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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威廉二世爭雄世界的“世界政策”
迅速工業化使德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德意誌帝國的對外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如前所述，在德意誌帝國建立之初，德國雖然已經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但還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國家。盡管德國通過幾次所向披靡的戰爭顯示出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尚不具備越出歐洲大陸、與英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內一爭高下的能力。因此，在俾斯麥時期，德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奉行的是謀求歐洲大陸霸主地位的大陸政策。這一政策的核心是，通過建立龐大的聯盟體係，孤立法國，在保持歐洲和平中確保德國的利益，因此是一種以維持歐洲“現狀”為特征的保守性策略。19世紀80年代，德國經濟實力有所上升，俾斯麥雖然在殖民地問題上有所動作，卻仍然極為審慎。1884-1885年他創立德國殖民帝國後，又迅速將伸向海外的手縮回歐洲，就是一個明證。
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隨著德國經濟及軍事力量的繼續增強，俾斯麥的僅僅保持德國作為一個歐洲大陸強國的政策已經不能滿足德國統治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麥下台以後，德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轍，出現了從大陸強國政策向世界強國政策的轉變。
迅速工業化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及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是德國走上帝國主義擴張道路的根本動因。經過20年的飛速發展，到19世紀90年代，德國已經成為一個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強國，鋼鐵產量躍居歐洲之冠，化學、電氣、光學等新興工業迅速崛起。然而，國家的迅速工業化使德國本身日益無法容納強勁的經濟增長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工業生產能力越大，德國本身所擁有的原料供給能力和產品銷售市場規模就越顯現出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德國資產階級就迫切需要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地去尋找他們所需要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
具體地說，從進口角度看，由於工業化帶來的急劇都市化、人口的猛增、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的發展，德國對糧食和工業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長。德國本身的農業已經無法滿足本國市場對農產品的需要。1895-1900年間，德國生產的小麥僅能供應全國小麥需求量的73.7%。而1900年以後德國在小麥等農產品方麵對國外的依賴程度更高：1900-1904年，德國小麥的年平均產量為390萬噸，進口量卻達到203萬噸；1905-1908年的相應數據為372萬噸和232萬噸；1911-1912年的相應數據為421萬噸和208萬噸。由此可見，盡管德國本身的農業產量在不斷增長，但它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的更快增長。工業原料方麵對外依賴也極其嚴重。1872年時，德國的原料進口僅570萬馬克，到1910年時增加到了16130萬馬克，增長約28倍。
從出口角度看，呈現跳躍性發展的德國工業迫切需要尋找國外市場來釋放它發出的巨大能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全部工業品的1/5到1/4是在國外市場上銷售的。由於德國在電氣、化學等新興工業中居於絕對領先地位，它的商品充斥於歐洲市場。有人曾經這樣描寫在法國巴黎對德國商品的感受：“在我巴黎的家中，電梯是德國的，室內電氣裝置是德國的，廚房灶具是德國的，最好的照明燈是德國的。……刀具是德國的，餐廳中的椅子是德國的，浴室中的鏡子是德國的……而且實際上所有授予專利的藥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德國的。……所有這些用品都購自巴黎各市場。”德國商品甚至敢於和老牌工業國英國分庭抗禮並大舉進軍英國市場。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政府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調整其關稅政策，促進工業品出口。
由於嚴重依賴國外市場，德國對外貿易額飛速增長。德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從世界第三位躍居世界第二位，與第一外貿大國英國的差距大大縮短。1873-1913年，英國對外貿易由126億多馬克增加到241億多馬克，同期德國對外貿易則由60億馬克增加到了208億多馬克。德國宰相比洛夫在談到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時強調，對外貿易額的數據是單調的，但它們對德國人的福利卻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數以千百萬計的……公民的工作和直接的生存都仰賴於它們”。此外，作為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這一時期的德國在擴大輸出商品的同時，也開始向外輸出資本。到1914年時，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資本輸出國。
可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外向型經濟國家。工業發展的結果使得德國像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一樣，迫不及待地去海外尋找新的原料產地、產品銷售和資本投放市場。泛德意誌協會主席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書中以一種急切的心情寫道：“如果說某一個國家有理由關心如何擴大它的勢力範圍，這個國家就是德意誌帝國……我們需要工業品銷售地區和工業原料產地。”
這一時期，德國的綜合國力也大大加強了。關於經濟方麵的實力自然無須贅述。從人口方麵來看，到1913年時，德國的人口已經達到6700萬左右，在歐洲僅次於俄國。而且德國人口在受教育水平、社會供應和人均收入等方麵都相對較高，它的人口資源占有明顯的質量優勢。這些條件都成為德國對外擴張的重要物質基礎。
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膨脹是德意誌帝國向外擴張的精神動力。近代德國由於長期分裂和遭受拿破侖入侵等緣故，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如果說統一德國的三次王朝戰爭表明了德國人在軍事上的強大實力，使德國人信心大增，那麽，現在在經濟、科學技術等領域所取得的一係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使德國人更加有理由相信，他們確實像黑格爾在其曆史哲學中所說的那樣，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負有開化全世界的使命。於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畸形膨脹，並迅速上升為民族沙文主義。
然而，世界形勢讓德國人憤憤不平。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麵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是作為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在國際舞台上，特別在瓜分世界和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所處的地位，卻與其實力不相稱。這當然是久受民族積弱之苦、如今突然“暴富”起來的德國人所不能容忍的。德國軍事將領馮·伯恩哈迪把德國與英國、法國以及“小小的比利時”做了一番比較後指出：“在地球的分配中，我們早已犯了嚴重的錯誤，吃了大虧”，德國的政治地位與德意誌民族的文化價值及經濟上的重要性相比，極不相稱。於是，積壓已久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能量開始向外噴射。德國人急急忙忙地踏上了征服、“開化”世界的道路。首先是各種擴張主義的喧囂充斥整個德國。德國民族主義曆史學家特萊奇克在總結曆史經驗後得出結論：沒有殖民地的德國“注定隻能當二等強國”。另一位史學家阿達爾伯特·瓦爾也表示：“為了給充滿進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國人民提供一個活動場所”，必須開拓殖民地。德國工商業集團利益的代表們也急切呼籲向外擴張。通用電氣公司董事會領導人瓦爾特·拉特瑙埋怨道：“我們時代的最大不公平在於，這個地球上最有經濟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堅強的思想和最強大的組織能力的民族卻不能對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擔責任。”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民族沙文主義團體的建立。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國就出現了商業地理及促進德國海外利益中央協會、德國殖民聯合會等團體。1887年，在德國殖民聯合會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德國殖民協會。1891年，克虜伯康采恩經理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等又發起成立“日耳曼總同盟”，並在3年後改組為臭名昭著的“泛德意誌協會”。這是一個由壟斷資本家、政府官員、教授、軍官等參加的狂熱的民族沙文主義組織，其宗旨是複蘇民族意識，支持政府的對外擴張政策。這一組織的成員雖然不多（最多時不超過4萬人），但對政府以及德皇的顧問們有巨大的影響力。此外，德國海軍聯合會等民族沙文主義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對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公眾輿論對威廉二世時期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巨大的影響。俾斯麥是一位外交老手，他的對外政策是一篇經過深思熟慮的論文，很少受到他人的幹擾。威廉二世則不同。他好大喜功，對德國的公共輿論、尤其是上層中等階級和學術界的新時尚總是極為敏感。當他意識到帝國主義政策會對公眾具有巨大號召力的時候，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便出現了新的動向，即通過鼓吹向外擴張來博取民眾的支持。
