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主政“行政院”便標誌著蔣經國時代的開始，本著“平凡、平淡、平實”的作風工作。出現了新人新氣象。1978年嚴家淦辭“總統”職，蔣經國繼任“總統”。
蔣經國人主“行政院”，事實上已經標誌著蔣經國統攬全局的“蔣經國時代”的正式揭幕。“總統”蔣介石在蔣經國出任閣揆的第二個月即因病纏身長住榮民醫院，不能視事，“副總統”嚴家淦1970年最後一次訪美，在紐約遭“台獨”分子槍擊，險些送命。
因此，對於1972年“蔣經國時代”的來臨，台灣國民黨內部是寄予厚望的。各方麵對於蔣經國“期望之殷，”陶百川在《廉能之治與誌士之氣》文中的一席話頗具代表性：
蔣經國先生在此時此地出任行政院長，可說是受命於‘危急存亡之秋’，不僅要安內攘外，簡直須旋乾轉坤。任務的艱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強廉能之治，恢弘誌士之氣，則國基永固，四海歸心，他日以仁擊暴，得道多助，國事固大可為也。
而蔣經國一上任，也立即呈現出“新人新政”的“新氣象”。他發表就職演說稱：“在此世局變幻，國家殷憂的時刻，承擔艱巨，內心深感惶恐。”他表示願以“國民”利益為先，排除萬難，“推進廉能政治”，完成“時代使命”，並明確提出任內的六字方針：“平凡、平淡、平實。”
蔣經國首先從人事革新入，大量起用新人以及台籍人士入閣參政。
蔣經國的第二個新措施是大刀闊斧整頓吏治，改善社會風氣。他上任伊始，即向整個官僚機構提出了“十大革新”要求，並向整個社會發出“八項革新”號召，以肅人心，以正風氣。台灣是金錢社會，貪汙受賄橫行，蔣經國知道此積弊非極端手段不能除。因此，他一方麵從正麵倡導廉能政治，一方麵嚴刑峻法，雙管齊下。
他首先拿自己的至親王正誼開刀，以示鐵麵無私。王正誼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兼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委員會主委，他利用職務之便，貪汙13.75萬元美金。王正誼是王采玉的侄孫，論輩分是蔣經國的表兄弟。蔣經國親自下令將王正誼收押，經過3次庭訊，判處無期徒刑。此案結局令台島震動。其他貪汙案的處理，如“海關副稅務兼稽查主任”白慶國被判死刑，高雄市楊金虎，被判5年徒刑，其妻倍之，等等，也無不顯示了蔣經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決心和鐵腕作風。與此同時，蔣經國嚴令台灣國民黨各級黨、政、軍、特首腦禁止各種公私機關兼職，以“專心政務”。
為了保持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每年以罕見的兩位數字遞進的持續高速增長的良好勢頭，同時也為了建立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改變以輕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減輕對外依賴程度，蔣經國明確提出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促進經濟全麵發展的方針。1972年，投資5000萬美元，宣布實施“加速台灣農村建設的新措施”。1973年蔣經國又提出以5年為限，完成交通與重工業為主體的“十大工程建設”。“十大工程建設”投資總額為64億美元，當時反對者甚眾，但蔣經國態度堅決，他說：“就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史實看來，如果沒有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經濟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和滯礙。”“所以，我們在未來五年中間，要為經濟建設奠定一個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後來，台灣經濟起飛及良性循環的事實也證明了當年蔣經國的遠見和魄力。
蔣經國入主“行政院”短短幾年時間，就以“強人”之勢，在台灣國民黨政權中確立起主導地位，使自己處於“全麵接班”的最佳位置。
1975年4月5日，大獨裁者蔣介石在台北因病亡故，撒手人寰。
他的死，對於蔣經國而言，最沉重的打擊莫過於精神支柱的崩摧。蔣介石是以自己的哲學思想和人生觀來鑄造蔣經國的思維與行為模式的。為培養蔣經國全麵繼承自己的衣缽，蔣介石可以說是傾注了畢生的心血，或家居庭訓，或書牘誨勉，或公中督考，或默化潛移。蔣經國曾深有感觸地講：
自從我服務社會以來，年齡漸長，隨侍父親的時間較久，認識父親的思想、精神、德業和襟懷也益深，自愧不能仰學於萬一，但在有知之年，我就一直在父親的慈愛、教誨、督責之中，父親於我可以說是領袖、是慈父、是嚴師。蔣介有的病故，對於台灣社會的震動並不大，因為權力真空並未出現，新一代政治強人早已代父行事，執掌權柄，做好了一切接班的準備。當然，被蔣介石借重用來為蔣經國開道的嚴家淦，尚得再做一番“滑輪”，以為蔣經國“父業子承”的過渡。
蔣介石去世次日，蔣經國曾向國民黨中常會請辭“行政院長”一職：“經國不孝，侍奉無狀，遂致總裁心疾猝發，遽爾崩殂，五內摧裂，已不複能治理政事，伏懇中央委員會衿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哀，準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職務，是所至禱。”
當天國民黨中常會召開臨時會議，做出兩項“重大決議”：
其一副總統嚴家淦，根據“憲法”第49條規定繼任蔣介石總統遺缺。
其二，對於蔣經國予以慰留，責以“效死勿去”，“銜哀受命，墨經從事”。
國民黨中常會的這兩項“重大決議”，十分荒唐，嚴家淦繼任總統，為“憲法”所明文規定，無需多此一舉。蔣經國因父喪辭職應向新總統提出，因行政院長非國民黨內職務。因此，對於蔣經國“試探性”地“故作姿態”，有人頗不以為然。
在探明蔣介石去世後，名義上的繼任者嚴家淦並無意與太子抗衡，自己在國民黨政權中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蔣家王朝的命運並不會就此終結之後，蔣經國就“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做“孝子”，為其父大辦喪事了。蔣經國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再一次將蔣介石“神聖化”，蔣介石的死被稱作“崩殂”，他的靈柩暫厝之處被稱作“陵寢”，並聲言，清明節時的風雨雷電是“風雲異色，天地同哀”，不折不扣地把蔣介石當作了封建帝王。蔣經國在守靈期間，台灣報刊登了他的舊作《我的父親》，並不時公布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一些字幅。蔣經國還不斷發表談話，遍訪黨、政、軍界要員，頻繁接見社會各界人士和普通民眾，利用蔣介石的“偶像”地位塑自己的權威形象，顯示自己的“正統性”，並以“死人壓活人”收服“先朝”的“元老”。
