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關係
本部分的敘述以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曆史關係為核心展開，但由於古印度曆史上與中南半島地區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係，故對古印度與南詔之間的某些聯係也有論及。公元8世紀中葉南詔脫離唐朝之後，儼然以大國的形式雄踞亞洲東南部。在與吐蕃合兵奪取唐朝的巂州、穩定了北部邊境之後，南詔隨即展開了向中南半島地區的擴張。從總的情況來看，南詔是在征服了尋傳地區（今瀾滄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帶）和銀生地區（今思茅地區和西雙版納地區）之後，再以這兩大前沿地區為依托向古中南半島地區進行擴張。南詔在古中南半島地區進行軍事行動，其實是想控製這一地區的商業通道，加強南詔與這一地區經濟聯係，進而攫取財富資源。其中，經尋傳地區過驃國領地、再到達印度的蜀身毒古道路段，是南詔控製的重點，這就使南詔對尋傳地區的經營，相較於銀生地區而言，顯得尤為著力，對尋傳及周圍地區各半島古國，特別是驃國的聯係和控製，也明顯比其他半島古國緊密。南詔向古中南半島的擴張客觀上加強了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聯係，使這一地區與中國西南乃至中國內地的交流超越了以往任何曆史時期。
（一）南詔對尋傳及銀生地區的經營
公元762年，南詔閣羅鳳“親與僚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為梁”，征服了尋傳地區，收金齒、銀齒、尋傳蠻、樸子蠻等民族於治下，設永昌、開南節度進行管轄。南詔的勢力擴張到了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祈鮮山（今甘高山）一帶。南詔經營尋傳地區三十餘年後，再次著手經營南部地區。公元794年，南詔又派兵南下銀生地區（今思茅地區、西雙版納地區），把閣羅鳳時期尚未曾完全征服的茫天連（今孟連縣）、茫吐薅（在今瀾滄縣一帶）、黑齒等十部落（在今緬甸南撣邦），以及同區域的“穿鼻蠻”、“長鬃蠻”、“棟峰蠻”等部落全部征服，並設銀生節度進行管轄。自此，南詔南部的疆界擴張至女王國（在今泰國南奔府）之北而與女王國接壤。
不可否認南詔這一係列的軍事擴張行動，具有開疆拓土、擴張勢力的政治意圖。然而，政治是服務於利益的，經濟利益的獲取就是政治鬥爭的核心目標之一。就南詔而言，公元8世紀中後期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擴張，最原始的驅動力就在於對這一地區所具有的商業地利、物產資源等經濟要素的占有欲望。對此，《南詔德化碑》明確記載：“爰有尋傳，疇壤沃野，人物殷湊”，為南詔所想往，而其“南通北海，西近大秦”的對外商業交通優勢，更為南詔所重視。
早在公元前2世紀，自尋傳地區過驃國領地就存在著通向印度的商業交通路線，是蜀身毒古道的重要路段。公元122年張騫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後了解到，這條古道起自巴蜀之地，進入雲南後經葉榆（今大理）過永昌（今保山）、滇越（今騰衝）到緬甸，然後再由緬甸到印度。有關這條古道在滇西及滇西以外地區的路線的記載，《新唐書·地理誌》記載較詳：“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裏。又西渡怒江（薩爾溫江上遊），至諸葛亮城二百裏。又南至樂城二百裏。又入驃國境，經萬公（今瑞麗江和伊洛瓦底江匯合以後下遊不遠處）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裏，又經突旻城至驃國（都城）千裏。又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印度曼尼普爾）千六百裏，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布拉馬普特拉河中下遊）六百裏，又西南至中天竺國東境恒河南岸岸羯朱羅國（今孟加拉）四百裏，又西至摩羯陀國六百裏。”這條路線從羊苴咩城出發西至永昌，渡怒江（薩爾溫江上遊）至諸葛亮城（今龍陵），再向西南至樂些城（遮放）進入驃國境內，到達驃國都城，向西越過欽山，再向西到達印度阿薩姆的高哈蒂、恒河南岸的拉日馬哈，再進入印度中部地區。
以諸葛亮城為分叉點，向西又有一條路線經驃國可至印度。《新唐書·地理誌》載：“一路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百裏，又西至彌城百裏。又西過山，二百裏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裏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裏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三百裏至東天竺北界沒盧國。又西南千二百裏，至中天竺國東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這條路自諸葛亮城（龍陵）向西經騰充（騰衝）、彌城（今盞西），越過甘裨地山口到達麗水城（位於密支那對岸之達羅基），渡過伊洛瓦底江和孟拱河，到達安西城（今孟拱），再西渡親敦江進入印度阿薩姆地高哈蒂，與第一條路線匯合後，向孟加拉國及印度中部地區延伸。
關於這條通往印度的商業通道，英國著名東南亞史學家霍爾曾說：“公元4世紀，中國放鬆了對緬甸邊境的控製，甚至於342年撤銷了永昌郡。此後，這條路線顯然被封閉了，直到南詔的閣羅鳳才重新開辟，從而大大促進了緬甸北部經濟的發展及緬甸驃族人與中國唐朝之間的接觸。”其所言撤郡之事，是指西晉末年因永昌郡內的“閩濮”反抗，致使永昌郡被廢之事。而自此以後自雲南入緬甸的“道路被封閉、直到南詔閣羅鳳才重新開辟”的說法，顯然有失偏頗。應當說，往來於這條道路上的民間貿易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就是後來導致南詔時期這一地區“人物殷湊”的重要原因。閣羅鳳西開尋傳，也正是基於控製這一道路所經地區，溝通南詔與印度之間的商業通道，從而攫取財富利益的巨大經濟目的。可以說，穿梭往來於這條商業路線上的人流、物流、財富流，是南詔著力經營尋傳地區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這樣的利益驅使下，南詔對尋傳地區和銀生地區的經營是有所不同的。反映在時間上，南詔對尋傳地區的經營比銀生地區足足早了三十餘年，在經營力度上，比如在城鎮建置方麵，南詔也明顯偏重於前一地區。城鎮是南詔推行統治的基地和堡壘，其建置與南詔政治軍事力量的膨脹同步。南詔城鎮的建置，往往兼有政治、軍事和經濟三方麵的功能。從總的意義上說，不帶經濟目的攻城略地和城鎮建置是不存在的，城鎮的建置就意味著對城鎮所在地區經濟利益的控製和占有。因此，把城鎮作為考察南詔對這兩個地區經營力度的指標，比照南詔在這兩個地區經濟利益方麵的政策取向，當是恰當的。
南詔征服了尋傳地區之後，通過永昌節度和鎮西節度的設置，把尋傳地區納入管理之中。永昌節度（駐今保山市）的管製區域，大約包括了今雲南省的保山地區、臨滄地區和思茅地區西南部的一部分地方、德宏州的絕大部分、怒江州西部和緬甸克欽邦北部地帶。鎮西節度駐鎮西城（今盈江縣），管製區域在今伊洛瓦底江上遊的東西兩岸地帶，其南部邊境與驃國接。後期鎮西節度向北移駐麗水城（今伊洛瓦底江東岸的達羅基），改稱麗水節度。據統計，隨著南詔轄境的拓展，南詔城鎮的數量也多至一百餘座，南詔在尋傳地區的城鎮，見於記載者，大概有近三十座，其中，一部分是在原有城鎮的基礎上重新建置而成的，如早在漢朝時期就是僚、濮、身毒（印度）人聚居的永昌城，而大部分則是南詔出於經營的需要修築而成，如《蠻書》卷六載“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彌城五道事雲。”具體來說，在永昌節度區和鎮西節度區，沿著南詔入驃國的各支線上形成了幾處重要的城鎮群。從永昌城（駐今保山市）以西開始，其南向支線上經諸葛亮城（龍陵）、些樂城（在今遮放）入驃國境，是蜀身毒古道的一條支線；其北向支線上有騰充城（今騰衝）、彌城（今盞西）、寶山城（今昔馬）、金寶城（今緬甸克欽邦之密支那）、麗水城（今達羅基）、安西城（今緬甸的孟拱），是蜀身毒古道的另一條支線；此外，在南詔與驃國西南接壤處還形成了一些區域性城鎮集群，如鎮西城（今盈江縣）、摩零城（今緬甸蠻莫）、蒼望城（今緬甸八莫）、香柏城（今緬甸西南之莫寧）等。自永昌往西北行，翻過高黎貢山直達緬甸北、印度一線的城鎮集群，有越禮城（今騰衝北部的大塘）、長傍城（今緬甸克欽邦北部小江流域的拖角附近）、尋傳大川城（在今緬甸克欽邦北部江心坡一帶）、廣蕩城（在今緬甸克欽邦北部之坎底）。
