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南詔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生產情況
南詔時期是雲南經濟發展的一個鼎盛階段。南詔國的建立是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反過來又有力推動著地方社會經濟以更快速度地向前發展。在這一時期，南詔的經濟呈現出整體、全麵發展的態勢，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均取得了長足進步。
（一）農業
1.土地的開墾
南詔對西南地區的統一，為西南地區土地大麵積的開墾提供了保證。南詔獨立建國後，首先在洱海地區展開了土地的開墾活動。《南詔德化碑》載：“扼塞河潦，高原為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即整治河流，治理水患，擴大耕地麵積。因洱海地區向為南詔主要的農業區，為南詔所重視。在南詔的治理之下，沼澤窪地開始變成良田，《南詔野史》記載：“大士既泄洱水，其地林藪蔽翳，人莫敢入。有二鶴，日往來河岸，人跡之而入，鏟利榛蕪乃得平土而居。”從鶴拓得名的神奇傳說不難看出，洱海區域已開始向湖泊要土地了。隨著壩區耕地麵積的擴大，山區耕地也得到了開發。據樊綽《蠻書》記載：“蠻治山田，殊為精好”，“小麥即於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說明當時的梯田開墾水平很高，在崗陵之上還普遍種植小麥。山區的開發，對於南詔多山的農業生產基礎而言，無疑最具推動意義。
其次，南詔還展開了對滇池周圍地區的土地開墾。南詔建國前期西遷二十萬戶白蠻於滇西地區後，造成這一地區人口的減少和人地關係的變化，“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州、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異牟尋時期，隨著南詔對東方爨區統治的深入和控製範圍的擴大，對這一地區的開發的力度也隨之加強。據載，南詔曾把被征服的施蠻、順蠻人口，以及河蠻、弄棟蠻、金齒蠻向滇池及周邊地區遷移，既為這一地區的開發注入勞動力人口，同時又再次開發了大量毀於兵荒的耕地。至南詔中後期，《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記載：“從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則從今天的昭通地區、曲靖地區至楚雄州西部的廣大地區，農業生產情況已和洱海地區基本一致了。
2.耕作技術的進步
在土地大規模墾殖的同時，南詔的農業耕作技術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首先表現在牛耕的推廣和鐵製農具的使用上。南詔對牛耕的運用相當普遍，《蠻書》卷七載：“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牽牛，一佃人持按犁轅，一佃人秉耒。”這就是所謂“二牛抬杠”或“二牛三夫”法。《南詔中興二年圖傳》有“奇王蒙細奴羅躬耕”一段，所畫二牛伏地，旁置犁架的場景，可證南詔使用鐵犁牛耕於農業生產的情況。當時的唐朝內地，牛耕仍處於推廣過程之中；牛耕的主要形式為一犁兩牛抬杠，一犁一牛較少，並且所使用的犁也是全長一丈二尺的鐵犁。顯然，雲南的牛耕技術和水平已與中原內地相差無幾。此外，除牛耕以外，在今西雙版納一帶，當地居民還馴象以耕，“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頗具民族特色。
其次，稻麥輪作製也在南詔農業地區實行起來。《蠻書》卷七載：“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可見，當時雲南的很多地區已實行稻麥輪作製。從中外農業發展史來看，稻麥輪作製的出現是農業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因為，稻麥輪作製是一種集約化程度較高的種植製度；它的出現，第一次使土地的利用和單位麵積的糧食產量成倍提高。在我國曆史上，這一耕作製度首次出現於唐代。出現的區域，一是地處中原內地的江南，再一個就是雲南。這充分說明，雲南的農業耕作技術和水平已達到中原內地的水平。
