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

第一章 唐儉與李淵建唐——讀《唐儉墓誌銘》

　　唐儉（578—656），字茂約，並州晉陽（今山西太原）人，兩《唐書》均有其傳。他是李淵從太原起兵建立唐朝的直接參與者之一，對唐朝的建立和統一全國起了重要作用。兩《唐書·唐儉傳》對其事跡雖有記載，但到1978年《唐儉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均有此文。於陝西禮泉出土後，與唐儉有關的一些問題必須做進一步研究。因為《墓誌銘》的內容遠較兩《唐書》本傳更為豐富。因此，筆者撰寫此文，想對其中幾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唐儉對李淵起兵的建議

　　大業十三年（617）初，李淵奉命為太原留守。當時，農民起義遍地爆發，隋煬帝政權搖搖欲墜，李淵正想趁此機會改朝換代，取隋而代之。但是，他隻是暗中準備，不露聲色，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所以，不少有識之士都勸李淵早日起兵，奪取政權，如裴寂、劉文靜、武士等，都是有力的煽動者。但他們隻是極力促使李淵起兵，至於起兵的具體計劃，前進的步驟如何，都缺乏必要的考慮。在這方麵，唐儉是高人一籌的。

　　唐儉勸李淵道：“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若開府庫，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東收燕、趙，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願弘達節，以順群望，則湯、武之業不遠。”《舊唐書》卷五十八《唐儉傳》。顯然，這是從起兵到奪取政權的具體部署。所謂“南嘯豪傑，北招戎狄”，正和李淵“然曆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的考慮如出一轍。因為曆山飛是太原之南的起義軍領袖，突厥是太原之北的強大敵人，正是南北都要有正確對策的意思。所謂燕、趙，即今河北一帶，也就是太原的東方，當時雖未對太原形成威脅，但提醒應當注意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首先“東收燕、趙”，正顯示了李淵比唐儉更有遠見。所謂“長驅濟河，據有秦、雍，海內之權，指麾可取。”這是實現其奮鬥目標。李淵從太原長驅南下，進據關中，攻取長安，正是按照這個建議實現其願望的。

　　盡管李淵改朝換代的行動和唐儉的建議基本一致，但在兩《唐書》的《唐儉傳》中，並沒有顯示出李淵對唐儉建議的積極反映。李淵隻是以願意考慮的語氣說：“湯、武之事，非所庶幾。今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語公則拯溺。卿宜自愛，吾將思之。”《舊唐書》卷五十八《唐儉傳》。其實，這沒有反映事實真相。

　　《墓誌銘》：“太武皇帝（李淵）發號晉陽，公之戾止，若合符契，以石投水，百中之策無遺；言聽計從，千裏之勝斯決。“《唐儉碑文》見《昭陵碑石》。又說：唐儉對李淵“奏前載之廢興，及列代之成敗，笑夷吾之九合， 孔明之三分……似漢 之遇子房……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大夫。”由此看來，李淵對唐儉非常重視。李淵視唐儉好像是劉邦看張良一樣。

　　劉邦評論張良說：“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裏外，子房功也。”《漢書》卷四十《張良傳》。這就是說，劉邦認為張良是個足智多謀、善於參與重大決策的人物。李淵視唐儉如張良，正是唐儉向他陳述“前載之廢興，列代之成敗”的結果。由於唐儉談古論今，總結了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完全為李淵所需要的建議。所以，他們恨相見之太晚，關係十分融洽。李淵對唐儉的建議，是“言聽計從”，無不接受。李淵起兵的大政方針，從此決定下來。

　　另外，兩《唐書·唐儉傳》載，唐儉首先向李世民陳述了李淵應趁機起兵的理由，經李世民向李淵轉告了唐儉的意見，李淵才召見唐儉與其密論其事的。《墓誌銘》的記載與此不同，所記是李淵首先與唐儉商討了起兵大計，又拜唐儉為“大將軍府記室，加位正議大夫”以後，接著才是“公（唐儉）與太宗興言暗合，請率麾下乘虛入關。高祖然之，眾方僉伏。”由此可見，在太原起兵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李淵而不是李世民。

