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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興登堡上台與封建反動勢力的複活
魏瑪共和國並不是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它是在世界大戰中失敗了的容克（主要是國防軍軍官團）和社會民主黨右翼、軟弱的資產階級溫和派政黨結成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決定了從共和國誕生的第一天起，民主製的根基就很脆弱。由於艾伯特、謝德曼主張“在繼續發展現存國家機構的基礎上實現議會民主製”，“沒有勇氣清除舊帝國的代表”，因而德國垮掉的僅僅是封建帝國的外殼，資本容克貴族仍然控製著軍政大權和經濟命脈，國防軍成為舊勢力的“國中之國”。行政機構和司法部門依然是威嚴的普魯士鷹旗下的原班人馬，教育的管理大權仍掌握在藐視共和國的人們手中。共和國政權號稱是“沒有共和主義者的共和政權”。舊的反對勢力的廣泛存在和舊的專製思想的深刻影響，成為共和國民主政治的隱患。
在十一月革命中，德國君主勢力雖然遭到削弱，但並沒有被鏟除。當時這股勢力主要聚集在民族聯合會（1918年夏成立）、軍官團、舊官吏、民族人民黨和人民黨內。隨著革命運動漸趨低落，以及魏瑪政府對它們采取寬容和合作的態度，這股勢力又再度活躍。1920年3月9日，民族人民黨和人民黨在國民議會中提議重新舉行國會選舉，並通過全民選舉選出總統。右翼政黨在征得退位皇帝的讚同後，醞釀推出興登堡作為總統候選人。
與此同時，共和國麵臨著來自極右翼君主主義派企圖顛覆共和國、建立軍事獨裁、複辟君主製的嚴峻考驗。1920年3月10日，為對抗政府關於裁軍的命令，呂特維茨將軍等人向艾伯特總統提出解散國民議會、由全民選舉總統、不再裁減國防軍的要求，遭到總統斷然拒絕。3月13日，埃爾哈特海軍旅和其他幾支部隊在呂特維茨將軍率領下占領了柏林政府區，並擁推東普魯士的地方長官卡普為總理。
在卡普暴動的暴亂者向柏林推進，政府要求國防軍出兵鎮壓的關鍵時刻，國防軍作戰局局長澤克特卻以“國防軍不打國防軍”為由，作壁上觀。後來，隻是由於柏林工人及全國總罷工，才挫敗了叛亂陰謀。卡普暴動表明：國防軍成了“國中之國”，它表麵上不介入政治，實際上總是站在反動和保守勢力一邊。
卡普暴動平息以後，政府對於叛亂分子並未嚴懲。右翼反動勢力不僅得以苟延，甚至更加囂張。他們在全國建立各種組織，從事顛覆共和國的暗殺活動。據統計：自1918年11月到1922年底止，德國至少發生了376起政治謀殺事件（幾乎全由極右勢力所為）。許多著名人物如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馬蒂亞斯·埃茨貝格和瓦爾特·拉特瑙等等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魏瑪共和國對反民主的反動勢力執行妥協和退讓政策，而對人民群眾反壟斷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的鬥爭積極鎮壓。1920年3月底，政府血腥鎮壓了對於平息卡普暴亂立過大功的、由魯爾工人組織起來的“紅色魯爾軍”。政府的所作所為，損害了魏瑪民主政治。在1920年6月6日舉行的國會大選中，由社會民主黨、中央黨、民主黨組成的魏瑪聯盟遭到慘敗，選票從1900萬減少到1100萬，而右翼政黨選票從560萬增加到910萬，魏瑪聯盟開始喪失在國會中的多數地位。共和國的威信大為下降。