公元8世紀末，在經營尋傳地區三十餘年後，南詔加大了對銀生地區的重視程度。異牟尋再次派兵南下徹底征服了銀生地區，設銀生節度進行管轄，其轄區大致為今思茅地區和西雙版納地區。以銀生節度為依托，南詔打通了從羊苴咩城通向南部海濱的商業道路，《蠻書》卷六記銀生城說：“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有通鐙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海邊無人之境也。”這條通往海上的道路，還不能從地名上確指其處，疑通鐙川即今墨江，河普川即今江城，羌浪川在今萊州，如此，則推測這條道路是從銀生城（今景洪）向東南、又向南到達海邊的羌浪川。從銀生城還有一條道路通往海上，《蠻書》說銀生城“東至送江川，南至邛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昆侖數種外道。”送江川在今臨滄，邛鵝川疑在今瀾滄縣，林記川疑在今緬甸之景棟，大銀孔疑在泰國之景邁。此外，《蠻書》記開南城（今景東南）時又說：“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侖國三十程。”上述三條道路，確切路線已不可詳指，但大致可推測為沿瀾滄江、湄南河、伊洛瓦底江三條河流的入海路線。南詔南向通南海的道路經過此區域，城鎮則分布道路沿線。主要有銀生城，在今景洪縣；開南城，在今景東縣，柳追和城，在今鎮沅附近；威遠城，在今景穀；奉逸城，在今普洱磨黑一帶；利潤城，在今普洱石膏井一帶。
不難發現，就城鎮分布的疏密程度而言，永昌、鎮西節度區城鎮的數量、密集的程度、分布的範圍均明顯大於銀生節度區。史籍對尋傳地區南詔建置的城鎮記載較多，主要是因為這一地區曆史以來所延續的活躍的商業活動，使得南詔對這一地區的重視超過了相鄰地區，故在經營力度上也有所不同。
（二）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政治交往
史料記載，南詔時期與南詔有聯係的東南亞古國主要有驃國、彌諾國、彌臣國、夜半國、昆侖國、大秦婆羅門國、小婆羅門國、女王國、真臘國等。這些所謂“國”者，不是今天所理解的現代“國家”的概念，而是我國古代曆史文獻中對區域性政權的一個特定稱謂，就中南半島各古國的情況而言，其組織形式均還處於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基礎之上，除驃國外，其餘各國的名稱均不固定，具有暫時性。
驃國的地望在今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曼德勒地區。彌諾國以彌諾江得名，其領域在今緬甸親敦江中下遊兩岸，其族為欽族。彌諾國受驃國的控製，彌諾道為驃國役屬九城鎮之一。彌臣國在今緬甸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帶，昆侖國在今緬甸薩爾溫江入海口，兩國並為猛族，為猛族中勢力較大者。夜半國在孟養城南，伊洛瓦底江折向南流之西側。大秦婆羅門國在今印度阿薩姆邦，其正東方向與南詔安西城邊界接壤，小婆羅門國在阿薩姆南部曼尼坡發爾以南。陸真臘國在今老撾境內，水真臘國在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偏西地區。女王國在今泰國北部的南奔府一帶。
1.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國家的軍事擴張
南詔對尋傳地區和銀生地區的經營，同時還具有著以區域城鎮群為據點向外擴張政治勢力，從而達到溝通與外界經濟聯係、控製商業交通路線的經濟意圖。總的來說，由於尋傳及尋傳周圍地區突出的商業交通地理優勢，使南詔對這一地區極為重視，以此為導向，南詔對分布於這一半島地區古代國家（特別是驃國）的重視程度明顯大於其他地區，政治交往的程度亦隨之加深。
軍事是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公元8世紀中期，閣羅鳳西開尋傳打開了驃國的門戶，以鎮西、永昌節度為依托，南詔的勢力再度向西和西南方向擴展，先後出兵攻打了驃國、彌諾國、彌臣國和昆侖國（均分布在今緬甸境內），南詔的影響力也遠及大小婆羅門國（在今印度阿薩姆一帶）。
哈威《緬甸史綱》記載，驃國大概於公元4世紀以前建立，公元9世紀結束，是一個東方文明古國。南詔時期驃國的領地，《舊唐書·驃國傳》說：“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裏，……其國境東西三千裏，南北三千五百裏，東鄰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真臘國（陸真臘）在今老撾以南至泰國東部地帶，東天竺國當指今東印度，溟海指今孟加拉灣，南詔些樂城地今雲南遮放附近，則驃國的地望當在今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南詔時期驃國已進入階級社會。《新唐書·驃國傳》載：“驃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床，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
驃國及其周邊地區具有極強的商業交通地理優勢，正如緬甸曆史學家吳孺性指出的那樣：“中印陸上商道開通之後，不論是來自中國的四川商人從陸路去印度，還是來自印度北方的商人去中國，都要經過驃人區。因此，驃人中心便成為一個陸路商業樞紐。”公元762年閣羅鳳“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後，就非常重視對驃國的控製，《新唐書·驃國傳》說“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製之”。南詔對驃國的軍事羈控，是借助於常年駐守於永昌、鎮西節度區的軍隊來完成，《蠻書》卷六載：“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昌居其一。”永昌作為扼控驃國的門戶之地，南詔布置了其常備軍三分之一的力量，對驃國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大概在征服了驃國之後，南詔相繼征服了彌諾、彌臣等國。南詔在進攻昆侖國的時候曾一度受挫，“被昆侖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淹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昆侖去其右腕放回”。夜半國與南詔蒼望城（今緬甸八莫）轄境相接，南詔“曾攻不得，至今銜恨之”。夜半國尚處於信仰巫鬼的部落時代，較為原始落後，能令南詔一直耿耿於懷的，當是夜半國所據地利。南詔不惜路途遙遠，勞兵遠征，其兵之所至幾乎遍及驃國及周邊地區，足見南詔對這一地區的重視程度。
南詔同樣以鎮南、銀生節度為依托，從正南方向對半島地區展開軍事擴張，女王國、陸真臘、水真臘幾個半島古國（分別分布於今泰國、老撾、柬埔寨幾國境內）也先後遭到南詔攻打。樊綽《蠻書》卷十載：“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南詔“曾將二萬人伐其國，被女王藥箭射之，十不存一”。女王國善用藥箭，曾擊潰了南詔的進攻。陳經序先生《猛族諸國考》以為此女國殆為猛族傳說中之占薩末旦維公主在景邁附近南奔地方所建立之哈利班超國，13世紀為八百媳婦所並。方國瑜先生考女王國在今老撾之桑怒、越南之山蘿，及萊州一部分，並疑其為文單國（陸真臘）之附庸國。本書從尤中先生之說，以泰國北部南奔府一帶為是。盡管女王國的地望尚有歧義，但其受南詔勢力影響，當是確定的。
真臘國自初唐時期並扶南國而強盛，鄰近各國多受其控製。“自神龍（公元705年至706年）以後，真臘一分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真臘；半以北多山阜，謂之陸真臘，亦謂之文單國。”水、陸真臘之分界，大致即今柬埔寨和老撾之境，與南詔接界者為陸真臘。閣羅鳳時期，南詔就展開了向南部地區的擴展，在今西雙版納設置了銀生節度，征服了一部分“茫蠻”或“漆齒”（黑齒）部落。異牟尋時期南詔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控製，把南部邊境再向南推進，控製了今老撾北部的部分地區而與文單國接壤。《蠻書》卷十曾載：“水真臘國、陸真臘國，與蠻鎮南相接。”南詔“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軍卻回。”