既然德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國外市場，既然德國已經擁有了角逐世界霸權的實力，而且德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也發出了向外擴張的呼聲，代表容克資產階級利益的德國政府就理所當然地順乎這些要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問題。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裏維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線”的旗幟，在對外關係方麵開始改變俾斯麥所製定的歐洲安全政策。卡普裏維覺得俾斯麥留下的同盟體係過於複雜，必須予以“清理”。他首先在對英和對俄關係上重新調整，由俾斯麥時期的聯俄政策轉變為親英疏俄政策。
德國政府此時改變對俄國的政策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俄國曾經是德國的主要出口對象。1868-1872年間，德國商品在俄國進口商品總額中占到44%，1877年為46%。然而，從1877年起，俄國政府開始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使德國對俄國的出口一落千丈。到80年代末，由於俄國繼續提高進口關稅，德國的工業品在俄國工業品進口額中已經下降到27%。這種狀況使得德俄之間的經濟矛盾日益突出。於是，從1887年起，作為俄國主要債權國的德國開始拒給俄國貸款，德國銀行也拒絕接納俄國的有價證券作為抵押。正是這一眾所周知的原因，最後，俄國政府不得不轉向法國方麵尋求經濟支持。二是出於外交方麵的考慮。俄國是俾斯麥孤立法國為基點的大陸聯盟體係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因此，即使在德奧建立起針對俄國的同盟體係的情況下，俾斯麥也沒有放棄俄國。1887年，俾斯麥放棄原先的三皇同盟條約，與俄國單獨簽訂了《再保險條約》（根據這一條約，締約國一方與第三國處於戰爭狀態，另一方善意中立；如果對奧戰爭或對法戰爭係由締約國一方對這兩國中的一國發動進攻造成，則不受該條約限製。這一規定實際上是不允許德國進攻法國和俄國進攻奧匈。隻有法國進攻德國和奧匈進攻俄國時，中立才適用於締約國。條約還規定德國承認俄國在巴爾幹的優勢等。條約有效期3年。這一條約繼德奧同盟條約保證奧匈在未來德法戰爭中保持中立後，又保證了俄國的中立，因此稱《再保險條約》。），以保證俄國在未來德法戰爭中的中立。這種看來似乎矛盾的同盟體係，在俾斯麥眼裏是可行的。他認為，在三個友好國家之間，“如果每個國家向三者中的兩位簽約者做出針對第三者的承諾，即倘若與第三者破裂，將互相支援，那麽第三者隻會獲得更堅定的擔保”。事實上，在這位圓滑的外交家執政時期，德俄之間一直保持著較平穩的關係。對此，威廉二世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無論人們對俾斯麥的俄國政策抱以何種態度，有一點必須承認，侯爵能夠避免嚴重不和”。然而，後繼者卡普裏維卻沒有俾斯麥的這樣一種能耐，無法保持俾斯麥構建的複雜聯盟體係。於是，這位新任宰相決定放棄俄國的友誼，標誌就是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
1890年3月，俾斯麥去職後，新上任的卡普裏維政府拒絕了俄國政府提出的將《再保險條約》再延長6年的建議。答複是：德國願意一如既往地與俄國保持最好的關係，但由於人事變動，目前必須保持冷靜，所以不能締結廣泛的協定，不能延長該條約。甚至當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做出各種讓步後，德國政府仍我行我素。德國政府這種堅定的態度，使俄國方麵意識到，德國的對外政策方針已經改變。
卡普裏維政府拒絕與俄國續簽《再保險條約》，主要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第一，卡普裏維認為，德俄再保險條約有悖於德奧同盟條約的精神，隱藏著削弱德奧同盟的危險。它迫使德國在俄國和奧匈之間采取一種搖擺不定的政策，而俄國卻可以通過透露這樣一個文件而破壞德國與奧匈、意大利、英國以及土耳其等和俄國有矛盾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第二，鑒於英俄之間的矛盾，德俄再保險條約的存在會妨礙德國與英國的接近。而追求對英友好是德國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標。卡普裏維認為，俾斯麥通過與俄國保持關係而達到阻止法俄接近的目的是不現實的，相信德俄對立不可避免，因此必須采取優先與英國聯係的政策，隻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力量絕對超過法俄的大國集團。
德國在明確拒絕與俄國續簽《再保險條約》的同時，卻對英國表現出極大的熱情。1890年7月1日，德英兩國簽訂了《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這一條約是英德之間為解決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爭端而進行談判的結果。早在1889年，俾斯麥曾就兩國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爭端向英國首相索爾斯伯裏提出了進行談判的建議。但這隻老狐狸又不急於達成協議，以便從英國人手中得到更好的價錢。現在，新一任德國政府由於對外政策方向的轉變，一反俾斯麥的態度，迫切要求與英國達成協議。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東非殖民地問題上，德國政府準備對英國的任何要求做出讓步。德國政府的這種態度主要出於以下考慮：第一，通過德英和解，爭取英國對三國同盟的支持，彌補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給德國帶來的損失；第二，卡普裏維政府將北海海岸附近的赫爾果蘭島視為易北河口和正在開鑿的北海-波羅的海運河西口前麵一個不可缺少的堡壘，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
根據德英《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德國在東非把蘇丹領地維圖和索馬裏海岸的德屬部分讓給英國，並把對桑給巴爾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保護權交給英國。作為交換，英國把赫爾果蘭讓給德國，並為德屬西南非提供一條通往讚比西河的通道“卡普裏維角”。此外，條約還調整了多哥和英屬黃金海岸之間的邊界，保證英國人免稅通過史蒂文森路穿越德屬東非。《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對英國人讓步太多，照英國新聞記者史坦萊的說法，英國“獲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價隻是褲子上的一個紐扣”。
德國拒絕續訂《再保險條約》，給俄國人留下了德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正在改變的印象。現在德英之間簽訂《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則進一步向俄國表明，與俄國的友誼相比，德國新政府更偏愛英國的友誼。由於當時俄國在近東和東亞地區和英國關係緊張，在巴爾幹地區與奧匈有隙，德國的轉變使俄國在歐洲處於孤立的境地。為了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麵，俄國加快了與同病相憐的法國接近。
1891年7月，法國艦隊訪問俄國軍港喀琅施塔得。同月，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與法國大使拉布拉伊會談，商討接近的步驟。1892年8月，俄法兩國簽署軍事協定，1893年12月，協定獲得俄國批準，次年1月，法國批準協定生效。根據協定：如果法國遭到來自德國或受德國支持的意大利的進攻，俄國將以全部軍隊進攻德國。如果俄國遭到德國或受德國支持的奧匈的進攻，法國將以全部軍隊進攻德國；在與德國作戰時，法國應提供130萬人的兵力，俄國提供70-80萬兵力。這些軍隊將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作戰，以便使德國不得不在東西兩線交戰。德國終於出現了兩線作戰的危險。有學者在論及法俄協定時指出：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了法俄同盟。
在與俄國的關係已經僵化的形勢下，德國政府期望通過建立一種良好的德英關係來取得補償。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訪問其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時，明確表達了與英國友好的願望。同時，德國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在與英國首相索爾斯伯裏會晤時，也提出英德聯手對付俄法的要求。