　　以上內容，更加深刻地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看待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

　　兩《唐書》的有關記載，如《高祖紀》、《裴寂傳》、《劉文靜傳》等，還有《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都認為是李世民和劉文靜、裴寂等人密謀策劃以後，促使李淵不得不起兵的。這一點，我在《李淵建唐史略》中已經有所論述，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他學者也有人對以上觀點進行糾正。但是，持不同意見的作者（包括自己），都是根據已有的文獻資料以此正彼，缺乏新的論據，從而形成大同小異的著述。

　　《墓誌銘》載，李淵準備起兵時，“公之戾止，若合符契。”說明李淵迫切需要對他起兵有用的人才；對唐儉的建議，李淵是“言聽計從”，說明李淵已經胸有成竹，唐儉的建議正符合他的需要，決不是毫無思想準備；根據唐儉的建議，“千裏之勝斯決”，說明唐儉的建議堅定了李淵的信心，使其感到勝利在望。《唐儉碑文》認為，李淵得到唐儉好像劉邦遇到張良一樣，又說明李淵像劉邦那樣，善於發現人才，又重用人才。這些都足以說明李淵在太原起兵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另外，唐儉的作用也不可等閑視之。兩《唐書》與《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都突出了李世民、劉文靜、裴寂的作用。《舊唐書·高祖紀》載：大業末年，“群賊蜂起，江都阻絕，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舊唐書·劉文靜傳》載：李世民、劉文靜、裴寂共同勸李淵道：“今大亂已作，公處嫌疑之地，當不賞之功，何以圖全？其裨將敗，以罪見歸。事誠迫矣，當須為計。晉陽之地，士馬精強，宮監之中，府庫盈積，以茲舉事，可立大功。關中天府，代王衝幼，權豪並起，未有適從。願公興兵西入，以圖大事。”這個建議，說明李世民等三人認為從太原起兵的必要和迫切以及進軍關中的理由。但和唐儉的建議比較，卻沒有注意到太原的東、南、北三個方麵的有關勢力，特別是注意北方突厥的威脅。正因為唐儉的建議更為全麵，所以被李淵完全接受，好像“以石投水，百中之策無遺”。李淵視唐儉為漢初的張良，正說明唐儉是李淵從太原起兵時極其重要的出謀劃策者。

　　唐儉對攻取霍邑的建議

　　大業十三年（617）七月，李淵從太原誓師起兵，很快進軍至賈胡堡（今山西霍縣西北）。這時，淫雨成災，糧草不繼，而且還有劉武周聯合突厥進攻太原的傳聞。於是，李淵征求眾將的意見，應該采取何種對策。《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載，多數人主張還師太原，以保根本。反之，李建成、李世民共同表示，劉武周與突厥雖有一致的一麵，也有矛盾存在，不可能共同行動。回師太原，可能導致霍邑隋軍北進，突厥南下，腹背受敵。不如克服暫時困難，勇往直前，攻取霍邑（今山西霍縣）。但在兩《唐書》的《太宗紀》與《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中，都認為以上李建成、李世民的共同主張是李世民一人的意見。

　　霍邑，是隋軍扼製李淵南進的重要據點，所以，長安的代王侑派善於守城的宋老生於此把守。能不能攻取霍邑，是李淵能否順利南進的重要問題。李淵特地召集眾將商議此事，正說明此事有關大局。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誰有高明的見解，是應當受到讚許的。