2.南詔對各半島古國的政治影響
南詔軍威所至，政治影響也隨之而至。南詔雖然沒有在這些半島古國建立起直接有效的統治，但以軍事威懾為後盾，南詔對這些半島古國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麵還是具有一定控製力和影響力。貞元中，南詔向唐朝進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南詔“令”驃國獻樂人，其目的是配合南詔與唐朝的政治友好活動，這一事件說明驃國與南詔之間甚至還存在著一定的附庸關係。在南詔的帶領下，驃國也歸附了唐朝，“唐德宗乃授舒難陀太仆卿官號”。由於南詔對中南半島地區的經營，客觀上促進了這一地區與中國內地的政治交往。從貞元十八年至異牟尋死（公元808年）南詔與唐朝關係極為親密的六年中，史載驃國及其瀕海屬國彌臣國，又向唐朝朝貢二次，唐朝還封彌臣國嗣王樂道勿禮為彌臣國王。這從一個側麵說明在驃國等半島古國與中國內地的交往中，南詔的政治影響力及所起的樞紐作用確實不可忽視。
另據史料記載，早在驃國之前，與唐朝展開政治往來的半島古國還有文單國。雖然文單國與唐朝的交往未如驃國一樣直接為南詔影響所致，但在南詔勢力不斷擴張的政治背景下，文單國與唐朝的交往就顯得極為微妙。文單國地接唐朝安南都護府，假道歡州等地即可進入雲南境內。公元753年，南詔與唐朝天寶之戰後，文單國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人朝貢唐朝，唐朝“授其屬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隨何履光於雲南征討，事訖，聽還蕃”。關於何履光征討南詔事，《蠻書》、《新唐書》均有記載，從時間上看，自天寶八年，其所率軍隊一直從安南向南詔發起進攻，並一度收複了安寧城，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這支軍隊被調往西川，對南詔的攻打才告一段落。而文單國果毅隨何光履討南詔事，記載雖語焉不詳，但至少暗示出在處理與南詔的關係方麵，文單國與唐朝所具有的一致性。公元771年，在南詔與唐朝關係交惡的背景下，文單國再次派出了大規模的朝唐使團，由副王婆彌及其妻子，以及二十五名大臣組成的朝貢團，攜寶物及馴象十一頭浩浩蕩蕩地到達了長安，唐王朝讚賞“文單國副王婆彌慕我中朝之化，方通南極之風，義在撫柔，禮當加等，可開府議同三司，試殿中監。”文單國最後一次遣使長安是在公元798年，“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正月壬辰，以文單國朝貢使李頭及為中郎將，放還蕃。”就政治和外交而言，文單國與唐朝的交往，既繼承了真臘時期和唐朝所建立的友好關係，同時也具有在南詔擴張壓力影響下獲取唐朝支持的政治意圖。因為，在南詔的軍事征服下，文單國西北部的驃國等國先後為南詔所羈控，正北地區也為南詔所有，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與東北部的安南都護府保持友好就顯得極為必要和關鍵。因此可以說，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擴張，對改變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政治局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客觀上也為文單國與中國內地的交往和聯係提供了推動力。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就南詔與各半島古國政治交往的情形而言，南詔對驃國的控製是最為明顯的。例如，南詔元和三年尋閣勸立，“自稱驃信，夷語君也”，“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引巴克（Parkar）之說，驃信為Pyushin之對音，緬語驃，君也”，尋閣勸借緬語自稱“驃信”（皇帝），雖不至為驃國實際統治者，但南詔與驃國的關係之緊密，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各本《南詔野史》均載豐佑時段宗牓救緬一事。“牓，湯池人，佑之勇將。先是獅子國侵緬，屢求救，至是許之。……牓救緬以敗獅子國。緬酬金佛”。雖然中國正史類古籍及緬甸史籍均未有此事的記載，但這一故事至今仍流傳於雲南大理的白族地區及彝族的部分支係之中，說明曆史上南詔與驃國關係的確甚密。
3.貢使往來
作為政治服從或友好的標誌，南詔與一些半島古國之間還以“朝貢”的方式展開了政治的往來。《蠻書》記載驃國“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及琉璃、罌為貿易。”所謂移信使，實為驃國朝貢南詔的使節及貿易商旅。又據樊綽《蠻書》卷十記載，大秦婆羅門國，“蠻王善之，往來其國”，小婆羅門國，“蠻夷善之，信通其國。”這二國處在溝通中印交通的重要地理位置，故南詔與其保持了友好的政治關係，彼此之間當是保持著類似驃國“移信史”之類的政治往來活動。此外，水、陸真臘等古國也當與南詔有朝貢關係，故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說：“自唐進封之後，永昌諸郡、緬、暹羅、大秦皆西通之國，交趾、八百、真臘、占城、撾國皆南通之國，俱以奇珍、金寶、鹽、棉、氈布、琿琚、巴貝歲進，於王不缺，於是漸有昌也。”南詔還專門修建了五華樓用於接待朝貢的使者，據說五華樓周長有2.5公裏，高33米，可以居住上萬人。對此，《紀古滇說集》亦有載：“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勸豐佑）王建五花（華）樓，以會西南夷十六國大君長。”而所謂“十六國大君長”，大理國時期的《張勝溫畫卷》之131圖至134圖恰恰題名為“十六大主眾”，描繪十六位國王到大理國朝貢的情景，其中有深目高鼻者，有滿臉胡須者，也有白淨無須者，有的頭上戴冕，有的戴裘皮帽，有的戴雉雞尾羽，大部分裸頭，手中或持蓮花，或捧海螺，或數念珠。從形象上分析，當中應有南亞、東南亞之屬。此畫卷為各史誌的記載提供了一個印證，說明在南詔時期就已有“十六國”之說，其中就包括了中南半島的一些古國，與南詔保有朝貢關係。
從朝貢物品看，主要是流通於各商業道路上的特有之物和稀有之物，但有時也有例外，《南詔野史》載隆舜時，“昆侖國進美女，舜嬖之。”從朝貢的國家看，有的是受南詔軍事羈控的，如驃國等，有的則未曾被南詔征服，如大秦婆羅門國與小婆羅門國。就政治的角度而言，朝貢是這些半島古國在南詔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與南詔形成的政治互動。然而，伴隨著這種互動的，往往是受政治保護的經濟交流活動，在客觀上為這些半島古國開辟了一條與半島內陸地區進行經濟交流的渠道，凡利之所在，各國翕然相隨，這就使朝貢不僅僅是一種政治互動的方式，同時還是一種經濟交流的途徑。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南詔以武力打開了與古中南半島國家政治交往的渠道，其意圖就是要通過建立政治交往中的強勢地位，為南詔與外界的經濟交流提供保障。
（三）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經濟交流
1.對外貿易的拓展
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擴張，對主要商業通道的控製，使南詔對外的商貿關係遍及南亞、東南亞交通通達的區域，其中，驃國及印度是南詔主要的貿易夥伴。驃人或組成伴隨朝貢使節而來的商旅團，或為行動較為自由的民間商賈，他們大多沿著蜀身毒古道的印跡進入到南詔境內。永昌城作為南詔的門戶之地，繼續發揮著漢晉以來雲南與南亞、東南亞地區重要商品中轉站和集散地的作用，河賧地區（在西洱河地區，為十賧之總稱）作為南詔的經濟核心區，亦成為了一個交易活躍的商品集散中心。《蠻書》卷十說，驃國“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及琉璃、罌為貿易。”所言江豬，據說是伊洛瓦底江所產之江豚，其肉可食，脂肪豐厚可做燃料；白又稱木棉布，是驃國重要的物產，琉璃則可能從遙遠的大秦（羅馬）經天竺（印度）等國輾轉而來。在驃國等國家產品進入南詔境內的同時，南詔商賈亦把雲南的商品輸入到了驃國等地，例如，南詔的絲綢品就滿足了驃國婦女“衣青婆裙，披羅緞”的需要。穿梭往來於驃國與南詔之間的河賧賈客曾滯留於尋傳之地，留下了“冬時欲歸來，高黎共山雪；夏時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的歌謠。