3.水利工程的興修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南詔境內重要的農業區，均是以洱海和滇池兩大高原湖泊為中心。對水源的利用和水患的治理是南詔水利建設的主要內容。以洱海區域來說，早在閣羅鳳時期，南詔就“扼塞流潦”，“疏決陂池”，興修水利，整治河流。到了唐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南詔王豐佑又“遣軍將晟君築橫渠道，自磨用江至於鶴拓，灌東皋及城陽田，與龍佉江合流於河，謂之錦浪江。又瀦點蒼山玉局峰頂之南為池，謂之高河，又名馮河。更導山泉共泄流為川，灌田數萬頃，民得耕種之利”。修建大型蒼山高河水利灌溉係統，“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在滇池地區，南詔還修建有金汁河、銀汁河等水利工程。
4.糧食產量的提高
糧食產量是較能體現南詔農業發展程度的指標。對於南詔糧食的畝產量和總產量，由於沒有數字記載，很難作定量描述。但從一些相關資料來看，糧食的產量是很高的。南詔“土地肥沃，宜稻禾”，農業上糧食作物品種繁多，適應壩區和山區不同的自然條件，滇東、滇中、滇西地區的農作物有稻、麥，豆、麻、黍、稷等，既有北方作物麥、黍、稷，又有南方傳統作物稻、豆類作物也有種植。唐初對洱海地區白蠻的記載中，認為“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獲亦與中夏同”，糧食畝產量已與中原內地一樣。《南詔德化碑》盛讚皮羅閣時期“國貯九年之富”，雖有誇大之嫌，但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南詔農業產量充足、糧有盈餘的情況。近年在南詔太和城遺址發現了一塊《南詔倉貯碑》，記載南詔一所官倉一次就收糧9549石。如此之大的產量，應當是南詔農業在量和質兩方麵進步的結果。
（二）畜牧業
1.畜禽養殖的總體情況
南詔家畜種類較多，《西洱河風土記》載：“畜有牛、馬、豬、羊、雞、犬。”《蠻書》卷七雲：“豬、羊、貓、犬、騾、驢、兔、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除上述諸種外，見於記載者還有鹿、象等。南詔專門飼養鹿，“西洱河諸山皆有鹿。龍尾城東北息龍山，南詔養鹿處，要則取之”。“象，開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牛耕也”。
馬的飼養主要分布在滇東北一帶、滇池周圍地區至洱海地區、騰衝一線，並形成三大養殖中心。一是東爨烏蠻區。《蠻書》卷四載：“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二是在洱海中心地區，“陽苴咩及大厘、鄧川各有槽櫪，喂馬數百匹”。洱海十賧區的白蠻和烏蠻也普遍養馬，凡有征發有馬者即被編為馬軍。三是在著名的產馬區越賧區，《新唐書·南詔傳》雲：“越賧（今騰衝縣東北之瓦甸一帶）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南詔還具備了一定的牲畜飼養技術。東爨烏蠻區的牲畜飼養方法是“一切野放，不置槽櫪”，體現畜牧民族特有的生產特點。陽苴咩及大厘、鄧川等地則是修建馬廄，采用槽櫪喂養。越賧馬的飼養最為精細，“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禦，日馳數百裏”。
牛的養殖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今大理西部及楚雄州一帶，“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犢子。天寶中，一家便有數十頭”；另一個是東爨烏蠻區，“牛馬被野”。通海以南區域，“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為群”。大概處於野生放養階段，還沒有進行人工馴養。
南詔時期羊的牧養已經盛行，但在畜牧經濟中的地位不突出。產量上以今迪慶藏族自治州一帶數量最多。《蠻書》卷七：“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2.畜牧經濟的地位
畜牧業是南詔的又一重要生產部門。南詔境內各民族經濟發展並不平衡，許多居住於山區的民族仍以畜牧經濟為主要生產形態，即便是居住於壩區從事農業生產的民族，也同樣進行著畜牧業的生產。所以，畜牧業對於南詔社會經濟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農業。