然而，由於德國政府在殖民地問題和世界霸權方麵咄咄逼人的姿態，由《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建立起來的德英良好關係很快出現了裂痕。德國政府對英友好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通過與這位世界上最強大的殖民和海上霸主搞好關係，謀求在海外有所發展。這一點恰似與虎謀皮，當然為既得利益者的英國所不容。由於德國的一舉一動威脅到英國在殖民地事務特別是海上霸權方麵的地位。最後，英國甚至被迫站到了德國的對立麵。
卡普裏維當政時期，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所改變，但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固守歐洲大陸的政策。1894年10月霍亨勞厄繼任宰相後，也仍未能在對外殖民擴張等方麵做出“令人振奮”之舉。於是，急於使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德皇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氣了。他決定起用得力人物來貫徹自己的意誌。1897年，主張向海外擴張的海軍少將阿爾弗雷德·馮·梯爾皮茨和比洛夫分別出任帝國海軍部國務秘書和外交部國務秘書。
從此，德意誌帝國急不可待地踏上了爭雄世界的舞台。威廉二世宣稱：“巨浪在有力地衝擊著我們的國門，並且催促著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維持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換言之，遵循一個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外交國務秘書比洛夫則在帝國議會一次演說中對“世界政策”作了明確解釋：“德國人讓他們的一個鄰國占有陸地，另一個鄰國得到海洋，而隻給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總之，我們不想將他人擠到陰影中去，但是我們也需要陽光下的地盤”。歸納起來，威廉二世時期的“世界政策”有兩大內容：大力擴建海軍和搶占海外殖民地。
要成為世界強權和搶占海外殖民地，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這是德意誌帝國政府熱衷於“艦隊政策”的主要動機。梯爾皮茨在1896年2月明確指出，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對於保護德國的世界政治和經濟利益都是必需的。皇帝威廉二世對建立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更是情有獨鍾。他在多次演說中大力鼓吹海軍建設，宣稱：“我們的命運將在海上決定！”
擴建海軍計劃得到與之有關的德國重工業以及航運公司的大力促進和支持。1898年建立起來的德國海軍聯合會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德國重工業界等之所以對擴建海軍如此熱心，不僅因為強大的海軍艦隊意味著會為德國帶來海上和殖民霸權，而且因為建造戰艦會給與之相關的企業帶來巨額利潤。據稱，僅艦隊裝甲一項，克虜伯和薩爾鋼鐵巨頭施圖姆男爵每年就各有500萬馬克的利潤，而這僅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德國海軍聯合會主席奧托·薩爾姆-霍斯特馬爾侯爵在致梯爾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了擴建海軍與經濟的關係：“通過新戰艦的定貨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商業和工業的活躍，會使與之有關的交易所行情上漲，挽救許多財富並穩定市場”。
正是在上述政治與經濟動力下，德意誌帝國議會於1898年通過了第一個擴建海軍法案。根據該法案，德國將在1898-1903年的6年中建造11艘裝甲艦、5艘裝甲巡洋艦、17艘有裝甲板的巡洋艦和63艘驅逐艦。這對德國海軍的發展來說，確實是一個飛躍。1888年，德國海軍的年度經費隻有6500萬馬克，官兵15000人，即使到1898年時，它也隻有年度經費1億馬克，官兵23000人，裝甲戰艦9艘。但是，德國政府仍嫌1898年法案速度太慢。於是，德國的造艦計劃一再擴大。1900年，德國通過第二個海軍法案，規定到1915年時，德國將擁有7艘戰列艦、11艘重型巡洋艦、34艘輕型巡洋艦和100艘驅逐艦，使德國海軍力量達到英國的水平。1906年，由於英國建成新式無畏艦，德國趕忙通過第三個海軍擴建法案，規定今後建造的一切新式戰列艦都必須是無畏艦級。此後，德國在1908年和1912年又通過新的擴建海軍法案。根據1912年的法令，德國海軍預計要增加到41艘戰列艦、20艘裝甲巡洋艦、40艘輕巡洋艦、144艘驅逐艦和72艘潛艇。
德國大力擴建海軍的舉動引起英國的關注。根據梯爾皮茨的計劃，第一個海軍法案隻是滿足德國對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形勢需要，第二個海軍法案則已經包含著要使德國成為海上強權的“思想”。英國害怕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受到動搖，和德國展開了激烈的海軍軍備競賽。盡管英國聲稱要保持對德國的海軍優勢，但是正在走下坡路的這一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角逐中有些力不從心。財大氣粗的德國則咄咄逼人，聲稱要建立一支足夠強大的艦隊，以至最強大的海軍強國在發動進攻時也要冒嚴重的風險。到1908年，英國有8艘無畏艦，德國有7艘，舊式裝甲艦的對比為51：24.德國海軍已經從1897年時位居世界第七的“嬰兒艦隊”一躍成為幾乎可以向英國的海上霸權挑戰的世界第二大艦隊。貝特曼-霍爾維格接任比洛夫的宰相之職後，曾試圖與英國方麵協議限製海軍軍備問題，然而，威廉二世從根本上就反對就“他的艦隊”進行談判。德國的擴建海軍政策必然導致英國和德國的對抗，因為“德國在海上的領先地位是同不列顛帝國的生存不相容的”。英德在海軍方麵的對峙已成定局。
德國在大力擴建海軍的同時，殖民擴張的步伐也驟然加快。其觸角伸至遠東、南太平洋、中近東和非洲。
在非洲，德國企圖在俾斯麥創立的殖民帝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西起西南非和西非，東至坦噶尼喀的斜斷非洲殖民大帝國。這一計劃與非洲大陸上最大的殖民者英國發生了利益衝突，因為當時英國正在實施從開普敦至開羅的縱貫非洲大陸的“二C計劃”。結果，19世紀90年代初這兩個國家在殖民地問題上出現過的默契很快被激烈的爭吵所取代，並且雙方在開普以北、德屬東非和德屬西南非之間的南非地區展開了爭奪，其中對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兩個布爾人共和國的爭奪最為激烈。
早在俾斯麥時期，德國資本家就主張在布爾人共和國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886年，在德蘭士瓦發現世界上最豐富的金礦後，德英兩國殖民者都急於奪取對這一布爾人共和國的控製權。結果，經營南非鑽石礦公司的英國殖民者羅得斯捷足先登，於1887年建立了“南非統一金礦公司”。與此同時，德國資本在德蘭士瓦的滲透也極為迅速。柏林的威廉·克納佩銀行實際上已經操縱了德蘭士瓦國家銀行，以A。韋爾曼為首的漢堡各大商行與德蘭士瓦也進行著大規模的貿易。在南非重要工業中心約翰內斯堡就有將近15000名德國移民，而聯絡德國移民的俱樂部更是布滿了整個德蘭士瓦。1895年以後，德國已經控製了德蘭士瓦的幾乎全部出口貿易。
英國早就將從兩個布爾人共和國到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湖的廣大地區視為自己要占領的土地。到90年代初，它已經從西、北、南三麵包圍了布爾共和國。對此，德國政府曾於1893-1894年支持德蘭士瓦搶修了一條從首府比勒陀利亞到莫桑比克的洛倫索-馬貴斯的鐵路，作為出海口，以打破英國的包圍。在逼迫無效的情況下，英國決定以武力吞並德蘭士瓦。1895年12月，英國指使它的南非公司經理率領一支警察部隊進入德蘭士瓦，進攻約翰內斯堡。德國政府在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做出強烈反應，表示決不允許改變德蘭士瓦的現狀。威廉二世甚至準備宣布德蘭士瓦為保護國，並不惜與英國一戰。當英國人的冒險行動失敗後，激動不已的威廉二世立即給德蘭士瓦總統克呂格爾發去賀電，祝賀他“不求助於友邦”，僅用自己的力量就“捍衛了國家的獨立”。
其實，德國在德蘭士瓦問題上態度強硬，除了經濟利益以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德國人將它看成與英國方麵討價還價的一個籌碼。德國曾多次向英國表示，英國獲得布爾人共和國必須以德國在其他地區獲得殖民地補償為交換條件；二是德國想以此迫使英國加入三國同盟一邊。
德國的態度在英國引起強烈反響。英國派出海軍到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示威。結果，德國因自己海軍力量薄弱，不得不放棄了奪取南非的計劃。英國則由於正處在與布爾人戰爭的前夕，為防止德國從中作梗，也準備給德國一些好處。1898年8月，雙方簽訂了兩項瓜分葡屬非洲的秘密協定。據此，英國將南部莫桑比克和南部安哥拉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德國則將北部莫桑比克、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交換條件，德國政府答應不再給予布爾共和國以任何支持。
德國還在北非與法國展開了爭奪摩洛哥的鬥爭，並引發兩次危機。由於德國在擴建海軍和殖民擴張方麵咄咄逼人，英國決定與爭奪殖民地的老對手法國和解，以便共同對付德國。1904年4月，英法兩國就有關在北非的權益達成協議，英國控製埃及，法國操縱摩洛哥。次年2月，法國在英國的支持下試圖將摩洛哥“突尼斯化”，使其變成從屬於法國的殖民地。但是，德國也覬覦這塊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戰略要地，同時也想借此打擊日益緊密的英法關係，因此決定對法國施加壓力。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突然訪問摩洛哥的丹吉爾港，聲稱摩洛哥應對世界各國的和平競爭開放，不得由任何人獨占。德國甚至發出威脅，“如果法軍越過摩洛哥邊界，德軍也就立即越過法國邊境”。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就在法國準備對德國的壓力讓步之際，英國出麵支持法國和俄國對日戰爭的結束使德國的武力訛詐黯然失色。最後，德國不得不同意通過國際會議來解決爭端。但是，1906年召開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孤立的德國一無所獲。1911年7月1日，德國又利用法國出兵鎮壓摩洛哥起義之際，派炮艦“豹”號駛入摩洛哥的阿加迪爾，三天以後重型巡洋艦“柏林”號和炮艦“野豬”號繼至，迫使法國與之簽訂協定：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特權，法國則將法屬剛果的一小部分割讓給德國。德國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麥隆與剛果河之間的聯係。
