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一節 八方豎耳，最高層處討信息

　　人的一生時常處於一種選擇當中，而每種不同的選擇往往對以後的人生軌跡帶來不同的影響。有時甚至邁出一小步都關係著以後人生的大方向、大結局，更何況麵臨大抉擇和大跨步的重要關口。因此，要想給人生導航，必須把握那些足以決定社會發展潮流和天下大勢的事物的狀態與動向，由此來正確地決斷自己的進退隱顯。

　　曾國藩在自己走的每一步之前，都把他的這一行動和天下大勢聯係起來考慮。而曾國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勢的主要方麵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運以及朝廷內的變故。

　　鹹豐十一年（1861）湘軍攻下安慶立下大功之後，曾國藩在麵臨新的進退抉擇關頭時，便對清朝的情況倍加關注。其實，曾國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雖然身在疆場，但卻一貫對朝廷大事非常關注，並且從來都反應非常敏感，因為朝廷上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們個人以及湘軍這個集團的利益與未來。

　　胡林翼和曾國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軍攻占安慶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得知鹹豐皇帝駕崩消息的，但這消息來源於友人之間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獲知此情之後，當即寫信向曾國藩表示：

　　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堪憂懼。

　　由於肅順等人久久隱喪不報，胡林翼和曾國藩天天在軍營中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卻長時間未接奉國喪明詔，愈發讓他們憂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驚起，仰望上蒼，哀聲長歎：“京師必有大事發生，不知是禍是福。”

　　專製統治易於保守政治機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條件的落後，信息的傳遞也就非常的慢。

　　慈禧太後在北京發動政變一個多月的時間裏，身居安慶的曾國藩等人竟然一無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國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諭旨一道，又有軍機處轉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掃了一眼抄示的奏折，發現鹹豐皇帝所立讚襄政務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麵，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仔細讀來，隻見奏折中寫道：“載垣、肅順、端華明正刑典，人心欣悅。”但奏折並未說明讚襄政務大臣們是哪一天被逮被殺的，也未說他們犯了何罪。曾國藩看後，真是嚇了一大跳。

　　他趕緊拿起諭旨看個究竟，以為諭旨會對此事做出解釋。更讓他驚異的是，諭旨卻一字未提讚襄政務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關他自己的新的職務任命，其中寫道：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製。

　　曾國藩通過對朝廷內的大勢的把握與深入細致地分析，得出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認為自己權太重，位太高，虛名太隆，因此必須辭謝大權的結論。這一決定無疑是正確的。不僅使自己進一步摸清了朝廷的意圖，為自己下一步決策提供了參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願的更為放心的將大權交給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的決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義。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人和統帥，曾長期受清廷的猜忌和壓抑，自從1860年擺脫這種狀況以來，其權勢日漸增大，在清朝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中的地位穩步上升。現在，清廷不但對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還為了能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製舊規。清廷此時也並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撫權力過大，會有尾大不掉的危險，最終結果就有如慢性自殺，但為了打敗最大的敵人，他們已顧不得那麽多了。

　　在一個王朝的末期，最高統治者對軍政大權的下放，往往需要先經曆一個較長的痛苦過程，但當他一旦邁出第一步，以後的行動便會變得驚人的勇敢。一方麵是因為被時勢逼得無奈，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在前一階段的放權行動中嚐到了甜頭。其實，這隻是一種本能的求生反應。這種對於地方官員先是持權不予，繼則又濫施濫予，是中央集權條件下君主專製統治的必然行為模式。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非正常現象，都意味著王朝的統治將進入墳墓，隻是速度和方式不同而已。

　　曾國藩在把握了朝廷的這些內情與動態後，根據自己的推斷，找出了自己思考的重點以及行動的方向。他認為，以現在的形勢推斷，最應擔憂的，不再是朝廷內部的矛盾問題，因為對於清廷中央來說，他們現在最大的敵人仍然還是太平天國，為了打敗這個你死我活的對手，是可以暫時將權力下放給湘軍將領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體製和常規的做法，也是能夠接受的。慈禧太後和奕盉將政變的消息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告訴曾國藩等人，雖然有敲打湘軍將領的意思，但並不希望他們就此裹足不前，他們更主要地還是要鼓勵他們更好地為朝廷辦事，趕緊將太平天國徹底打垮。

　　而隨著湘軍實力的擴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國藩擔憂的則是集團內部的維係問題。曾國藩已經很明確的意識到了這一點。

　　因此，曾國藩在把握了這樣的“天下大勢”之後，采取了一係列的果斷行動，如為湘軍集團的長遠利益及維護他的個人權威，將有深厚交情被他稱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參劾革職；為出一口積之已久的惡氣，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敵王有齡的時間，終於使王有齡沒有得到及時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讓李鴻章辦淮軍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遠見的安排。為後來湘軍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準備。

　　這些，都是在把握天下大勢的情況下具有的遠見和膽識。

　　現代社會信息渠道很暢通，但信息垃圾也害人不淺。因為，行色匆匆的人們很難把各種信息進行過濾、篩選，而那些有價值的信息又一時捕捉不著。中國傳統社會是個信息不發達的社會，但官場的規矩還是有的，其中之一即是《一剪梅》中講的“京信常通”，曾國藩在此基礎上又加上“不忘從最高處討風信”的處事之道。

