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介石著力培養
蔣經國到台灣後，先後以“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和“總政治部”主任身份插手軍界，並負責情治和向大陸派遣遊擊隊。掌握了台灣的特務和情治係統。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初，形勢至為險峻。政治上，眾叛親離，人心渙散；經濟上，百業凋敝，入不敷出；軍事上，殘兵敗將，防備廢弛。尤其嚴重的是，長期以來一直是蔣家王朝後援的盟友美國“落井下石”，公開發表拋棄台灣的宣言：“美國此時不想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它也不利用武力以幹涉台灣現在的局勢。美國並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國內戰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供給軍援與軍事顧問於台灣的中國軍隊。”坐待“塵埃落定”，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重兵集結於台灣海峽對麵，萬事齊備，隻欠“台風”。借用江南的評點：“就全盤形勢而言，台灣隻是個等待爆炸的火藥庫。”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50年6月朝鮮戰爭突然爆發，美國派出第七艦隊開赴台灣海峽，蔣家王朝在台灣的命運也就出現了曆史性的轉機。江南雲：“朝鮮戰爭的爆發，把已經患了癌症的國民黨政權，從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關係，最後因兵戎相見，凍冷三十一年，所謂‘台灣問題’，了無盡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國民黨政權，因勢利便得以在夾縫中生存下來。”
當然，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生存危機警報”並未解除。朝鮮戰爭的曆史契機，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轉變，隻不過暫時性地阻滯了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使得國民黨政權有了偏安孤島的可能，但是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時所麵臨的一係列從曆史到現實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國民黨政權能否在台灣立住腳，並重建蔣家王朝，這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從經營台灣之日起就開始反複思考的問題。
為了穩定人心，蔣介石不惜棄自己親訂的“中華民國憲法”於不顧，於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告複“總統”職，“名正言順”地走到台前，大權統攬，再建獨裁統治。痛定思痛，蔣介石也曾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麵總結過國民黨政權大陸慘敗的血的教訓，認為要“守得住”台灣，並進而“反攻複國”的，首先必須在經濟上建設台灣，而要發展經濟，又必須改革政治，改造已腐敗不堪的國民黨。正是在台灣國民黨的改革運動中，蔣介石重建蔣家王朝於台灣的最重要的戰略部署——“父業子承、培植蔣經國接班”計劃，開始逐步實施。
大陸時期，雖然蔣介石也曾安排蔣經國多方磨礪，全麵介入黨、政、軍、青、團要務，以樹立形象，網羅班底，並且也積累了一些政績，畢竟由於資曆太淺，根基不深，加上國民黨內派係錯綜複雜，蔣介石把蔣經國擺在決策圈內之措，阻力重重。偏安孤島之後，因蔣介石年事已高，傳子之策已呈刻不容緩之勢。蔣家王朝大陸覆亡的激烈動蕩，對蔣經國的異軍突起，反倒是因禍得福，“黨中有黨，黨外有派”的國民黨經過大動亂的淘汰、清洗，能夠與蔣介石相抗衡的各種力量均已潰不成軍，蔣介石說話再也無人敢違。此種情形下再推薦蔣經國出台，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有利條件俱備。
國民黨政權敗亡台灣後，關於政權核心的人事安排問題，蔣介石曾煞費苦心。行政院長一職，由心腹陳誠出掌，當在“情理”之中。而吳國楨就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職，孫立人就任陸軍總司令職，明顯得益於他們與美國朝野關係密切的特殊背景。這3人無論計資曆、計聲望、計才幹就此三職也可說適人適事。但是，“新人”蔣經國的位置怎麽擺？則頗費斟酌。