1923年，由於法、比出兵魯爾，不僅誘發了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而且還引發了德國全麵的政治、社會危機。這一時期不僅發生了以希特勒為首的極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企圖推翻共和國，建立法西斯統治的暴動，而且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風起雲湧，使資產階級的統治岌岌可危。施特雷澤曼政府對於罷工的工人和德國共產黨毫不手軟。1923年10月25日，政府國防軍鎮壓了德國共產黨領導的漢堡工人武裝起義，10月13日和11月12日，國防軍又鎮壓和解散了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地由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組成的“工人政府”。1923年11月8日，艾伯特總統宣布將國家所有權利交給澤克特將軍，在德國實際上建立了軍事專政，這種軍事非常狀態一直延續到1924年2月。澤克特曾一度企圖發動政變，實現個人獨裁統治。
1920—1923年，德國通貨膨脹給小商人、小店主、手工業者、領退休金者、職員、官員等中間等級以災難性的打擊。危機過後，政府為穩定通貨，平衡財政，采取了發行新幣、緊縮開支、削減政府雇員工資、增加稅收、廢除8小時工作製等措施，進一步激起了中間等級的不滿。在1924年5月舉行的第二屆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民黨、民主黨獲得的席位比上屆有大幅下降，右翼的民族人民黨獲得了19.5%的選票，居第二位，首次以“德意誌人民自由黨”參加競選的納粹黨也獲得了6.5%的選票。在同年12月舉行的國會選舉中，盡管魏瑪聯盟以及人民黨所得到的選票有所上升，但民族人民黨勢力仍然有所增長，選票比上屆增加了60多萬張。這次選舉以後，無黨派的路德受命組閣，他以民族人民黨為主體，組成了資產階級右翼聯合政府，共和國政局明顯右轉。
在這種背景下，從1924年底開始，德國政壇上上演了一場攻擊社會民主黨領袖、現任總統艾伯特和前任總理謝德曼的鬧劇。反動勢力指責艾伯特等參加了1918年1月柏林五金工人罷工，這個行動“在背後打擊”了軍隊，是賣國行為。他們還竟然在馬格德堡法院對艾伯特總統進行審判，而艾伯特等人也公然出庭受審。在法庭上，艾伯特等人屈從於反動勢力，一再表白自己並不想“革命”，隻是為了結束罷工，但沒有“背叛”民族。盡管如此，法庭仍然判他3個月的徒刑。艾伯特總統經過這番折騰，心力交瘁，1925年2月28日因患盲腸炎未得到及時治療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1925年3月，德國舉行了新總統的選舉。這次選舉陣線涇渭分明，在競選初期，民族人民黨、巴伐利亞人民黨和納粹黨等右翼反動勢力結成帝國聯盟，分別推出雅雷斯、黑爾德和魯登道夫作為候選人，社會民主黨、人民黨和民主黨結成人民陣線，分別提出普魯士總理布勞恩、馬克斯和黑爾巴赫為候選人，共產黨單獨推出台爾曼參加競選。各黨派候選人在投票以前大肆活動。3月29日選舉結果揭曉。雅雷斯得票最多，但未超過半數，根據憲法規定不能當選，必須舉行第二次選舉。在第二輪選舉中，社會民主黨撤回了布勞恩，與中央黨、民主黨一起提出馬克斯為候選人，帝國聯盟共同推出興登堡為總統候選人，共產黨仍提台爾曼。4月26日第二輪投票開始，結果興登堡獲得了1465萬張選票，馬克斯得票1375萬張，台爾曼獲193萬張。盡管興登堡的得票數仍未超過半數，但按照憲法規定得以當選總統。
興登堡是一名老軍國主義分子，“君主政體主義者，守舊的保守分子”。1847年10月2日出生於波茲南貴族家庭。幼年即入陸軍幼童學校，接受軍國主義教育。青年時參軍，曾任駐但澤的第三步兵警衛隊少尉。在普法戰爭中，因作戰勇敢被授予鐵十字勳章，此後官運亨通，一直升任將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興登堡任東普魯士第八軍指揮官，由於在坦能堡戰役中大敗俄軍而聲名大噪，後被任命為東線德軍總司令，並晉升為元帥。1916年他被任命為德軍總參謀長，最高統帥部建立後由其負責指揮全軍。德國戰敗後，回到漢諾威隱居。