《新唐書·南詔傳》說，南詔的管理機構中，“乞托主馬，祿托主牛，巨托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這既是畜牧業有較大發展的反映，也體現了南詔對馬、牛飼養業的重視。馬和牛是南詔重要的畜牧品種。概因二者均不僅僅為生活所需，馬還是南詔馬軍的重要裝備，牛則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工具。
（三）手工業
南詔時期的手工業比較發達，已形成很多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並具備不小的生產規模和很高的技術水平。
1.紡織業
紡織業是南詔重要的手工業。唐初洱海地區就“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幅廣七寸以下”。從南詔後期紡織業的相關記載看，這時的紡織品質量與內地還有一定差距。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南詔的紡織業有了很大進步。《蠻書》卷七說：“蠻地無桑，悉養柘，蠶繞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正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紡絲染色後成為上服，所織之錦，紋頗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繡，南詔王、清平官的禮服上皆刺有錦繡。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詔軍隊攻入成都，“將還，乃掠子女、工伎數萬引而南”。大批紡織工匠被掠往南詔，內地先進的紡織技術也隨之傳人，這對提升南詔的紡織業技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迅速地與內地水平看齊。
除絲織品外，南詔紡織業中還有木棉織品，“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娑羅樹子破其殼，其中白如柳絮，紉為絲，織為方幅，裁之為籠段。”娑羅樹子即木棉樹，銀生和麗水兩節度區的少數民族紉其果實中的纖維為織品，裁成衣服稱籠段或娑羅籠段。此外還有氈罽（披氈），《蠻書》卷八載：“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雲某物色值若幹冪。”氈罽是用羊毛之類紡織而成，從它參與本土商品交換的情況看，當是需求最大、使用較廣的紡織品。
2.冶煉業
冶煉業是南詔又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以冶鐵、冶銅與金銀飾品加工為主要。其中，鐵器的製造及加工最具規模，見於記載者有鐵犁、劍、槍、弓、矢、矛、鋌、甲、胄、腰刀等鐵製生產工具和兵器。兵器中又以鐸鞘、鬱刀、南詔劍最為有名，是南詔鐵器加工製造水平的代表。鐸稍，“狀如刀戟殘刃。……出麗水，裝以金穹鐵簜，所指無不洞也”。鐸鞘尤最為名貴，南詔王器重每次征戰都必須佩戴。鬱刀，“次於鐸矟。造法：用毒藥，蟲、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經十數年乃用。中人肌即死。”南詔劍是貴族和平民常用的武器，造劍法：“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練之。劍成，即以犀裝頭，飾以金碧。浪人詔能鑄劍，尤精利，諸部落悉不如，謂之浪劍。”。這些兵器每一樣均可謂兵中利器，體現了南詔獨具一格的生產工藝和高超的製造水平。
南詔冶鐵技術水平還可以從“南詔鐵柱”的鑄造反映出來。現存彌渡縣蔡莊鐵柱廟內的“南詔鐵柱”，鑄於南詔王世隆建極十三年（公元872年），高3.30米，圓周長1.05米，分5次鑄造，然後再連接完成。
南詔的冶銅業也十分發達。南詔統治者曾大量用銅鑄造銅像、銅鍾等。豐祐時重修崇聖，一次便用銅四萬五百九十斤，鑄造銅佛像一萬一千四百尊。崇聖寺有建極（世隆年號）十二年（公元871）鑄造的銅鍾，此鍾直徑丈餘，厚一尺，鍾聲可傳八十裏。鑄造這樣的巨鍾工藝要求很高，需要有規模較大的手工冶鑄作坊和一定數量的工匠。這說明，南詔銅的生產和鑄造能力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金銀的開采和冶煉加工也有一定的規模。金有生金和麩金兩種。《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說：“生金，出金山及長傍諸山、藤充北金寶山。土人取法，春冬間先於山上掘坑，深丈餘，闊數十步。夏月水潦降時，添其泥土入坑，即於添土之所砂石中披揀。有得片塊，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兩五兩，價貴於麩金數倍。——麩金出麗水，盛沙淘汰取之。”銀主要出於會同川的銀山。同書記載：“銀，會同川銀山出。”南詔貴族使用的器皿、服飾、婦女的首飾等，多為金銀製品，史籍記載中主要有“金佉苴”（金帶）、“衣金甲”、“金鏤盒子”、“金盞、銀水瓶”等。用量最大的，莫過於用金銀鑄造佛像。勸龍晟時（公元809～816年），南詔曾用金三千兩鑄佛三尊。豐祐時（公元824～857年），則用銀五千兩鑄佛一堂。