蔣經國在台灣國民黨政壇正式亮相的第一個職位，是“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後改“總政治部”主任，編階為二級上將。此乃蔣介石讓蔣經國全麵涉足軍界、抓槍杆子的精心安排。江南講：“政治部主任，交給經國，當時環境下，眾望所歸。青年軍時代，經國已初試鋒芒，僅限於淺嚐輒止，配合政工改造，環顧國民黨的高級軍政幹部中，隻有這位共產黨出身的小蔣，能夠勝任。這年，經國四十初度，年齡、體力、經驗，均屬黃金時代。一般相信，隻有他能對國軍的再生賦予活力和希望。”
由於蔣經國在國民黨軍隊中資曆甚淺，素無軍功，高官陡升，自然有人不滿、不服。原“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與蔣經國“總政治部”主任任命令發布的同時，晉升為一級上將參謀總長。據傳周至柔曾對前來“賀喜”的人發牢騷：“現在連老百姓都可以當上將，我在沙場拚了幾十年命才升了這麽一個一級上將，想想也沒有什麽可喜。”這話後來傳到蔣經國耳中，他始終在“總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從未穿著上將軍服在公共場合露麵。
蔣經國深知自己涉足軍界，根基不深，因而采取了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策略。為了培養自己的子弟兵，蔣經國上任後不久即開始籌劃建立政工幹校。1952，蔣經國的“黃埔”——政工幹校在台北北投的複興崗正式開學。任命嫡係胡偉克、王永樹、王升先後出任校長，為他培養門生，準備幹部。蔣經國對於政工幹校，一直抓得很緊，從不容他人染指。以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出任第一任政工幹校校長的胡偉克，一度曾“忘記”了自己蔣經國副手的身份和地位，將政工幹校搞成了“胡記”的“勢力範圍”。結果，蔣經國不得不經常到政工幹校去上班，主持升旗儀式，進行訓話，並進而設“總政治部主任辦公室”於政工幹校校內。最後，胡偉克隻得交出校長位置，退隱賦閑去了。
蔣經國就任軍職之時，正值台灣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朝不保夕的危難關頭。從大陸敗退下來的國民黨殘兵敗將，人心渙散，武備廢弛。為了“挽狂瀾於既倒”，蔣經國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麵整肅，淘撤冗枝，強化精幹，在全軍重建政工係統蔣經國還模仿中國共產黨在人民軍隊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方法。用“三民主義”來訓練國民黨官兵，要求他們明確“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他喜歡以“士兵利益的維護者”麵目出現，經常出現在“海防”第一線和各基層單位，和士兵們同吃同住，一起“談心”。當一江山島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以及國民黨被迫主動放棄大陳島時，身為“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都堅持到最後撤離，贏得了國民黨官兵的折服。幾年工夫，蔣經國就在國民黨軍隊中奠定了自己的不拔之基。
除了“總政治部”主任的任職外，蔣介石複職“總統”後賦予蔣經國另外兩項重要的使命：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和對大陸遊擊活動的指揮派遣。
1949年7月，蔣介石在高雄成立以唐縱為召集人包括蔣經國在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基本任務就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1950年蔣介石將“政治行政委員會”改組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出台總負責，舉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統歸其管轄調動。為了統攬全權，排解異己，蔣經國采取打拉結合的戰術，建立起“惟我獨尊”的特務王國。