1920年他寫了《生平片斷》一書，認為德軍在一戰中事實上並沒有戰敗，而是被“十一月革命”出賣了，是在“背後挨了一刀”。反動勢力捧出興登堡，不僅是對舊王朝的留戀，而是企圖利用興登堡來恢複君主製。1926年5月1日，德國政府發布命令，所有駐外使館除了懸掛共和國的旗幟外，還要懸掛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商船航行時也允許懸掛這種旗子。同年8月12日國會在關稅法的表決中，通過了有利於容克和富農的關稅法，大幅度提高了進口糧食的關稅。更有甚者，為照顧帝國時期遺老遺少的利益，政府歸還了威廉二世和被廢黜的德國諸侯的全部財產，並賠償他們因革命而遭受的“損失”。總統還利用議會與政府的爭執造成的政府危機，抬高自己的威望，1928年總統任命格勒納為國防部長，建立起與國防軍密切的聯係，並在自己的周圍建立起與國會競爭的權力中心。在輿論上，關於“背後一刀”和“十一月罪人”的宣傳也因興登堡的當選而更加甚囂塵上，從而在德國掀起了一股惡毒攻擊“十一月革命”、反對魏瑪共和國、反對《凡爾賽和約》的浪潮。
興登堡同情右翼保守勢力，他的當選也使資產階級中的不穩定分子明顯地右轉，削弱了共和國的民主力量。作為超越階級、由天主教徒組成的政黨，中央黨在魏瑪政治舞台上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但是，中央黨內部在政治傾向上也存在分歧。1928年，科隆黨代表大會選舉高級教士卡斯為馬克斯的繼承人，卡斯特別強調黨與天主教的聯係，將黨引上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保守和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是對共和國民主的沉重打擊。作為德國工業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人民黨內的右翼一直極力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合作。1929年，施特雷澤曼過早逝世後，其繼承者舒爾茨無意推行施特雷澤曼的既定路線，該黨迅速滑進了極右派的陣營。
興登堡的當選“也是複活的軍國主義的勝利”。在他任職期間，各種準軍事組織，如“鋼盔團”等得到了迅速發展。“鋼盔團”建立於1919年2月，是一支反動的軍國主義武裝組織，當時是為鎮壓革命運動而組建的。其目的是：修改憲法、建立“專製政權”、重新“恢複德國的軍事強國”。該組織在1927年就擁有成員62萬人，1929年發展到100萬人。一戰中的軍官團不少成員還擔任了政府文職官員，在政府中的作用大大加強，成為威脅共和國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興登堡總統執政後，為納粹黨的重新崛起開了方便之門。1924年底希特勒提前出獄，1925年初巴伐利亞政府撤消了對納粹黨的取締。為圖東山再起，希特勒決心改變鬥爭策略，依靠上層有權威人物的支持，走議會道路奪取政權。希特勒表示：“我們將不再企圖通過武裝政變來取得政權，而是要捏著鼻子進國會同天主教議員和馬克思主義者議員打交道。哪怕在選票上超過他們比在動武上壓倒他們所花的時間更長……遲早我們會得到多數選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國了。”
希特勒為重新恢複對納粹黨的統治，1925年4月建立了黨衛隊，因隊員一律身著黑色製服，佩骷髏標誌，所以又稱黑衫隊。1926年2月14日，納粹黨在南德班貝格召開會議，希特勒依靠戈培爾的幫助，征服了北部納粹黨的首領利戈爾·施特拉塞爾，結束了納粹黨內南北對峙的局麵。5月26日，在慕尼黑召開了納粹黨代表大會，製定了納粹黨新黨章，選舉希特勒為黨的主席，重新確定為黨的最高領袖。