南詔與其他半島古國也展開了頻繁的貿易往來。通過對銀生地區的經營，南詔從正南方向打通了聯結各半島古國的通道，並使銀生城成為麵向半島古國的又一個重要的商品中轉站。《蠻書》卷十載：“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昆侖數種外道。”其中，與南詔有數條道路可通的海濱國家昆侖國，“出象及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杯等諸香藥、珍寶、犀象等”，與南詔保持有頻繁的貿易活動，正因如此，香藥、珍寶才得以輸入南詔，再通過轉輸貿易的形式成為唐朝內地市場常見的商品。《唐本草》即載：“紫真檀出昆侖、盤盤國，雖不生中華，人間遍有之。”
在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中，“諸多奇珍異寶輸入雲南市場，在這些貿易品中，珍寶貿易所占份額最大，琥珀、瑟瑟、光珠、寶石、玉石均在其列。其產地分布在南亞、東南亞各國，尤以緬甸最著稱。珠寶玉石除了作為民間貿易品外，亦作為朝貢貿易的首選精品，屬國來朝，必貢珠寶玉石之屬。因此之故，雲南境內多珍寶，南詔婦人多綴真珠、瑟瑟。”來自於異域的奇珍異寶亦是南詔“方土所貴之物”，並轉輸於南詔與唐朝內地的經濟交流之中，《蠻書》卷十載南詔朝貢唐朝的物品之中，就有“瑟瑟、琥珀、白”等等。
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經濟方麵的聯係，還體現在相同貨幣形式——貝幣的使用上。貝又稱為“海”、“巴貝”、“珂貝”等，產於印度西太平洋的暖水區域，古中南半島國家曆史上曾用做貨幣，哈威《緬甸史》引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波斯國旅行家至下緬甸的記載寫道：“居民易市，常用海以為貨幣。”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記載緬甸、暹羅、八百、真臘、占城、撾國每年進獻於南詔的物品中，就有“巴貝”一項。南詔“以繒帛及貝易市。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貝幣在南詔發揮了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近年在滇西的騰衝、下關、大理、洱源、賓川、劍川、鶴慶等地也先後出土了不少的海貝，說明沿騰衝至大理的商業古道，是貝幣進入南詔的重要渠道。而南詔與中南半島各古國共同以貝幣作為貨幣，共同經濟貿易圈的形成，正說明了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地區之間經濟聯係的緊密性。
2.對人口和財富的掠奪
作為生產要素之一，人口是重要的經濟資源，尤其是在南詔這樣一個多種經濟形態並存的社會，對人口資源的占有和掠奪是南詔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擴張，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趨向的，其中，對人口的掠奪是其內容之一。
史籍明確記載的南詔擄掠行動有兩次，《蠻書》卷十載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南詔“劫掠驃國，虜其眾三千人，隸配柘東，令之自給”。這是配合南詔開發滇池地區經濟而進行的人口擄掠。為補充麗水淘金的勞動力人口，太和九年南詔攻破了彌臣國，“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
南詔攻破彌臣國之後，還劫掠了其國之金銀。金銀是南詔所貴之物，如史書記載統治者使用的“金盞、銀水瓶”、“金鏤盒子”，區別官銜的“金佉苴”、“金甲”，以及貴族婦女“多綴金、貝、瑟瑟等”為發髻之飾，說明南詔時期金銀被廣泛用於製造各種區別身份、等級的器物之中。此外，金銀還被大量用於鑄造佛像，以及在商品流通中當做實物貨幣使用，《蠻書》記載夜半國“其部落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南詔“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可見金銀在南詔是有著特殊的價值，自然成為南詔掠取的對象。
（四）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文化交流
1.印度佛教文化對南詔的影響
印度文化對古代南亞、東南亞國家文化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驃國、扶南（初唐時為真臘所並）等半島古國在印度文化的影響下甚至有“印度化”之傾向，其國內使用的文字（梵文）、文學、宗教（佛教、婆羅門教）均同於印度。這種影響力同樣波及到南詔文化的發展之中。早在公元7世紀中葉的六詔時期，作為佛教文化的傳播者，天竺僧人就沿著充滿艱辛的蜀身毒古道，曆經驃國等地，使印度密教阿吒力教進入到南詔境內。劍川石窟第一窟《異牟尋坐朝圖》的人物雕像，以南詔王異牟尋及清平官等人為主體，而在窟左側還雕刻了來自於天竺的印度僧人像。公元9世紀中葉，梵僧讚陀崛多來到南詔。讚陀崛多在雲南地方史乘中屢有記載，不僅被南詔尊為國師，留下許多事跡，而且還有畫像傳世，在大理國《張勝溫畫卷》編號為第56號的畫像，描繪了一位穿圓領織花華麗僧服的僧人，深目、高鼻、絡腮胡須，《畫卷》上方文字標明這位尊者是“讚陀□多和尚”，與古籍所記之讚陀崛多，實同為一人。這說明史籍記載的梵僧活動於南詔的情況是有一定事實依據的，讚陀崛多隻不過是眾多梵僧中成就最大者。
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東南亞一些古國出現了將本地之名梵化，或用印度地名代稱本地地名的情況。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說：“越南半島（當為中南半島）印度化之民族，鹹有在其地建立新印度之習慣，曾將印度地名移置於其國內，有時將本地之名梵化，有時竟以印度之名名之。”南詔亦有此情況。世隆時期以鶴拓為南詔別名，據方國瑜先生考證，“鶴拓”之名其實是梵語地名“乾陀羅”的異寫，乾陀羅之地在印度北境，四麵有山，地勢方位與南詔有相似之處，故假以稱呼南詔之地。“鶴拓”一名在南詔並非孤立，南詔境內的雞足山、靈鷲峰、畢缽羅窟等地名，亦同“鶴拓”一樣屬假托之名。
2.音樂藝術的交流
音樂是體現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地區文化聯係的又一載體。唐朝時期稱扶南、南詔、驃國、天竺樂為“南蠻樂”。受印度文化的影響，驃國樂、扶南樂均具有濃厚的佛教色彩。據周偉洲先生考證，驃國、扶南及南海諸國樂器，與天竺樂器大致相同，同時還具有本國的一些特點，如驃國樂所特有的“鐵板”，“似胡樂中的拍板，但不用木製而用鐵，聲更清亮悅耳”；“兩頭笛”形製奇特，也為驃國所特有。驃國樂以舞容、樂器異常而聞名，對南詔音樂構成影響較大。驃國與南詔地域相接、交往頻繁，驃國樂因得以在南詔流傳開來，成為南詔音樂的一部分，《唐會要》載：“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風多演釋氏詞雲。每為曲，皆齊聲唱，有類中國柘枝舞。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與驃國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詔，並見此樂。”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詔向唐朝進獻夷中歌曲，曾令驃國進樂人以助歌舞。驃國樂不僅是驃國與南詔文化交流的橋梁，更通過南詔的中介作用傳播到大唐王廷。貞元十八年（公元801年），驃國國王之弟舒難陀率領的樂舞使團到達了長安，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在詩歌《驃國樂》中這樣形容驃國的樂舞：“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踴；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鬥藪龍蛇動。”《新唐書·驃國傳》則因驃國樂器朱漆彩畫、形製新奇，特意詳細記載了驃國的各式樂器八類十九種，以及曲名十二首。