在蔣經國之前，台灣最權勢炙人的特務頭子是彭孟輯。彭孟緝以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長期主掌警備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揮台灣最大的情報單位保安處。蔣介石1950年複職“總統”當日親筆所書的3個手令，其中一道就是給彭孟緝的。這3個手令的主要內容是：派蔣經國負責主持軍中政工重建，迅即恢複“國防部總政治部”；派俞鴻鈞負責設計台灣財政、經濟秩序，成立“財經聯席會議”，由俞鴻鈞為召集人；派彭孟緝為“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協調指揮各情報單位在台之工作。但彭孟緝很乖巧，居安思危，知道“勢威震主”非萬全之道，所以很早就將大權拱手讓於蔣經國，向太子輸誠，將保安處變成了蔣經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執行機構。
50年代初，為防止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滲透而實行的“殺戒大開”籠罩全台的白色恐怖，就是由蔣經國在幕後、彭孟緝在台前一手策劃和導演的，彭孟緝替蔣經國背足了罵名。1954年，彭孟緝“急流勇退”，向蔣介石力辭“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要職，竭力薦舉由蔣經國出掌台灣特務全權。這樣，蔣經國領導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就按管了“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
在此之前，蔣經國已經通過總政治第四處主管保防，實際上等於奪取了一向對自己介入情報係統不買賬的毛人鳳“保密局”的業務。對其他戴笠舊部，則對願歸順效命者，收容己用，對拒不從命者，則排斥打擊。最典型的例證，是“輸誠”的彭孟緝官運亨通，最後竟爬至一級上將參謀總長的顯赫之位，而“不服氣”的毛人鳳則被架空，幾近賦閑，時值壯年，竟抑鬱病亡。
幾年時間，蔣經國就全麵掌握了台灣黨、政、軍各個領域內控外防的特務組織的大權，呼風喚雨，生殺予奪，一統天下。“保密防諜”的口號，在蔣經國統掌情報係統的時代，竟“普及”到全島的每一個角落，婦孺皆知，人人不寒而栗。所以，有人評論說：“由此時開始，蔣經國真正掌握到威勢顯赫的權力之柄。”後來，蔣經國也意識到“特務頭子”的名聲，畢竟有損日後“父業子繼”的形象，幹是報請蔣介石成立“國家安全局”統轄之，由鄭介民出任局長在台前，自己則退居幕後操縱，以避嫌疑。
在蔣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蔣經國在國民黨黨內的地位也穩步上升，開始全麵介入到決策層。1950年七八月間，蔣介石醞釀已久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正式公布，開始實施。這場“改造運動”的領導機構“中央改造委員會”，摒棄了國民黨的元老級大員，大多以“新生代”充任，16名成員中，最引人注目的新人，則屬年方四十，黨齡僅12年的蔣經國。與此同時，原來人數龐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撤消，改以25人的中央評議會代替。
為了在台灣建設“蔣家天下蔣家黨”，蔣經國步入國民黨決策圈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向多年把持常務的CC係開刀。由於有蔣介石的直接撐腰，班底已散的陳果夫、陳立夫二兄弟自然得敗下陣來。陳果夫有病臥床，膺選中央評議委員，姿態多於實質，真正的CC係巨頭陳立夫則被蔣介石以5萬美金，打發到美國新澤西州休閑養雞。行前，陳立夫向宋美齡辭別，宋美齡贈以《聖經》一本，說：“你在政治上負過這麽大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感到很難適應，這裏有本《聖經》，你帶到美國去念念，你會在心靈上得到不少慰藉。”陳立夫的反應，則頗出宋美齡的意外，他指著牆上掛的蔣介石肖像，言語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信任嗎？”
趕走了CC係的勢力，蔣經國在國民黨黨內當權的阻力也就隨之破除。1952年，國民黨“七全”大會召開，蔣經國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隨後的七屆一中全會，蔣經國又被蔣介石指定為國民黨中常會委員。至此，蔣經國在國民黨的權力中樞享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