為尋求經濟來源和有權勢的上層人物的支持，希特勒從1926年起加緊投靠壟斷資產階級。這年夏天，希特勒到魯爾各地遊說，大肆鼓吹民族社會主義維護私有財產，要求經濟界大力支持，從而得到煤炭大王艾米爾·基爾多夫等資本家的同情和支持，基爾多夫在1928年給納粹黨資助了10萬馬克。霍亨索倫王室成員也加強了同納粹黨的聯係，不少王公貴族給納粹黨在經濟上提供援助。希特勒為了感謝他們的支持，用高壓手段壓製了黨內以奧托·施特拉塞爾為首的反對王公貴族的左翼力量，在1926年2月德國舉行公民投票是否對“十一月革命”中被沒收的霍亨索倫王室的財產予以賠償的問題上，堅決要求對沒收的王公貴族的財產予以賠償。為了報答希特勒的庇護之恩，威廉二世讓奧古斯都·威廉皇太子參加納粹黨代表大會，1928年又加入衝鋒隊，把納粹黨看作是重登皇位和恢複君主政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1928年希特勒口授了另外一本書，即《希特勒第二本書》，重點闡述了以種族、生存空間、戰爭為主線的納粹外交政策，繼續宣揚他在《我的奮鬥》中鼓吹的種族主義，叫嚷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為攫取充足的生存空間而奮鬥”。對內，希特勒照樣把矛頭對準魏瑪共和國，說什麽“如果不根除現存的製度。我們的民族就會慢慢地被消滅”。衝鋒隊在街道上肆無忌憚地進行活動，威脅甚至屠殺群眾。由於興登堡和政府采取寬容態度，納粹黨發展很快，1925年隻有2.7萬人，1926年增加到4.9萬人，1927年為7.2萬人，1928年為10.8萬人，1929年增加到17.8萬人。
極右政黨、準軍事組織在反對共和國的旗幟下開始了聯合行動。1928年底，右翼的民族主義政黨民族人民黨溫和派領袖韋·斯塔普辭職，前克虜伯董事、媒體大亨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出任該黨領袖，標誌著該黨溫和的保守主義時期的結束，開始了毫不妥協的反民主的鬥爭。他們逐步在反對共和國的旗幟下加強了與納粹黨的合作，以建立廣泛的反共和國陣線。1929年下半年，由民族人民黨、鋼盔團、泛德意誌聯盟、納粹黨組成的右翼聯盟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爭取公民表決、反對《楊格計劃》的大行動，盡管公民表決因為讚成票太少而流產，但它影響深遠。德國著名的史學家埃爾德曼認為：“與民族人民黨結成聯盟，為民族社會主義者的宣傳向資產階級圈子內滲透並為他們次年9月的第一次重大選舉勝利創造了條件”。他還強調：必須把民族人民黨人同民族社會主義者在反對《楊格計劃》鬥爭中的這一聯合看作是阿道夫·希特勒取得政權的真正開始。
在十一月革命中，德國君主勢力雖然遭到削弱，但並沒有被鏟除。當時這股勢力主要聚集在民族聯合會（1918年夏成立）、軍官團、舊官吏、民族人民黨和人民黨內。隨著革命運動漸趨低落，以及魏瑪政府對它們采取寬容和合作的態度，這股勢力又再度活躍。1920年3月9日，民族人民黨和人民黨在國民議會中提議重新舉行國會選舉，並通過全民選舉選出總統。右翼政黨在征得退位皇帝的讚同後，醞釀推出興登堡作為總統候選人。
與此同時，共和國麵臨著來自極右翼君主主義派企圖顛覆共和國、建立軍事獨裁、複辟君主製的嚴峻考驗。1920年3月10日，為對抗政府關於裁軍的命令，呂特維茨將軍等人向艾伯特總統提出解散國民議會、由全民選舉總統、不再裁減國防軍的要求，遭到總統斷然拒絕。3月13日，埃爾哈特海軍旅和其他幾支部隊在呂特維茨將軍率領下占領了柏林政府區，並擁推東普魯士的地方長官卡普為總理。
在卡普暴動的暴亂者向柏林推進，政府要求國防軍出兵鎮壓的關鍵時刻，國防軍作戰局局長澤克特卻以“國防軍不打國防軍”為由，作壁上觀。後來，隻是由於柏林工人及全國總罷工，才挫敗了叛亂陰謀。卡普暴動表明：國防軍成了“國中之國”，它表麵上不介入政治，實際上總是站在反動和保守勢力一邊。
