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論史

第一節 楊傑的外交思想

　　一、外交與政治的關係

楊傑不僅是位著名的軍事戰略家，而且是位有才華的外交家，他在20世紀30、40年代，進行了一係列較有成效的外交活動，特別在抗日戰爭中，由於他發揮了外交才能，為中國的抗戰爭取到了許多國家的同情與支持。對他的外交思想進行一些研究，對我們研究國際關係史，亦有一定的益處。

楊傑認為：外交是國家政治力量的擴充。

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大家關起門來，自己解決自己的事，不和外國來往，外交關係就不會發生。可是有些國家，因為文化程度較高，或者因為經濟特別繁榮，或者是因為政治力量特別強大，它們就突破了國界衝到別的國家裏麵，和別的國家的文化、經濟或政治力量接觸。因為國家是政治性的組織機構，縱使國與國之間最初發生的是文化關係或經濟關係，政治力量也必然跟著進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政治力量彼此接觸，外交關係便自自然然地發生。可見，外交是在兩個國家或許多國家利害衝突的搖籃裏產生的，外交結束了這一次戰爭，再製造下一次的戰爭，所以外交又是軍事的延長。外交也是戰爭方式之一。

楊傑從軍事觀點出發，認為政治“是盡量提高自己的戰爭警覺性，加強自己的軍事準備，同時，用政治性的催眠術把敵人催眠，使他迷迷糊糊，莫名其妙。”他打比方說：一個強國蓄意吞並弱小的鄰國，暗地裏早已準備得妥妥當當，而表麵上卻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使弱小國家根本感覺不到有被侵略的可能，等到一覺醒來，再作準備，已經來不及了，隻好對於敵國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以作明哲保身之計。假若弱小國家有高度的戰爭警覺性，一麵修道保法，勵精圖治，一麵催眠強鄰，使它安分守己，根本不作侵犯之想，也可以保持國家民族的安全。這都是外交的最好辦法。

楊傑將軍研究外交和政治是分不開的，有些政治工作，要由外交官去執行；有些外交工作也含有政治的成分。但是，政治和外交並不是沒有區別的，政治是思想方麵的、心理方麵的戰爭；外交雖然和思想也有關係，卻更接近物質的軍事實力。楊傑說：“政治的著眼點是盡其在我，是求己的，內向的；外交的著眼點卻著在對方，是求人的，外向的。”楊傑用商人做生意的方式來解釋：政治就是增加自己的資本，外交就是利用別人的資本。

楊傑以上這些論斷、這些比方，就比較清楚地、生動具體地說明外交和政治的關係，而且也明確地說明了“外交是國家政治力量的擴充”這一觀點。也可以說就是政治戰。當然它們還是有所區別。

那麽我們為什麽要用政治戰呢？換句話說，政治戰的目的是什麽？

楊傑指出：政治戰的目的，就弱者來說，是使強者不作向外發展之想；就強者來說，是使弱者放棄抵抗的準備。假如強者已經有了向外發展的野心，弱者已經在作保衛國家生存獨立的準備，敵對的意識非常顯明，由敵對的意識燃燒起仇視的情感，由仇視的感情發展為戰爭的行為。這樣，雙方都要付諸武力解決，戰爭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

大家都知道，戰爭是殘酷的、悲慘的，人民要付出代價，要出錢、出力，要放下工作器具，放下舒適的職業，放下安定的生活，或到前線去打仗，或到後方製造武器，擔任運輸，夫離子別，家庭離散了，國庫空虛了，社會秩序破壞了，人心惶惶，死亡載道，長此以往，後果可想而知。因而戰爭既然是關係到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所以就不能隨便輕易發動戰爭，不能感情用事，要用理智的方法來解決，要考慮分析到對國家民族有利，才能進行；對國家民族不利，就不能進行。所以，雖然情勢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嚴重關頭，還是要想辦法製止戰爭，於是使用外交手段就非常重要，有本事的外交家靠著三寸不爛之舌，往往能化幹戈為玉帛，使敵國放下戰爭武器。這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以及世界史上都是屢見不鮮的，但是，現代化的今天，外交要有強大的經濟、軍事、技術做後盾，互相配合才有力量，效果就會更好，因此，也可以說，外交是軍事的延長，是戰爭的一種方式。