　　《墓誌銘》載：李淵率軍南進，“西向次賈狐堡，淫潦為災，外絕盈糧，內無半菽……人無鬥誌，議欲退還，公（唐儉）頓首馬前，述寒膠之可折；請遵龍戰，克倒戈之有期。前箸指陳，沃心方納。於是霄炊褥命，待旦先登。隋將宋老生背城而陣……懸門阻發，遂克其城。在此一戎，永清四海。首建長算，公之力焉。”這段記載，說明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劉武周聯合突厥進攻太原純係謠傳，沒有任何根據。因為，這裏說的“人無鬥誌，議欲退還”的理由是淫雨成災，軍糧困難，根本沒有提到劉武周與突厥聯合南進，更沒有提到如果還師太原就會陷入霍邑隋軍和劉武周、突厥聯軍的夾攻之中。這和《大唐創業起居注》、《資治通鑒》的記載顯然有所差別。《墓誌銘》對墓主雖然有歌功頌德之意，但在很多知情者尚在的時候不可能虛構事實，應當可信。同時，《唐儉碑文》中也有類似的內容。碑文載：“行至呂州（霍邑），秋潦遂降。糧 斷絕，泥淖 深。”顯然也說的是雨災和缺糧，根本未涉及劉武周和突厥進攻太原的問題。另外，兩《唐書》的《太宗紀》中有關此事的記載，也沒有提到劉武周與突厥聯合進攻太原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李淵從進攻霍邑到奪取長安，根本沒有出現劉武周與突厥聯合進攻太原的事實。正因為如此，《資治通鑒》中稱此事為“或傳”，《大唐創業起居注》認為此事是“流言”，當然都是不可靠的意思。《墓誌銘》與《唐儉碑文》進一步證實，“或傳”或“流言”是毫無根據的。最大的可能，這是主張還師太原者聳人聽聞的手段。

　　第二，反對還師太原，主張繼續前進、攻取霍邑者，不僅有李建成、李世民，還有唐儉。《墓誌銘》有關此事的記載十分肯定，不會有錯。同時，《唐儉碑文》也有類似的記載。碑文雖然缺字較多，難以理解其全意，但因其有“機不可失，時來。儻使官渡息兵，破袁之事未卜；洪溝若割，滅項之日未期。”等數語，顯然這是唐儉鼓勵李淵要一往無前，義無返顧，不要中途而廢。可見，唐儉的態度是非常明朗的。

　　進一步說，當李淵為是否回師太原的問題征求意見時，是“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等”《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進行商議的，無疑，發表意見的決不會是個別人。《資治通鑒》載，主張回師太原的是裴寂等人，《大唐創業起居注》載，李淵征求意見，是問“諸公意謂如何？”顯然這不是針對個別人而言，所以表示態度的是“議者”認為，“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不可失之於突厥，應當回保太原。由此可見，主張回師太原者不是個別人。既然如此，持相反意見者，而且是持正確意見者，也決不可能是李建成、李世民二人，必然還有相同認識者。因為在李淵的骨幹力量中，不少人是有遠見卓識的人才。這些人對流言蜚語不可能輕易相信，麵對淫雨和缺乏軍糧也不可能都是知難而退者。所以，唐儉和李建成、李世民有同樣的認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有關文獻中，對這個問題的記載都沒有提到唐儉。由此可見，《墓誌銘》和《唐儉碑文》在這方麵肯定了唐儉的作用，正是補充了文獻資料的不足。否則，陪葬昭陵的唐儉，怎能被許敬宗（墓誌銘的撰者）把他和唐太宗相提並論呢！

　　李淵接受了李建成、李世民、唐儉的建議，很快攻克霍邑，繼續前進。可見，唐儉確是李淵的重要謀臣。

　　為什麽在兩《唐書》的《太宗紀》中把李建成、李世民、唐儉的共同建議說成是李世民一個人的主張呢？這與玄武門之變密切相關。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非常擔心史官們會把他殺兄奪嫡的事如實記於史冊，於是，他迫使房玄齡給他看了《實錄》。由於他對有關玄武門之變的記載極其不滿，故而他指示史官說：他發動玄武門之變，像周公誅管叔、流蔡叔一樣，是“安社稷，利萬民”《貞觀政要》卷七《文史》。的正當義舉。當然，這是要史官們按照他定的基調撰寫史書。史官為了貫徹李世民的意思，必然要歪曲事實。於是，失敗被殺的李建成無疑不能和做了皇帝的勝利者相提並論了。