卡普暴動平息以後，政府對於叛亂分子並未嚴懲。右翼反動勢力不僅得以苟延，甚至更加囂張。他們在全國建立各種組織，從事顛覆共和國的暗殺活動。據統計：自1918年11月到1922年底止，德國至少發生了376起政治謀殺事件（幾乎全由極右勢力所為）。許多著名人物如羅莎·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馬蒂亞斯·埃茨貝格和瓦爾特·拉特瑙等等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魏瑪共和國對反民主的反動勢力執行妥協和退讓政策，而對人民群眾反壟斷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的鬥爭積極鎮壓。1920年3月底，政府血腥鎮壓了對於平息卡普暴亂立過大功的、由魯爾工人組織起來的“紅色魯爾軍”。政府的所作所為，損害了魏瑪民主政治。在1920年6月6日舉行的國會大選中，由社會民主黨、中央黨、民主黨組成的魏瑪聯盟遭到慘敗，選票從1900萬減少到1100萬，而右翼政黨選票從560萬增加到910萬，魏瑪聯盟開始喪失在國會中的多數地位。共和國的威信大為下降。
1923年，由於法、比出兵魯爾，不僅誘發了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而且還引發了德國全麵的政治、社會危機。這一時期不僅發生了以希特勒為首的極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企圖推翻共和國，建立法西斯統治的暴動，而且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風起雲湧，使資產階級的統治岌岌可危。施特雷澤曼政府對於罷工的工人和德國共產黨毫不手軟。1923年10月25日，政府國防軍鎮壓了德國共產黨領導的漢堡工人武裝起義，10月13日和11月12日，國防軍又鎮壓和解散了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地由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組成的“工人政府”。1923年11月8日，艾伯特總統宣布將國家所有權利交給澤克特將軍，在德國實際上建立了軍事專政，這種軍事非常狀態一直延續到1924年2月。澤克特曾一度企圖發動政變，實現個人獨裁統治。
1920—1923年，德國通貨膨脹給小商人、小店主、手工業者、領退休金者、職員、官員等中間等級以災難性的打擊。危機過後，政府為穩定通貨，平衡財政，采取了發行新幣、緊縮開支、削減政府雇員工資、增加稅收、廢除8小時工作製等措施，進一步激起了中間等級的不滿。在1924年5月舉行的第二屆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人民黨、民主黨獲得的席位比上屆有大幅下降，右翼的民族人民黨獲得了19.5%的選票，居第二位，首次以“德意誌人民自由黨”參加競選的納粹黨也獲得了6.5%的選票。在同年12月舉行的國會選舉中，盡管魏瑪聯盟以及人民黨所得到的選票有所上升，但民族人民黨勢力仍然有所增長，選票比上屆增加了60多萬張。這次選舉以後，無黨派的路德受命組閣，他以民族人民黨為主體，組成了資產階級右翼聯合政府，共和國政局明顯右轉。
在這種背景下，從1924年底開始，德國政壇上上演了一場攻擊社會民主黨領袖、現任總統艾伯特和前任總理謝德曼的鬧劇。反動勢力指責艾伯特等參加了1918年1月柏林五金工人罷工，這個行動“在背後打擊”了軍隊，是賣國行為。他們還竟然在馬格德堡法院對艾伯特總統進行審判，而艾伯特等人也公然出庭受審。在法庭上，艾伯特等人屈從於反動勢力，一再表白自己並不想“革命”，隻是為了結束罷工，但沒有“背叛”民族。盡管如此，法庭仍然判他3個月的徒刑。艾伯特總統經過這番折騰，心力交瘁，1925年2月28日因患盲腸炎未得到及時治療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1925年3月，德國舉行了新總統的選舉。