太平洋地區也是德國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國殖民者侵入南太平洋地區很早。19世紀60年代，德國的高德弗羅伊商行已經壟斷了薩摩亞一帶的商業貿易。俾斯麥時期，德國在新幾內亞一帶站穩了腳跟。1889年，德、英、美三國在爭奪薩摩亞群島的過程中暫時達成協議，規定該群島由三國共管。對於這一現狀，德國政府感到不滿，它想獨占該群島或至少是該群島的一部分，以便為德國海軍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因此，它趁英布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提出了瓜分薩摩亞群島的問題。對此，英國心知肚明。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明確表示：德國“是公開進行訛詐”。但是考慮到英布開戰後的處境，英國政府決定對德國做出讓步。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天，德英兩國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該協定，德國取得薩摩亞群島中的兩個最大的島嶼，群島中的其他兩個島嶼歸美國；英國放棄薩摩亞群島的一切要求，為此，它取得了湯加群島以及德屬所羅門群島的一部分；同時，英國將英屬非洲殖民地黃金海岸與德屬非洲殖民地多哥之間一小塊有爭議的土地劃給德國。
德國對遠東地區的政策呈現階段性特點。在俾斯麥時期，德國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歐洲，對遠東地區興趣不大。當時俾斯麥政府的策略是，慫恿法國等列強在中國等地進行爭奪，以便轉移它們在歐洲的視線。1883年中法戰爭期間，德國駐法國大使霍亨勞厄曾經指出：“俾斯麥說，我應該公開表示，我們將忠誠於法國，我們將不因任何情況而動搖，而放棄我們的中立。”但是，到威廉二世時期，德國政府在中國問題上開始采取一種積極拓展的政策。
德國對中國的侵略蓄謀已久。早在19世紀60年代，歐倫堡伯爵等就向當時的普魯士政府提到過占領台灣一事；1869-1870年，德國著名地理學家、“中國通”李希特霍芬也向俾斯麥提出了奪取中國舟山的建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德國政府再次萌生了在中國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在與宰相霍亨勞厄相互交換的電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灣。1895年2月，馬沙爾在給德國駐倫敦大使的機密信件中又提到為德國的“東亞海軍及商業取得一個永久的基地”的問題，並首次提到“位於山東西南的膠州灣”，認為占據該處“就是占據中國之大陸”。正是出於以上動機，德國政府在中日戰爭後積極發動並參加三國幹涉迫日還遼事件，以便博得中國政府的感激，撈一些好處。當然，德國政府此舉還有另外的目的，即贏得早就覬覦著遼東半島的俄國的友誼，把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到遠東，以減輕德國東部邊境的壓力。
三國迫日還遼後，德國政府開始向清政府索取報酬。1895年10月，德國獲得了在天津和漢口的兩處租界。1896年3月，德國又獲得了對華貸款。然而，德國人取得在中國的立足點的願望沒有實現。1895年10月，德國外交部致函中國政府和中國駐德公使許景澄，提到在中國取得一塊基地之事，中國政府以“史無前例”為由給予了拒絕。次年6月，李鴻章訪問柏林，德國政府再次試探此事，結果李鴻章隻答應在北京支持德國的要求，但沒有做出任何承諾。1896年春天，身為德國東亞艦隊司令官的梯爾皮茨專程來到遠東，為德國在華選擇立足點，並傾向於膠州灣。
1897年11月1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曹州巨野縣張莊被殺案，給了德國人千載難逢的機會。威廉二世在得到這一消息後指出：“中國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決定馬上進攻。在意識到德意誌帝國終於在亞洲站穩了腳的時候，千百個德國商人將會歡呼。當千百萬中國人的脖子感覺到德意誌帝國的鐵拳時，他們就會發抖，而全體德國人民將會高興。”於是，沒等中國政府表態，德國政府就急急忙忙地於11月13日命令它的遠東艦隊駛進了膠州灣。次日，德軍登陸奪取了青島。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軍政要員會議，確定了“永久占領”膠州灣的原則。1898年3月6日，在德國的外交和軍事壓力下，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被迫簽訂《膠澳租界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把膠州灣周圍半徑50公裏內的領土及青島港租讓給德國，租期99年。此外，德國還獲得了在山東修築鐵路並在兩旁采礦的權利。
中近東地區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勾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戰略要地，也是德國“世界政策”重點目標。在德國對中近東的擴張中，巴格達鐵路成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達鐵路是德國“三B鐵路”（三B是指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z）、巴格達（Bagdad）的第一個字母。）計劃的組成部分。根據該計劃，德國將修建一條從柏林，經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索菲亞、君士坦丁堡、摩蘇爾、巴格達、直到波斯灣的巴士拉的鐵路。通過建造這一鐵路，德國將使土耳其及其鄰國處於其影響之下，在波斯灣建立德國的陣地，並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牢牢地站住腳跟。
驅使德國向中近東擴張的最初動力是經濟因素。在“世界政策”時期，中東地區成了德國經濟擴張的一個主要突擊方向。1880年，德國和土耳其的經濟關係還微乎其微，對土耳其的出口僅600萬馬克，到1893年時則已經增加了7倍。貿易的迅速增長使德國人認識到，中近東地區可以成為德國重要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因此，80年代末，德國幾家大銀行開始向土耳其鐵路投資，並由此提出了修築巴格達鐵路的計劃。1888年，德國資本家艾爾弗雷德·考拉從土耳其手中取得了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伊斯密爾的鐵路的租借權以及修建從伊斯密爾到安卡拉的新鐵路的租借權，並專門成立了小亞細亞鐵路公司。1893年，小亞細亞鐵路公司又獲得將鐵路從安卡拉延長到科尼亞的建築權。德國銀行界在土耳其的鐵路計劃引起德國重工業界的興趣，因為由此引發的對鐵軌、機車、車輛等的需求會帶來巨額利潤。所以，德國重工業界與德國銀行界一道繼續推動巴格達鐵路計劃，準備繼續修築從科尼亞到波斯灣的鐵路。德意誌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德國其他銀行為此共同創辦了“安納托利亞鐵路公司”。
德國政府考慮到巴格達鐵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的勢力範圍，起初在立場上有所顧忌。為了防止與英俄發生衝突，它在這一問題上采取聽任德國工業侵入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確表態。到19世紀末，由於重工業界的壓力以及德國政府加強推行“世界政策”，中近東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它就再也顧不得得罪英、俄等列強了。1898年，威廉二世在比洛夫和德意誌銀行行長格奧爾格·馮·西門子的陪同下，專門訪問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蘇丹提出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鐵路的建築權的問題，並得到了蘇丹的同意。隨後，威廉二世又在大馬士革發表演講，聲稱自己是土耳其蘇丹和3億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土耳其蘇丹對威廉二世的講話深為滿意，更加賣力地幫助德國人。1899年12月23日，德意誌銀行力排英、法、俄等國的競爭，與土耳其政府簽訂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鐵路租借權的“初步協議”。
德國政府的“世界政策”從表麵上看是有一些成就的。首先，在這一政策之下，德國建成了一支僅次於英國的強大海軍艦隊；其次，從搶占殖民地角度看，到1914年時，德國擁有的殖民地麵積已經達到100多萬平方英裏，人口1500萬。
然而，研究表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在海外殖民擴張方麵並沒有撈到很大的實惠（據統計，1893年，德國的進口總額中隻有0.1%來自德國的殖民地，1912年時也隻有0.4%。在出口方麵，1893年德國輸出總額中有0.2%是輸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時相應數額也隻增加到了0.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威廉二世這種鋒芒畢露的對外政策大大加劇了德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迫使它的對手們聯合起來。從這一角度講，它是得不償失的。大力擴建海軍和搶占殖民地的政策嚴重威脅英國的海上和殖民霸權地位，英德矛盾逐步發展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主要矛盾。德國與法國在非洲的爭奪，使得這兩個國家舊怨未了又添新仇。德國在中近東地區的勢力擴張，則引起英、法、俄三國的嚴重關注。巴格達鐵路一旦建成，不僅使德國勢力深入土耳其和西亞，而且將成為威脅英國在伊朗、阿富汗利益的工具，變為“架在英屬印度上麵的一把劍”。俄國從黑海海峽的控製權考慮，法國作為土耳其最大的債權國，都不願意德國在土耳其勢力的擴大。因此，修築巴格達鐵路大大加劇了英、法、俄三國與德國的矛盾。為了對付德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這三個國家終於摒棄前嫌，走到了一起。1904年和1907年，英國分別與法國和俄國簽訂了劃分各自利益範圍的協約。歐洲終於形成了德奧意為一方和英法俄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對立軍事集團。