楊傑所追求的是不流血的理想的戰爭；合乎理想的戰爭，就是不戰而勝的戰爭。要做到這點，要取得這種理想的勝利，隻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政治戰，另一種就是外交戰。才能達到這種目的。

由於這些原因，楊傑非常重視國家的外交政策，並把它作為國防力量四麵體應用的理論之一來論述。

楊傑分析了外交的各種形態：

普通之合作：兩個國家和兩個以上的國家，遇到國際上某種問題的發生或是預防某種問題的發生，彼此利害相同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會在外交上采取一致的行動，通常稱之為合作。

軍事同盟：外交上的合作，做到所謂“一個鼻孔出氣”。這種合作可以叫“文人合作”。雖然，舌劍唇槍，也可以解決許多問題，然而力量到底有限得很，等到口頭的爭辯失掉了效用，要想貫徹國家的意誌，便非摩拳擦掌，準備動武不可了。利害一致的國家，這時候便由相罵的合作進步到相打的合作，變成攻守同盟。攻守同盟是“文武合一”，也就是外交與軍事的雙重合作。

國防麵的合作：為了保證未來並肩作戰的勝利，為了加強同盟的作戰力量，技術優越的國家往往派遣技術人員到同盟國去充當政治顧問、軍事顧問、工程師，幫助同盟國改革政治機構，提高行政效率；幫助同盟國改良軍製，編練新軍；或指導同盟國進行生產建設，充實國防。因此，兩個國家由線的合作，變為麵的合作，即“國防麵”的合作。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德奧同盟，就是這種典型。又如“七七”事變以後，英、美、蘇三國在外交上、經濟上、技術上直接間接地給了中國不少援助。等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日、德、意宣戰，中國也跟著對日、德、意宣戰，但是中國並沒有同英、美正式締結軍事同盟，中國的軍事行動不受任何限製。

過度的合作——吞並：兩個國家的合作，萬不可四點相合。假如四項統統合在一起，兩個四麵體變為一個四麵體，小的就被大的合並。1938年4月10日，投票決定的德、奧合並，就是奧國先把匈國吃掉，德國又把奧國吃掉，奧地利就進入了德國的肚皮。

保護國、殖民地：強大的國家把弱小的國家並吞之後，就要想方法把它消化。初吞下去的時候，在形式上看，大多數是完整的，實際上無論內政外交都不能自己做主，一舉一動，都要聽命太上政府。

殖民地的政府，有經濟力量，有技術力量，有時也有軍隊。但殖民地的人民隻能當兵，沒有資格當指揮官，絕對服從宗主國的命令。殖民地的軍隊權被消滅以後，再進一步便實行愚民政策，不許殖民地的人民設立大學受高等教育，不許殖民地的人民充當技師，消滅他們的技術。技術消滅了，創造發明的本領沒有了，殖民地人民隻能做粗笨的苦工，賺極少的錢，原有的財富被剝奪了、沒收了，經濟基礎根本喪失。一個獨立的國家於是完了。接著就是消滅“人種”。這便是日本消化朝鮮的過程，朝鮮消化完了，消化“偽滿洲國”，“偽滿洲國”消化完了，就要起來消化整個中國。日本的“大陸政策”就是消化中國的政策。

楊傑說，所以“一個國家的存在與否，是要看他有無軍權和外交權。一個民族的興亡與否，是在他有沒有經濟能力和技術能力。”