喪葬事畢，台灣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於4月28日召開會議，修改黨章，推舉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中央主席。這樣，國民黨把“總理”的名義永遠保留給孫中山把“總裁”的稱謂保留給了蔣介石，至此，國民黨黨魁的稱謂已三易其名。
這時，對蔣經國而言，惟一“礙手礙腳”的人便是有“母後”之尊的宋美齡了。雖然元老重臣們一致擁戴蔣經國，但“夫人”若有不同意見，這批人更樂於聽從。蔣經國雖貴為“主席”，但每有重大決策，如果不同宋美齡商量，在情麵上總顯得說不過去，而先與宋美齡商量，她同意倒還好辦，若不同意便會使蔣經國為難。這種情景，自然使蔣經國難以忍受。
好在如此尷尬的局麵拖得不長。9月17日——即蔣介石死後的第165天，宋美齡以治病為由，離台赴美。宋氏離台的內幕外人不得而知，親蔣的刊物認為這是“夫人深明大義”，有意“回避”，以便“經兒”放手大幹；或認為這是宋美齡悼夫心重，不願再住在老地方觸景傷情，故到美國去換換環境。但亦有人推測，這是蔣經國的親信向宋美齡施加了壓力，有些“元老”也受托向宋美齡建議，請她離去。
宋美齡走前，曾發表一篇書麵講話，其中引“聖詠”詩一首，稱“莫偕無道行，恥與群小立，避彼輕慢徒，不屑與同席”，透露出她是受到排擠後含恨而走。
宋氏離台後，除1976年回台參加了一次蔣介石的周年祭外，一直住在美國，不肯回台。像蔣經國就任“總統”、國民黨“雙十節”的七十大慶、國民黨的“十一全”、“十二全”等重大活動，都曾請宋美齡回台捧場，均被她婉拒。
宋美齡在美國的侍從，都是由蔣緯國挑選。蔣緯國在哥哥“繼位”之後，仍備受冷落。蔣經國撰寫的《守父靈一月記》，提及他的夫人、兒子、女兒、媳婦、女婿、孫兒、孫女等處甚多，卻隻字不提蔣緯國，似乎蔣緯國根本不是蔣家的人。隻有在宋美齡出場的時候，人們才看到“經兒”、“緯兒”一左一右，共同攙扶老太太的“全家福”鏡頭。
雖然宋美齡與蔣經國存在矛盾，但在關鍵時刻，她還是以蔣介石氏家族利益為重，為“經兒”幫忙的。她在美國發表一些文章和講話，大多是本著這一立場。蔣經國也不時派兒孫輩前往美國問安，以顯其“孝思”。
按照國民黨政權結構，黨政應為一元化，大權在黨。身為國民黨主席並兼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便在蔣介石死後獨攬了台灣的黨政大權，剛剛“名正言順”成為“總統”的嚴家淦不過是個擺設而已。對此，精諳為官之道的嚴家淦是自知之明的，從不逾矩。
台灣有一則流傳很廣的“典故”，頗能說明嚴家淦的“政治藝術”。有一天，行政院長有一件事要親自去找嚴家淦商量，於是先由行政院的秘書打電話給總統府的秘書：“蔣院長有事想到總統府看總統，請你向總統請示一下，過半小時總統有沒有時間接見蔣院長？”嚴家淦的秘書說：“我馬上去請示總統，立刻給你回電話。”過不久，嚴家淦的秘書打電話到行政院：“總統說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書聽到這一句先是一愕，接著聽下去就完全不同了：“總統說他出去後會順道到行政院看蔣院長的，時間最多也是半小時，請轉達蔣院長”。嚴家淦此類“政治藝術”的運用，自使蔣經國對他更加“尊重”了，而有“凡有一靜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的話。
嚴家淦在擔任總統的3年中，除了扮演“憲法”上的“國家元首”角色外，對於重大決策，一切依蔣經國之命辦事，掌有實權的蔣經國時刻保持“低調”的謹慎姿態，還不能太“喧賓奪主”，令嚴家淦“傀儡形象”畢現，而過分尷尬。到了1978年，第六任總統選舉前夕，嚴家淦知道自己的過渡使命已然完成，便以國民黨中常委的身份向國民黨中常會堅辭總統職務，並提名蔣經國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此時，環視台灣島內，上上下下，已無任何人具備和蔣經國較量權力的條件，蔣經國走至台前，全麵接班，己是“眾望所歸”、“大勢所趨”。1978年5月20日，在“選而不競”的情形下，蔣經國“順理成章”地宣誓就任“中國民國”第六任“總統”，也就是“憲法”上的第三位“總統”，嚴家淦鞠躬下台。至此，蔣經國全部承繼了父業，蔣家王朝在台灣再度得以延續。
（1977年12月14日，嚴家淦致函張寶樹，推舉蔣經國為“總統”候選人。）
為了感謝嚴家淦識“時務”，顧“大局”，蔣經國操縱行政院在一個月內三讀通過《卸任總統禮遇條件》，創了國民黨政權立法史的新紀錄。他還多次公開發表談話，交口讚譽嚴家淦“盛情隆勳”，且“謙德衝懷”。
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後，有一個“插曲”頗令人忍俊不禁，即所謂的稱呼問題。
任何人在台灣，隻要說“總統”，都知所指是誰。到了嚴家淦擔任“繼任總統”期間，在“總統”前麵加了一個“嚴”字，稱為“嚴總統”，也不至發生混淆。嚴家淦每提到“總統”這兩字時，他先帶頭稱“總統蔣公”，以示自己無“總統自為”的意思。由於嚴家淦帶頭這麽稱呼，在發表談話、公開文告時，也隻好遵循此例。好在當時是“嚴總統”、“蔣院長”，在稱呼上也不會發生誤會。但是到了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之後，不論稱“總統蔣公”、稱“蔣總統”，都會發生所指對象不明的問題，使人聞字生疑。因而左右侍從紛紛獻計獻策：有人建議，稱“先總統”、“今總統”；有人建議，稱“故蔣總統”、“現蔣總統”；有人建議，稱“老蔣總統”、“小蔣總統”；也有人認為，可仿國民黨“總理”、“總裁”、“主席”三稱謂之製，別創新的名分。由於均有明顯紕漏，未被采納。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叔孫通”想出高招，通知所有公私機構，規定在正式文書和公開場合的“稱謂”如下：
（蔣經國接受主席當選證書後講話。）
稱蔣介石為“先總統蔣公”，在形於文字時，在“蔣”字前麵空一格，以示尊崇之意。
稱宋美齡仍為“蔣夫人”，不得用“先總統夫人”或“先總統蔣公夫人”等“不恭”之字眼。
稱蔣經國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形於文字時，“蔣”字、“經”字前麵不空格，以體現蔣經國崇尚“民主”之意。
稱蔣方良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夫人”，不得稱“蔣夫人”或“蔣總統夫人”。