3.煮鹽業
煮鹽業是南詔又一重要的手工業。與漢晉時期相比，唐代雲南煮鹽業的進步主要表現在食鹽產地的增加、煮鹽技術的提高和鹽產量的增多三個方麵。就食鹽產地而言，漢晉時期見於記載的產鹽之地有連然（今安寧）、姑複（今麗江）、南廣（今鹽津）、蜻蛉（今大姚）等處。但到唐代，據《蠻書》卷七記載，“其鹽出處甚多，煎煮則少。安寧城中皆石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勸百姓自煎。……瀘南有美井鹽，……昆明城有大鹽池，……東蠻、磨些蠻諸蕃部落共食龍怯河水，中有鹽井兩所。劍尋東南有傍彌潛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諱溺井。劍川有細諾鄧井。麗水城有羅苴井。長傍諸山皆有鹽井。”這就是說，在今昆明、楚雄、昭通、大理、麗江、思茅、西雙版納等地州市境內，均分布有鹽井。鹽井數量顯然比漢晉時期增加了數倍。從煮鹽業的技術水平來看，漢晉時期，雲南的食鹽多為自然采取。可是到了唐代，“蠻法煮鹽，鹹有法令”，已具備一定的技術，並且，“蠻官煮之如漢法也”，已接近內地的水平。以食鹽的產量而論，漢晉時期，各鹽井產量不多，供給食用的地區有限。到了唐代，隨著鹽產量的增加，供給的範圍大為擴大。如安寧鹽井，“升麻、通海以來，諸爨蠻皆食安寧井鹽”；瀘南美井鹽，“河賧、白崖、雲南已來供食”。
4.皮革加工業等
《蠻書》卷七載：“蠻排甲並馬統備馬騎甲仗，多用犀革，料雜用牛皮。負排羅苴以下，未得係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為佉苴，皆朱漆之。”則南詔還以犀革和牛皮做兵甲和腰帶，且用於軍隊裝備上，必有一定的量與之相應。除此之外，南詔還善於利用本土的特殊的材料進行兵器的手工製造。南詔槍、箭多用斑竹而製，斑竹產於蒙舍詔白崖山穀之中，實心，圓而緊密、柔細，彈性好，具有輕便結實的特點。永昌以西的野桑木是製作“弓”的上好材料，製作時，選擇適合做弓材的野桑木，先截斷其上端，然後從中間分割開，令木料自然彎曲定型後，再做成弓。這種弓可不裝弓筋，“而勁利甚於筋弓”，韌性極強。
（一）農業
1.土地的開墾
南詔對西南地區的統一，為西南地區土地大麵積的開墾提供了保證。南詔獨立建國後，首先在洱海地區展開了土地的開墾活動。《南詔德化碑》載：“扼塞河潦，高原為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即整治河流，治理水患，擴大耕地麵積。因洱海地區向為南詔主要的農業區，為南詔所重視。在南詔的治理之下，沼澤窪地開始變成良田，《南詔野史》記載：“大士既泄洱水，其地林藪蔽翳，人莫敢入。有二鶴，日往來河岸，人跡之而入，鏟利榛蕪乃得平土而居。”從鶴拓得名的神奇傳說不難看出，洱海區域已開始向湖泊要土地了。隨著壩區耕地麵積的擴大，山區耕地也得到了開發。據樊綽《蠻書》記載：“蠻治山田，殊為精好”，“小麥即於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說明當時的梯田開墾水平很高，在崗陵之上還普遍種植小麥。山區的開發，對於南詔多山的農業生產基礎而言，無疑最具推動意義。
其次，南詔還展開了對滇池周圍地區的土地開墾。南詔建國前期西遷二十萬戶白蠻於滇西地區後，造成這一地區人口的減少和人地關係的變化，“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州、昆川南至龍和以來，蕩然兵荒矣。”異牟尋時期，隨著南詔對東方爨區統治的深入和控製範圍的擴大，對這一地區的開發的力度也隨之加強。據載，南詔曾把被征服的施蠻、順蠻人口，以及河蠻、弄棟蠻、金齒蠻向滇池及周邊地區遷移，既為這一地區的開發注入勞動力人口，同時又再次開發了大量毀於兵荒的耕地。至南詔中後期，《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記載：“從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則從今天的昭通地區、曲靖地區至楚雄州西部的廣大地區，農業生產情況已和洱海地區基本一致了。