蔣經國一向是以“青年領袖”自詡，大陸時代曾長期經營三青團。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經國為了配合乃父蔣介石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再次把手伸向青年。1952年10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蔣介石兼任團長，蔣經國親任主任。為什麽要成立這個組織？蔣經國在第一次台北救國團的宣誓典禮上的講話表達得非常清楚：
三十八年（1949年）大陸的失敗，大家隻看到軍隊給人家打垮了，雖然這也是事實，但是要注意，除了軍隊，我們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裝，青年組織也被瓦解。我們感到軍隊的整頓非常重要，這三年以來，我們集中全力在整頓軍隊上，但是我們領悟到三十八年（1949年）失敗的教訓，更知道要打倒中共，複興國家，還需要組織青年，團結青年，給他們一種新的教育，灌輸他們新的精神。
國民黨大陸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乃至最後形成推翻蔣家王朝的“第二條戰線”。對此，蔣經國有“切膚之痛”。因之，他決意通過“救國團”這一組織在台灣青年中牢固樹立起“三民主義信仰”。蔣經國為“救國團”規定了“信仰三民主義”、“擁護領袖”、“服從命令”、“嚴守紀律”、“自立自強”、“實踐力行”、“自助合作”、“服務犧牲”8款信條。同時，在蔣介石的支持下，蔣經國將所有學校的軍訓由“救國團”統攬下來。所以江南評判“救國團”的性質：“這是第二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預備隊。”
由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台灣幾乎無事不可過問，無處不可插足，加上“救國團”在台灣青年中大肆鼓噪對“青年導師”蔣經國的個人崇拜，台灣社會各界甚至包括國民黨內部亦有人對“救國團”“不過是國民黨內新興的所謂某一派，利用國民黨的招牌，所公開做的培植私人自治資本的工具而已”！幾乎是公開點了蔣經國的名。
在蔣介石的精心策劃和全力支持下，蔣經國在黨、政、軍、青、特各條戰線全麵出擊，放手抓權。短短幾年時間，蔣經國就已在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層麵站穩了腳跟，成為令人矚目的新一代政治強人。
在蔣經國通過權力頂峰的過程有兩人影響較大，一是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一是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蔣經國迫吳國楨掛冠出走，以孫立人製造兵變為借口關押。其原因皆是不買太子賬。
由於蔣經國的突然崛起，台灣國民黨政權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新的均衡產生了激烈而複雜的權力紛爭和再分配。雖然蔣介石偏安孤島後不久即確定了父業子承、重建蔣家王朝的目標，並精心培養和強力扶植蔣經國全麵接班，但是並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買蔣氏父子的賬，心甘情願接受蔣氏家天下的獨裁統治。蔣經國“接棒”之路，阻力重重，沒有一番血的搏殺，過關斬將，“繼承人”之位是無法確立的。
國民黨內最早向“太子擅權”發難的，是蔣介石敗亡台灣後一度曾十分倚重的兩員大將：吳國楨、孫立人。吳、孫均為國民黨政權中至為罕見的德、才、識均佳之人才，西方化較重，一為普林斯頓學院的高材生，一為弗吉尼亞軍校的優秀畢業生，與美國朝野關係密切。國民黨政權重建後，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和援助，蔣介石打出這兩張“親美牌”：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主政；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兼保安總司令，主軍。一時間，台灣國民黨的政治、軍事上頗有一番新氣象出現，吳、孫二人聲威日隆。很快，他們便與正在蔣介石的縱容下四麵出擊、放手抓權的蔣經國發生了正麵衝突。