楊傑對以上五種外交形態的分析是符合世界外交慣例實際的，他分析了各種形態後，還結合了具體例子，結合到中國的抗日戰爭，日本的大陸政策。這些例子，使人看了觸目驚心，怎麽還能迷迷糊糊睡大覺呢？怎麽還能不振奮求民族生存，和敵人決一死戰的決心呢？這些都明確地說明了外交與政治關係。

他認為：凡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政治製度，事情沒有辦不通的。因為民主精神就是政府的一切政策不違背全體人民的利益，當政府的利益和維護人民的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犧牲政府的利益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當少數人民的利益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犧牲少數人民的利益以維護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所以，包括內政外交的政治，外交也可以解釋為“政治的外延”，政治建設的路線有了，外交問題也就不難而迎刃而解。從以上楊傑對外交的分析及論斷，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了外交和政治的關係。

二、外交與國防的關係

楊傑首先從我國曆史上找出了外交產生的根源。他認為，外交要有對象，即國與國的對立。在古代，雖有國家，但是處於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下，當然就不可能發生外交關係。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要通有無，增進生活，又隨著交通工具的進步及人類欲望的增長，因之，商業關係由國內延長到國外，國與國的接觸逐漸多了，於是糾紛迭起，為了解決糾紛，保護人民對外的利益，國與國之間便派遣使節來維護本國的利益。其後，由經濟關係進一步發生政治關係。

就拿中國周朝來說，周朝雖然確立了封建製度，實際上天子與諸侯、諸侯與諸侯之間，仍然保持著對立關係，如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公之臣相為賓客，就是指彼此互派外交官吏，但是，國土有大有小，人口有眾有寡，土地有肥瘠，國力有強弱，依照人類有求生求存的欲望，於是強淩弱、眾暴寡的事發生了，互相征伐，蘇、張之流創造了合縱連橫，大顯神通，使列國的刀鋒，隨著他們的舌頭跑，這就是我國古代外交史的特色異彩。這也可以說明外交政策的重要及它所起的作用。

我們知道，國家有求安求全兩種，弱小者求安，強大者求全，所以就產生了軍事同盟，軍事同盟就是利用他國的軍備，以求造成優勢以製敵。而同盟又非運用外交不可，例如英法同盟，英美蘇同盟等等。孫子有伐謀伐交之說，又說七種條件把它和敵國分別加以較量。由於古代間諜製度尚未建立，情報工作由外交使節擔任。根據上麵的情況，楊傑指出：由此可知，由經濟上利害關係發生外交關係，外交關係又引起彼此間的安全感覺而需要建設國防，於是，由政治戰發展到外交戰，由外交戰發展到軍事戰，這就是戰爭發展的規律。

可見，國防與外交是同時產生的，外交的本能就是為國防服務。

所以，西方人認為外交官是帶有危險性的人物，彥利瓦屯說：“大使是派出去欺騙外國來謀己國利益的人”；英皇亨利第七寇克不準外交官在英逗留；法國使者久駐波蘭，波蘭議會提出警告：“你若不走，我們把你當做偵探。”這些都證明外交官吏首先有了作偵察的事實，才會引起這種反應，同時，也說明了外交為國防服務的事實。

為此，楊傑指出：“隨著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進步，外交已成為一種係統完整的政治科學，而外交的運用，又是一種藝術，而外交活動的表現上，卻由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種族的、心理的、宗教的種種條件來決定。”不管外交活動的方式千變萬化、多種多樣，而外交活動的中心永遠不變，這就是國家利益所在。

所以，當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是不利於作戰的。因此，孫子說：“強而避之”。弱國的外交政策，必須爭取和平，避免引起任何戰爭。在和平空氣的掩護下，趕緊整頓國防，建設國防，充實國家的自衛力量。同時和敵國的敵國團結成軍事同盟，以加強自己的防衛力量。如果敵國有同盟國家的話，就離間它們，使他們散夥，使敵人勢孤力弱，就不至咄咄逼人，挑動侵略性的戰爭了。而且要以先敗不可勝為第一個目標。

