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引言 王運三施縱橫計

　　王闓運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幾歲開始研究經學，對《春秋公羊傳》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經在於致用，尤其是實現其所謂“帝王之學”。他認為《春秋》主旨在於撥亂。治經要經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將經與術結合起來。術是權術，治理國家的一種方法、手段，即所謂縱橫之術。王闓運想用縱橫之術來輔助識時務之人成帝王之業。在亂世，誰能撥亂反正，成大事業，即輔助誰，但又要看準時局變動的趨向，靜觀勢態，未到其時，蟄伏隱退，時機到來，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滿腹經綸，又要有居靜不動的修養，可進可退。進時，用儒學、儒教使據亂達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時，用老莊的學問，莊子的禪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樂。

　　王闓運滿腹經綸，欲報效國家，將自己的一套經世安邦之策付諸實現。

　　王闓運的這種抱負，因太平軍起義的爆發而更趨強烈了。起義軍入湘後，曾國藩奉清廷之命幫辦湖南團練，組織湘軍與起義軍為敵，王闓運曾多次上書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視。後雖因身係獨子，未能從軍，但從此與湘軍將帥保持了密切的關係。在太平天國存在期間，他曾三度至曾國藩駐地探視，並參與謀劃。據王闓運晚年的弟子楊度後來追述，當時王氏“擊劍學縱橫，遊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為連橫。曾、胡卻顧鹹相謝”，而王氏卻“笑起披衣下”。說的是王闓運曾遊說曾國藩、胡林翼與太平軍“連橫”反清。王、楊師弟交情甚密，且當時王尚健在，故其說宜有據。計其進言當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軍探望時。但曾國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羈的文士，雖詩歌唱酬，優禮甚至，而於其意見，殊少采納，卻也是事實。如1856年初王作書與曾，促其建議撤團防、廢捐輸、清理田賦，以減輕對人民的壓榨，防止人民投奔和響應太平軍，曾就沒有接受。故王對曾，也始終隻以後輩和朋友自居，未嚐甘為僚屬。

　　王闓運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勸曾國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談，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國藩卻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幾上點點劃劃。不多時，曾起立更衣，王闓運便站起竊視幾上，隻見上麵依稀有個“妄”字。

　　一晃幾年過去了，此時的曾國藩正準備北上“剿撚”。一見王闓運到來，他極為高興，但因有了前兩次“勸進”，曾國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闓運這次卻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隻是與曾國藩討論學問。他對曾國藩說：“公之文，從韓愈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諸葛、魏武帝以入東漢，則順而易。”曾國藩起初聽得津津有味，並頻頻點頭。的確，學習辭章從唐代韓愈，上溯西漢，逆而難，如果自曹操入東漢就比較容易了，也順理成章。但到後來，曾國藩還是聽出了王闓運的弦外之音。原來還是讓他做曹操！但曾國藩這次倒也平靜，故作不知。王闓運自知他的帝王之術再無實現的機會，頗為沮喪，隻得悻悻而歸。

　　三次縱橫計不就，王闓運對曾國藩的看法大為改變。說曾國藩再次出山已“變節為巽順”，雖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擔當。直到晚年，王闓運已經曆了清亡、袁世凱複辟敗亡等重大的曆史事變，才對曾國藩當初不自立為帝的看法有了改變。據說民國後，珍藏著曾國藩“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聯的朱老夫子，曾專門去拜訪這位當年行縱橫計的王闓運，並拿出曾聯求王寫跋語。王闓運大為驚歎說：“難道真有這個聯嗎？滌公襟懷，今日以前，我隻知一半，今而後，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幾不知文正之所以為文正，左老三（即右宗棠）之所以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筆，另書一聯曰：“花鳥總知春浩蕩，江山為助意縱橫。”書畢，對朱君說：“吾不敢著墨文正聯上，以重汙文正。另書此，紀文正之大，且以誌吾過。”這就是以霸才自稱的王闓運，垂老始悔的一幕。曆史上多少委曲的憾事就是這樣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