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十六節 多做事情少說話

　　曾國藩信奉“多做少說”的箴規，當上兩江總督，節製四省後，向朝廷奏報比以前更少了，因此同治六年（1867）正月，接到以同治帝名義發下的上諭，責備曾國藩等人自從去年冬天以來，奏章報告非常稀少，幾乎一個月才一次。

　　我以很小的年齡登基即位，荷蒙東西兩宮皇太後孜孜不倦地治理天下，拔舉賢才，任用賢能，夜以繼日，操心勞累，每天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劃軍機大事。每當這些大臣們將奏章呈報上來後，我都詳細審閱。對於他們那些計謀，都深深地進行嘉狀勉勵，言聽計從。心中認為這些大臣們都是勝算老謀，對於大局方針一定早就布置周詳。隻是太平軍的氣焰一天天地高熾，但是這些大臣們的奏章卻寥寥無幾，因此對於南方的大局我一直耿耿於懷，深深憂念。現在，曾國荃招募義勇是否已經回到軍營？李鴻章是否已經帶兵到達鎮江？鮑超進攻寧國是否能夠得手？多隆阿等人的部隊是否分別攻取廬州和壽州？楊載福什麽時候可以銷假返回軍營，與彭玉麟一起率兵東下？兵貴神速，東南地區的老百姓，非常緊急地等待著我們去救援，戰爭情勢變幻無常，一切事宜都應該趕緊辦理。這一切究竟是怎樣把握全局，統籌安排，權衡輕重緩急，都應該隨時隨地飛馬馳報，使我放心，免我懸望。

　　對此，曾國藩自有理由，他上疏說：

　　我跪著拜讀之後，心中確實深深地感到憂愁恐懼，諭旨垂詢的各項事務，臣已於正月初十日，正月二十二日兩次奏報，已經將這些事的梗概情況說清楚了。隻是聖主對於臣下信任專一，兩宮皇太後希望天下平安，心情急切，可是我們做臣子的卻奏章寥寥無幾，幾乎是一個月才呈上一個奏章，這種疏忽遲緩的罪名又怎麽能夠推辭呢？我自從參與軍事，幾年以來，向朝廷呈上的奏章非常少。之所以這樣謙謙自守，也是有原因的：

　　一是不輕易地將謠傳之言上奏朝廷。例如最近賈臻上奏朝廷說已經收複廬州，袁甲三奏報說已經收複巢州，都是把探子的無稽之談作為向朝廷報告的真憑實據的例子。還有，有時太平軍的蹤跡尚未接近，我軍之中便相互震驚，動輒以發現和接近十萬、二十萬太平軍的消息向朝廷上奏，這更是足以惑亂軍心而使大的決策失誤。我從不憑借探子的報告就向朝廷上奏，是因為我不願意用謠傳之詞而淆亂朝廷的視聽。

　　二是不將尚未確定的事情輕易向朝廷上奏。一般說來，凡屬大股強悍的太平軍到來，在開始的時候常常是形勢萬分危急的，如果能夠堅守支持一段時間，後來就會漸漸地趨於安穩。例如去年黃文金向內地進扼，攻陷七縣，我軍堅持了三個月，我僅僅綜合成四個奏章向朝廷匯報。去年冬天徽州被圍，苦戰九次，堅守了將近一個月，可是我僅僅向朝廷上奏了兩次。我不願意用尚未確定的事實，以增加朝廷的憂慮。

　　三是不將尚屬計劃中的設想輕易上奏朝廷。戰爭情況瞬息萬變，是勝利還是失敗，很難通過計劃進行預測，鹹豐八、九年間，江南大營多次上奏朝廷說金陵指日可克，鹹豐十年夏天，又多次上奏朝廷說嘉興指日可克，可是事後都不能實踐諾言。我當初督帥江南江北的時候，曾上奏朝廷說，由寧國進兵，可以到達江蘇境內，但後來寧國失守，至今我不能履行諾言，我一直深深地以此為恥辱。至於最近內臣上奏朝廷而又承蒙聖恩抄錄以後傳達到我這裏的那些奏章中，有的說援助浙江的軍隊可以從嘉興直搗蘇州；有的說揚州的軍隊，可以從常熟進攻蘇州，都是沒有考慮到兵源和糧餉都很窮乏的情況，而擬出的萬萬不可以成功的計策。我不願意把預計中的設想上奏朝廷，不僅僅是顧慮到徒放大言難以兌現，也是擔心憂亂朝廷正常的規劃部署。由於這三個原因，我每次都必存謹慎嚴肅的想法，不料卻反而得到了遲延的罪名。在此以前文宗皇帝統禦天下，對於封疆將帥各分其責，使之各任其職，我尚且能夠以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跟隨在諸位將帥後麵，遵循著我這種愚陋笨拙的規則。現在正是聖上剛剛登基之時，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臣蒙受到非同尋常的恩遇，所倚侍寄托的責任越來越重，聖上對我的延訪也越來越經常。現在接到聖上諄諄告誡的諭旨，我自然應當改變以前的作法，今後隨時將奏章飛馳入告朝廷，從此以後決定每隔十日便向朝廷呈上一個奏章，如果有緊急情況就加班具奏。

　　可見，當時曾國藩主張的不必事事、時時向朝廷匯報，少上空言，多做實事的做法是十分正確的。尤其是軍事行動時，瞬息萬變，早晨報告的事情晚上可能發生了變化。至於因為朝廷對他的倚重而改變做法，打算以後多上奏章也是不無道理的。

　　清廷收到曾國藩的奏章後，認為所言在理，不僅免去了責備之詞，而且還令曾國藩按照自己的想法奏報，不必拘泥十日一奏的設想，一切要從效率出發。曾國藩有了“聖旨”，自然做起事來心中就更有數了。

　　§§第三章 曾國藩厚黑韜晦智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