這一名稱的改訂，令各單位的主官、主管及辦理公文的人們，記起來大為吃力，尤其是像“蔣總統經國先生夫人”的名稱，長達9字，頗似封建時代的徵號，講起來也像繞口令一樣別扭。所幸這位“蔣總統經國先先夫人”平素深居簡出，不似“蔣夫人”那般好拋頭露麵，算是減少了文武官員趨奉的麻煩。
蔣經國上台後，頗能順應潮流，講求“民主”與“法治”。80年代後蔣經國開始放手蔣家第三代抓權，極力為蔣孝武培養政治班底。
蔣經國正式接棒、承繼大統之際，正值台灣國民黨政權再度麵臨內外交困、政治形勢異常“惡劣”的危難境遇。“天然盟友”美國突然“絕交”，把台灣國民黨政權在國際舞台上推人空前孤立的窘地；台灣島內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省籍矛盾層出不窮，先有“中瀝事件”，後有“《美麗島》事件”，雖在政治高壓下一度平息，但隱患埋存。因此，蔣經國在就任“總統”宣誓典禮致詞時，語出悲調：“隻要我們團結再團結，奮鬥再奮鬥，就必能擋住任何風浪，經得起任何考驗，”也就不足為怪了。
（1978年12月16日，美國承認中共政權，蔣經國立即發表談話。）
蔣經國上台後，與其父蔣介石的統治方式和作風有所不同，他已覺悟到時代的發展已不容赤裸裸的專製與獨裁統治了。順應曆史潮流，他極言和力倡“民主”與“法治”。
蔣經國宣誓就職“總統”當日，召見台灣當局主管宣傳的負責人，指示下列3點意見：
第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紙雜誌之上。他認為今天是一個民主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隻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第二，今後不希望稱呼他為“領袖”。他認為國民黨隻有兩位領袖，一是孫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蔣介石總裁。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人可以再被稱為領袖，他個人隻是一個普通的黨員，一個普通的國民，隻願以黨員與國民的身份，與全體同誌及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鬥。
第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他認為隻有國家民族的萬歲，隻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盡管蔣經國這3點指示“冠冕堂皇”，但畢竟與蔣介石時代劃出了明顯的界限比其父要“高明”得多。
在用人方麵，蔣經國則繼續他在主掌行政院時代開始的“台人治台”、“植根本土”的政策，大打“台灣牌”。他不僅起用台灣省籍的謝東閔為總統的搭檔，邱創煥為行政院副院長，而且還大力選拔台灣省籍青年才俊，充實省市縣鄉各級行政機構，為台籍人士參政議政開放門徑，以減緩因省籍問題而引發的衝突所造成的壓力。當然，此時蔣經國在省籍問題上的讓步還是有限度的，台籍人士參政往往處於位高權輕的狀況，即“隻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
在對待台灣島內民主運動與反對勢力的控製與處理問題上，逐漸“減壓”，以“放逐製”代替“監禁製”，盡量“手上不沾血腥氣”，以減少隱患，消弭不可化解的敵意。
在對待兩岸關係及祖國統一問題上，蔣經國的“大陸政策”與蔣介石時代並無多大改變。針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國兩製”方案，蔣經國自恃美國的後台以及台灣的經濟王牌，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並以“三不”回應“三通”。當然，在對待“台獨”問題上，蔣經國的態度一向是鮮明而堅定的：隻有一個中國，兩岸必須統一。
1984年，6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再度來臨。蔣經國在，自然無人敢於做第二人之想。結果，蔣經國幾乎以全票被“國民大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但是，副總統的人選，則頗出人意料蔣經國提名李登輝出任！因為在台籍政要中，謝東閔、邱創煥、林洋港3人，無論就資曆、威望，還是就能力、經驗而論，均較李登輝為強，呼聲也高，但是，蔣經國權衡再三，最後還是選中李登輝做副總統，即“法統”上的“繼承人”。據台灣報紙分析，“黑馬”李登耀出台，是蔣經國效仿當年蔣介石選定嚴家淦。嚴、李二人均屬技術性官僚，有共同的長處：無班底，無野心，唯唯諾諾，易駕馭。
（蔣經國向“副總統”李登輝祝賀。）
蔣經國連任總統後，委任與蔣家淵源甚深的俞國華為行政院長，重新調整政權結構，在5個運作性係統中配置起自己“中意”的班底：
政務係統：以俞國華為主，以李煥、馬紀壯為輔，以林洋港為搭配，“新生代”的陳履安、錢複、魏鏞、施啟揚、吳伯雄、章孝嚴等為選拔對象；
黨務係統：以馬樹禮為主，以宋時選、白萬祥為輔，以趙自齊、郭哲、肖昌樂為搭配，以“新生代”的馬英九、宋楚瑜等人為選拔對象；
軍事係統：以郝柏村為主，以蔣緯國、鄒堅、張國英、蔣仲嶺為輔，以黃埔係元老何應欽、黃傑、袁守謙等為重鎮，以宋長誌為搭配，並以陳守山、許雨農等為選拔對象；
情治係統：以汪敬煦為主，以翁文維為輔，以陳守山為搭配，而以汪道淵、沈昌煥為權力核心中代表發言的重鎮；
財經係統：亦以俞國華為主，以李國鼎、張繼正、趙耀東、周宏濤為輔，以“新生代”的錢純、王章清等為選拔對象。
在蔣經國這次重組班底的過程中，有不少盛極一時的政壇風雲人物，或倏然出局，或處境尷尬，也有的受到異常的倚重。他是在緊步其父蔣介石的後塵，為其傳子布置鋪平道路。
1978年，蔣經國接班上台時，已年屆七旬。蔣經國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尤其是晚年長期受糖尿病的困擾，年邁體弱。因此，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朝野就開始關心他的後事問題，蔣經國自己也憂患於來日不多，開始把接班問題作為首要問題來考慮。雖然台灣當局和蔣經國本人一直矢口否認外間所傳聞的“經國傳子是既定方針”的說法，但有心人不難從蔣經國的一些“怪異”的做法中，窺出他授權於子的蛛絲馬跡。
“蔣經國時代”來臨後，他便讓蔣家第三代放手抓權。蔣經國嫡傳三子孝文、孝武、孝勇以及庶出的章孝嚴、章孝慈兩兄弟都曾被他委以過重任，多方磨煉，悉心培養。其中最有行情者莫過於蔣孝武。蔣孝武生於1945年，西德慕尼黑政治學院畢業後，先隨蔣家親近者趙聚鈺（趙恒惕之子）和嚴孝章（嚴複之子）兩位身邊學做人做事，後進入“輔導會”任職，在蔣經國左右見習處事應物之道。蔣經國有意讓蔣孝武熟悉黨務工作，先後讓他擔任中央政策會委員和組織工作委員會委員以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秘書等職。與此同時，蔣經國還委派蔣孝武出任“華欣文化事業中心”主任、“中央廣播電台”主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及“報業協會”理事等職。