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隨著德國經濟及軍事力量的繼續增強，俾斯麥的僅僅保持德國作為一個歐洲大陸強國的政策已經不能滿足德國統治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麥下台以後，德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轍，出現了從大陸強國政策向世界強國政策的轉變。
迅速工業化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及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是德國走上帝國主義擴張道路的根本動因。經過20年的飛速發展，到19世紀90年代，德國已經成為一個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強國，鋼鐵產量躍居歐洲之冠，化學、電氣、光學等新興工業迅速崛起。然而，國家的迅速工業化使德國本身日益無法容納強勁的經濟增長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工業生產能力越大，德國本身所擁有的原料供給能力和產品銷售市場規模就越顯現出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德國資產階級就迫切需要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地去尋找他們所需要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
具體地說，從進口角度看，由於工業化帶來的急劇都市化、人口的猛增、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的發展，德國對糧食和工業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長。德國本身的農業已經無法滿足本國市場對農產品的需要。1895-1900年間，德國生產的小麥僅能供應全國小麥需求量的73.7%。而1900年以後德國在小麥等農產品方麵對國外的依賴程度更高：1900-1904年，德國小麥的年平均產量為390萬噸，進口量卻達到203萬噸；1905-1908年的相應數據為372萬噸和232萬噸；1911-1912年的相應數據為421萬噸和208萬噸。由此可見，盡管德國本身的農業產量在不斷增長，但它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的更快增長。工業原料方麵對外依賴也極其嚴重。1872年時，德國的原料進口僅570萬馬克，到1910年時增加到了16130萬馬克，增長約28倍。
從出口角度看，呈現跳躍性發展的德國工業迫切需要尋找國外市場來釋放它發出的巨大能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全部工業品的1/5到1/4是在國外市場上銷售的。由於德國在電氣、化學等新興工業中居於絕對領先地位，它的商品充斥於歐洲市場。有人曾經這樣描寫在法國巴黎對德國商品的感受：“在我巴黎的家中，電梯是德國的，室內電氣裝置是德國的，廚房灶具是德國的，最好的照明燈是德國的。……刀具是德國的，餐廳中的椅子是德國的，浴室中的鏡子是德國的……而且實際上所有授予專利的藥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德國的。……所有這些用品都購自巴黎各市場。”德國商品甚至敢於和老牌工業國英國分庭抗禮並大舉進軍英國市場。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政府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調整其關稅政策，促進工業品出口。
由於嚴重依賴國外市場，德國對外貿易額飛速增長。德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從世界第三位躍居世界第二位，與第一外貿大國英國的差距大大縮短。1873-1913年，英國對外貿易由126億多馬克增加到241億多馬克，同期德國對外貿易則由60億馬克增加到了208億多馬克。德國宰相比洛夫在談到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時強調，對外貿易額的數據是單調的，但它們對德國人的福利卻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數以千百萬計的……公民的工作和直接的生存都仰賴於它們”。此外，作為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這一時期的德國在擴大輸出商品的同時，也開始向外輸出資本。到1914年時，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資本輸出國。
可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外向型經濟國家。工業發展的結果使得德國像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一樣，迫不及待地去海外尋找新的原料產地、產品銷售和資本投放市場。泛德意誌協會主席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書中以一種急切的心情寫道：“如果說某一個國家有理由關心如何擴大它的勢力範圍，這個國家就是德意誌帝國……我們需要工業品銷售地區和工業原料產地。”
這一時期，德國的綜合國力也大大加強了。關於經濟方麵的實力自然無須贅述。從人口方麵來看，到1913年時，德國的人口已經達到6700萬左右，在歐洲僅次於俄國。而且德國人口在受教育水平、社會供應和人均收入等方麵都相對較高，它的人口資源占有明顯的質量優勢。這些條件都成為德國對外擴張的重要物質基礎。
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膨脹是德意誌帝國向外擴張的精神動力。近代德國由於長期分裂和遭受拿破侖入侵等緣故，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如果說統一德國的三次王朝戰爭表明了德國人在軍事上的強大實力，使德國人信心大增，那麽，現在在經濟、科學技術等領域所取得的一係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使德國人更加有理由相信，他們確實像黑格爾在其曆史哲學中所說的那樣，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負有開化全世界的使命。於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畸形膨脹，並迅速上升為民族沙文主義。
然而，世界形勢讓德國人憤憤不平。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麵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是作為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在國際舞台上，特別在瓜分世界和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所處的地位，卻與其實力不相稱。這當然是久受民族積弱之苦、如今突然“暴富”起來的德國人所不能容忍的。德國軍事將領馮·伯恩哈迪把德國與英國、法國以及“小小的比利時”做了一番比較後指出：“在地球的分配中，我們早已犯了嚴重的錯誤，吃了大虧”，德國的政治地位與德意誌民族的文化價值及經濟上的重要性相比，極不相稱。於是，積壓已久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能量開始向外噴射。德國人急急忙忙地踏上了征服、“開化”世界的道路。首先是各種擴張主義的喧囂充斥整個德國。德國民族主義曆史學家特萊奇克在總結曆史經驗後得出結論：沒有殖民地的德國“注定隻能當二等強國”。另一位史學家阿達爾伯特·瓦爾也表示：“為了給充滿進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國人民提供一個活動場所”，必須開拓殖民地。德國工商業集團利益的代表們也急切呼籲向外擴張。通用電氣公司董事會領導人瓦爾特·拉特瑙埋怨道：“我們時代的最大不公平在於，這個地球上最有經濟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堅強的思想和最強大的組織能力的民族卻不能對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擔責任。”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民族沙文主義團體的建立。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國就出現了商業地理及促進德國海外利益中央協會、德國殖民聯合會等團體。1887年，在德國殖民聯合會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德國殖民協會。1891年，克虜伯康采恩經理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等又發起成立“日耳曼總同盟”，並在3年後改組為臭名昭著的“泛德意誌協會”。這是一個由壟斷資本家、政府官員、教授、軍官等參加的狂熱的民族沙文主義組織，其宗旨是複蘇民族意識，支持政府的對外擴張政策。這一組織的成員雖然不多（最多時不超過4萬人），但對政府以及德皇的顧問們有巨大的影響力。此外，德國海軍聯合會等民族沙文主義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對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公眾輿論對威廉二世時期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巨大的影響。俾斯麥是一位外交老手，他的對外政策是一篇經過深思熟慮的論文，很少受到他人的幹擾。威廉二世則不同。他好大喜功，對德國的公共輿論、尤其是上層中等階級和學術界的新時尚總是極為敏感。當他意識到帝國主義政策會對公眾具有巨大號召力的時候，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便出現了新的動向，即通過鼓吹向外擴張來博取民眾的支持。