中南半島其他古國與南詔同樣存在著音樂方麵的交流。例如，《新唐書·禮樂誌》記載《南詔奉聖樂》使用的樂器中，有來自於天竺及南海諸國的銅鈸、貝（螺號）等，說明半島地區與南詔進行文化交流的對象並不是單一的，並且在這種文化交流中，南詔采取的是開放的方式，從而使半島地區的音樂藝術形式能夠跨越地域的限製，呈現在世人的麵前。
§§第八章 南詔的宗教與文化藝術
（一）南詔對尋傳及銀生地區的經營
公元762年，南詔閣羅鳳“親與僚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為梁”，征服了尋傳地區，收金齒、銀齒、尋傳蠻、樸子蠻等民族於治下，設永昌、開南節度進行管轄。南詔的勢力擴張到了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祈鮮山（今甘高山）一帶。南詔經營尋傳地區三十餘年後，再次著手經營南部地區。公元794年，南詔又派兵南下銀生地區（今思茅地區、西雙版納地區），把閣羅鳳時期尚未曾完全征服的茫天連（今孟連縣）、茫吐薅（在今瀾滄縣一帶）、黑齒等十部落（在今緬甸南撣邦），以及同區域的“穿鼻蠻”、“長鬃蠻”、“棟峰蠻”等部落全部征服，並設銀生節度進行管轄。自此，南詔南部的疆界擴張至女王國（在今泰國南奔府）之北而與女王國接壤。
不可否認南詔這一係列的軍事擴張行動，具有開疆拓土、擴張勢力的政治意圖。然而，政治是服務於利益的，經濟利益的獲取就是政治鬥爭的核心目標之一。就南詔而言，公元8世紀中後期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擴張，最原始的驅動力就在於對這一地區所具有的商業地利、物產資源等經濟要素的占有欲望。對此，《南詔德化碑》明確記載：“爰有尋傳，疇壤沃野，人物殷湊”，為南詔所想往，而其“南通北海，西近大秦”的對外商業交通優勢，更為南詔所重視。
早在公元前2世紀，自尋傳地區過驃國領地就存在著通向印度的商業交通路線，是蜀身毒古道的重要路段。公元122年張騫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後了解到，這條古道起自巴蜀之地，進入雲南後經葉榆（今大理）過永昌（今保山）、滇越（今騰衝）到緬甸，然後再由緬甸到印度。有關這條古道在滇西及滇西以外地區的路線的記載，《新唐書·地理誌》記載較詳：“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裏。又西渡怒江（薩爾溫江上遊），至諸葛亮城二百裏。又南至樂城二百裏。又入驃國境，經萬公（今瑞麗江和伊洛瓦底江匯合以後下遊不遠處）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裏，又經突旻城至驃國（都城）千裏。又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印度曼尼普爾）千六百裏，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布拉馬普特拉河中下遊）六百裏，又西南至中天竺國東境恒河南岸岸羯朱羅國（今孟加拉）四百裏，又西至摩羯陀國六百裏。”這條路線從羊苴咩城出發西至永昌，渡怒江（薩爾溫江上遊）至諸葛亮城（今龍陵），再向西南至樂些城（遮放）進入驃國境內，到達驃國都城，向西越過欽山，再向西到達印度阿薩姆的高哈蒂、恒河南岸的拉日馬哈，再進入印度中部地區。
以諸葛亮城為分叉點，向西又有一條路線經驃國可至印度。《新唐書·地理誌》載：“一路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百裏，又西至彌城百裏。又西過山，二百裏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裏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裏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三百裏至東天竺北界沒盧國。又西南千二百裏，至中天竺國東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這條路自諸葛亮城（龍陵）向西經騰充（騰衝）、彌城（今盞西），越過甘裨地山口到達麗水城（位於密支那對岸之達羅基），渡過伊洛瓦底江和孟拱河，到達安西城（今孟拱），再西渡親敦江進入印度阿薩姆地高哈蒂，與第一條路線匯合後，向孟加拉國及印度中部地區延伸。
關於這條通往印度的商業通道，英國著名東南亞史學家霍爾曾說：“公元4世紀，中國放鬆了對緬甸邊境的控製，甚至於342年撤銷了永昌郡。此後，這條路線顯然被封閉了，直到南詔的閣羅鳳才重新開辟，從而大大促進了緬甸北部經濟的發展及緬甸驃族人與中國唐朝之間的接觸。”其所言撤郡之事，是指西晉末年因永昌郡內的“閩濮”反抗，致使永昌郡被廢之事。而自此以後自雲南入緬甸的“道路被封閉、直到南詔閣羅鳳才重新開辟”的說法，顯然有失偏頗。應當說，往來於這條道路上的民間貿易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就是後來導致南詔時期這一地區“人物殷湊”的重要原因。閣羅鳳西開尋傳，也正是基於控製這一道路所經地區，溝通南詔與印度之間的商業通道，從而攫取財富利益的巨大經濟目的。可以說，穿梭往來於這條商業路線上的人流、物流、財富流，是南詔著力經營尋傳地區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這樣的利益驅使下，南詔對尋傳地區和銀生地區的經營是有所不同的。反映在時間上，南詔對尋傳地區的經營比銀生地區足足早了三十餘年，在經營力度上，比如在城鎮建置方麵，南詔也明顯偏重於前一地區。城鎮是南詔推行統治的基地和堡壘，其建置與南詔政治軍事力量的膨脹同步。南詔城鎮的建置，往往兼有政治、軍事和經濟三方麵的功能。從總的意義上說，不帶經濟目的攻城略地和城鎮建置是不存在的，城鎮的建置就意味著對城鎮所在地區經濟利益的控製和占有。因此，把城鎮作為考察南詔對這兩個地區經營力度的指標，比照南詔在這兩個地區經濟利益方麵的政策取向，當是恰當的。
南詔征服了尋傳地區之後，通過永昌節度和鎮西節度的設置，把尋傳地區納入管理之中。永昌節度（駐今保山市）的管製區域，大約包括了今雲南省的保山地區、臨滄地區和思茅地區西南部的一部分地方、德宏州的絕大部分、怒江州西部和緬甸克欽邦北部地帶。鎮西節度駐鎮西城（今盈江縣），管製區域在今伊洛瓦底江上遊的東西兩岸地帶，其南部邊境與驃國接。後期鎮西節度向北移駐麗水城（今伊洛瓦底江東岸的達羅基），改稱麗水節度。據統計，隨著南詔轄境的拓展，南詔城鎮的數量也多至一百餘座，南詔在尋傳地區的城鎮，見於記載者，大概有近三十座，其中，一部分是在原有城鎮的基礎上重新建置而成的，如早在漢朝時期就是僚、濮、身毒（印度）人聚居的永昌城，而大部分則是南詔出於經營的需要修築而成，如《蠻書》卷六載“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從草際沒。……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彌城五道事雲。”具體來說，在永昌節度區和鎮西節度區，沿著南詔入驃國的各支線上形成了幾處重要的城鎮群。從永昌城（駐今保山市）以西開始，其南向支線上經諸葛亮城（龍陵）、些樂城（在今遮放）入驃國境，是蜀身毒古道的一條支線；其北向支線上有騰充城（今騰衝）、彌城（今盞西）、寶山城（今昔馬）、金寶城（今緬甸克欽邦之密支那）、麗水城（今達羅基）、安西城（今緬甸的孟拱），是蜀身毒古道的另一條支線；此外，在南詔與驃國西南接壤處還形成了一些區域性城鎮集群，如鎮西城（今盈江縣）、摩零城（今緬甸蠻莫）、蒼望城（今緬甸八莫）、香柏城（今緬甸西南之莫寧）等。自永昌往西北行，翻過高黎貢山直達緬甸北、印度一線的城鎮集群，有越禮城（今騰衝北部的大塘）、長傍城（今緬甸克欽邦北部小江流域的拖角附近）、尋傳大川城（在今緬甸克欽邦北部江心坡一帶）、廣蕩城（在今緬甸克欽邦北部之坎底）。