現在國防理論已成為一種有係統的科學，政略、戰略的糾紛已迎刃而解了。國防科學把整個國家當做一個有機的戰鬥體，它是科學的綜合，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都是國防體係的一環，政略、戰略都由國防組織來決定。國防科學出現後，改變了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相互關係，將各種矛盾統一了，即是一切都以國防為中心，它們更加密切、更加協調。因此，不僅外交政策應取決於國防政策，其他政策都應取決於國防政策。

楊傑根據他以上的觀點，他提出了外交與國防關係的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利害一致者，弱可以轉強，強可以變得更強。

第二，外交政策與國防利害不完全一致者，強的變為弱的，弱的變為更弱。

第三，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利害相反者，強的失敗，弱的要徹底失敗，甚至不論強弱均被敵國征服滅亡。

這三個原則是讀曆史的一麵鏡子，也是衡量外交政策、觀察外交活動，判斷優劣得失的一個尺度。

可見外交與國防的關係是如此密切、如此重要。為了進一步說明這種關係，楊傑舉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曆史做例子：

日本在19世紀中葉外受侵略，內則藩閥幕府混戰，政治貪汙腐敗，到1868年明治維新時，幕府還政，廢藩還封，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於是日本在主觀、客觀的需要下定下了“大陸政策”，日本的國防建設便以實現“大陸政策”為目標，他的外交政策即以實現此政策為任務。

明治初年，西鄉盛倡征韓論，伊藤、岩倉由歐美返國，竭力反對。明治十七年，朝鮮發生“甲申事變”，日軍閥又主張以戰爭手段解決之，伊藤又反對。明治派他和清廷交涉，把當時的朝鮮變成中日兩國共同保護的朝鮮。伊藤為什麽要這樣做呢？因為他知道日本國防力量還不充足，所以用外交來掩護，使優勢的國防在和平空氣中逐漸完成。經過27年的準備，甲午之役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

中國軍隊崩潰之快，出人意料，德、俄、法三國出來幹涉，德、俄、法調動大兵做後盾，情形十分緊張，當時明治在廣島開會對付。日本退回遼東半島，卻得了三千萬兩銀子做日俄戰爭的本錢。所以，甲午戰爭以後的日本國防建設與外交活動，則以準備對俄作戰為目標。

日本對俄作戰最大顧慮是法俄同盟，所以日本的外交便把握著英俄在遠東和印度的利害衝突，於1902年，締結英日同盟，規定共同維持中韓兩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日俄之戰，俄艦隊又被日各個擊破，而俄國內部又醞釀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美國的羅斯福出麵擔任調停，隨後，《樸次茅斯條約》簽訂。經過這一次戰爭，日本便成為東亞的霸主了。日本的成功也是他的外交政策和國防利益完全一致的結果。所以說，外交為國防而服務。

由於科學的發展，交通的發達，戰爭範圍的擴大，使外交和國防的關係更加密切。今天的戰爭已經不是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的戰爭，而是這個國家集團和另一個國家集團的戰爭，一個國家若要準備應付現代的集團戰爭，必須事先形成若幹國家的聯合國防。於是外交家就要想法去完成這一重大的任務，就必須以敏銳的眼光把握住未來戰爭的性質和趨勢，以決定采取一種積極而有效的聯盟政策。同時，外交家還必須盡量利用其他國家的力量來加強自己。國力尚未充實，國防建設計劃尚未完成的國家，外交家的任務就是爭取和平，緩和本國與敵國之間的衝突，如果已經發生糾紛，就要想法消弭，同時，積極地拉攏其他國家，增進相互間的友誼，為戰時的軍事同盟鋪下穩固的基矗如果戰爭無法避免，一旦發生，外交家就要想法拆散敵人的盟國，使敵國陷於孤立，說服其他國把敵人包圍起來，使敵人放下武器投降，利用別國的軍隊打仗，自己流最少的血，得到最大的勝利。

