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從統一到分裂再到統一

第六節 30年代經濟大危機與魏瑪民主製度的危機

　　20年代中期的德國經濟繁榮是短暫的。一旦美國停止貸款，加上巨額的戰爭賠款和大量外債，德國經濟的脆弱性就很快顯露出來。1928年，美國國內有價證券交易繁榮一時，在國外的投資紛紛回撤從事股票投機，美國的對外貸款開始萎縮。這次美國投資資金的轉向，給了依賴外債的德國經濟以強烈的震動。

1929年10月24日，以美國華爾街紐約股票市場崩潰肇始的世界經濟危機，迅速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一直延續到1933年。由於德國經濟對美國資本的高度依賴性，這次經濟危機對德國經濟的打擊，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要嚴重得多，是德國曆史上最尖銳、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經濟危機。

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煤產量下降了32.7%，生鐵產量下降了70.3%，鋼產量下降了64.9%，機器製造業產值下降62.1%，汽車產量下降了64.2%，發電量下降23.5%，造船噸位下降了83.6%，棉花消費量下降了21.4%。到1932年8月，德國整個工業生產指數下降了40.6%，下降幅度僅次於美國（46.2%），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生產資料的縮減尤為突出，1932年下降了53%，連日常的自然磨損都不能抵補。消費品生產指數下降了25.3%，分別退回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水平。在危機浪潮的衝擊下，德國數十萬家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甚至大康采恩也難逃破產的厄運，如鋼業托拉斯被迫進行改組，毛織業的杜爾巴赫康采恩不得不宣布破產。德國全部工業的開工率僅為1/3，有2/3的工業生產能力處於閑置狀態，在歐洲名列前茅。德國農業危機來到較晚，從1930年起，德國政府提高了農產品進口稅，盡管如此，德國農業仍然避免不了危機的打擊。危機使整個農業生產下降了30%，從1929年到1932年農產品銷售後的收入由102億馬克下降到65億馬克。農民被迫大量出賣土地，1928年到1932年被迫賣掉的土地達到36萬公頃。大批小農紛紛破產，佃農人數迅速增加。

1931年3月，由於外國貸款的削減，德國最重要的銀行——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告破產。隨後，在全國掀起擠兌風潮，引發了貨幣信用危機。7月柏林一係列銀行幾乎全部關閉，國庫黃金儲備減少了4/5，整個信貸係統處於總崩潰的邊緣。德國對外貿易一落千丈，1929年到1935年，德國出口總額減少了69.1%，進口總額減少了70.8%。

經濟危機爆發後，德國政府聲明沒有能力償付每年達25億馬克的賠款，要求修改〈道威斯計劃〉，這一要求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響應。早在1928年底，以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經理歐文·揚格為主席的專家委員會就擬定了減少德國應付賠款總額的《楊格計劃》。1930年3月，德國政府接受了《楊格計劃》。該計劃規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139億馬克，在57年內付清。計劃沒有規定抵押來確保支付，取消了《道威斯計劃》對於德國財政經濟的國際監督，撤消了賠款委員會，設立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清算銀行”負責接收和分配賠款。協約國軍隊在1930年全部撤出萊茵區。1931年，德國政府聲稱無力負擔賠款，在興登堡總統的請求下，美國總統胡佛頒發了為期一年的延期償付令。期滿後，德國仍以經濟危機為借口，拒付戰爭賠款。1932年的洛桑會議規定，德國最後繳付一筆30億馬克的賠款，其餘一筆勾銷，後來德國連這一筆賠款也未支付，賠款不了了之。

經濟危機導致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製的統治危機，其標誌是米勒大聯合內閣的倒台，“總統製內閣”的確立。