2.耕作技術的進步
在土地大規模墾殖的同時，南詔的農業耕作技術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首先表現在牛耕的推廣和鐵製農具的使用上。南詔對牛耕的運用相當普遍，《蠻書》卷七載：“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餘，兩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牽牛，一佃人持按犁轅，一佃人秉耒。”這就是所謂“二牛抬杠”或“二牛三夫”法。《南詔中興二年圖傳》有“奇王蒙細奴羅躬耕”一段，所畫二牛伏地，旁置犁架的場景，可證南詔使用鐵犁牛耕於農業生產的情況。當時的唐朝內地，牛耕仍處於推廣過程之中；牛耕的主要形式為一犁兩牛抬杠，一犁一牛較少，並且所使用的犁也是全長一丈二尺的鐵犁。顯然，雲南的牛耕技術和水平已與中原內地相差無幾。此外，除牛耕以外，在今西雙版納一帶，當地居民還馴象以耕，“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頗具民族特色。
其次，稻麥輪作製也在南詔農業地區實行起來。《蠻書》卷七載：“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於稻田種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後，還種粳稻。”可見，當時雲南的很多地區已實行稻麥輪作製。從中外農業發展史來看，稻麥輪作製的出現是農業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因為，稻麥輪作製是一種集約化程度較高的種植製度；它的出現，第一次使土地的利用和單位麵積的糧食產量成倍提高。在我國曆史上，這一耕作製度首次出現於唐代。出現的區域，一是地處中原內地的江南，再一個就是雲南。這充分說明，雲南的農業耕作技術和水平已達到中原內地的水平。
3.水利工程的興修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南詔境內重要的農業區，均是以洱海和滇池兩大高原湖泊為中心。對水源的利用和水患的治理是南詔水利建設的主要內容。以洱海區域來說，早在閣羅鳳時期，南詔就“扼塞流潦”，“疏決陂池”，興修水利，整治河流。到了唐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南詔王豐佑又“遣軍將晟君築橫渠道，自磨用江至於鶴拓，灌東皋及城陽田，與龍佉江合流於河，謂之錦浪江。又瀦點蒼山玉局峰頂之南為池，謂之高河，又名馮河。更導山泉共泄流為川，灌田數萬頃，民得耕種之利”。修建大型蒼山高河水利灌溉係統，“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在滇池地區，南詔還修建有金汁河、銀汁河等水利工程。
4.糧食產量的提高
糧食產量是較能體現南詔農業發展程度的指標。對於南詔糧食的畝產量和總產量，由於沒有數字記載，很難作定量描述。但從一些相關資料來看，糧食的產量是很高的。南詔“土地肥沃，宜稻禾”，農業上糧食作物品種繁多，適應壩區和山區不同的自然條件，滇東、滇中、滇西地區的農作物有稻、麥，豆、麻、黍、稷等，既有北方作物麥、黍、稷，又有南方傳統作物稻、豆類作物也有種植。唐初對洱海地區白蠻的記載中，認為“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獲亦與中夏同”，糧食畝產量已與中原內地一樣。《南詔德化碑》盛讚皮羅閣時期“國貯九年之富”，雖有誇大之嫌，但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南詔農業產量充足、糧有盈餘的情況。近年在南詔太和城遺址發現了一塊《南詔倉貯碑》，記載南詔一所官倉一次就收糧9549石。如此之大的產量，應當是南詔農業在量和質兩方麵進步的結果。
（二）畜牧業
1.畜禽養殖的總體情況
南詔家畜種類較多，《西洱河風土記》載：“畜有牛、馬、豬、羊、雞、犬。”《蠻書》卷七雲：“豬、羊、貓、犬、騾、驢、兔、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除上述諸種外，見於記載者還有鹿、象等。南詔專門飼養鹿，“西洱河諸山皆有鹿。龍尾城東北息龍山，南詔養鹿處，要則取之”。“象，開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牛耕也”。