這次選舉陣線涇渭分明，在競選初期，民族人民黨、巴伐利亞人民黨和納粹黨等右翼反動勢力結成帝國聯盟，分別推出雅雷斯、黑爾德和魯登道夫作為候選人，社會民主黨、人民黨和民主黨結成人民陣線，分別提出普魯士總理布勞恩、馬克斯和黑爾巴赫為候選人，共產黨單獨推出台爾曼參加競選。各黨派候選人在投票以前大肆活動。3月29日選舉結果揭曉。雅雷斯得票最多，但未超過半數，根據憲法規定不能當選，必須舉行第二次選舉。在第二輪選舉中，社會民主黨撤回了布勞恩，與中央黨、民主黨一起提出馬克斯為候選人，帝國聯盟共同推出興登堡為總統候選人，共產黨仍提台爾曼。4月26日第二輪投票開始，結果興登堡獲得了1465萬張選票，馬克斯得票1375萬張，台爾曼獲193萬張。盡管興登堡的得票數仍未超過半數，但按照憲法規定得以當選總統。
興登堡是一名老軍國主義分子，“君主政體主義者，守舊的保守分子”。1847年10月2日出生於波茲南貴族家庭。幼年即入陸軍幼童學校，接受軍國主義教育。青年時參軍，曾任駐但澤的第三步兵警衛隊少尉。在普法戰爭中，因作戰勇敢被授予鐵十字勳章，此後官運亨通，一直升任將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興登堡任東普魯士第八軍指揮官，由於在坦能堡戰役中大敗俄軍而聲名大噪，後被任命為東線德軍總司令，並晉升為元帥。1916年他被任命為德軍總參謀長，最高統帥部建立後由其負責指揮全軍。德國戰敗後，回到漢諾威隱居。1920年他寫了《生平片斷》一書，認為德軍在一戰中事實上並沒有戰敗，而是被“十一月革命”出賣了，是在“背後挨了一刀”。反動勢力捧出興登堡，不僅是對舊王朝的留戀，而是企圖利用興登堡來恢複君主製。1926年5月1日，德國政府發布命令，所有駐外使館除了懸掛共和國的旗幟外，還要懸掛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商船航行時也允許懸掛這種旗子。同年8月12日國會在關稅法的表決中，通過了有利於容克和富農的關稅法，大幅度提高了進口糧食的關稅。更有甚者，為照顧帝國時期遺老遺少的利益，政府歸還了威廉二世和被廢黜的德國諸侯的全部財產，並賠償他們因革命而遭受的“損失”。總統還利用議會與政府的爭執造成的政府危機，抬高自己的威望，1928年總統任命格勒納為國防部長，建立起與國防軍密切的聯係，並在自己的周圍建立起與國會競爭的權力中心。在輿論上，關於“背後一刀”和“十一月罪人”的宣傳也因興登堡的當選而更加甚囂塵上，從而在德國掀起了一股惡毒攻擊“十一月革命”、反對魏瑪共和國、反對《凡爾賽和約》的浪潮。
興登堡同情右翼保守勢力，他的當選也使資產階級中的不穩定分子明顯地右轉，削弱了共和國的民主力量。作為超越階級、由天主教徒組成的政黨，中央黨在魏瑪政治舞台上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但是，中央黨內部在政治傾向上也存在分歧。1928年，科隆黨代表大會選舉高級教士卡斯為馬克斯的繼承人，卡斯特別強調黨與天主教的聯係，將黨引上了一條徹頭徹尾的保守和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是對共和國民主的沉重打擊。作為德國工業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人民黨內的右翼一直極力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合作。1929年，施特雷澤曼過早逝世後，其繼承者舒爾茨無意推行施特雷澤曼的既定路線，該黨迅速滑進了極右派的陣營。