從1976年開始，蔣經國又精心安排孝武涉足情報工作，讓他出任“國安會議”執行秘書一職。蔣孝武所占據的這些位置，雖均與文官製度無涉，但卻覆蓋“黨政軍特新聞”五大控製係統，職輕權重。因為蔣經國時代畢竟不同於蔣介石時代，不可能像當年蔣介石培養蔣經國接班那樣明目張膽，蔣經國對蔣孝武的扶植隻能是暗中進行。蔣經國本著“讓他參與多一點，沒有什麽名分”的原則，長期安插他在元老重臣主持下的重要機構中見習，顯係有托孤之意。尤其是讓蔣孝武出任“國安會議”執行秘書的要職，與當年蔣介石安排蔣經國主掌“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更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蔣經國不僅放手讓蔣家第三代抓權，而且還將對第三代升遷不利的人士清除，如將不善體“總統”深意的王升由“總政治部主任”顯赫之位罷黜。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位總統後的人事大幅度調整，更是別有所謀。俞國華、汪道淵、馬樹禮等古稀之年的國民黨元老的重新任用，絕對反映不出交班的任何意向，而嚴家淦式的李登輝匆匆登場，蔣經國的“托孤”意味則全然托出。蔣經國還大量起用國民黨第三代充任權力中樞要職，為蔣孝武組建政治班底，為蔣孝武“接班”護航保駕。
天有不測風雲。“江南命案”的突發，徹底打亂了蔣經國的傳子部署。蔣經國迫於形勢，不得不改變“傳子”初衷，轉而安排“集體接班”事宜。
江南本名劉宜良，江蘇靖江人，幼年在家鄉讀書，1949年隨蔣氏父子來到台灣，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曾受訓於“國防部政幹班”及“政工幹校”，當過空軍政工官，是蔣經國一手培植起來的政工人員。後來江南脫離軍隊，從事記者工作。1963年至1967年間任《台灣日報》記者，撰寫了《香港紀行》、《動亂的東南亞》兩書。1967年，江南赴美留學，先謀學位，後轉經商，並加人美國國籍。江南閑時仍筆耕不輟，著成《蔣經國傳》一書。
此書是江南積多年心血之作，從60年代起他就為撰寫此書進行了材料準備工作，並為此放棄了博士畢業論文的寫作。除了進行采訪和到圖書館查證資料外，為取得第一手資料，他曾多次到浙江、江西等處實地采訪。《蔣經國傳》是海內外第一部全麵係統地對蔣經國一生的功過是非進行評述的“信史”，1984年一麵世即引起轟動，成為海外最暢銷的中文書。由於《蔣經國傳》對蔣氏父子的劣跡多有披露，台灣當局對此十分惱怒，視江南為“叛逆”，欲去之而後快。經蔣孝武秘密策劃，台灣“情報局”指派台灣黑社會“竹聯邦”分子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國舊金山，於1984年10月15日在舊金山附近的戴利市江南家中將江南刺殺。
“江南命案”震動了海內外華人社會，同聲譴責這一慘無人道的暴行，並呼籲警方徹查凶手。經美國警方偵察，斷定為台灣“竹聯邦”分子與台灣“情報局”所為。台灣“情報局”在真相敗露後，立即將陳啟禮等人抓獲，企圖殺人滅口。由於美國的壓力及海內外華人社會的呼聲，迫使蔣經國過問此事。當他得知事情真相後，決定追究參與此案的情報人員的責任。最後，台灣當局采取了丟車保帥的做法，軍事法庭判處“情報局長”汪希菩及“竹聯邦”分子陳啟禮等人無期徒刑。該案主謀蔣孝武則逍遙法外。
“江南命案”對台灣當局及蔣經國父子以沉重的打擊。蔣經國煞費苦心在台灣民眾及海外華人社會中所樹立起來的“開明”與“民主”形象幾乎在一夜之間崩毀，台灣當局借助於經濟高速發展而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來的“良好”聲譽也頃刻喪失殆盡，台灣國民黨政權遭遇到多年來最嚴峻的形象和信任危機。用邱垂亮在《台灣未來的危機與契機》一文中的話講：“這個愚蠢卻又殘暴的血案，像一個八級的大地震，把台灣和關心台灣的海內外人民震撼得魂飛魄散，既恐懼又憤怒，既難過又失望。”美國方麵及合灣島內的國民黨外力量及地方勢力乘勢抓住蔣孝武涉嫌“江南命案”一事，明裏暗裏給蔣經國施加壓力，反對他的“傳子”部署。甚至有人直接要求蔣經國能“壯士斷腕”，讓蔣孝武對“江南命案”有所交待。
麵對由“江南命案”引發的如此強烈的政治動蕩和政治危機，蔣經國不得不重新考慮“交接班”問題，不得不改變“傳子”之初衷。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打破了幾年來的沉默，第一次就接班人問題表態。他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社香港分社社長波頓的采訪時指出：
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今後亦當如此……至於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士繼任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這番表態暗示出兩層意思：正式否認有“傳子”的意圖；同時，因為使用的是“蔣家人士”一詞，也就順帶否認了某些人關於“兄終弟及”即蔣緯國“接班”的猜測。
同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國民大會”紀念“行憲”38周年慶祝大會上，撇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即席作了兩點重要說明：（一）“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二）“我們有沒有可能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
蔣經國這篇講話，可以說是徹底排除了蔣家人士接班的可能。因為按照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現行體製，除非以軍人幹政並實行軍人統治，蔣孝武或者蔣緯國才有可能“突擊登頂”，以“非常手段”“接班”上台並“坐穩寶座”。
但是，仍有些人對蔣經國的真實意圖有所懷疑。他們指出，蔣經國在8月和12月的兩次表態，都隻是談“總統”職位問題，但“接班”卻不一定非當“總統”不可。當年蔣經國接班，也是由嚴家淦當“總統”的，但世人皆知實權是掌握在蔣經國手中，蔣孝武難道不能效法其父嗎？另有些人認準蔣孝武“奇貨可居”，他們吹喇叭、抬轎子，企圖建立一個以蔣孝武為中心的政治體係，以便自己以“從龍之士”的地位飛黃騰達。