由於經濟危機，德國財政出現巨大赤字，失業人數劇增。工會要求米勒政府保證失業救濟金的來源，並試圖將失業保險金從3.5%增加到4%，使勞資雙方各增加0.25%的保險金，以及通過無固定限額的國家補助來提供必要的經費。工業界拒絕增加保險金，也拒絕多用公款，認為隻有減少失業救濟金，才能克服國家保險公司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黨和民主黨建議采納中央黨議會黨團領袖布呂寧提出的妥協方案，即仍按以往的比例向各方征收保險基金，另外由政府提供一筆為數14億馬克的補助金，如果仍然不敷所需，則開始削減失業救濟金的數額或增加征收保險金的數額，人民黨表示讚同。社會民主黨內部出現分歧，總理米勒、內政部長澤韋林和經濟部長施密特讚成妥協，勞工部長維塞爾堅決反對，原因是工會支持維塞爾，他們將減少救濟金看成是對工人社會保障的威脅。1930年3月28日，社會民主黨人米勒政府被迫辭職。此後，德國進入了“總統製內閣”的領導體製，即總統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行使在“非常狀態”下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緊急條例”來維持統治。在這種情況下，總統淩駕於國會之上，有權解散國會，取代立法機構，有權任命或罷免總理。“國家元首獲得的實權比過去的皇帝還要大”。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頒布的“緊急法令”逐年增加，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而國會頒布的法令逐年減少，1930年是98次，1931年有34次，1932年隻有3次；國會開會的次數，1930年有94次，1931年為41次，1932年隻有13次。危機期間，德國議會民主製政體明顯削弱，專製主義傾向逐漸抬頭，共和國的前景日益暗淡。

1930年3月30日，由國防部部長辦公廳主任庫特·馮·施萊歇爾推薦，興登堡總統任命天主教中央黨右翼領袖布呂寧為總理，組織了一個由中央黨、民族人民黨、民主黨、人民黨等組成的聯合政府。新政府聲稱“不受任何聯合的約束”，“自然不能無視本議會的政治力量”。布呂寧的上台，被認為是議會民主製政體開始解體、專製主義傾向重新抬頭的開始。

為克服危機，布呂寧采取了支持和扶助壟斷組織和容克地主的措施，政府以保證金和救濟金的名義，先後共撥款46億馬克給少數大企業和大公司，1931年政府撥出40億馬克以幫助遭受困難的農業部門，結果96.8%的資金落入占地20公頃以上的農戶手中。與此同時，政府執行通貨緊縮政策，通過增加新稅，提高納稅額以及減薪、削減社會福利支出、裁減政府職員、壓縮公共開支等辦法，力求使國家財政平衡。危機期間，德國新稅名目繁多，僅啤酒稅和零售稅就使群眾的捐稅增加7.5億馬克。1930年6月實行了人頭稅，12月又實行了煙草稅，此外還有危機稅、獨身稅、就業稅等。德國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工資在危機中下降了50%。

危機帶來的最嚴重的後果是給社會造成了一個龐大的不穩定的失業隊伍，加劇了社會危機。1929年德國失業人員隻有200萬人，1932年增加到600多萬人，最高時達到800萬人，占全部勞動人口的43.8%，加上其家屬占德國總人數的1/4.這些失業人員平均每月隻領取15馬克的生活補助金，由於政府取消了21歲以下失業工人補助金，使100多萬失業青年失去了生活來源，80萬青年無家可歸。失業隊伍中不少是中小資產階級成員，如有幾十萬中小企業主、手工業破產者、小商人，還有數十萬政府職員、教師、工程師和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高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1931年到1932年，每年有26000名大學畢業生，隻有10000人找到工作，8000所工業專科學校和工業學校畢業生，隻有1/8能找到工作。這些失業和無業人員走投無路，逐漸淪為流浪漢，成為納粹黨蠱惑的對象。

經濟危機為納粹運動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機。從1929年以來，納粹黨利用“中間階層”反對資本主義的情緒，通過與他們利益攸關的大量宣傳，使民族社會主義思想在中間階層中的影響不斷擴大。納粹黨針對人民群眾不滿政府、要求改變現實的心理，大肆攻擊魏瑪共和國，極力散布這場危機是魏瑪共和國“政府無能”，是接受凡爾賽和約及戰爭賠款，奉行“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魏瑪共和國政府是德國人民貧困和災難的根源。在攻擊共和國的同時，納粹黨大肆進行民族社會主義的欺騙宣傳。希特勒根據各階層群眾的心理和要求，“向所有人許諾：向失業者許諾提供麵包，向農民許諾低廉的租金，允諾要抵禦共產主義來保護有產者，答應給滿懷民族自豪感的人一個新的強大的德國，向國防軍答應要重整軍備，向工業界答應高額利潤和俯首聽命的工會。”他企圖使德國人相信，隻有他才能將德國從多災多難的困境中拯救出來。納粹黨還四處散發傳單、小冊子，張貼印有“德國猛醒”、“希特勒就是獨立、工作和麵包”等字樣的招貼畫。這些宣傳攻勢不能不打動處在絕望之中的德國人民的心。“經營工商業的廣大中產階層、農民、特別是‘渴望英雄主義’的青年感到自己被共和國排斥，對希特勒的宣傳愈來愈感到有吸引力”。隨著納粹黨影響的擴大，加入納粹黨的人越來越多，1930年納粹黨發展到30萬人，1931年達到80萬，1932年超過100萬人。納粹黨的追隨者包括社會各個階層的成員，其中主要是中小資產階級群眾，據統計，1930年納粹黨的追隨者中工人占26.3%，職員和雇員占24.4%，獨立業主占18.9%，官吏和高級職員占7.7%，農民占13.2%，青年大學生及其他人員占9.9%。正如德國共產黨機關報《紅旗》指出：“經濟危機給城鄉小資產階級廣大群眾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使得他們感到絕望，因而成了法西斯分子所進行的表麵上頗為激進的反對資本主義蠱惑煽動的犧牲品”。