興登堡的當選“也是複活的軍國主義的勝利”。在他任職期間，各種準軍事組織，如“鋼盔團”等得到了迅速發展。“鋼盔團”建立於1919年2月，是一支反動的軍國主義武裝組織，當時是為鎮壓革命運動而組建的。其目的是：修改憲法、建立“專製政權”、重新“恢複德國的軍事強國”。該組織在1927年就擁有成員62萬人，1929年發展到100萬人。一戰中的軍官團不少成員還擔任了政府文職官員，在政府中的作用大大加強，成為威脅共和國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興登堡總統執政後，為納粹黨的重新崛起開了方便之門。1924年底希特勒提前出獄，1925年初巴伐利亞政府撤消了對納粹黨的取締。為圖東山再起，希特勒決心改變鬥爭策略，依靠上層有權威人物的支持，走議會道路奪取政權。希特勒表示：“我們將不再企圖通過武裝政變來取得政權，而是要捏著鼻子進國會同天主教議員和馬克思主義者議員打交道。哪怕在選票上超過他們比在動武上壓倒他們所花的時間更長……遲早我們會得到多數選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國了。”
希特勒為重新恢複對納粹黨的統治，1925年4月建立了黨衛隊，因隊員一律身著黑色製服，佩骷髏標誌，所以又稱黑衫隊。1926年2月14日，納粹黨在南德班貝格召開會議，希特勒依靠戈培爾的幫助，征服了北部納粹黨的首領利戈爾·施特拉塞爾，結束了納粹黨內南北對峙的局麵。5月26日，在慕尼黑召開了納粹黨代表大會，製定了納粹黨新黨章，選舉希特勒為黨的主席，重新確定為黨的最高領袖。
為尋求經濟來源和有權勢的上層人物的支持，希特勒從1926年起加緊投靠壟斷資產階級。這年夏天，希特勒到魯爾各地遊說，大肆鼓吹民族社會主義維護私有財產，要求經濟界大力支持，從而得到煤炭大王艾米爾·基爾多夫等資本家的同情和支持，基爾多夫在1928年給納粹黨資助了10萬馬克。霍亨索倫王室成員也加強了同納粹黨的聯係，不少王公貴族給納粹黨在經濟上提供援助。希特勒為了感謝他們的支持，用高壓手段壓製了黨內以奧托·施特拉塞爾為首的反對王公貴族的左翼力量，在1926年2月德國舉行公民投票是否對“十一月革命”中被沒收的霍亨索倫王室的財產予以賠償的問題上，堅決要求對沒收的王公貴族的財產予以賠償。為了報答希特勒的庇護之恩，威廉二世讓奧古斯都·威廉皇太子參加納粹黨代表大會，1928年又加入衝鋒隊，把納粹黨看作是重登皇位和恢複君主政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1928年希特勒口授了另外一本書，即《希特勒第二本書》，重點闡述了以種族、生存空間、戰爭為主線的納粹外交政策，繼續宣揚他在《我的奮鬥》中鼓吹的種族主義，叫嚷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為攫取充足的生存空間而奮鬥”。對內，希特勒照樣把矛頭對準魏瑪共和國，說什麽“如果不根除現存的製度。我們的民族就會慢慢地被消滅”。衝鋒隊在街道上肆無忌憚地進行活動，威脅甚至屠殺群眾。由於興登堡和政府采取寬容態度，納粹黨發展很快，1925年隻有2.7萬人，1926年增加到4.9萬人，1927年為7.2萬人，1928年為10.8萬人，1929年增加到17.8萬人。
極右政黨、準軍事組織在反對共和國的旗幟下開始了聯合行動。1928年底，右翼的民族主義政黨民族人民黨溫和派領袖韋·斯塔普辭職，前克虜伯董事、媒體大亨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出任該黨領袖，標誌著該黨溫和的保守主義時期的結束，開始了毫不妥協的反民主的鬥爭。他們逐步在反對共和國的旗幟下加強了與納粹黨的合作，以建立廣泛的反共和國陣線。1929年下半年，由民族人民黨、鋼盔團、泛德意誌聯盟、納粹黨組成的右翼聯盟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爭取公民表決、反對《楊格計劃》的大行動，盡管公民表決因為讚成票太少而流產，但它影響深遠。德國著名的史學家埃爾德曼認為：“與民族人民黨結成聯盟，為民族社會主義者的宣傳向資產階級圈子內滲透並為他們次年9月的第一次重大選舉勝利創造了條件”。他還強調：必須把民族人民黨人同民族社會主義者在反對《楊格計劃》鬥爭中的這一聯合看作是阿道夫·希特勒取得政權的真正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