公元8世紀末，在經營尋傳地區三十餘年後，南詔加大了對銀生地區的重視程度。異牟尋再次派兵南下徹底征服了銀生地區，設銀生節度進行管轄，其轄區大致為今思茅地區和西雙版納地區。以銀生節度為依托，南詔打通了從羊苴咩城通向南部海濱的商業道路，《蠻書》卷六記銀生城說：“去龍尾城十日程。東南有通鐙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卻是海邊無人之境也。”這條通往海上的道路，還不能從地名上確指其處，疑通鐙川即今墨江，河普川即今江城，羌浪川在今萊州，如此，則推測這條道路是從銀生城（今景洪）向東南、又向南到達海邊的羌浪川。從銀生城還有一條道路通往海上，《蠻書》說銀生城“東至送江川，南至邛鵝川，又南至林記川，又東南至大銀孔。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昆侖數種外道。”送江川在今臨滄，邛鵝川疑在今瀾滄縣，林記川疑在今緬甸之景棟，大銀孔疑在泰國之景邁。此外，《蠻書》記開南城（今景東南）時又說：“水路下彌臣國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侖國三十程。”上述三條道路，確切路線已不可詳指，但大致可推測為沿瀾滄江、湄南河、伊洛瓦底江三條河流的入海路線。南詔南向通南海的道路經過此區域，城鎮則分布道路沿線。主要有銀生城，在今景洪縣；開南城，在今景東縣，柳追和城，在今鎮沅附近；威遠城，在今景穀；奉逸城，在今普洱磨黑一帶；利潤城，在今普洱石膏井一帶。
不難發現，就城鎮分布的疏密程度而言，永昌、鎮西節度區城鎮的數量、密集的程度、分布的範圍均明顯大於銀生節度區。史籍對尋傳地區南詔建置的城鎮記載較多，主要是因為這一地區曆史以來所延續的活躍的商業活動，使得南詔對這一地區的重視超過了相鄰地區，故在經營力度上也有所不同。
（二）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政治交往
史料記載，南詔時期與南詔有聯係的東南亞古國主要有驃國、彌諾國、彌臣國、夜半國、昆侖國、大秦婆羅門國、小婆羅門國、女王國、真臘國等。這些所謂“國”者，不是今天所理解的現代“國家”的概念，而是我國古代曆史文獻中對區域性政權的一個特定稱謂，就中南半島各古國的情況而言，其組織形式均還處於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基礎之上，除驃國外，其餘各國的名稱均不固定，具有暫時性。
驃國的地望在今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曼德勒地區。彌諾國以彌諾江得名，其領域在今緬甸親敦江中下遊兩岸，其族為欽族。彌諾國受驃國的控製，彌諾道為驃國役屬九城鎮之一。彌臣國在今緬甸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帶，昆侖國在今緬甸薩爾溫江入海口，兩國並為猛族，為猛族中勢力較大者。夜半國在孟養城南，伊洛瓦底江折向南流之西側。大秦婆羅門國在今印度阿薩姆邦，其正東方向與南詔安西城邊界接壤，小婆羅門國在阿薩姆南部曼尼坡發爾以南。陸真臘國在今老撾境內，水真臘國在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偏西地區。女王國在今泰國北部的南奔府一帶。
1.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國家的軍事擴張
南詔對尋傳地區和銀生地區的經營，同時還具有著以區域城鎮群為據點向外擴張政治勢力，從而達到溝通與外界經濟聯係、控製商業交通路線的經濟意圖。總的來說，由於尋傳及尋傳周圍地區突出的商業交通地理優勢，使南詔對這一地區極為重視，以此為導向，南詔對分布於這一半島地區古代國家（特別是驃國）的重視程度明顯大於其他地區，政治交往的程度亦隨之加深。
軍事是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公元8世紀中期，閣羅鳳西開尋傳打開了驃國的門戶，以鎮西、永昌節度為依托，南詔的勢力再度向西和西南方向擴展，先後出兵攻打了驃國、彌諾國、彌臣國和昆侖國（均分布在今緬甸境內），南詔的影響力也遠及大小婆羅門國（在今印度阿薩姆一帶）。
哈威《緬甸史綱》記載，驃國大概於公元4世紀以前建立，公元9世紀結束，是一個東方文明古國。南詔時期驃國的領地，《舊唐書·驃國傳》說：“驃國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餘裏，……其國境東西三千裏，南北三千五百裏，東鄰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盡溟海，北通南詔些樂城界。”真臘國（陸真臘）在今老撾以南至泰國東部地帶，東天竺國當指今東印度，溟海指今孟加拉灣，南詔些樂城地今雲南遮放附近，則驃國的地望當在今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南詔時期驃國已進入階級社會。《新唐書·驃國傳》載：“驃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床，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
驃國及其周邊地區具有極強的商業交通地理優勢，正如緬甸曆史學家吳孺性指出的那樣：“中印陸上商道開通之後，不論是來自中國的四川商人從陸路去印度，還是來自印度北方的商人去中國，都要經過驃人區。因此，驃人中心便成為一個陸路商業樞紐。”公元762年閣羅鳳“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後，就非常重視對驃國的控製，《新唐書·驃國傳》說“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製之”。南詔對驃國的軍事羈控，是借助於常年駐守於永昌、鎮西節度區的軍隊來完成，《蠻書》卷六載：“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昌居其一。”永昌作為扼控驃國的門戶之地，南詔布置了其常備軍三分之一的力量，對驃國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大概在征服了驃國之後，南詔相繼征服了彌諾、彌臣等國。南詔在進攻昆侖國的時候曾一度受挫，“被昆侖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淹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昆侖去其右腕放回”。夜半國與南詔蒼望城（今緬甸八莫）轄境相接，南詔“曾攻不得，至今銜恨之”。夜半國尚處於信仰巫鬼的部落時代，較為原始落後，能令南詔一直耿耿於懷的，當是夜半國所據地利。南詔不惜路途遙遠，勞兵遠征，其兵之所至幾乎遍及驃國及周邊地區，足見南詔對這一地區的重視程度。
南詔同樣以鎮南、銀生節度為依托，從正南方向對半島地區展開軍事擴張，女王國、陸真臘、水真臘幾個半島古國（分別分布於今泰國、老撾、柬埔寨幾國境內）也先後遭到南詔攻打。樊綽《蠻書》卷十載：“女王國，去蠻界鎮南節度三十餘日程，其國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與驩州百姓交易。”南詔“曾將二萬人伐其國，被女王藥箭射之，十不存一”。女王國善用藥箭，曾擊潰了南詔的進攻。陳經序先生《猛族諸國考》以為此女國殆為猛族傳說中之占薩末旦維公主在景邁附近南奔地方所建立之哈利班超國，13世紀為八百媳婦所並。方國瑜先生考女王國在今老撾之桑怒、越南之山蘿，及萊州一部分，並疑其為文單國（陸真臘）之附庸國。本書從尤中先生之說，以泰國北部南奔府一帶為是。盡管女王國的地望尚有歧義，但其受南詔勢力影響，當是確定的。
真臘國自初唐時期並扶南國而強盛，鄰近各國多受其控製。“自神龍（公元705年至706年）以後，真臘一分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澤處謂之水真臘；半以北多山阜，謂之陸真臘，亦謂之文單國。”水、陸真臘之分界，大致即今柬埔寨和老撾之境，與南詔接界者為陸真臘。閣羅鳳時期，南詔就展開了向南部地區的擴展，在今西雙版納設置了銀生節度，征服了一部分“茫蠻”或“漆齒”（黑齒）部落。異牟尋時期南詔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控製，把南部邊境再向南推進，控製了今老撾北部的部分地區而與文單國接壤。《蠻書》卷十曾載：“水真臘國、陸真臘國，與蠻鎮南相接。”南詔“曾領馬軍到海畔，見蒼波洶湧，悵然收軍卻回。”
2.南詔對各半島古國的政治影響