1930年7月16日，布呂寧政府以總統的緊急權利為依據，提出了關於削減官員薪俸和征收稅收的兩項法令，18日該法令遭國會否決。同日布呂寧經興登堡授權，宣布解散國會。9月14日舉行了新的國會選舉。納粹黨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共獲得640多萬張選票，107個議席，從國會中位居第九的最小黨一躍成為國會中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盡管仍然是國會中第一大黨，但損失了10個席位。共產黨獲得的席位增加了23個，達到77個。這次選舉後，希特勒躊躇滿誌：“我們戰鬥不是為了國會的席位，我們贏得議會席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解放德國人民。”納粹黨在議會中的勝利，使布呂寧希望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多數派內閣的願望化為泡影，進一步加劇了議會民主製的危機。這次選舉是魏瑪共和國走向衰亡的轉折點。

在拉攏中下層民眾的同時，希特勒積極同權勢集團勾結。從1931年夏天開始，希特勒決定有步驟地爭取全國各行業的工業巨頭的支持。隨後幾個月，希特勒走遍了整個德國，同工業界的主要人物私下會談，不少資本家開始同情和傾向納粹黨。1932年1月，300多名壟斷資本家及其代表在杜塞爾多夫工業家俱樂部聚會，聽取希特勒關於納粹黨內外方針的演說。希特勒一再向資本家保證，決不觸犯私有財產和企業家的主權，並鼓吹德意誌民族高貴的種族優越論，大肆攻擊民主製度為“笨拙的統治，破壞的原則”，叫囂要“徹底鏟除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他還保證上台後訓練一支800萬人的軍隊，奪取新的“生存空間”。希特勒的長篇演講，博得了資本家熱烈的掌聲。從1930年起，壟斷資本家的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入納粹黨的金庫。魯爾煤礦辛迪加決定，自1930年起每年讚助納粹黨600多萬馬克。據統計，1930年到1932年德國壟斷資本家對納粹黨的資助達7000—9000萬馬克。壟斷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擴大了納粹黨的活動能力和活動範圍，進一步提高了它的地位。

從1930年起，希特勒還極力討好國防軍。1930年春，烏爾姆衛戍部隊有3名年輕軍官因在軍隊中從事納粹宣傳並發展納粹勢力而被捕。1930年9月選舉後一星期，這3名軍官以叛國罪在萊比錫最高法院受審。希特勒出庭作證，乘機宣傳納粹黨絕對沒有取代陸軍的意思，不僅如此，納粹黨執政以後，國防軍還要大大擴充，強加在德意誌民族身體上的和約必將被擺脫。青年軍官同情納粹運動的人開始增多，高級軍官也比較放心了。1931年1月，施萊歇爾廢止了關於陸軍不得雇傭納粹黨人在軍火庫和補給站工作以及不準納粹黨人加入陸軍的禁令。

1931年10月11日，納粹黨同德意誌民族人民黨、鋼盔團、泛德意誌聯盟、俾斯麥青年團等政黨和組織在不倫瑞克邦的哈爾茨堡溫泉城集會，要求布呂寧政府辭職，並預謀15個月後在德國建立獨裁統治。會議結成了“哈爾茨堡陣線”。雖然這一聯盟因各方目標不一致不久便解體，但會議加強了納粹黨同右翼資產階級政黨的聯係，鞏固了納粹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成為納粹黨最終問鼎政權的一個重要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