既然德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國外市場，既然德國已經擁有了角逐世界霸權的實力，而且德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也發出了向外擴張的呼聲，代表容克資產階級利益的德國政府就理所當然地順乎這些要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問題。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裏維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線”的旗幟，在對外關係方麵開始改變俾斯麥所製定的歐洲安全政策。卡普裏維覺得俾斯麥留下的同盟體係過於複雜，必須予以“清理”。他首先在對英和對俄關係上重新調整，由俾斯麥時期的聯俄政策轉變為親英疏俄政策。
德國政府此時改變對俄國的政策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俄國曾經是德國的主要出口對象。1868-1872年間，德國商品在俄國進口商品總額中占到44%，1877年為46%。然而，從1877年起，俄國政府開始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使德國對俄國的出口一落千丈。到80年代末，由於俄國繼續提高進口關稅，德國的工業品在俄國工業品進口額中已經下降到27%。這種狀況使得德俄之間的經濟矛盾日益突出。於是，從1887年起，作為俄國主要債權國的德國開始拒給俄國貸款，德國銀行也拒絕接納俄國的有價證券作為抵押。正是這一眾所周知的原因，最後，俄國政府不得不轉向法國方麵尋求經濟支持。二是出於外交方麵的考慮。俄國是俾斯麥孤立法國為基點的大陸聯盟體係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因此，即使在德奧建立起針對俄國的同盟體係的情況下，俾斯麥也沒有放棄俄國。1887年，俾斯麥放棄原先的三皇同盟條約，與俄國單獨簽訂了《再保險條約》（根據這一條約，締約國一方與第三國處於戰爭狀態，另一方善意中立；如果對奧戰爭或對法戰爭係由締約國一方對這兩國中的一國發動進攻造成，則不受該條約限製。這一規定實際上是不允許德國進攻法國和俄國進攻奧匈。隻有法國進攻德國和奧匈進攻俄國時，中立才適用於締約國。條約還規定德國承認俄國在巴爾幹的優勢等。條約有效期3年。這一條約繼德奧同盟條約保證奧匈在未來德法戰爭中保持中立後，又保證了俄國的中立，因此稱《再保險條約》。），以保證俄國在未來德法戰爭中的中立。這種看來似乎矛盾的同盟體係，在俾斯麥眼裏是可行的。他認為，在三個友好國家之間，“如果每個國家向三者中的兩位簽約者做出針對第三者的承諾，即倘若與第三者破裂，將互相支援，那麽第三者隻會獲得更堅定的擔保”。事實上，在這位圓滑的外交家執政時期，德俄之間一直保持著較平穩的關係。對此，威廉二世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無論人們對俾斯麥的俄國政策抱以何種態度，有一點必須承認，侯爵能夠避免嚴重不和”。然而，後繼者卡普裏維卻沒有俾斯麥的這樣一種能耐，無法保持俾斯麥構建的複雜聯盟體係。於是，這位新任宰相決定放棄俄國的友誼，標誌就是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
1890年3月，俾斯麥去職後，新上任的卡普裏維政府拒絕了俄國政府提出的將《再保險條約》再延長6年的建議。答複是：德國願意一如既往地與俄國保持最好的關係，但由於人事變動，目前必須保持冷靜，所以不能締結廣泛的協定，不能延長該條約。甚至當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做出各種讓步後，德國政府仍我行我素。德國政府這種堅定的態度，使俄國方麵意識到，德國的對外政策方針已經改變。
卡普裏維政府拒絕與俄國續簽《再保險條約》，主要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第一，卡普裏維認為，德俄再保險條約有悖於德奧同盟條約的精神，隱藏著削弱德奧同盟的危險。它迫使德國在俄國和奧匈之間采取一種搖擺不定的政策，而俄國卻可以通過透露這樣一個文件而破壞德國與奧匈、意大利、英國以及土耳其等和俄國有矛盾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第二，鑒於英俄之間的矛盾，德俄再保險條約的存在會妨礙德國與英國的接近。而追求對英友好是德國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標。卡普裏維認為，俾斯麥通過與俄國保持關係而達到阻止法俄接近的目的是不現實的，相信德俄對立不可避免，因此必須采取優先與英國聯係的政策，隻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力量絕對超過法俄的大國集團。
德國在明確拒絕與俄國續簽《再保險條約》的同時，卻對英國表現出極大的熱情。1890年7月1日，德英兩國簽訂了《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這一條約是英德之間為解決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爭端而進行談判的結果。早在1889年，俾斯麥曾就兩國在殖民地問題上的爭端向英國首相索爾斯伯裏提出了進行談判的建議。但這隻老狐狸又不急於達成協議，以便從英國人手中得到更好的價錢。現在，新一任德國政府由於對外政策方向的轉變，一反俾斯麥的態度，迫切要求與英國達成協議。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東非殖民地問題上，德國政府準備對英國的任何要求做出讓步。德國政府的這種態度主要出於以下考慮：第一，通過德英和解，爭取英國對三國同盟的支持，彌補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給德國帶來的損失；第二，卡普裏維政府將北海海岸附近的赫爾果蘭島視為易北河口和正在開鑿的北海-波羅的海運河西口前麵一個不可缺少的堡壘，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
根據德英《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德國在東非把蘇丹領地維圖和索馬裏海岸的德屬部分讓給英國，並把對桑給巴爾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保護權交給英國。作為交換，英國把赫爾果蘭讓給德國，並為德屬西南非提供一條通往讚比西河的通道“卡普裏維角”。此外，條約還調整了多哥和英屬黃金海岸之間的邊界，保證英國人免稅通過史蒂文森路穿越德屬東非。《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對英國人讓步太多，照英國新聞記者史坦萊的說法，英國“獲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價隻是褲子上的一個紐扣”。
德國拒絕續訂《再保險條約》，給俄國人留下了德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正在改變的印象。現在德英之間簽訂《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則進一步向俄國表明，與俄國的友誼相比，德國新政府更偏愛英國的友誼。由於當時俄國在近東和東亞地區和英國關係緊張，在巴爾幹地區與奧匈有隙，德國的轉變使俄國在歐洲處於孤立的境地。為了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麵，俄國加快了與同病相憐的法國接近。
1891年7月，法國艦隊訪問俄國軍港喀琅施塔得。同月，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與法國大使拉布拉伊會談，商討接近的步驟。1892年8月，俄法兩國簽署軍事協定，1893年12月，協定獲得俄國批準，次年1月，法國批準協定生效。根據協定：如果法國遭到來自德國或受德國支持的意大利的進攻，俄國將以全部軍隊進攻德國。如果俄國遭到德國或受德國支持的奧匈的進攻，法國將以全部軍隊進攻德國；在與德國作戰時，法國應提供130萬人的兵力，俄國提供70-80萬兵力。這些軍隊將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作戰，以便使德國不得不在東西兩線交戰。德國終於出現了兩線作戰的危險。有學者在論及法俄協定時指出：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了法俄同盟。
在與俄國的關係已經僵化的形勢下，德國政府期望通過建立一種良好的德英關係來取得補償。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訪問其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時，明確表達了與英國友好的願望。同時，德國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在與英國首相索爾斯伯裏會晤時，也提出英德聯手對付俄法的要求。
然而，由於德國政府在殖民地問題和世界霸權方麵咄咄逼人的姿態，由《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建立起來的德英良好關係很快出現了裂痕。德國政府對英友好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通過與這位世界上最強大的殖民和海上霸主搞好關係，謀求在海外有所發展。這一點恰似與虎謀皮，當然為既得利益者的英國所不容。由於德國的一舉一動威脅到英國在殖民地事務特別是海上霸權方麵的地位。最後，英國甚至被迫站到了德國的對立麵。