馬的飼養主要分布在滇東北一帶、滇池周圍地區至洱海地區、騰衝一線，並形成三大養殖中心。一是東爨烏蠻區。《蠻書》卷四載：“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二是在洱海中心地區，“陽苴咩及大厘、鄧川各有槽櫪，喂馬數百匹”。洱海十賧區的白蠻和烏蠻也普遍養馬，凡有征發有馬者即被編為馬軍。三是在著名的產馬區越賧區，《新唐書·南詔傳》雲：“越賧（今騰衝縣東北之瓦甸一帶）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南詔還具備了一定的牲畜飼養技術。東爨烏蠻區的牲畜飼養方法是“一切野放，不置槽櫪”，體現畜牧民族特有的生產特點。陽苴咩及大厘、鄧川等地則是修建馬廄，采用槽櫪喂養。越賧馬的飼養最為精細，“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禦，日馳數百裏”。
牛的養殖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今大理西部及楚雄州一帶，“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犢子。天寶中，一家便有數十頭”；另一個是東爨烏蠻區，“牛馬被野”。通海以南區域，“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為群”。大概處於野生放養階段，還沒有進行人工馴養。
南詔時期羊的牧養已經盛行，但在畜牧經濟中的地位不突出。產量上以今迪慶藏族自治州一帶數量最多。《蠻書》卷七：“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
2.畜牧經濟的地位
畜牧業是南詔的又一重要生產部門。南詔境內各民族經濟發展並不平衡，許多居住於山區的民族仍以畜牧經濟為主要生產形態，即便是居住於壩區從事農業生產的民族，也同樣進行著畜牧業的生產。所以，畜牧業對於南詔社會經濟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農業。
《新唐書·南詔傳》說，南詔的管理機構中，“乞托主馬，祿托主牛，巨托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這既是畜牧業有較大發展的反映，也體現了南詔對馬、牛飼養業的重視。馬和牛是南詔重要的畜牧品種。概因二者均不僅僅為生活所需，馬還是南詔馬軍的重要裝備，牛則是農業生產的重要工具。
（三）手工業
南詔時期的手工業比較發達，已形成很多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並具備不小的生產規模和很高的技術水平。
1.紡織業
紡織業是南詔重要的手工業。唐初洱海地區就“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幅廣七寸以下”。從南詔後期紡織業的相關記載看，這時的紡織品質量與內地還有一定差距。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南詔的紡織業有了很大進步。《蠻書》卷七說：“蠻地無桑，悉養柘，蠶繞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幹數丈。正月初蠶已生，三月中繭出。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紡絲染色後成為上服，所織之錦，紋頗密致有奇采。亦有刺繡，南詔王、清平官的禮服上皆刺有錦繡。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詔軍隊攻入成都，“將還，乃掠子女、工伎數萬引而南”。大批紡織工匠被掠往南詔，內地先進的紡織技術也隨之傳人，這對提升南詔的紡織業技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迅速地與內地水平看齊。
除絲織品外，南詔紡織業中還有木棉織品，“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娑羅樹子破其殼，其中白如柳絮，紉為絲，織為方幅，裁之為籠段。”娑羅樹子即木棉樹，銀生和麗水兩節度區的少數民族紉其果實中的纖維為織品，裁成衣服稱籠段或娑羅籠段。此外還有氈罽（披氈），《蠻書》卷八載：“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雲某物色值若幹冪。”氈罽是用羊毛之類紡織而成，從它參與本土商品交換的情況看，當是需求最大、使用較廣的紡織品。