楊傑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防已經集體化了，戰爭已經全球化了，未來的戰爭與國防，必須順應著這種趨勢有加無已。外交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愈加重要了，和平與戰爭，勝利與滅亡，和外交家的嘴巴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外交家不單是促進國際局勢演變的媒介劑，他們實在還有旋乾轉坤的大力。因此，外交家人才的識拔和培植，在今天是特別重要的。”

從以上這些情況我們可以看出，戰爭集團化增加了外交的重要性，外交政策是國防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外交的作用有兩個：一個是掩護國防的建設完成；一個是發揚軍備的威力，利用別國的軍隊打仗，以擴張戰爭的效果。

三、外交與情報的關係

我們知道，外交是政治的延長，也是軍事的延長，外交也是一種戰爭。要保證外交的勝利，也得要事先了解敵人的情況。正如孫子所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所以，必須把對方的情況和國策弄清楚，才能和他談外交。

楊傑之所以是位很有才華的外交家，而且處於中國經濟、技術、軍事都比較後進的情況下，後盾是很薄弱的，他還能通過各種外交手腕，在抗日戰爭中獲得了許多國家的軍事、物資及貸款的援助。這除了他的外交才華外，和他了解各國的情況和國策及外交政策是分不開的。

楊傑認為：美國號稱“金元帝國”，是有錢的，他的國防力量，以經濟做支點，拿經濟力量去提高技術，擴充軍備。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很簡單的：當侵略者劍拔弩張的時候，它大聲疾呼地叫喊和平；當戰爭爆發的時候，它隻好起而應戰；當它以單獨的力量對抗不了侵略者的時候，它口頭上譴責侵略者；當侵略者威脅到它的利益和安全的時候，它宣布門羅主義，要求整頓國防並支持侵略者，以阻止侵略者的進展；當侵略者真正侵犯它的時候，它就號召一切反侵略國家成立聯合陣線。

美國主張援助中國，就是因為他知道：幫助中國就是防止日本向別的地方冒險的有力保證。同時，他竭力促進美蘇兩國的友好，消除兩國的隔膜，因為他預見到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除非美國加入中、蘇、英聯合，將日本四麵八方地包圍起來，否則短期內擊敗日本是不可能的。

英國的生命線在海上，英國的敵人最多，雖不願意打仗，但是卻沒有方法能夠避免戰爭，兩次世界大戰，英國都是主要角色。英國知道自己的命運，所以建設強大無比的海軍，博得了“海上王”的稱號，英國的外交，人稱“巨艦外交”。打起仗來，雖以軍事為主，外交戰卻十分活躍。第一次拖美國參加世界大戰的是英國，第二次拖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還是英國。

德國的外交政策在為戰略服務這一點上，表現得無比的精幹和忠實。德國的命運寄托在歐洲大陸，所以它的外交政策也以歐洲大陸為核心。因此，法國和蘇聯是它的主要敵人。於是，德國一麵無限製地擴充軍備，一麵利用宣傳手段大施催眠術，弱化它的敵人。當法國馬其諾防線築成的時候，德國報紙曾經把這道防線的威力捧到天上，以麻痹法國人。法國失敗後，德國又想利用聯美英組織“反共十字軍”打蘇聯，外交上失敗後，它就用軍事力量進攻蘇聯，相信四個星期到六個星期就可以擊敗蘇聯。蘇聯紅軍兩年半的英勇抗戰，證明希特勒對於蘇聯實力的估計是錯誤的。

日本的外交是忠實地為它的國策服務的。日本的永遠國策是：“惟欲征服支那，必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軍閥之所以侵略中國台灣、朝鮮，強占中國東三省，再度進攻中國，以至挑起太平洋戰爭，正是為的逐步實現它的永久國策。日本國防外交的特殊作風，是在叫喊和平就是發動戰爭的信號。先宣戰，後動手，這種國防上的慣例，日本絕不采用。這與日本軍人最擅長的戰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奇襲的手段取勝是分不開的。它的外交到處碰壁，隻好以武力硬幹了。