　　溫大雅在撰寫《大唐創業起居注》時，玄武門之變還沒有爆發的可能，李建成、李世民正在共同為李淵創建唐朝而奮鬥，所以，溫大雅把他們同樣看待，如實記載了他們在攻取霍邑之事中的正確主張。唐儉雖是重要的謀臣，但和被稱謂“大郎、二郎”的李淵之子比較，顯然還有差別，不宜同日而語。所以，溫大雅沒有提到唐儉。

　　許敬宗撰寫《墓誌銘》時，李世民已經去世，唐儉以功臣身份陪葬昭陵時，為其歌功頌德的《墓誌銘》，提及攻取霍邑之戰時的貢獻，也是順理成章的。這樣做的結果，一來不影響李世民的戰功和地位，二來說明唐儉和李世民早年就在重大問題上有共同的認識。《墓誌銘》和碑文都提到唐儉在霍邑之戰中的正確主張，正是這種原因。

　　麟閣與淩煙閣

　　《墓誌銘》載，唐朝建立後，因唐儉有功，被“加散騎常侍，位正三品行中書侍郎，賜以鐵券，罪一死。圖形麟閣，列於佐命。”《唐儉碑文》：“敘撥亂之功……加散騎常侍，正三品，行中書侍郎……圖淩煙閣。”看來，這裏說的“麟閣”“淩煙閣”是一回事，都是指唐高祖對唐儉的表彰。

　　另外，《舊唐書·唐儉傳》則根本沒有提到唐高祖對唐儉圖形麟閣或淩煙閣的問題，但是，卻談到唐太宗因唐儉有功，“與功臣等元勳恕一死……圖形淩煙閣”。這裏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唐高祖對唐儉圖形於麟閣（或淩煙閣）和唐太宗對唐儉圖形於淩煙閣是否是一回事情，二者有無區別。

　　先說高祖時的麟閣（或淩煙閣）與太宗時的淩煙閣有什麽共同之處。

　　麟閣是麒麟閣的簡稱。據說，此閣是漢武帝獲麒麟時所造，也有人認為是蕭何所造。史載：“甘露三年（前51年），單於始入朝。上（漢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被圖畫的人是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肖望之、蘇武等十一人。這些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與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焉。”《漢書》卷五十四《蘇武傳》。從此，就開創了圖畫功臣於麟閣或麒閣的先例。《李墓誌銘》見《昭陵碑石》或《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載：“昔者西漢臣，圖形於騏閣（麟閣）；東京（東漢）列將，繢範於雲台。”不難看出，西漢和東漢帝王表彰功臣的方式不同，唐儉被圖形於麟閣，是唐高祖模仿西漢宣帝表彰功臣的方式。

　　淩煙閣位於太極宮三清殿側，是唐太宗圖形功臣的地方。貞觀十七年（643），太宗下詔曰：“自古帝王，褒崇勳德，既列名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西漢宣帝年號）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功臣，雲台紀其跡。”為了表彰當時的功臣，他要把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段誌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瑾、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秦叔寶等二十四人，圖畫於淩煙閣。這些人，有的是棟梁之才，有的是著名的學者，有的是初起兵時的元，還有屢進忠言、戰功卓著等各方麵的功臣。唐太宗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庶念功之懷，無謝於前載；旌賢之意，永貽於後昆。”《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顯然，這是為了使他認為的功臣能夠流芳百代。