1986年2月，蔣經國為了進一步澄清人們的疑慮，並防止蔣孝武被人利用，突然任命蔣孝武為駐新加坡商務副代表。蔣孝武於2月18日赴新加坡就任，行前辭去在台灣擔任的一切官方職務。至此，“傳子”的風波徹底止息。
蔣經國人主“行政院”，事實上已經標誌著蔣經國統攬全局的“蔣經國時代”的正式揭幕。“總統”蔣介石在蔣經國出任閣揆的第二個月即因病纏身長住榮民醫院，不能視事，“副總統”嚴家淦1970年最後一次訪美，在紐約遭“台獨”分子槍擊，險些送命。
因此，對於1972年“蔣經國時代”的來臨，台灣國民黨內部是寄予厚望的。各方麵對於蔣經國“期望之殷，”陶百川在《廉能之治與誌士之氣》文中的一席話頗具代表性：
蔣經國先生在此時此地出任行政院長，可說是受命於‘危急存亡之秋’，不僅要安內攘外，簡直須旋乾轉坤。任務的艱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強廉能之治，恢弘誌士之氣，則國基永固，四海歸心，他日以仁擊暴，得道多助，國事固大可為也。
而蔣經國一上任，也立即呈現出“新人新政”的“新氣象”。他發表就職演說稱：“在此世局變幻，國家殷憂的時刻，承擔艱巨，內心深感惶恐。”他表示願以“國民”利益為先，排除萬難，“推進廉能政治”，完成“時代使命”，並明確提出任內的六字方針：“平凡、平淡、平實。”
蔣經國首先從人事革新入，大量起用新人以及台籍人士入閣參政。
蔣經國的第二個新措施是大刀闊斧整頓吏治，改善社會風氣。他上任伊始，即向整個官僚機構提出了“十大革新”要求，並向整個社會發出“八項革新”號召，以肅人心，以正風氣。台灣是金錢社會，貪汙受賄橫行，蔣經國知道此積弊非極端手段不能除。因此，他一方麵從正麵倡導廉能政治，一方麵嚴刑峻法，雙管齊下。
他首先拿自己的至親王正誼開刀，以示鐵麵無私。王正誼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兼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委員會主委，他利用職務之便，貪汙13.75萬元美金。王正誼是王采玉的侄孫，論輩分是蔣經國的表兄弟。蔣經國親自下令將王正誼收押，經過3次庭訊，判處無期徒刑。此案結局令台島震動。其他貪汙案的處理，如“海關副稅務兼稽查主任”白慶國被判死刑，高雄市楊金虎，被判5年徒刑，其妻倍之，等等，也無不顯示了蔣經國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決心和鐵腕作風。與此同時，蔣經國嚴令台灣國民黨各級黨、政、軍、特首腦禁止各種公私機關兼職，以“專心政務”。
為了保持6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每年以罕見的兩位數字遞進的持續高速增長的良好勢頭，同時也為了建立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改變以輕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減輕對外依賴程度，蔣經國明確提出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促進經濟全麵發展的方針。1972年，投資5000萬美元，宣布實施“加速台灣農村建設的新措施”。1973年蔣經國又提出以5年為限，完成交通與重工業為主體的“十大工程建設”。“十大工程建設”投資總額為64億美元，當時反對者甚眾，但蔣經國態度堅決，他說：“就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史實看來，如果沒有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經濟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和滯礙。”“所以，我們在未來五年中間，要為經濟建設奠定一個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後來，台灣經濟起飛及良性循環的事實也證明了當年蔣經國的遠見和魄力。
蔣經國入主“行政院”短短幾年時間，就以“強人”之勢，在台灣國民黨政權中確立起主導地位，使自己處於“全麵接班”的最佳位置。
1975年4月5日，大獨裁者蔣介石在台北因病亡故，撒手人寰。
他的死，對於蔣經國而言，最沉重的打擊莫過於精神支柱的崩摧。蔣介石是以自己的哲學思想和人生觀來鑄造蔣經國的思維與行為模式的。為培養蔣經國全麵繼承自己的衣缽，蔣介石可以說是傾注了畢生的心血，或家居庭訓，或書牘誨勉，或公中督考，或默化潛移。蔣經國曾深有感觸地講：
自從我服務社會以來，年齡漸長，隨侍父親的時間較久，認識父親的思想、精神、德業和襟懷也益深，自愧不能仰學於萬一，但在有知之年，我就一直在父親的慈愛、教誨、督責之中，父親於我可以說是領袖、是慈父、是嚴師。蔣介有的病故，對於台灣社會的震動並不大，因為權力真空並未出現，新一代政治強人早已代父行事，執掌權柄，做好了一切接班的準備。當然，被蔣介石借重用來為蔣經國開道的嚴家淦，尚得再做一番“滑輪”，以為蔣經國“父業子承”的過渡。
蔣介石去世次日，蔣經國曾向國民黨中常會請辭“行政院長”一職：“經國不孝，侍奉無狀，遂致總裁心疾猝發，遽爾崩殂，五內摧裂，已不複能治理政事，伏懇中央委員會衿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哀，準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職務，是所至禱。”
當天國民黨中常會召開臨時會議，做出兩項“重大決議”：
其一副總統嚴家淦，根據“憲法”第49條規定繼任蔣介石總統遺缺。
其二，對於蔣經國予以慰留，責以“效死勿去”，“銜哀受命，墨經從事”。
國民黨中常會的這兩項“重大決議”，十分荒唐，嚴家淦繼任總統，為“憲法”所明文規定，無需多此一舉。蔣經國因父喪辭職應向新總統提出，因行政院長非國民黨內職務。因此，對於蔣經國“試探性”地“故作姿態”，有人頗不以為然。
在探明蔣介石去世後，名義上的繼任者嚴家淦並無意與太子抗衡，自己在國民黨政權中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蔣家王朝的命運並不會就此終結之後，蔣經國就“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做“孝子”，為其父大辦喪事了。蔣經國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再一次將蔣介石“神聖化”，蔣介石的死被稱作“崩殂”，他的靈柩暫厝之處被稱作“陵寢”，並聲言，清明節時的風雨雷電是“風雲異色，天地同哀”，不折不扣地把蔣介石當作了封建帝王。蔣經國在守靈期間，台灣報刊登了他的舊作《我的父親》，並不時公布蔣介石給蔣經國的一些字幅。蔣經國還不斷發表談話，遍訪黨、政、軍界要員，頻繁接見社會各界人士和普通民眾，利用蔣介石的“偶像”地位塑自己的權威形象，顯示自己的“正統性”，並以“死人壓活人”收服“先朝”的“元老”。