蔣經國與吳國楨之間早有嫌隙。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督導經濟改革，曾遭到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的激烈反對，認為用高壓的政治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最後蔣經國果真“打虎”失敗，落荒而走。蔣經國沒有從正麵吸取教訓，卻把這筆賬記在了吳國楨頭上。到台灣之後，吳國楨雖然名義兼有保安司令部司令之職，但實權卻掌握在早已投效到蔣經國麾下的副司令彭孟緝手中。對於蔣經國、彭孟緝在50年代初期，利用特務統治大搞白色恐怖的極端行為，吳國楨一直持有異議，曾屢次向蔣介石進言：“如鈞座厚愛經國兄，則不應使其主持特務，蓋無論其是否仗勢越權，必將成為人民仇恨的焦點。”然而，培植蔣經國全麵接班，是蔣介石的既定方針，吳國楨的諍言，自難入耳。用吳國楨《上蔣總統書》中的話講：“此後鈞座對於經國兄更加信任，不獨任其控製特務及軍隊，且使之操縱黨部並主持青年團。”在此情形下，吳國楨隻能以辭職相對。
客觀而論，對吳國楨的人品和才幹，蔣介石還是頗為賞識和器重的，隻是寵臣與愛子之間的是是非非甚難兩顧。吳國楨回憶說：“我辭職，他派黃伯度傳話，隻要我願意和經國合作，願當行政院長，可當行政院長，愛當主席兼院長，悉由我挑。可是，我一概謝絕。”因為此時吳國楨已經看出：“鈞座愛子甚於愛民，愛黨甚於愛國。”卸職後月餘，吳國離台赴美，從此遠離了台灣政壇。
據傳說，在“蔣主任”與“吳主席”格格不入，勢同水火期間，蔣經國曾施暗殺手段恐嚇過吳國楨。吳國楨掛冠離台，也一度被蔣經國留難，若非宋美齡從中相助，吳國楨恐怕早已無自由之身了。至於一年之後搞得沸沸揚揚、隔海罵戰的“吳國楨事件”，更是以蔣經國為肇端。吳國楨忍無可忍，方才有“建議”：因太子已成台灣“政治進步之一大障礙”，主張送人美國“大學或研究院讀書”，“在大陸未恢複之前，不必重返台灣”。實屬“劫後餘波”。
扳倒了吳國楨，另一個“敵人”孫立人就顯得格外突出了。孫立人與吳國楨的情形有所不同，他非嫡係出身，從來就不曾得到蔣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隻是由於孫立人在國民黨軍隊中才華過於突出，軍功顯赫，加上背後一直有美國人撐腰，才未被蔣介石閑置。到了國民黨敗亡台灣，能否偏安孤島，全係美國是不是支持和援助的關鍵時刻，蔣介石打出這張王牌，任命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兼保安總司令，主軍，向美獻媚。但蔣介石對孫立人的戒心一刻也未曾放鬆。
孫立人是一位典型的職業軍人，性格耿直，好惡分明，恃才傲物，卓爾不群。吳國楨與孫立人是至交，他曾舉過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證說明孫立人是如何見罪於蔣介石：1949年，蔣介石赴台在高雄登陸，時任台灣防守司令的孫立人前往迎接，蔣介石劈頭第一句話：“我在此地安全嗎？”孫立人回答道：“由我們保護，有什麽不安全？”後來，吳國楨告訴他：“你應該說，台灣是總統的地方，當然安全，為什麽要說，你保護呢？”
當然，最後導致孫立人被“封殺出局”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不買太子的賬”，公開反對蔣經國通過政工係統控製軍隊，要求撤銷政治部，這無疑是犯了蔣家之忌。孫立人先是被解除了陸軍總司令之職，剝奪了兵權。之後，又籍“孫立人兵變”的借口，軟禁了他，剝奪了自由。孫立人成了第二個張學良。蔣經國“接棒”之路又減少了一重障礙。
但是，對於蔣經國來說，欲名實相符地承繼父業，執掌國柄，還有一道必須逾越的“鐵閘門”——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法定繼承人”陳誠。陳誠是蔣介石嫡係中的嫡係，一直深受蔣介石的信任和器重。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覆亡之前，他被蔣介石派到台灣來經營退路，出任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以後即穩定上升，由行政院長，而國民黨中央副總裁，而“中華民國”“副總統”，成為“法統”的“準接班人”。從曆史上觀，陳誠從未有過背叛蔣介石的行為，更高人一籌的是，凡是蔣介石搞糟了事情，無法收場，無法下台，總是由陳誠主動站出來，代蔣介石受過。這也正是陳誠一直深得蔣介石賞識，地位穩固，在“黃埔係”中僅次於蔣介石的重要原因。
但是，陳誠並非沒有任何政治野心。國民黨大陸失敗前後，由於陳誠主掌台灣軍政大權，地位舉足輕重，美國曾遊說陳誠在台灣“自主”與大陸分離而獨立。在美國的高壓與誘惑之下，陳誠曾有過一段彷徨和猶豫。對於蔣介石赴台的“通知”保持了長達幾日的沉默。但思忖再三，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迎立“故主”蔣介石。對於陳誠的這一“反常”現象，蔣介石是有所警覺的。1949年5月蔣介石由大陸赴台灣，不在台北登陸，卻出人意料地高雄上岸。《吳國楨八十憶往》一文中曾筆涉此一“蹊蹺”：“1949年5月，蔣先生自舟山致電陳誠，告有赴台之行，陳在二十四小時內未行複電，蔣隻好改從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陳的勢力範圍。”