南詔軍威所至，政治影響也隨之而至。南詔雖然沒有在這些半島古國建立起直接有效的統治，但以軍事威懾為後盾，南詔對這些半島古國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麵還是具有一定控製力和影響力。貞元中，南詔向唐朝進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南詔“令”驃國獻樂人，其目的是配合南詔與唐朝的政治友好活動，這一事件說明驃國與南詔之間甚至還存在著一定的附庸關係。在南詔的帶領下，驃國也歸附了唐朝，“唐德宗乃授舒難陀太仆卿官號”。由於南詔對中南半島地區的經營，客觀上促進了這一地區與中國內地的政治交往。從貞元十八年至異牟尋死（公元808年）南詔與唐朝關係極為親密的六年中，史載驃國及其瀕海屬國彌臣國，又向唐朝朝貢二次，唐朝還封彌臣國嗣王樂道勿禮為彌臣國王。這從一個側麵說明在驃國等半島古國與中國內地的交往中，南詔的政治影響力及所起的樞紐作用確實不可忽視。
另據史料記載，早在驃國之前，與唐朝展開政治往來的半島古國還有文單國。雖然文單國與唐朝的交往未如驃國一樣直接為南詔影響所致，但在南詔勢力不斷擴張的政治背景下，文單國與唐朝的交往就顯得極為微妙。文單國地接唐朝安南都護府，假道歡州等地即可進入雲南境內。公元753年，南詔與唐朝天寶之戰後，文單國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人朝貢唐朝，唐朝“授其屬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隨何履光於雲南征討，事訖，聽還蕃”。關於何履光征討南詔事，《蠻書》、《新唐書》均有記載，從時間上看，自天寶八年，其所率軍隊一直從安南向南詔發起進攻，並一度收複了安寧城，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後，這支軍隊被調往西川，對南詔的攻打才告一段落。而文單國果毅隨何光履討南詔事，記載雖語焉不詳，但至少暗示出在處理與南詔的關係方麵，文單國與唐朝所具有的一致性。公元771年，在南詔與唐朝關係交惡的背景下，文單國再次派出了大規模的朝唐使團，由副王婆彌及其妻子，以及二十五名大臣組成的朝貢團，攜寶物及馴象十一頭浩浩蕩蕩地到達了長安，唐王朝讚賞“文單國副王婆彌慕我中朝之化，方通南極之風，義在撫柔，禮當加等，可開府議同三司，試殿中監。”文單國最後一次遣使長安是在公元798年，“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正月壬辰，以文單國朝貢使李頭及為中郎將，放還蕃。”就政治和外交而言，文單國與唐朝的交往，既繼承了真臘時期和唐朝所建立的友好關係，同時也具有在南詔擴張壓力影響下獲取唐朝支持的政治意圖。因為，在南詔的軍事征服下，文單國西北部的驃國等國先後為南詔所羈控，正北地區也為南詔所有，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與東北部的安南都護府保持友好就顯得極為必要和關鍵。因此可以說，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擴張，對改變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政治局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客觀上也為文單國與中國內地的交往和聯係提供了推動力。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就南詔與各半島古國政治交往的情形而言，南詔對驃國的控製是最為明顯的。例如，南詔元和三年尋閣勸立，“自稱驃信，夷語君也”，“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引巴克（Parkar）之說，驃信為Pyushin之對音，緬語驃，君也”，尋閣勸借緬語自稱“驃信”（皇帝），雖不至為驃國實際統治者，但南詔與驃國的關係之緊密，由此可見一斑。此外，各本《南詔野史》均載豐佑時段宗牓救緬一事。“牓，湯池人，佑之勇將。先是獅子國侵緬，屢求救，至是許之。……牓救緬以敗獅子國。緬酬金佛”。雖然中國正史類古籍及緬甸史籍均未有此事的記載，但這一故事至今仍流傳於雲南大理的白族地區及彝族的部分支係之中，說明曆史上南詔與驃國關係的確甚密。
3.貢使往來
作為政治服從或友好的標誌，南詔與一些半島古國之間還以“朝貢”的方式展開了政治的往來。《蠻書》記載驃國“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及琉璃、罌為貿易。”所謂移信使，實為驃國朝貢南詔的使節及貿易商旅。又據樊綽《蠻書》卷十記載，大秦婆羅門國，“蠻王善之，往來其國”，小婆羅門國，“蠻夷善之，信通其國。”這二國處在溝通中印交通的重要地理位置，故南詔與其保持了友好的政治關係，彼此之間當是保持著類似驃國“移信史”之類的政治往來活動。此外，水、陸真臘等古國也當與南詔有朝貢關係，故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說：“自唐進封之後，永昌諸郡、緬、暹羅、大秦皆西通之國，交趾、八百、真臘、占城、撾國皆南通之國，俱以奇珍、金寶、鹽、棉、氈布、琿琚、巴貝歲進，於王不缺，於是漸有昌也。”南詔還專門修建了五華樓用於接待朝貢的使者，據說五華樓周長有2.5公裏，高33米，可以居住上萬人。對此，《紀古滇說集》亦有載：“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勸豐佑）王建五花（華）樓，以會西南夷十六國大君長。”而所謂“十六國大君長”，大理國時期的《張勝溫畫卷》之131圖至134圖恰恰題名為“十六大主眾”，描繪十六位國王到大理國朝貢的情景，其中有深目高鼻者，有滿臉胡須者，也有白淨無須者，有的頭上戴冕，有的戴裘皮帽，有的戴雉雞尾羽，大部分裸頭，手中或持蓮花，或捧海螺，或數念珠。從形象上分析，當中應有南亞、東南亞之屬。此畫卷為各史誌的記載提供了一個印證，說明在南詔時期就已有“十六國”之說，其中就包括了中南半島的一些古國，與南詔保有朝貢關係。
從朝貢物品看，主要是流通於各商業道路上的特有之物和稀有之物，但有時也有例外，《南詔野史》載隆舜時，“昆侖國進美女，舜嬖之。”從朝貢的國家看，有的是受南詔軍事羈控的，如驃國等，有的則未曾被南詔征服，如大秦婆羅門國與小婆羅門國。就政治的角度而言，朝貢是這些半島古國在南詔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與南詔形成的政治互動。然而，伴隨著這種互動的，往往是受政治保護的經濟交流活動，在客觀上為這些半島古國開辟了一條與半島內陸地區進行經濟交流的渠道，凡利之所在，各國翕然相隨，這就使朝貢不僅僅是一種政治互動的方式，同時還是一種經濟交流的途徑。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南詔以武力打開了與古中南半島國家政治交往的渠道，其意圖就是要通過建立政治交往中的強勢地位，為南詔與外界的經濟交流提供保障。
（三）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經濟交流
1.對外貿易的拓展
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的擴張，對主要商業通道的控製，使南詔對外的商貿關係遍及南亞、東南亞交通通達的區域，其中，驃國及印度是南詔主要的貿易夥伴。驃人或組成伴隨朝貢使節而來的商旅團，或為行動較為自由的民間商賈，他們大多沿著蜀身毒古道的印跡進入到南詔境內。永昌城作為南詔的門戶之地，繼續發揮著漢晉以來雲南與南亞、東南亞地區重要商品中轉站和集散地的作用，河賧地區（在西洱河地區，為十賧之總稱）作為南詔的經濟核心區，亦成為了一個交易活躍的商品集散中心。《蠻書》卷十說，驃國“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則以江豬、白及琉璃、罌為貿易。”所言江豬，據說是伊洛瓦底江所產之江豚，其肉可食，脂肪豐厚可做燃料；白又稱木棉布，是驃國重要的物產，琉璃則可能從遙遠的大秦（羅馬）經天竺（印度）等國輾轉而來。在驃國等國家產品進入南詔境內的同時，南詔商賈亦把雲南的商品輸入到了驃國等地，例如，南詔的絲綢品就滿足了驃國婦女“衣青婆裙，披羅緞”的需要。穿梭往來於驃國與南詔之間的河賧賈客曾滯留於尋傳之地，留下了“冬時欲歸來，高黎共山雪；夏時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的歌謠。