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受蘇聯共產黨的戰略指導的。在平時，它的活動中心是爭取和平，以掩護社會主義的國防建設；在戰前，它的活動中心是把握住國際的矛盾對立關係，給蘇聯造成一種有利的形勢；在戰爭爆發後，它的活動中心是捐棄一切恩怨，盡可能爭取友邦的力量以加強自己的抵抗，盡可能分散敵人的壓力以取得賤價的勝利。由於蘇聯是現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它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主義把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起來，所以，蘇聯的外交政策，比一切其他國家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確地把握現實。

楊傑對世界各國的國策及外交政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些了解與分析，少不了要得到對方國家的大量情報，這種情報不是根據薄弱的推算或者是對事物表麵的觀察，而是耳聞目睹的事實，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利用間諜，所以，外交官和間諜所做的情報工作是分不開的。

古時候的間諜工作，都是由外交特使兼辦，外交官需要情報，沒有對方的確定情報，就無法辦外交；外交官也負責搜集各國的情報，得不到各國的確實情報，就不能算是辦外交。直到近代，間諜才專業化了，並且分門別類，有軍事間諜，有政治間諜，有經濟間諜，有思想間諜，他們不但搜集各國的情況，並且在敵國境內進行種種破壞工作，外交官雖然也有做間諜的，但間諜已經不是他分內的主要工作，隻要是法定範圍內的事，對方雖然明明知道，也是無法幹涉的。

這段敘述，可以看出楊傑對外交的研究是深刻的，它也說明了間諜工作和外交的關係以及隨著曆史的發展，間諜工作也不斷發展。

楊傑說間諜工作有很長的曆史，中國古代就已經有間諜工作，並且讓它為國家的外交政策服務。

古代大兵學家孫子，就把間諜分為鄉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五種。收買敵國的人民擔任情報工作，叫做鄉間。收買敵國的官吏擔任情況工作，叫做內間。收買或者利用敵國的間諜擔任情報工作，叫做反間。故意把不確實的情報泄漏出去，讓自己的間諜傳給敵國的間諜，使他犯謊報敵情的罪而被處死刑，叫幫死間。使派到敵國的間諜回來，報告敵國的內幕，叫做生間。

從間諜的五種形式看，我們可以知道，一般的人是不能利用間諜的，因為間諜工作是非常複雜和細致，稍微掌握不好，就會弄巧成拙，反而給國家帶來災禍，影響外交政策的製定等等。所以，利用間諜的人，必須是深謀遠慮的，必須是有自信力並相信間諜忠實可靠的互信人，同時還要有精微奧妙的分析能力，能夠辨別情報的確實性和虛偽性，才能真正明了敵國的真情，收到利用間諜的效果。而且還要進行反間諜工作，這是各種間諜組織的核心，隻有破壞了敵人的間諜組織，其他各國的間諜組織才能利用。當間諜的人若不忠實國家，一旦受人利誘，是非常危險的。

古代殷朝之所以能滅夏，除了有其內因外因之外，有伊尹在夏做間諜工作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同樣，周朝之所以能滅殷，其原因之一，有薑太公在殷朝做間諜工作。可知間諜工作在使戰爭指揮者“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方麵的重要作用。

隨著曆史的發展，近代生產、科學的發展，近代戰爭產生了全體總動員的新型國防，參謀組織也跟著擴展到發生國防力量的各部門。政治、經濟、外交、交通、實業、教育、文化，不論哪一方麵都有參謀組織，不能再和從前一樣，把它當做是純粹軍事性質的東西。過去的參謀組織，把它叫做“軍事參謀”，現在的參謀組織，叫做“國防參謀”。參謀組織的兩支觸角，就是間諜製度和反間諜製度。而反間諜組織的幫手是秘密警察和郵電檢查，因而，間諜和反間諜戰爭就必然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裏進行著。