2.冶煉業
冶煉業是南詔又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以冶鐵、冶銅與金銀飾品加工為主要。其中，鐵器的製造及加工最具規模，見於記載者有鐵犁、劍、槍、弓、矢、矛、鋌、甲、胄、腰刀等鐵製生產工具和兵器。兵器中又以鐸鞘、鬱刀、南詔劍最為有名，是南詔鐵器加工製造水平的代表。鐸稍，“狀如刀戟殘刃。……出麗水，裝以金穹鐵簜，所指無不洞也”。鐸鞘尤最為名貴，南詔王器重每次征戰都必須佩戴。鬱刀，“次於鐸矟。造法：用毒藥，蟲、魚之類，又淬以白馬血，經十數年乃用。中人肌即死。”南詔劍是貴族和平民常用的武器，造劍法：“鍛生鐵，取迸汁，如是者數次，烹練之。劍成，即以犀裝頭，飾以金碧。浪人詔能鑄劍，尤精利，諸部落悉不如，謂之浪劍。”。這些兵器每一樣均可謂兵中利器，體現了南詔獨具一格的生產工藝和高超的製造水平。
南詔冶鐵技術水平還可以從“南詔鐵柱”的鑄造反映出來。現存彌渡縣蔡莊鐵柱廟內的“南詔鐵柱”，鑄於南詔王世隆建極十三年（公元872年），高3.30米，圓周長1.05米，分5次鑄造，然後再連接完成。
南詔的冶銅業也十分發達。南詔統治者曾大量用銅鑄造銅像、銅鍾等。豐祐時重修崇聖，一次便用銅四萬五百九十斤，鑄造銅佛像一萬一千四百尊。崇聖寺有建極（世隆年號）十二年（公元871）鑄造的銅鍾，此鍾直徑丈餘，厚一尺，鍾聲可傳八十裏。鑄造這樣的巨鍾工藝要求很高，需要有規模較大的手工冶鑄作坊和一定數量的工匠。這說明，南詔銅的生產和鑄造能力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金銀的開采和冶煉加工也有一定的規模。金有生金和麩金兩種。《蠻書》卷七《雲南管內物產》說：“生金，出金山及長傍諸山、藤充北金寶山。土人取法，春冬間先於山上掘坑，深丈餘，闊數十步。夏月水潦降時，添其泥土入坑，即於添土之所砂石中披揀。有得片塊，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兩五兩，價貴於麩金數倍。——麩金出麗水，盛沙淘汰取之。”銀主要出於會同川的銀山。同書記載：“銀，會同川銀山出。”南詔貴族使用的器皿、服飾、婦女的首飾等，多為金銀製品，史籍記載中主要有“金佉苴”（金帶）、“衣金甲”、“金鏤盒子”、“金盞、銀水瓶”等。用量最大的，莫過於用金銀鑄造佛像。勸龍晟時（公元809～816年），南詔曾用金三千兩鑄佛三尊。豐祐時（公元824～857年），則用銀五千兩鑄佛一堂。
3.煮鹽業
煮鹽業是南詔又一重要的手工業。與漢晉時期相比，唐代雲南煮鹽業的進步主要表現在食鹽產地的增加、煮鹽技術的提高和鹽產量的增多三個方麵。就食鹽產地而言，漢晉時期見於記載的產鹽之地有連然（今安寧）、姑複（今麗江）、南廣（今鹽津）、蜻蛉（今大姚）等處。但到唐代，據《蠻書》卷七記載，“其鹽出處甚多，煎煮則少。安寧城中皆石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勸百姓自煎。……瀘南有美井鹽，……昆明城有大鹽池，……東蠻、磨些蠻諸蕃部落共食龍怯河水，中有鹽井兩所。劍尋東南有傍彌潛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諱溺井。劍川有細諾鄧井。麗水城有羅苴井。長傍諸山皆有鹽井。”這就是說，在今昆明、楚雄、昭通、大理、麗江、思茅、西雙版納等地州市境內，均分布有鹽井。鹽井數量顯然比漢晉時期增加了數倍。從煮鹽業的技術水平來看，漢晉時期，雲南的食鹽多為自然采取。可是到了唐代，“蠻法煮鹽，鹹有法令”，已具備一定的技術，並且，“蠻官煮之如漢法也”，已接近內地的水平。以食鹽的產量而論，漢晉時期，各鹽井產量不多，供給食用的地區有限。到了唐代，隨著鹽產量的增加，供給的範圍大為擴大。如安寧鹽井，“升麻、通海以來，諸爨蠻皆食安寧井鹽”；瀘南美井鹽，“河賧、白崖、雲南已來供食”。
4.皮革加工業等
《蠻書》卷七載：“蠻排甲並馬統備馬騎甲仗，多用犀革，料雜用牛皮。負排羅苴以下，未得係金佉苴者，悉用犀革為佉苴，皆朱漆之。”則南詔還以犀革和牛皮做兵甲和腰帶，且用於軍隊裝備上，必有一定的量與之相應。除此之外，南詔還善於利用本土的特殊的材料進行兵器的手工製造。南詔槍、箭多用斑竹而製，斑竹產於蒙舍詔白崖山穀之中，實心，圓而緊密、柔細，彈性好，具有輕便結實的特點。永昌以西的野桑木是製作“弓”的上好材料，製作時，選擇適合做弓材的野桑木，先截斷其上端，然後從中間分割開，令木料自然彎曲定型後，再做成弓。這種弓可不裝弓筋，“而勁利甚於筋弓”，韌性極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