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八節 權衡利弊，欺上瞞下

　　曾國藩認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還要靠把握剛柔的尺度。他說：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

　　一個人如果把隨波逐流當作是坎坷中的精神自慰和權宜之計，他或許還有自立於人的時候，而如果真的把它當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將一無所成。一個永遠自甘平庸無特立之行的人不僅與成功無緣，而是一個活著有無意味的問題。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當還屬於策略性的勇敢，曾國藩“按兵”“抗上”則可屬於這一種的勇敢。

　　1862年，鹹豐帝在逃往熱河途中，命令曾國藩速派湘軍大將鮑超帶兵北援。曾國藩一時舉棋不定，幾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為北援事關“勤王”，無可推諉，但又想留下鮑超所部對抗太平軍。他召集文武參佐討論對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種方案，結果多數人主張派兵入衛，隻有李鴻章力排眾議，說“夷氛已迫，入衛實屬空言，三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而“楚軍關天下安危，舉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張“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李鴻章認為英法聯軍業已逼近北京，“入衛實屬空言”，英法聯軍之役必將以“金帛議和”而告終。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聯軍，而是造反的太平軍。湘軍“關天下安危”，應把刀鋒對準太平軍。至於北援，應“按兵請旨”，靜待時局之變。曾國藩深受啟發，一麵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林翼）、曾（國藩）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一麵在實際行動上采取拖延觀變戰術。結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議”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時接到率勇北上諭旨的河南、陝西等省巡撫聞命即行，結果卻空跑一趟，勞民傷財。相比之下，則顯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們二人之所以高明，則由於接受了當時正在曾國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鴻章的意見。事後，胡林翼選擇李鴻章、陳鼐、李榕三人的獻議附於曾、胡二人的書麵意見之後，編為《北援集議》一書，刊行於世。大概由於內部議論，過於直露，不宜公開發表，在刊刻時刪去一些內容。故李鴻章的條陳中已不見“按兵請旨”的字句。

　　曾國藩、胡林翼不願派鮑超入援，還有另一層考慮。即鮑超乃一員勇將，朝廷肯令鮑超歸勝保管帶，而勝保乃極端仇視湘軍，勝保若以“勤王”之名，將鮑超收為麾下，那時北援湘軍就會拱手送人，這對全局又是大有影響的事。但鮑超不明個中道理，認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機會，所以也露出不滿之意。還是胡林翼善於做思想工作，他寫信勸誡說：

　　滌帥與我都深知勝保為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籌思無策，隻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饑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

　　經過胡林翼的一番開導，鮑超才明白了曾國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說在“勤王”問題上，曾國藩采納李鴻章意見“按兵”抗上是一種“剛”，而曾國藩對待鮑超的這番良苦用心則可謂是另一種的“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