到獎勵。

　　武德元年（618），“轉運糧至於澠池，王（世）充將郭士衡等潛兵而至，公掩擊，大破之。”這就是說，為李淵轉運糧錢，曾大破王世充所部。

　　武德二年（619），“有賊蘇經，寇掠陝州之界，州將頻戰不利。高祖（李淵）聞之曰：此賊非猛士無以殄滅。命公討焉。”此事說明，張士貴的作戰能力遠在州將之上。

　　另外，他與王世充進攻熊州的五萬之眾相遇時，雖然雙方眾寡懸殊，形勢危急，但他仍然鎮靜自若，軍旅有序。故而李淵“賜爵新野開國公，雜上駟並金鞍寶勒。敕曰：卿宜自乘之。丹石之心，上通宸照；青驪之貺，遠逮軍功。”

　　以上情況，就是“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的具體內容。除了賜給爵位以外，還有物質獎勵和口頭上的讚揚。

　　後來，張士貴又隨李世民平定了劉武周，在翼城（今山西翼城）曾大破劉武周的大將宋金剛所部。接著，又在進攻東都王世充、大破汜水（今河南滎陽西）的竇建德戰役中立了戰功。《墓誌銘》：“會朝廷將圖嵩洛，敕公先督軍儲。太宗親總戎麾，龔行吊伐。公投蓋先登，揮戈橫厲，屠城斬邑，涉血流腸。”由於作戰勇敢，“太宗特遣殷開山、杜如晦賚金銀四百餘挺以賜之，乃以所賜分之麾下。”這次戰役結束後，“錄其前後戰功，以為眾軍之最，除虢州刺史。”這些內容，當然比《舊唐書·張士貴傳》“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的籠統記載詳細得多了。

　　武德四年（621）5月，竇建德戰敗被俘，7月，竇建德部將劉黑闥又舉兵反唐，屢敗唐軍。12月，李淵命李世民率軍討伐劉黑闥。張士貴又參加了李世民進擊劉黑闥的戰爭。《墓誌銘》：“後黑闥將數萬眾，密邇軍幕。公率其勁勇，截其要津，飛鏑星流，委甲鱗下。大憝既夷，懋賞斯及。”接著，他又與淮安王李神通打敗徐圓朗。這些事實，在《墓誌銘》被發現以前，都未為人知。

　　兩《唐書》的《張士貴傳》所缺載的事例還很多，例如，《墓誌銘》：貞觀十五年（641），“從幸洛陽，會薛延犯塞，奉敕於慶州鎮守，後檢校夏州都督。”貞觀十六年（642），為蘭州都督，又遷幽州都督。貞觀十八年（644），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貞觀十九年（645），“率師渡遼，破玄菟等數城大陣，勳賞居多，拜冠軍大將軍、行左屯衛將軍。鑾駕凱旋之日，令公後殿，至並州，轉屯衛大將軍，仍領屯騎。”這些內容，兩《唐書》均不曾涉及。

　　關於張士貴去世的時間、地點和年齡問題，兩《唐書》《張士貴傳》僅記為“顯慶初卒”。《墓誌銘》則詳細記載為：顯慶二年（657）“六月三日終於河南縣之顯義裏第，春秋七十有二。”由此可以推知，張士貴生於隋文帝開皇四年（584）。由此可見，《墓誌銘》的發現對研究張士貴以及唐初的曆史，都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張士貴參與了玄武門之變

　　還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注意。《墓誌銘》：“太宗征公於曹州奉見，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極天人之望；府僚之選，允歸時傑。以公素啖威名，授秦王府右庫真、驃騎將軍。”曹州治所在今山東定陶西南，張士貴與李神通戰勝徐圓朗後駐軍於此。李世民什麽時候召他還京，《墓誌銘》未記日期，但應該是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門之變以前。因為李神通奉命進擊徐圓朗是武德五年（622）六月，徐圓朗徹底失敗是在武德六年（623）二月。這時，以李建成為首的太子集團和以李世民為首的秦王集團之間的明爭暗鬥，已日益激化。為了壓倒對方，雙方都在擴充勢力，加強力量。張士貴奉召，肯定與這種形勢有關。

　　《墓誌銘》在為張士貴歌功頌德的同時，又大肆吹捧李世民有“帝子之尊，極天人之望”，當然是想說明張士貴和李世民有關。由於李世民要選擇堪稱“時傑”的秦王“府僚”，故而以素有“威名”的張士貴為秦王府右庫真、驃騎將軍。過去的新野縣開國公、虢州刺史，都是唐高祖李淵賜予的爵位或官職，這次是李世民授予的秦王府將軍。勿庸置疑，他由政府官員成為秦王集團的成員了。