喪葬事畢，台灣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於4月28日召開會議，修改黨章，推舉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中央主席。這樣，國民黨把“總理”的名義永遠保留給孫中山把“總裁”的稱謂保留給了蔣介石，至此，國民黨黨魁的稱謂已三易其名。
這時，對蔣經國而言，惟一“礙手礙腳”的人便是有“母後”之尊的宋美齡了。雖然元老重臣們一致擁戴蔣經國，但“夫人”若有不同意見，這批人更樂於聽從。蔣經國雖貴為“主席”，但每有重大決策，如果不同宋美齡商量，在情麵上總顯得說不過去，而先與宋美齡商量，她同意倒還好辦，若不同意便會使蔣經國為難。這種情景，自然使蔣經國難以忍受。
好在如此尷尬的局麵拖得不長。9月17日——即蔣介石死後的第165天，宋美齡以治病為由，離台赴美。宋氏離台的內幕外人不得而知，親蔣的刊物認為這是“夫人深明大義”，有意“回避”，以便“經兒”放手大幹；或認為這是宋美齡悼夫心重，不願再住在老地方觸景傷情，故到美國去換換環境。但亦有人推測，這是蔣經國的親信向宋美齡施加了壓力，有些“元老”也受托向宋美齡建議，請她離去。
宋美齡走前，曾發表一篇書麵講話，其中引“聖詠”詩一首，稱“莫偕無道行，恥與群小立，避彼輕慢徒，不屑與同席”，透露出她是受到排擠後含恨而走。
宋氏離台後，除1976年回台參加了一次蔣介石的周年祭外，一直住在美國，不肯回台。像蔣經國就任“總統”、國民黨“雙十節”的七十大慶、國民黨的“十一全”、“十二全”等重大活動，都曾請宋美齡回台捧場，均被她婉拒。
宋美齡在美國的侍從，都是由蔣緯國挑選。蔣緯國在哥哥“繼位”之後，仍備受冷落。蔣經國撰寫的《守父靈一月記》，提及他的夫人、兒子、女兒、媳婦、女婿、孫兒、孫女等處甚多，卻隻字不提蔣緯國，似乎蔣緯國根本不是蔣家的人。隻有在宋美齡出場的時候，人們才看到“經兒”、“緯兒”一左一右，共同攙扶老太太的“全家福”鏡頭。
雖然宋美齡與蔣經國存在矛盾，但在關鍵時刻，她還是以蔣介石氏家族利益為重，為“經兒”幫忙的。她在美國發表一些文章和講話，大多是本著這一立場。蔣經國也不時派兒孫輩前往美國問安，以顯其“孝思”。
按照國民黨政權結構，黨政應為一元化，大權在黨。身為國民黨主席並兼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便在蔣介石死後獨攬了台灣的黨政大權，剛剛“名正言順”成為“總統”的嚴家淦不過是個擺設而已。對此，精諳為官之道的嚴家淦是自知之明的，從不逾矩。
台灣有一則流傳很廣的“典故”，頗能說明嚴家淦的“政治藝術”。有一天，行政院長有一件事要親自去找嚴家淦商量，於是先由行政院的秘書打電話給總統府的秘書：“蔣院長有事想到總統府看總統，請你向總統請示一下，過半小時總統有沒有時間接見蔣院長？”嚴家淦的秘書說：“我馬上去請示總統，立刻給你回電話。”過不久，嚴家淦的秘書打電話到行政院：“總統說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的秘書聽到這一句先是一愕，接著聽下去就完全不同了：“總統說他出去後會順道到行政院看蔣院長的，時間最多也是半小時，請轉達蔣院長”。嚴家淦此類“政治藝術”的運用，自使蔣經國對他更加“尊重”了，而有“凡有一靜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的話。
嚴家淦在擔任總統的3年中，除了扮演“憲法”上的“國家元首”角色外，對於重大決策，一切依蔣經國之命辦事，掌有實權的蔣經國時刻保持“低調”的謹慎姿態，還不能太“喧賓奪主”，令嚴家淦“傀儡形象”畢現，而過分尷尬。到了1978年，第六任總統選舉前夕，嚴家淦知道自己的過渡使命已然完成，便以國民黨中常委的身份向國民黨中常會堅辭總統職務，並提名蔣經國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此時，環視台灣島內，上上下下，已無任何人具備和蔣經國較量權力的條件，蔣經國走至台前，全麵接班，己是“眾望所歸”、“大勢所趨”。1978年5月20日，在“選而不競”的情形下，蔣經國“順理成章”地宣誓就任“中國民國”第六任“總統”，也就是“憲法”上的第三位“總統”，嚴家淦鞠躬下台。至此，蔣經國全部承繼了父業，蔣家王朝在台灣再度得以延續。
（1977年12月14日，嚴家淦致函張寶樹，推舉蔣經國為“總統”候選人。）
為了感謝嚴家淦識“時務”，顧“大局”，蔣經國操縱行政院在一個月內三讀通過《卸任總統禮遇條件》，創了國民黨政權立法史的新紀錄。他還多次公開發表談話，交口讚譽嚴家淦“盛情隆勳”，且“謙德衝懷”。
蔣經國就任總統之後，有一個“插曲”頗令人忍俊不禁，即所謂的稱呼問題。
任何人在台灣，隻要說“總統”，都知所指是誰。到了嚴家淦擔任“繼任總統”期間，在“總統”前麵加了一個“嚴”字，稱為“嚴總統”，也不至發生混淆。嚴家淦每提到“總統”這兩字時，他先帶頭稱“總統蔣公”，以示自己無“總統自為”的意思。由於嚴家淦帶頭這麽稱呼，在發表談話、公開文告時，也隻好遵循此例。好在當時是“嚴總統”、“蔣院長”，在稱呼上也不會發生誤會。但是到了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之後，不論稱“總統蔣公”、稱“蔣總統”，都會發生所指對象不明的問題，使人聞字生疑。因而左右侍從紛紛獻計獻策：有人建議，稱“先總統”、“今總統”；有人建議，稱“故蔣總統”、“現蔣總統”；有人建議，稱“老蔣總統”、“小蔣總統”；也有人認為，可仿國民黨“總理”、“總裁”、“主席”三稱謂之製，別創新的名分。由於均有明顯紕漏，未被采納。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叔孫通”想出高招，通知所有公私機構，規定在正式文書和公開場合的“稱謂”如下：
（蔣經國接受主席當選證書後講話。）
稱蔣介石為“先總統蔣公”，在形於文字時，在“蔣”字前麵空一格，以示尊崇之意。
稱宋美齡仍為“蔣夫人”，不得用“先總統夫人”或“先總統蔣公夫人”等“不恭”之字眼。
稱蔣經國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形於文字時，“蔣”字、“經”字前麵不空格，以體現蔣經國崇尚“民主”之意。
稱蔣方良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夫人”，不得稱“蔣夫人”或“蔣總統夫人”。
這一名稱的改訂，令各單位的主官、主管及辦理公文的人們，記起來大為吃力，尤其是像“蔣總統經國先生夫人”的名稱，長達9字，頗似封建時代的徵號，講起來也像繞口令一樣別扭。所幸這位“蔣總統經國先先夫人”平素深居簡出，不似“蔣夫人”那般好拋頭露麵，算是減少了文武官員趨奉的麻煩。
蔣經國上台後，頗能順應潮流，講求“民主”與“法治”。80年代後蔣經國開始放手蔣家第三代抓權，極力為蔣孝武培養政治班底。