　　據上所述，不管是圖形於麟閣還是圖形於淩煙閣，都是皇帝表彰功臣的舉措。正因為如此，《唐儉碑文》中把麟閣稱為淩煙閣。碑文形成於高宗顯慶年間，這時，圖形於麟閣和圖形於淩煙閣同時存在，二者的作用、性質相同，故而碑文作者稱麟閣為淩煙閣也無可非議。

　　再說圖形於麟閣和圖形於淩煙閣的不同之處。

　　對唐儉“圖形麟閣”，是唐高祖於武德初年對唐儉的表彰。唐初的麟閣位於何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圖形麟閣是唐高祖模仿漢宣帝表彰功臣的措施。淩煙閣是唐太宗於貞觀十七年（643）圖畫長孫無忌等二十四功臣的地方，“太宗為讚，褚遂良書，閻立本畫。”《類編長安誌》卷三《館閣樓觀》。均有記載。從形式上說，唐太宗對漢宣帝、唐高祖都有因襲、繼承關係，但從時間和表彰的人物來說，卻有顯著的差別。當然，就個別人來說，也有既見於麟閣，又見於淩煙閣的，如唐儉就是如此。其實，先後受過兩次表彰的決不隻唐儉一人，例如，李也曾有過兩次被表彰。《李墓誌銘》載：“先朝（太宗）嚐圖公（李）於淩煙閣，至是，皇上（高宗）又命寫形焉。”這就是說，李在貞觀年間被太宗圖形於淩煙閣，又在永徽年間被高宗圖形。這一次雖然未言明圖形於何處，但又一次以圖形對李進行表功是不容置疑的。

　　總而言之，自漢宣帝開始的以圖形表彰功臣的措施，到唐初更為盛行，唐儉，李等人兩次受到這種表彰，說明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是善於運用這種手段籠絡群臣的。但兩《唐書》的《唐儉傳》與《李傳》以及《資治通鑒》的有關部分，都沒有提到唐儉、李兩次受表彰的問題，因此，《墓誌銘》的發現，有助於全麵理解這一問題。

　　補充兩《唐書》記載不足的事

　　從《墓誌銘》的內容看來，在兩《唐書》中，對與唐儉有關的某些問題還不夠明確或尚未涉及。《墓誌銘》的出土，補充了這些不足之處。

　　武德二年（619）九月，劉武周進攻太原，李元吉棄城逃回長安。接著，劉武周大舉南進，夏縣（今山西夏縣）呂崇茂聚眾響應劉武周。裴寂前往征討，為其所敗。唐高祖又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於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再次進攻呂崇茂。呂崇茂向劉武周部將宋金剛求援，宋金剛遣其部將尉遲敬德增援夏縣，唐軍戰敗，李孝基、獨孤懷恩、於筠、唐儉、劉世讓等均被俘虜。後來，獨孤懷恩乘機逃回，駐守蒲阪（即隋河東，在今山西永濟西）。這些人在被俘期間，唐儉從同時被俘的元君寶口中知道，獨孤懷恩對唐高祖不滿，陰謀造反。唐儉遂通過尉遲敬德，使劉世讓回唐，向唐高祖通報這個消息。高祖正在赴蒲阪途中獲知這個消息，遂誘殺了獨孤懷恩，自己脫險。這件事情，兩《唐書》的《唐儉傳》和《資治通鑒》有關部分的記載基本一致。然而，其中有一情節不甚明確，就是尉遲敬德為什麽會私自釋放劉世讓回唐。