　　與上文緊接著的是，李世民做了太子以後，又命張士貴為太子內率。從行文上下緊接看來，張士貴奉召進京，是李世民為奪取太子地位聚集力量的一個方麵。從張士貴為官的途徑來看，從秦王府的將軍到太子內率，顯然他是李世民的親信。太子內率的職位非常重要，因為“左、右內率府率之職，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總具府事；而副率為二。”《唐六典》卷二十八。其官階是正四品。

　　李世民剛剛做了太子，張士貴就據有這樣重要的地位，而且他又不是像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秦王府原有的骨幹分子，所以，他必然是在玄武門之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才能如此。這樣一來，《舊唐書·太宗紀上》：“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誌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建成、元吉，應當是可信的了。另外，《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所載，參與玄武門之變的人員名單與此稍有差別，其中沒有張士貴，另有劉師立等人。這很可能是參與者在事變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同。如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人，是赤膊上陣，拚命廝殺者；張士貴、劉師立等人，可能是外圍策應者或待命的預備隊。不可否認，他們都是參與者。正因為張士貴沒有赤膊上陣之功，故而《墓誌銘》沒有在這方麵對他大加讚揚。

　　從玄武門之變以後到貞觀元年（627）的半年時間裏，張士貴地位日益顯要，更能說明他參與了玄武門之變。《墓誌銘》：“太宗遣公與將軍劉師立召募壯士，曾未浹旬，歸公者萬有餘計。”把張士貴和劉師立相提並論，可能是他們二人在玄武門之變中所起的作用相當。接著：“貞觀元年，詔公於玄武門長上統率屯兵，俄轉右衛將軍，還委北軍之任。”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李世民就是在這裏埋伏親兵，殺害了建成、元吉，奪取了太子地位的。可見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方。北軍，是保衛宮城的軍隊。張士貴奉命屯兵於玄武門並負責北軍的重任，他必然是李世民的親信。能夠成為這樣重要的親信，肯定是經過了參與玄武門之變的考驗。

　　關於“破反獠”

　　關於“破反獠”的事件，對張士貴來說，非常重要。《舊唐書·張士貴傳》：貞觀七年（633），張士貴“破反獠還”，李世民慰勞他道：“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嚐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新唐書·張士貴傳》的有關記載與此意思略同。《資治通鑒》也載：貞觀七年五月，“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既然李世民在這件事情上對張士貴大加讚揚，正說明張士貴在破獠之戰中確有戰功，特別值得重視。

　　《墓誌銘》有關此事的記載與上述文獻頗有出入。《墓誌銘》記載的張士貴破獠是兩次，第一次是貞觀七年，第二次是貞觀十九年。

　　第一次，貞觀六年（632），張士貴除右武候將軍。接著就記：“無何，獠又翻動，圍龔、二州（這裏記載有誤，因龔、實際上是一州，先稱州，後改為龔州，治所在今廣西平南）。敕公使持節龔州道行軍總管。途次衡陽，夷獠逋竄，乃授右屯衛大將軍，改封虢國公，檢校桂州都督，龔州道行軍總管如故。懸旌五嶺，立功百越。”既然在貞觀六年以後又記“無何”，可以理解為貞觀七年。這次對反唐的獠人作戰勝利，很快就奉召還京，仍為“右屯衛大將軍，北門上下。”

　　第二次，貞觀十九年（645），張士貴隨李世民征遼回京後，“雅、邛等州山獠為亂，以為雅州道行軍總管……事平，拜金紫光祿大夫、揚州都督府長史。”金紫光祿大夫，是文散官，有官階（正三品），無職務；揚州都督府長史，是僚屬之吏。由此可見，這次戰爭之後張士貴就離開京師到揚州去了。

　　根據以上情況，兩《唐書》所記的“破反獠”事件，應是第一次。首先，二者記載的時間一致，都是貞觀七年。其次，這次“破反獠”功績突出，值得稱道，故而李世民備加讚揚。再者，李世民對其慰勞，顯然是親寵之意。這次還京，他仍然負責保衛宮城的任務，處於李世民身邊，慰勞的表示，更符合實際。

　　至於《資治通鑒》的記載，肯定是把兩次“破反獠”混為一談了。根據《墓誌銘》，張士貴為雅州道行軍總管是在貞觀十九年，所以，貞觀七年五月，張士貴根本不可能以雅州道行軍總管的職務去“擊反獠”。另外，兩次“擊反獠”的地點也相距甚遠。第一次是在龔州，即在今廣西平南一帶；第二次是在雅州，即今四川雅安一帶。不難看出，司馬光所記的張士貴破獠的職務和地點是指第二次；所記破獠的時間是指第一次，二者不可混淆。這更充分說明，《墓誌銘》的發現，對糾正文獻記載的失誤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