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七節 多給自己留幾條退路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崇信程朱理學的學者，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興名將。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過問軍事。他仿照明代戚繼光創建了一支不同於綠營軍（官兵）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正當它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下令解散它。他為朝廷創建了一支軍隊，卻為自己解散了這支軍隊。

　　曾國藩自從“別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倍嚐艱辛，但他畢竟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了下來。在1857年回家守製時，他深深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後來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

　　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

　　因此，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問題。有鑒於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麽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高位重權卻顯得喜不勝憂。曾國藩在日記中披露了他的真實心跡：

　　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負乘之咎也。

　　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隻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可五萬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之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表露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群譏以為恃功驕蹇。

　　在這裏，曾國藩並非教條的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憂天，因為他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他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道：

　　長江三千裏，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

　　曾國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國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謀有勇，敢作敢為，願為人先。同時又不失驕縱、蠻橫。隨其勢力逐漸擴大曾國藩愈益為他擔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釀出禍患。因此，在天下矚目的天京戰役上，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

　　這些外界的謠言，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思懲之。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每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勝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做出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到江寧的時候，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

　　於是，他在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裏，明白表示無挾軍權自重的態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軍“自抑”，而非裁軍“自滅”。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五百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隻等勝利的蒞臨。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七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二萬五千人，隨後亦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這也是他強人之處。

　　曾國藩裁軍不辭官，在攻破天京後，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爵位。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圻，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心懷不滿。

　　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製，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要是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忽然為一群圖謀不逞之人所挾製，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道如何應付，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分的恐懼，以為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這時的曾國藩，一方麵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麵更留在兩江總督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裁撤湘軍，曾國藩謀事在先，“盛時常做衰時想”的一個典型事件。

　　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做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