卡普裏維當政時期，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所改變，但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固守歐洲大陸的政策。1894年10月霍亨勞厄繼任宰相後，也仍未能在對外殖民擴張等方麵做出“令人振奮”之舉。於是，急於使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德皇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氣了。他決定起用得力人物來貫徹自己的意誌。1897年，主張向海外擴張的海軍少將阿爾弗雷德·馮·梯爾皮茨和比洛夫分別出任帝國海軍部國務秘書和外交部國務秘書。
從此，德意誌帝國急不可待地踏上了爭雄世界的舞台。威廉二世宣稱：“巨浪在有力地衝擊著我們的國門，並且催促著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維持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換言之，遵循一個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外交國務秘書比洛夫則在帝國議會一次演說中對“世界政策”作了明確解釋：“德國人讓他們的一個鄰國占有陸地，另一個鄰國得到海洋，而隻給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總之，我們不想將他人擠到陰影中去，但是我們也需要陽光下的地盤”。歸納起來，威廉二世時期的“世界政策”有兩大內容：大力擴建海軍和搶占海外殖民地。
要成為世界強權和搶占海外殖民地，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這是德意誌帝國政府熱衷於“艦隊政策”的主要動機。梯爾皮茨在1896年2月明確指出，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對於保護德國的世界政治和經濟利益都是必需的。皇帝威廉二世對建立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更是情有獨鍾。他在多次演說中大力鼓吹海軍建設，宣稱：“我們的命運將在海上決定！”
擴建海軍計劃得到與之有關的德國重工業以及航運公司的大力促進和支持。1898年建立起來的德國海軍聯合會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德國重工業界等之所以對擴建海軍如此熱心，不僅因為強大的海軍艦隊意味著會為德國帶來海上和殖民霸權，而且因為建造戰艦會給與之相關的企業帶來巨額利潤。據稱，僅艦隊裝甲一項，克虜伯和薩爾鋼鐵巨頭施圖姆男爵每年就各有500萬馬克的利潤，而這僅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德國海軍聯合會主席奧托·薩爾姆-霍斯特馬爾侯爵在致梯爾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了擴建海軍與經濟的關係：“通過新戰艦的定貨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商業和工業的活躍，會使與之有關的交易所行情上漲，挽救許多財富並穩定市場”。
正是在上述政治與經濟動力下，德意誌帝國議會於1898年通過了第一個擴建海軍法案。根據該法案，德國將在1898-1903年的6年中建造11艘裝甲艦、5艘裝甲巡洋艦、17艘有裝甲板的巡洋艦和63艘驅逐艦。這對德國海軍的發展來說，確實是一個飛躍。1888年，德國海軍的年度經費隻有6500萬馬克，官兵15000人，即使到1898年時，它也隻有年度經費1億馬克，官兵23000人，裝甲戰艦9艘。但是，德國政府仍嫌1898年法案速度太慢。於是，德國的造艦計劃一再擴大。1900年，德國通過第二個海軍法案，規定到1915年時，德國將擁有7艘戰列艦、11艘重型巡洋艦、34艘輕型巡洋艦和100艘驅逐艦，使德國海軍力量達到英國的水平。1906年，由於英國建成新式無畏艦，德國趕忙通過第三個海軍擴建法案，規定今後建造的一切新式戰列艦都必須是無畏艦級。此後，德國在1908年和1912年又通過新的擴建海軍法案。根據1912年的法令，德國海軍預計要增加到41艘戰列艦、20艘裝甲巡洋艦、40艘輕巡洋艦、144艘驅逐艦和72艘潛艇。
德國大力擴建海軍的舉動引起英國的關注。根據梯爾皮茨的計劃，第一個海軍法案隻是滿足德國對北海和波羅的海的形勢需要，第二個海軍法案則已經包含著要使德國成為海上強權的“思想”。英國害怕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受到動搖，和德國展開了激烈的海軍軍備競賽。盡管英國聲稱要保持對德國的海軍優勢，但是正在走下坡路的這一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角逐中有些力不從心。財大氣粗的德國則咄咄逼人，聲稱要建立一支足夠強大的艦隊，以至最強大的海軍強國在發動進攻時也要冒嚴重的風險。到1908年，英國有8艘無畏艦，德國有7艘，舊式裝甲艦的對比為51：24.德國海軍已經從1897年時位居世界第七的“嬰兒艦隊”一躍成為幾乎可以向英國的海上霸權挑戰的世界第二大艦隊。貝特曼-霍爾維格接任比洛夫的宰相之職後，曾試圖與英國方麵協議限製海軍軍備問題，然而，威廉二世從根本上就反對就“他的艦隊”進行談判。德國的擴建海軍政策必然導致英國和德國的對抗，因為“德國在海上的領先地位是同不列顛帝國的生存不相容的”。英德在海軍方麵的對峙已成定局。
德國在大力擴建海軍的同時，殖民擴張的步伐也驟然加快。其觸角伸至遠東、南太平洋、中近東和非洲。
在非洲，德國企圖在俾斯麥創立的殖民帝國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西起西南非和西非，東至坦噶尼喀的斜斷非洲殖民大帝國。這一計劃與非洲大陸上最大的殖民者英國發生了利益衝突，因為當時英國正在實施從開普敦至開羅的縱貫非洲大陸的“二C計劃”。結果，19世紀90年代初這兩個國家在殖民地問題上出現過的默契很快被激烈的爭吵所取代，並且雙方在開普以北、德屬東非和德屬西南非之間的南非地區展開了爭奪，其中對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兩個布爾人共和國的爭奪最為激烈。
早在俾斯麥時期，德國資本家就主張在布爾人共和國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886年，在德蘭士瓦發現世界上最豐富的金礦後，德英兩國殖民者都急於奪取對這一布爾人共和國的控製權。結果，經營南非鑽石礦公司的英國殖民者羅得斯捷足先登，於1887年建立了“南非統一金礦公司”。與此同時，德國資本在德蘭士瓦的滲透也極為迅速。柏林的威廉·克納佩銀行實際上已經操縱了德蘭士瓦國家銀行，以A。韋爾曼為首的漢堡各大商行與德蘭士瓦也進行著大規模的貿易。在南非重要工業中心約翰內斯堡就有將近15000名德國移民，而聯絡德國移民的俱樂部更是布滿了整個德蘭士瓦。1895年以後，德國已經控製了德蘭士瓦的幾乎全部出口貿易。
英國早就將從兩個布爾人共和國到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湖的廣大地區視為自己要占領的土地。到90年代初，它已經從西、北、南三麵包圍了布爾共和國。對此，德國政府曾於1893-1894年支持德蘭士瓦搶修了一條從首府比勒陀利亞到莫桑比克的洛倫索-馬貴斯的鐵路，作為出海口，以打破英國的包圍。在逼迫無效的情況下，英國決定以武力吞並德蘭士瓦。1895年12月，英國指使它的南非公司經理率領一支警察部隊進入德蘭士瓦，進攻約翰內斯堡。德國政府在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做出強烈反應，表示決不允許改變德蘭士瓦的現狀。威廉二世甚至準備宣布德蘭士瓦為保護國，並不惜與英國一戰。當英國人的冒險行動失敗後，激動不已的威廉二世立即給德蘭士瓦總統克呂格爾發去賀電，祝賀他“不求助於友邦”，僅用自己的力量就“捍衛了國家的獨立”。
其實，德國在德蘭士瓦問題上態度強硬，除了經濟利益以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德國人將它看成與英國方麵討價還價的一個籌碼。德國曾多次向英國表示，英國獲得布爾人共和國必須以德國在其他地區獲得殖民地補償為交換條件；二是德國想以此迫使英國加入三國同盟一邊。
德國的態度在英國引起強烈反響。英國派出海軍到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示威。結果，德國因自己海軍力量薄弱，不得不放棄了奪取南非的計劃。英國則由於正處在與布爾人戰爭的前夕，為防止德國從中作梗，也準備給德國一些好處。1898年8月，雙方簽訂了兩項瓜分葡屬非洲的秘密協定。據此，英國將南部莫桑比克和南部安哥拉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德國則將北部莫桑比克、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交換條件，德國政府答應不再給予布爾共和國以任何支持。
德國還在北非與法國展開了爭奪摩洛哥的鬥爭，並引發兩次危機。由於德國在擴建海軍和殖民擴張方麵咄咄逼人，英國決定與爭奪殖民地的老對手法國和解，以便共同對付德國。1904年4月，英法兩國就有關在北非的權益達成協議，英國控製埃及，法國操縱摩洛哥。次年2月，法國在英國的支持下試圖將摩洛哥“突尼斯化”，使其變成從屬於法國的殖民地。但是，德國也覬覦這塊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戰略要地，同時也想借此打擊日益緊密的英法關係，因此決定對法國施加壓力。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突然訪問摩洛哥的丹吉爾港，聲稱摩洛哥應對世界各國的和平競爭開放，不得由任何人獨占。德國甚至發出威脅，“如果法軍越過摩洛哥邊界，德軍也就立即越過法國邊境”。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就在法國準備對德國的壓力讓步之際，英國出麵支持法國和俄國對日戰爭的結束使德國的武力訛詐黯然失色。最後，德國不得不同意通過國際會議來解決爭端。但是，1906年召開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孤立的德國一無所獲。1911年7月1日，德國又利用法國出兵鎮壓摩洛哥起義之際，派炮艦“豹”號駛入摩洛哥的阿加迪爾，三天以後重型巡洋艦“柏林”號和炮艦“野豬”號繼至，迫使法國與之簽訂協定：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特權，法國則將法屬剛果的一小部分割讓給德國。德國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麥隆與剛果河之間的聯係。