陳誠第二次見罪於蔣介石，是在1958年第三次“總統”選舉中。按照“憲法”規定，已連任一次“總統”的蔣介石已無再度成為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因此蔣介石放出“保護憲法”（意即不再連任）的試探氣球，然而，陳誠不知深淺，竟信以為真，在岡山召集親信，密謀接班布局，準備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不期然，陳誠的一舉一動畢竟在蔣經國的監視中。從此，陳誠即成了政治上的廢人，有職無權。
國民黨偏安台灣後，蔣介石已下定決心把這最後一點江山傳給嫡嗣，當然也就絕不會再允許他人凱覦。之所以還長期供著陳誠這尊神，而沒有像對待吳國楨、孫立人那樣徹底封殺出局，是因為蔣介石知道陳誠的身體狀況，重病纏身，來日無多，對蔣經國的“接班”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
陳誠長蔣經國12歲，但少蔣介石16歲，他當然不能料想到，他竟會比蔣介石提早10年去世。1965年陳誠病故後，蔣介石親筆書寫挽聯：“光複誌節已至最後關頭，那堪吊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待共同完成，意忍奪我元輔，豈無人乎？”蔣經國也有挽聯雲：“三十年導師中殂，憂國不憂身，少長皆令照肝膽；千萬裏疆土待複，為河亦為嶽，涕洟原許負弓旌。”其中哀樂誰人知！
另外，還有一個能夠對蔣經國“接班”之旅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即“永遠的第一夫人”宋美齡。由於生母毛福梅被黜的緣故，蔣經國一向對“後母”宋美齡敬而遠之，心存嫌隙。1948年上海“打虎”失敗，蔣經國更是永遠無法原諒宋美齡的“背後插刀”。1949年，國民黨敗亡台灣前後，因為宋美齡赴美乞援，蔣經國得以隨侍蔣介石左右，取代了宋美齡而成為蔣介石最主要的助手。1950年，在美滯留經年而一無所獲的宋美齡返回台灣，蔣經國曾專程至馬尼拉接駕，表現也異乎尋常的熱情。宋美齡返回台灣後的職務是位高爵尊，但無實權。原來權威顯赫的宋美齡的親屬們，也都遠離了台灣政壇，在美國謀求生存和發展。“永遠的第一夫人”僅是有名無實的尊稱，昔日呼風喚雨、縱橫捭闔的八麵威風已不複存在，大權均操於蔣氏父子手中。1953年，宋美齡自作主張，私放吳國楨離台，曾引起蔣介石父子的不滿。後來，宋美齡一度曾謀國民黨副總裁之位，遭到蔣氏父子的一致反對，而未能成功。
當然，宋美齡僅僅是對自己大權旁落不滿，時時與專權的太子為難，但對於蔣經國“父業子承”重建蔣家王朝並不反對，相反，往往在關鍵時刻還助蔣經國一臂之力。這點蔣經國是心知肚明的。因此，無論是蔣介石在世時，還是去世後，蔣經國與宋美齡基本上是相安無事而絕少正麵衝突的。
蔣經國接著又出任蔣介石任主席的“國防會議”的秘書長，進而為“國防部”部長。1972年蔣介石提名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
1954年，為了平息因吳國楨事件而引起的台島內外對蔣經國“擅權”的普遍非議，蔣介石安排蔣經國調離“總政治部”，出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新職。
在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權力結構中，“國防會議”（後改為“國安會議”）是一個地位和性質極其特殊的機構，因人而設。主席由蔣介石自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秘書長。
因此，蔣經國由“總政治部”的前台淡出而轉就“虛”位，名分不同，權力如舊，實際上是以退為進，成為名副其實的秘密警察頭子。
1965年，台灣當局創立了“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嚴家淦，蔣經國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第二年，蔣經國扶正，全麵掌管“輔導會”的工作。直到1964年，蔣經國就職“國防部”副部長，“輔導會”主任一職由趙聚鈺暫代。蔣經國在“輔導會”一直幹滿8年。平心而論，8載“輔導會”主任，蔣經國可謂是盡心盡職，成績也是較為明顯的。對於國民黨軍隊大批背井離鄉、長年置身軍旅、謀生乏術的退役官兵，安置失當，引發社會問題及至影響軍心士氣是不可避免的。