南詔與其他半島古國也展開了頻繁的貿易往來。通過對銀生地區的經營，南詔從正南方向打通了聯結各半島古國的通道，並使銀生城成為麵向半島古國的又一個重要的商品中轉站。《蠻書》卷十載：“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昆侖數種外道。”其中，與南詔有數條道路可通的海濱國家昆侖國，“出象及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蠡杯等諸香藥、珍寶、犀象等”，與南詔保持有頻繁的貿易活動，正因如此，香藥、珍寶才得以輸入南詔，再通過轉輸貿易的形式成為唐朝內地市場常見的商品。《唐本草》即載：“紫真檀出昆侖、盤盤國，雖不生中華，人間遍有之。”
在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中，“諸多奇珍異寶輸入雲南市場，在這些貿易品中，珍寶貿易所占份額最大，琥珀、瑟瑟、光珠、寶石、玉石均在其列。其產地分布在南亞、東南亞各國，尤以緬甸最著稱。珠寶玉石除了作為民間貿易品外，亦作為朝貢貿易的首選精品，屬國來朝，必貢珠寶玉石之屬。因此之故，雲南境內多珍寶，南詔婦人多綴真珠、瑟瑟。”來自於異域的奇珍異寶亦是南詔“方土所貴之物”，並轉輸於南詔與唐朝內地的經濟交流之中，《蠻書》卷十載南詔朝貢唐朝的物品之中，就有“瑟瑟、琥珀、白”等等。
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經濟方麵的聯係，還體現在相同貨幣形式——貝幣的使用上。貝又稱為“海”、“巴貝”、“珂貝”等，產於印度西太平洋的暖水區域，古中南半島國家曆史上曾用做貨幣，哈威《緬甸史》引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波斯國旅行家至下緬甸的記載寫道：“居民易市，常用海以為貨幣。”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記載緬甸、暹羅、八百、真臘、占城、撾國每年進獻於南詔的物品中，就有“巴貝”一項。南詔“以繒帛及貝易市。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貝幣在南詔發揮了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近年在滇西的騰衝、下關、大理、洱源、賓川、劍川、鶴慶等地也先後出土了不少的海貝，說明沿騰衝至大理的商業古道，是貝幣進入南詔的重要渠道。而南詔與中南半島各古國共同以貝幣作為貨幣，共同經濟貿易圈的形成，正說明了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地區之間經濟聯係的緊密性。
2.對人口和財富的掠奪
作為生產要素之一，人口是重要的經濟資源，尤其是在南詔這樣一個多種經濟形態並存的社會，對人口資源的占有和掠奪是南詔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南詔向古中南半島地區擴張，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趨向的，其中，對人口的掠奪是其內容之一。
史籍明確記載的南詔擄掠行動有兩次，《蠻書》卷十載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南詔“劫掠驃國，虜其眾三千人，隸配柘東，令之自給”。這是配合南詔開發滇池地區經濟而進行的人口擄掠。為補充麗水淘金的勞動力人口，太和九年南詔攻破了彌臣國，“擄其族三二千人，配麗水淘金。”
南詔攻破彌臣國之後，還劫掠了其國之金銀。金銀是南詔所貴之物，如史書記載統治者使用的“金盞、銀水瓶”、“金鏤盒子”，區別官銜的“金佉苴”、“金甲”，以及貴族婦女“多綴金、貝、瑟瑟等”為發髻之飾，說明南詔時期金銀被廣泛用於製造各種區別身份、等級的器物之中。此外，金銀還被大量用於鑄造佛像，以及在商品流通中當做實物貨幣使用，《蠻書》記載夜半國“其部落婦人唯與鬼通，能知吉凶禍福”，南詔“往往以金購之，要知善惡”。可見金銀在南詔是有著特殊的價值，自然成為南詔掠取的對象。
（四）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國家的文化交流
1.印度佛教文化對南詔的影響
印度文化對古代南亞、東南亞國家文化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驃國、扶南（初唐時為真臘所並）等半島古國在印度文化的影響下甚至有“印度化”之傾向，其國內使用的文字（梵文）、文學、宗教（佛教、婆羅門教）均同於印度。這種影響力同樣波及到南詔文化的發展之中。早在公元7世紀中葉的六詔時期，作為佛教文化的傳播者，天竺僧人就沿著充滿艱辛的蜀身毒古道，曆經驃國等地，使印度密教阿吒力教進入到南詔境內。劍川石窟第一窟《異牟尋坐朝圖》的人物雕像，以南詔王異牟尋及清平官等人為主體，而在窟左側還雕刻了來自於天竺的印度僧人像。公元9世紀中葉，梵僧讚陀崛多來到南詔。讚陀崛多在雲南地方史乘中屢有記載，不僅被南詔尊為國師，留下許多事跡，而且還有畫像傳世，在大理國《張勝溫畫卷》編號為第56號的畫像，描繪了一位穿圓領織花華麗僧服的僧人，深目、高鼻、絡腮胡須，《畫卷》上方文字標明這位尊者是“讚陀□多和尚”，與古籍所記之讚陀崛多，實同為一人。這說明史籍記載的梵僧活動於南詔的情況是有一定事實依據的，讚陀崛多隻不過是眾多梵僧中成就最大者。
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東南亞一些古國出現了將本地之名梵化，或用印度地名代稱本地地名的情況。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說：“越南半島（當為中南半島）印度化之民族，鹹有在其地建立新印度之習慣，曾將印度地名移置於其國內，有時將本地之名梵化，有時竟以印度之名名之。”南詔亦有此情況。世隆時期以鶴拓為南詔別名，據方國瑜先生考證，“鶴拓”之名其實是梵語地名“乾陀羅”的異寫，乾陀羅之地在印度北境，四麵有山，地勢方位與南詔有相似之處，故假以稱呼南詔之地。“鶴拓”一名在南詔並非孤立，南詔境內的雞足山、靈鷲峰、畢缽羅窟等地名，亦同“鶴拓”一樣屬假托之名。
2.音樂藝術的交流
音樂是體現南詔與古中南半島地區文化聯係的又一載體。唐朝時期稱扶南、南詔、驃國、天竺樂為“南蠻樂”。受印度文化的影響，驃國樂、扶南樂均具有濃厚的佛教色彩。據周偉洲先生考證，驃國、扶南及南海諸國樂器，與天竺樂器大致相同，同時還具有本國的一些特點，如驃國樂所特有的“鐵板”，“似胡樂中的拍板，但不用木製而用鐵，聲更清亮悅耳”；“兩頭笛”形製奇特，也為驃國所特有。驃國樂以舞容、樂器異常而聞名，對南詔音樂構成影響較大。驃國與南詔地域相接、交往頻繁，驃國樂因得以在南詔流傳開來，成為南詔音樂的一部分，《唐會要》載：“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風多演釋氏詞雲。每為曲，皆齊聲唱，有類中國柘枝舞。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與驃國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詔，並見此樂。”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詔向唐朝進獻夷中歌曲，曾令驃國進樂人以助歌舞。驃國樂不僅是驃國與南詔文化交流的橋梁，更通過南詔的中介作用傳播到大唐王廷。貞元十八年（公元801年），驃國國王之弟舒難陀率領的樂舞使團到達了長安，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在詩歌《驃國樂》中這樣形容驃國的樂舞：“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踴；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鬥藪龍蛇動。”《新唐書·驃國傳》則因驃國樂器朱漆彩畫、形製新奇，特意詳細記載了驃國的各式樂器八類十九種，以及曲名十二首。
中南半島其他古國與南詔同樣存在著音樂方麵的交流。例如，《新唐書·禮樂誌》記載《南詔奉聖樂》使用的樂器中，有來自於天竺及南海諸國的銅鈸、貝（螺號）等，說明半島地區與南詔進行文化交流的對象並不是單一的，並且在這種文化交流中，南詔采取的是開放的方式，從而使半島地區的音樂藝術形式能夠跨越地域的限製，呈現在世人的麵前。
§§第八章 南詔的宗教與文化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