太平洋地區也是德國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國殖民者侵入南太平洋地區很早。19世紀60年代，德國的高德弗羅伊商行已經壟斷了薩摩亞一帶的商業貿易。俾斯麥時期，德國在新幾內亞一帶站穩了腳跟。1889年，德、英、美三國在爭奪薩摩亞群島的過程中暫時達成協議，規定該群島由三國共管。對於這一現狀，德國政府感到不滿，它想獨占該群島或至少是該群島的一部分，以便為德國海軍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因此，它趁英布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提出了瓜分薩摩亞群島的問題。對此，英國心知肚明。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明確表示：德國“是公開進行訛詐”。但是考慮到英布開戰後的處境，英國政府決定對德國做出讓步。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天，德英兩國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該協定，德國取得薩摩亞群島中的兩個最大的島嶼，群島中的其他兩個島嶼歸美國；英國放棄薩摩亞群島的一切要求，為此，它取得了湯加群島以及德屬所羅門群島的一部分；同時，英國將英屬非洲殖民地黃金海岸與德屬非洲殖民地多哥之間一小塊有爭議的土地劃給德國。
德國對遠東地區的政策呈現階段性特點。在俾斯麥時期，德國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歐洲，對遠東地區興趣不大。當時俾斯麥政府的策略是，慫恿法國等列強在中國等地進行爭奪，以便轉移它們在歐洲的視線。1883年中法戰爭期間，德國駐法國大使霍亨勞厄曾經指出：“俾斯麥說，我應該公開表示，我們將忠誠於法國，我們將不因任何情況而動搖，而放棄我們的中立。”但是，到威廉二世時期，德國政府在中國問題上開始采取一種積極拓展的政策。
德國對中國的侵略蓄謀已久。早在19世紀60年代，歐倫堡伯爵等就向當時的普魯士政府提到過占領台灣一事；1869-1870年，德國著名地理學家、“中國通”李希特霍芬也向俾斯麥提出了奪取中國舟山的建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德國政府再次萌生了在中國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在與宰相霍亨勞厄相互交換的電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灣。1895年2月，馬沙爾在給德國駐倫敦大使的機密信件中又提到為德國的“東亞海軍及商業取得一個永久的基地”的問題，並首次提到“位於山東西南的膠州灣”，認為占據該處“就是占據中國之大陸”。正是出於以上動機，德國政府在中日戰爭後積極發動並參加三國幹涉迫日還遼事件，以便博得中國政府的感激，撈一些好處。當然，德國政府此舉還有另外的目的，即贏得早就覬覦著遼東半島的俄國的友誼，把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到遠東，以減輕德國東部邊境的壓力。
三國迫日還遼後，德國政府開始向清政府索取報酬。1895年10月，德國獲得了在天津和漢口的兩處租界。1896年3月，德國又獲得了對華貸款。然而，德國人取得在中國的立足點的願望沒有實現。1895年10月，德國外交部致函中國政府和中國駐德公使許景澄，提到在中國取得一塊基地之事，中國政府以“史無前例”為由給予了拒絕。次年6月，李鴻章訪問柏林，德國政府再次試探此事，結果李鴻章隻答應在北京支持德國的要求，但沒有做出任何承諾。1896年春天，身為德國東亞艦隊司令官的梯爾皮茨專程來到遠東，為德國在華選擇立足點，並傾向於膠州灣。
1897年11月1日，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曹州巨野縣張莊被殺案，給了德國人千載難逢的機會。威廉二世在得到這一消息後指出：“中國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決定馬上進攻。在意識到德意誌帝國終於在亞洲站穩了腳的時候，千百個德國商人將會歡呼。當千百萬中國人的脖子感覺到德意誌帝國的鐵拳時，他們就會發抖，而全體德國人民將會高興。”於是，沒等中國政府表態，德國政府就急急忙忙地於11月13日命令它的遠東艦隊駛進了膠州灣。次日，德軍登陸奪取了青島。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軍政要員會議，確定了“永久占領”膠州灣的原則。1898年3月6日，在德國的外交和軍事壓力下，腐敗無能的清政府被迫簽訂《膠澳租界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把膠州灣周圍半徑50公裏內的領土及青島港租讓給德國，租期99年。此外，德國還獲得了在山東修築鐵路並在兩旁采礦的權利。
中近東地區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勾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戰略要地，也是德國“世界政策”重點目標。在德國對中近東的擴張中，巴格達鐵路成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達鐵路是德國“三B鐵路”（三B是指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z）、巴格達（Bagdad）的第一個字母。）計劃的組成部分。根據該計劃，德國將修建一條從柏林，經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索菲亞、君士坦丁堡、摩蘇爾、巴格達、直到波斯灣的巴士拉的鐵路。通過建造這一鐵路，德國將使土耳其及其鄰國處於其影響之下，在波斯灣建立德國的陣地，並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牢牢地站住腳跟。
驅使德國向中近東擴張的最初動力是經濟因素。在“世界政策”時期，中東地區成了德國經濟擴張的一個主要突擊方向。1880年，德國和土耳其的經濟關係還微乎其微，對土耳其的出口僅600萬馬克，到1893年時則已經增加了7倍。貿易的迅速增長使德國人認識到，中近東地區可以成為德國重要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因此，80年代末，德國幾家大銀行開始向土耳其鐵路投資，並由此提出了修築巴格達鐵路的計劃。1888年，德國資本家艾爾弗雷德·考拉從土耳其手中取得了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伊斯密爾的鐵路的租借權以及修建從伊斯密爾到安卡拉的新鐵路的租借權，並專門成立了小亞細亞鐵路公司。1893年，小亞細亞鐵路公司又獲得將鐵路從安卡拉延長到科尼亞的建築權。德國銀行界在土耳其的鐵路計劃引起德國重工業界的興趣，因為由此引發的對鐵軌、機車、車輛等的需求會帶來巨額利潤。所以，德國重工業界與德國銀行界一道繼續推動巴格達鐵路計劃，準備繼續修築從科尼亞到波斯灣的鐵路。德意誌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德國其他銀行為此共同創辦了“安納托利亞鐵路公司”。
德國政府考慮到巴格達鐵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的勢力範圍，起初在立場上有所顧忌。為了防止與英俄發生衝突，它在這一問題上采取聽任德國工業侵入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確表態。到19世紀末，由於重工業界的壓力以及德國政府加強推行“世界政策”，中近東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它就再也顧不得得罪英、俄等列強了。1898年，威廉二世在比洛夫和德意誌銀行行長格奧爾格·馮·西門子的陪同下，專門訪問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蘇丹提出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鐵路的建築權的問題，並得到了蘇丹的同意。隨後，威廉二世又在大馬士革發表演講，聲稱自己是土耳其蘇丹和3億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土耳其蘇丹對威廉二世的講話深為滿意，更加賣力地幫助德國人。1899年12月23日，德意誌銀行力排英、法、俄等國的競爭，與土耳其政府簽訂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鐵路租借權的“初步協議”。
德國政府的“世界政策”從表麵上看是有一些成就的。首先，在這一政策之下，德國建成了一支僅次於英國的強大海軍艦隊；其次，從搶占殖民地角度看，到1914年時，德國擁有的殖民地麵積已經達到100多萬平方英裏，人口1500萬。
然而，研究表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在海外殖民擴張方麵並沒有撈到很大的實惠（據統計，1893年，德國的進口總額中隻有0.1%來自德國的殖民地，1912年時也隻有0.4%。在出口方麵，1893年德國輸出總額中有0.2%是輸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時相應數額也隻增加到了0.5%。）。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威廉二世這種鋒芒畢露的對外政策大大加劇了德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迫使它的對手們聯合起來。從這一角度講，它是得不償失的。大力擴建海軍和搶占殖民地的政策嚴重威脅英國的海上和殖民霸權地位，英德矛盾逐步發展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主要矛盾。德國與法國在非洲的爭奪，使得這兩個國家舊怨未了又添新仇。德國在中近東地區的勢力擴張，則引起英、法、俄三國的嚴重關注。巴格達鐵路一旦建成，不僅使德國勢力深入土耳其和西亞，而且將成為威脅英國在伊朗、阿富汗利益的工具，變為“架在英屬印度上麵的一把劍”。俄國從黑海海峽的控製權考慮，法國作為土耳其最大的債權國，都不願意德國在土耳其勢力的擴大。因此，修築巴格達鐵路大大加劇了英、法、俄三國與德國的矛盾。為了對付德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這三個國家終於摒棄前嫌，走到了一起。1904年和1907年，英國分別與法國和俄國簽訂了劃分各自利益範圍的協約。歐洲終於形成了德奧意為一方和英法俄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對立軍事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