　　曾國藩赴任直隸總督前，照例要覲見同治皇帝及兩宮皇太後。曾國藩也急於了解朝廷將他調任直隸的意圖，以及朝廷最關心的問題，以便於自己有所遵循。俗話說，萬事開頭難，如果有了最高指示，也就逢難易解了。

　　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曾國藩三次覲見皇帝、皇太後，他從中了解到，朝廷最關心的是練兵，保衛京師安全。

　　十四日，他由宗室奕山帶領，進入養心殿之東，十三歲的同治皇帝向西坐，兩宮皇太後坐在黃幔之內，即垂簾聽政。慈禧太後問了一些裁軍撤勇及一路是否安靜之類的話，隨後轉入正題，因為曾國藩原是京官，雖離京已十七年了，但對京畿的情況還是了解的。太後說：“你從前在京，直隸的事自然知道。”曾國藩答：“直隸的事，臣也曉得些。”慈禧沒有繞圈子，隨即便說：“直隸甚是空虛，你須好好練兵。”曾國藩以他一貫的謙慎，答道：“臣的才力怕辦不好。”曾國藩旋即退出。這次最簡單的對話使曾國藩掌握了“要點”。次日，曾國藩由六額駙帶領，第二次覲見。皇太後問了幾句造船的事後，也就離開皇宮。

　　十六日，曾國藩由僧格林沁之子帶領入覲，這次談的比較具體，皇太後先問了水師將領情況，隨即轉入練兵一事上，問曾國藩“幾時到任？”曾國藩答：“臣離京多年，擬在京過年，朝賀元旦，正月再行到任。”問：“直隸空虛，地方是要緊的，你須好好練兵。吏治也極廢弛，你須認真整頓。”答：“臣也知直隸要緊，天津、海口尤為要緊。如今外國雖和好，也是要防備的。臣要去時總是先講練兵，吏治也該整頓，但是臣的精力現在不好，不能多說話，不能多見屬員。這兩年在江南見屬員太少，臣心甚是抱愧。”屬員二字，太後未聽清，令伯王再問，曾國藩答：“見文武官員即是屬員。”太後說：“你實心實意去辦。”伯王又幫太後說：“直隸現無軍務，去辦必好。”太後又說：“有好將盡管往這裏調。”曾國藩對曰：“遵旨竭力去辦，但恐怕辦不好。”太後說：“盡心竭力，沒有辦不好的。”

　　曾國藩從慈禧的問話中，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朝廷對練兵一事十分關注。這與他所想做的事暗相吻合。經過元宵節後，曾國藩即將赴任，於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請訓，這次談話對練兵等事談的更為具體，皇太後問：“爾定於何日起身出京？”答：“定廿日起身出京。”問：“爾到直隸辦何事為急？”答：“臣遵旨，以練兵為先，其次整頓吏治。”問：“你打算練二萬兵？”答：“臣擬練二萬人。”問：“還是兵多些？勇多些？”答：“現尚未定。大約勇多於兵。”問：“劉銘傳之勇，現紮何處？”答：“紮在山東境內張秋地方。他那一軍有一萬一千餘人，此外尚須練一萬人，或就直隸之六軍增練，或另募北勇練之。俟臣到任後察看，再行奏明辦理。”問：“直隸地方也不幹淨，聞尚有些伏莽。”答：“直隸山東交界，本有梟匪，又加降撚遊匪，處處皆有伏莽，總須練兵乃彈壓得住。”慈禧練兵的首要目的是彈壓地方，保衛京師安全。對於國內動蕩不安的形勢，這位年紀不算老邁的皇太後還是清楚的。當然，練兵還有另一層用意，即對外防範西方國家的入侵。這從兩人的談話中也可以證實：

　　問：“洋人的事也是要防。”答：“天津、海口是要設防的，此外，上海、廣東各口都甚要緊，不可不防。”問：“近來外省督撫也說及防海的事否？”答：“近來因長毛、撚子鬧了多年，就把洋人的事都看鬆些。”問：“這是一件大事，總擱下未辦。”答：“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那一天他就翻了。兵是必要練的，那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他。”問：“他多少國連成一氣，是一個緊的。”答：“我若與他開釁，他便數十國聯成一氣。兵雖練得好，卻斷不可先開釁。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講和是要件件與他磨。二事不可偏廢，都要細心的辦。”問：“也就靠你們替我辦一辦。”答：“臣盡心盡力去辦。凡有所知，隨時奏明請示。”問：“直隸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曉得。”答：“一路打聽到京，又問人，也就曉得些。屬員全無畏憚，臣到任後，不能不多參幾人。”問：“百姓也苦得很。”答：“百姓也甚苦，年歲也不好。”問：“你要的幾個人是跟你久了的？”答：“已跟隨臣多年。”

　　有了尚方寶劍，曾國藩在直隸就不至於到處碰壁，做起事來就會減少許多麻煩和阻力了。他自到直隸後，正是本著先練兵、再整飭吏治、治河這樣一個順序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