蔣經國正式接棒、承繼大統之際，正值台灣國民黨政權再度麵臨內外交困、政治形勢異常“惡劣”的危難境遇。“天然盟友”美國突然“絕交”，把台灣國民黨政權在國際舞台上推人空前孤立的窘地；台灣島內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省籍矛盾層出不窮，先有“中瀝事件”，後有“《美麗島》事件”，雖在政治高壓下一度平息，但隱患埋存。因此，蔣經國在就任“總統”宣誓典禮致詞時，語出悲調：“隻要我們團結再團結，奮鬥再奮鬥，就必能擋住任何風浪，經得起任何考驗，”也就不足為怪了。
（1978年12月16日，美國承認中共政權，蔣經國立即發表談話。）
蔣經國上台後，與其父蔣介石的統治方式和作風有所不同，他已覺悟到時代的發展已不容赤裸裸的專製與獨裁統治了。順應曆史潮流，他極言和力倡“民主”與“法治”。
蔣經國宣誓就職“總統”當日，召見台灣當局主管宣傳的負責人，指示下列3點意見：
第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紙雜誌之上。他認為今天是一個民主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隻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第二，今後不希望稱呼他為“領袖”。他認為國民黨隻有兩位領袖，一是孫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蔣介石總裁。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人可以再被稱為領袖，他個人隻是一個普通的黨員，一個普通的國民，隻願以黨員與國民的身份，與全體同誌及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鬥。
第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他認為隻有國家民族的萬歲，隻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盡管蔣經國這3點指示“冠冕堂皇”，但畢竟與蔣介石時代劃出了明顯的界限比其父要“高明”得多。
在用人方麵，蔣經國則繼續他在主掌行政院時代開始的“台人治台”、“植根本土”的政策，大打“台灣牌”。他不僅起用台灣省籍的謝東閔為總統的搭檔，邱創煥為行政院副院長，而且還大力選拔台灣省籍青年才俊，充實省市縣鄉各級行政機構，為台籍人士參政議政開放門徑，以減緩因省籍問題而引發的衝突所造成的壓力。當然，此時蔣經國在省籍問題上的讓步還是有限度的，台籍人士參政往往處於位高權輕的狀況，即“隻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
在對待台灣島內民主運動與反對勢力的控製與處理問題上，逐漸“減壓”，以“放逐製”代替“監禁製”，盡量“手上不沾血腥氣”，以減少隱患，消弭不可化解的敵意。
在對待兩岸關係及祖國統一問題上，蔣經國的“大陸政策”與蔣介石時代並無多大改變。針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國兩製”方案，蔣經國自恃美國的後台以及台灣的經濟王牌，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並以“三不”回應“三通”。當然，在對待“台獨”問題上，蔣經國的態度一向是鮮明而堅定的：隻有一個中國，兩岸必須統一。
1984年，6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再度來臨。蔣經國在，自然無人敢於做第二人之想。結果，蔣經國幾乎以全票被“國民大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但是，副總統的人選，則頗出人意料蔣經國提名李登輝出任！因為在台籍政要中，謝東閔、邱創煥、林洋港3人，無論就資曆、威望，還是就能力、經驗而論，均較李登輝為強，呼聲也高，但是，蔣經國權衡再三，最後還是選中李登輝做副總統，即“法統”上的“繼承人”。據台灣報紙分析，“黑馬”李登耀出台，是蔣經國效仿當年蔣介石選定嚴家淦。嚴、李二人均屬技術性官僚，有共同的長處：無班底，無野心，唯唯諾諾，易駕馭。
（蔣經國向“副總統”李登輝祝賀。）
蔣經國連任總統後，委任與蔣家淵源甚深的俞國華為行政院長，重新調整政權結構，在5個運作性係統中配置起自己“中意”的班底：
政務係統：以俞國華為主，以李煥、馬紀壯為輔，以林洋港為搭配，“新生代”的陳履安、錢複、魏鏞、施啟揚、吳伯雄、章孝嚴等為選拔對象；
黨務係統：以馬樹禮為主，以宋時選、白萬祥為輔，以趙自齊、郭哲、肖昌樂為搭配，以“新生代”的馬英九、宋楚瑜等人為選拔對象；
軍事係統：以郝柏村為主，以蔣緯國、鄒堅、張國英、蔣仲嶺為輔，以黃埔係元老何應欽、黃傑、袁守謙等為重鎮，以宋長誌為搭配，並以陳守山、許雨農等為選拔對象；
情治係統：以汪敬煦為主，以翁文維為輔，以陳守山為搭配，而以汪道淵、沈昌煥為權力核心中代表發言的重鎮；
財經係統：亦以俞國華為主，以李國鼎、張繼正、趙耀東、周宏濤為輔，以“新生代”的錢純、王章清等為選拔對象。
在蔣經國這次重組班底的過程中，有不少盛極一時的政壇風雲人物，或倏然出局，或處境尷尬，也有的受到異常的倚重。他是在緊步其父蔣介石的後塵，為其傳子布置鋪平道路。
1978年，蔣經國接班上台時，已年屆七旬。蔣經國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尤其是晚年長期受糖尿病的困擾，年邁體弱。因此，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朝野就開始關心他的後事問題，蔣經國自己也憂患於來日不多，開始把接班問題作為首要問題來考慮。雖然台灣當局和蔣經國本人一直矢口否認外間所傳聞的“經國傳子是既定方針”的說法，但有心人不難從蔣經國的一些“怪異”的做法中，窺出他授權於子的蛛絲馬跡。
“蔣經國時代”來臨後，他便讓蔣家第三代放手抓權。蔣經國嫡傳三子孝文、孝武、孝勇以及庶出的章孝嚴、章孝慈兩兄弟都曾被他委以過重任，多方磨煉，悉心培養。其中最有行情者莫過於蔣孝武。蔣孝武生於1945年，西德慕尼黑政治學院畢業後，先隨蔣家親近者趙聚鈺（趙恒惕之子）和嚴孝章（嚴複之子）兩位身邊學做人做事，後進入“輔導會”任職，在蔣經國左右見習處事應物之道。蔣經國有意讓蔣孝武熟悉黨務工作，先後讓他擔任中央政策會委員和組織工作委員會委員以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秘書等職。與此同時，蔣經國還委派蔣孝武出任“華欣文化事業中心”主任、“中央廣播電台”主任、“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廣播事業協會”理事長及“報業協會”理事等職。