依靠真實確切的情報，參謀組織“正確地估計敵我雙方的國防力量，做到真正的知己知彼，根據已知的數字，去確定國家政策，擬訂國防計劃，這就是參謀組織的任務。”

這樣，楊傑就把間諜工作和參謀組織的任務關係有機地聯係起來，而參謀組織又決定著國家的政策及國防的計劃，從而可見間諜工作的重要性。間諜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獲得對方可靠確實的情報，這一情報又決定著國家外交政策的具體化。所以，情報工作和外交的關係，是情報工作為外交服務，外交工作為國防服務，因此，國防組織和參謀組織能夠全麵的統一是很重要的。

楊傑認為，蘇聯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就是蘇聯參謀組織的樞紐。他說：“新興的國家，她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一切都按照全國的整個計劃逐步實施，各部門中間經常地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絕不是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彼此不相關聯。像蘇聯革命以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就是在蘇聯的國家設計委員會通盤籌劃之下進行的，三個五年計劃，把蘇聯從饑餓災荒、混亂不堪的情況中搶救出來，造成一個嶄新的頭等強國。這個國防委員會，是蘇聯參謀組織的樞紐，不論哪一方麵的情況，它全都明白了；不論哪一方麵的事情，它都要過問。全國的參謀組織，在它的指導監督之下，認真執行著各自的作業。”

他認為：日本政府為強化政治機構，充實國防力量，便成立了一個企化院，德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也是在戈林所領導的德國最高的參謀組織裏產生的；法國、美國都有最高國防會議；英國的國防大臣，且由丘吉爾首相自兼。美國的國防會議，在平時由秘書廳執行職權，秘書長由參謀本部的參謀次長兼任。戰前法國的國防總長是內閣總理達拉第、副總長是陸軍部長法布裏擔任。

楊傑以這些國際上的例子來說明國防組織和參謀組織的統一性、全體性和重要性。他認為，如果說，國防是一個有機的戰鬥體，那麽參謀組織就是它的神經係；國防會議是大腦，參謀組織就是腦神經。因此，有機體的神經係，做著知己知彼和計劃實施的工作，這就要依靠參謀組織中的調查和情報工作。因為，調查和情報的目的就是在於獲得本國和世界各國的全部知識。所以，調查工作和情報工作要樹中見林，從小處著手；但參謀工作和計劃工作要林中見樹，從大處著眼。隨著戰爭的範圍擴大到全世界，國防的範圍因為“聯合國防”的產生，也突破了國家界線的限製，參謀組織是國防組織的神經，必須跟著戰爭與國防的發展而發展到國外。

楊傑結合到中國的參謀組織情況，指出中國的參謀組織是不健全的。他說：“在中國，世界各國的旅行家、醫生、傳教士、商人、教授和新聞記者，都是攜帶著重要的任務而來的，他們都是情報人員的化裝，直接間接地向他們本國的參謀機關傳達情況。是在中國設立的變相組織。我們對於自己國內的情形，還沒有外國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清楚，動不動就要聘請外國顧問，這就是中國參謀組織不健全，平時不注意調查工作的證明。”

楊傑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參謀組織的批評是正確的，他也曾多次提出健全中國參謀組織的建議，以此獲得準確的情報，決定國家的外交政策。但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製度，決定著國家的國策，它的依賴性、買辦性也決定著國家的外交政策。

不管怎樣，楊傑從愛國主義的思想出發，全麵利用了自己的外交才華，在抗日戰爭時期，憑著他的外交活動，取得了蘇聯、法國、荷蘭商人等等國家及私人的軍事物資援助和貸款，在中華兒女爭取民族解放的偉大鬥爭中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