　　《墓誌銘》載：唐儉被俘後，“乃察諸賊帥，皆是庸流，惟尉遲敬德識量弘遠，說令擇主，理會其心。於是獨孤懷恩謀以眾叛，陰遣間使連結武周，仍伺太宗入城，執以降賊。公（唐儉）於寇獄上書告變，逆謀垂發，元凶伏誅。”由此看來，唐儉被俘至敵營後，密切注意敵人諸將的動向，當他發現尉遲敬德是有用而且可以爭取的對象以後，就立即開展攻勢，爭取尉遲敬德歸唐。《唐儉碑文》載：“公觀諸將，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渙如冰釋，翻然改圖。雖有此心，計猶未果。”這和《墓誌銘》的記載意思相同。由於唐儉對尉遲敬德“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所以，尉遲敬德才“渙如冰釋，翻然改圖”，另擇其主。應該說，這就是尉遲敬德私自釋放劉世讓回唐的原因。否則，很難理解唐儉在俘虜獄中怎能“密令親信劉世讓以懷恩之謀奏聞”《舊唐書》卷五十八《唐儉傳》。的情節。雖然還有比較明確的記載說：“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請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敬德從之，遂以懷恩反狀聞。”《資治通鑒》卷一八八，武德三年二月。但唐儉對尉遲敬德說了些什麽，怎樣打動其心而使其另有打算呢？隻有《墓誌銘》和碑文具體回答了這個問題。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尉遲敬德很快降唐。武德二年（619）十二月，李孝基、唐儉等被俘，武德三年（620）四月，尉遲敬德降唐。固然，唐軍在軍事上的勝利，有迫使尉遲敬德降唐的作用，但他為什麽不像劉武周、宋金剛那樣去投降突厥呢？還有記載說：敬德“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舊唐書》卷六十八《尉遲敬德傳》。這就是說，尉遲敬德是在李道宗、宇文士及勸說之下投降的。但是，李道宗、宇文士及為什麽不去勸說劉武周、宋金剛投降呢？無庸置疑，是尉遲敬德有降唐的可能。這種可能，就是唐儉在被俘期間極力爭取尉遲敬德，“說令擇主”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尉遲敬德降唐後，李世民“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資治通鑒》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四月。

　　既然尉遲敬德降唐後，李世民還使他統率其舊部，當然是李世民對他十分放心。對屈突通擔心尉遲敬德叛變的建議，李世民置若罔聞。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可能是唐儉於事先的爭取工作頗見成效，唐儉已使尉遲敬德和李世民之間彼此都有相當的了解。後來，尉遲敬德能夠成為李世民的親信，被圖形於淩煙閣，正是他們互相信任逐步深化的結果。由此看來，在尉遲敬德降唐的問題上，唐儉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打敗竇建德，奪取了洛陽。七月，竇建德部將劉黑闥又於漳南（今河北故城東北）舉兵反唐。十二月，唐高祖遣李世民、李元吉去平定劉黑闥。在兩《唐書》的《唐儉傳》中，根本沒有涉及唐儉隨李世民討伐劉黑闥的事，《資治通鑒》有關部分也沒有這方麵的記載。但是，《墓誌銘》和《唐儉碑文》均有此事的記載。

　　《墓誌銘》載：“尋有魏人劉闥起軍、相，扇動山東，跨有河北。公（唐儉）又侍奉文帝（李世民）節度眾軍，一舉廓清，九河砥定，仍為幽州道行軍總管，兼為定州道安撫大使。”《唐儉碑文》也有同樣的內容：“尋而逆賊劉闥擁徒冀北，禍燕南…… 時 軍出討， 公監統，而偏裨靡伐謀之略，士卒無摧 之心。公 輕 賊城，以陳利害。不勞飛箭，便下聊城。詎假拔旗，乃傾趙壁。廓清河朔，公有毗 之功，以公為幽州道安撫大使、幽州道行軍總管，定州道安撫大使。”

　　根據以上兩種記載，唐儉不僅直接參加了對劉黑闥的作戰，而且還親赴敵城，“以陳利害”，以致“不勞飛箭，便下聊城”。因此，如果說李世民是打敗劉黑闥的主帥，唐儉必然也有毗佐之功。在這方麵，《墓誌銘》與《唐儉碑文》又補充了有關文獻資料的不足。《墓誌銘》與《唐儉碑文》的史料價值是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