從1976年開始，蔣經國又精心安排孝武涉足情報工作，讓他出任“國安會議”執行秘書一職。蔣孝武所占據的這些位置，雖均與文官製度無涉，但卻覆蓋“黨政軍特新聞”五大控製係統，職輕權重。因為蔣經國時代畢竟不同於蔣介石時代，不可能像當年蔣介石培養蔣經國接班那樣明目張膽，蔣經國對蔣孝武的扶植隻能是暗中進行。蔣經國本著“讓他參與多一點，沒有什麽名分”的原則，長期安插他在元老重臣主持下的重要機構中見習，顯係有托孤之意。尤其是讓蔣孝武出任“國安會議”執行秘書的要職，與當年蔣介石安排蔣經國主掌“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更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蔣經國不僅放手讓蔣家第三代抓權，而且還將對第三代升遷不利的人士清除，如將不善體“總統”深意的王升由“總政治部主任”顯赫之位罷黜。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七位總統後的人事大幅度調整，更是別有所謀。俞國華、汪道淵、馬樹禮等古稀之年的國民黨元老的重新任用，絕對反映不出交班的任何意向，而嚴家淦式的李登輝匆匆登場，蔣經國的“托孤”意味則全然托出。蔣經國還大量起用國民黨第三代充任權力中樞要職，為蔣孝武組建政治班底，為蔣孝武“接班”護航保駕。
天有不測風雲。“江南命案”的突發，徹底打亂了蔣經國的傳子部署。蔣經國迫於形勢，不得不改變“傳子”初衷，轉而安排“集體接班”事宜。
江南本名劉宜良，江蘇靖江人，幼年在家鄉讀書，1949年隨蔣氏父子來到台灣，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曾受訓於“國防部政幹班”及“政工幹校”，當過空軍政工官，是蔣經國一手培植起來的政工人員。後來江南脫離軍隊，從事記者工作。1963年至1967年間任《台灣日報》記者，撰寫了《香港紀行》、《動亂的東南亞》兩書。1967年，江南赴美留學，先謀學位，後轉經商，並加人美國國籍。江南閑時仍筆耕不輟，著成《蔣經國傳》一書。
此書是江南積多年心血之作，從60年代起他就為撰寫此書進行了材料準備工作，並為此放棄了博士畢業論文的寫作。除了進行采訪和到圖書館查證資料外，為取得第一手資料，他曾多次到浙江、江西等處實地采訪。《蔣經國傳》是海內外第一部全麵係統地對蔣經國一生的功過是非進行評述的“信史”，1984年一麵世即引起轟動，成為海外最暢銷的中文書。由於《蔣經國傳》對蔣氏父子的劣跡多有披露，台灣當局對此十分惱怒，視江南為“叛逆”，欲去之而後快。經蔣孝武秘密策劃，台灣“情報局”指派台灣黑社會“竹聯邦”分子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國舊金山，於1984年10月15日在舊金山附近的戴利市江南家中將江南刺殺。
“江南命案”震動了海內外華人社會，同聲譴責這一慘無人道的暴行，並呼籲警方徹查凶手。經美國警方偵察，斷定為台灣“竹聯邦”分子與台灣“情報局”所為。台灣“情報局”在真相敗露後，立即將陳啟禮等人抓獲，企圖殺人滅口。由於美國的壓力及海內外華人社會的呼聲，迫使蔣經國過問此事。當他得知事情真相後，決定追究參與此案的情報人員的責任。最後，台灣當局采取了丟車保帥的做法，軍事法庭判處“情報局長”汪希菩及“竹聯邦”分子陳啟禮等人無期徒刑。該案主謀蔣孝武則逍遙法外。
“江南命案”對台灣當局及蔣經國父子以沉重的打擊。蔣經國煞費苦心在台灣民眾及海外華人社會中所樹立起來的“開明”與“民主”形象幾乎在一夜之間崩毀，台灣當局借助於經濟高速發展而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來的“良好”聲譽也頃刻喪失殆盡，台灣國民黨政權遭遇到多年來最嚴峻的形象和信任危機。用邱垂亮在《台灣未來的危機與契機》一文中的話講：“這個愚蠢卻又殘暴的血案，像一個八級的大地震，把台灣和關心台灣的海內外人民震撼得魂飛魄散，既恐懼又憤怒，既難過又失望。”美國方麵及合灣島內的國民黨外力量及地方勢力乘勢抓住蔣孝武涉嫌“江南命案”一事，明裏暗裏給蔣經國施加壓力，反對他的“傳子”部署。甚至有人直接要求蔣經國能“壯士斷腕”，讓蔣孝武對“江南命案”有所交待。
麵對由“江南命案”引發的如此強烈的政治動蕩和政治危機，蔣經國不得不重新考慮“交接班”問題，不得不改變“傳子”之初衷。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打破了幾年來的沉默，第一次就接班人問題表態。他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社香港分社社長波頓的采訪時指出：
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今後亦當如此……至於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士繼任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這番表態暗示出兩層意思：正式否認有“傳子”的意圖；同時，因為使用的是“蔣家人士”一詞，也就順帶否認了某些人關於“兄終弟及”即蔣緯國“接班”的猜測。
同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國民大會”紀念“行憲”38周年慶祝大會上，撇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即席作了兩點重要說明：（一）“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二）“我們有沒有可能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
蔣經國這篇講話，可以說是徹底排除了蔣家人士接班的可能。因為按照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現行體製，除非以軍人幹政並實行軍人統治，蔣孝武或者蔣緯國才有可能“突擊登頂”，以“非常手段”“接班”上台並“坐穩寶座”。
但是，仍有些人對蔣經國的真實意圖有所懷疑。他們指出，蔣經國在8月和12月的兩次表態，都隻是談“總統”職位問題，但“接班”卻不一定非當“總統”不可。當年蔣經國接班，也是由嚴家淦當“總統”的，但世人皆知實權是掌握在蔣經國手中，蔣孝武難道不能效法其父嗎？另有些人認準蔣孝武“奇貨可居”，他們吹喇叭、抬轎子，企圖建立一個以蔣孝武為中心的政治體係，以便自己以“從龍之士”的地位飛黃騰達。
1986年2月，蔣經國為了進一步澄清人們的疑慮，並防止蔣孝武被人利用，突然任命蔣孝武為駐新加坡商務副代表。蔣孝武於2月18日赴新加坡就任，行前辭去在台灣擔任的一切官方職務。至此，“傳子”的風波徹底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