蔣經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地位擔當起此重任。年輕而誌求學的，輔導就學；有工作能力的，輔導就業；需要休養的，使之休養；病苦的，使之就醫。“輔導會”創辦了醫院、榮民之家、農場和工廠。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共安置退役國民黨窘兵12萬多人，生產收益達5.9億多元。“輔導會”8年，是蔣經國極為自詡的一段“德政”。此一政績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觀了他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恐怖人物”的形象，口碑平添，為蔣經國日後的高升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礎。
1963年，重病纏身的陳誠請辭所兼行政院長一職。由誰接任？蔣介石頗費斟酌。一個不爭的事實，誰是陳誠的繼任，那麽誰就將是“法統”的“準繼承人”。雖然，蔣介石早有“傳子”之心，然而此時就由蔣經國接替陳誠，畢竟條件尚不成熟，還必須有一個過渡期，必須有一個過渡性人物。出於這樣的考慮，蔣介石選擇了台灣政壇名不見經傳的嚴家淦擔當此任。一時間，輿論大嘩，各方麵反應強烈。然冷靜析之，又都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嚴家淦是個技術性官僚，長期在財政口任職，後來雖官至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然一無野心，二無班底，為人循規蹈矩，庸庸碌碌，萬事不爭先，“遇事推事”。嚴家淦對蔣父子一向忠心耿耿，俯首聽命，從未有些許違意。把這樣一個人物推至前台，諒不會構成對蔣經國日後接班的任何威脅。江南評點道：“台灣土地麵積雖小，出將入相的人才，說得上濟濟一堂。蔣先生慧眼獨鍾，一個唯唯諾諾的嚴靜波，不可否認，有私字的成分。”
平步青雲的嚴家淦深知蔣介石的良苦用心：自己在台前，無非是過渡性角色，為太子“接班”做陪襯而已！因而，他“榮膺”閣揆博得虛名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秉承蔣介石旨意，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授太子以實權相報。
當時的“國防部”部長是蔣經國的兒女親家俞大維，也是一位技術性官僚。俞大維有過頸部淋巴腺腫癌的病曆，雖然美國醫生以鈷60放射治療而消除，但仍需長期追蹤觀察。因此，每年都要離台赴美一二個月。蔣經國到“國防部”就任後，俞大維以“身體狀況不佳”為由，幾乎將一切要務均交付蔣經國辦理，而且他赴美檢查身體逗留的時間，也有意無意地延長。蔣經國拍板決定的事，俞大維在事後沒有不認同的。第二年，俞大維審時度勢，又直接向“行政院”院長嚴家淦轉呈蔣介石“懇辭”“國防部”部長職務，並推薦副部長蔣經國自代。1964年1月13日，蔣介石正式發布命令，把蔣經國扶正。
坐上“國防部長”的寶座，蔣經國已徹底掌握台灣的軍權。雖然根據台灣“國防組織法”，國民黨軍隊的統帥權，一向由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分享，然而自蔣介石開始，國民黨政權的任何機構，官職的權限大小，均因人而異，蔣經國不過步其父後塵，他在哪個位置就任，權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裏。如同蔣經國以副代正一樣，蔣經國現在出任“國防部長”，參謀總長就成了他的幕僚。這也是約定成俗的“慣例”！
蔣經國就任“國防部”部長的第二個月，陳誠病故，蔣經國心裏的最後一片陰影消除。1966年嚴家淦在蔣經國的精心安排下，“競選”副總統成功。蔣經國的“接班”之路已全部鋪平。“承繼大統”僅僅餘下時間問題。
蔣經國“國防部”部長任職，始於1965年1月，止於1969年6月，曆時4年又5個月。蔣經國行事作風與其父不同，事無巨細，均親自體察，事必躬親。舉凡各種軍事會議、軍事布防、調動、校閱、演習以及軍事將領的升遷調配，蔣經國無不一一過問，嚴格掌握。他還經常深入各軍事基地、營區以至軍事前沿陣地巡視，牢牢地控製著“槍杆子”為蔣家所用。
1969年6月，台灣“行政院”改組，原副院長黃少穀辭職，由蔣經國升任。在“接棒”的權力之旅上，蔣經國更進一步介入權力核心。雖然蔣經國名義上仍是副職，但實際上又一次正副顛倒，嚴家淦事事要反過來請示蔣經國。到了1972年3月，嚴家淦連任副總統之後，為報蔣介石“知遇之恩”；立即請辭行政院長職，推舉蔣經國為繼任人選。5月，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召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此可謂正中蔣介石下懷，他可以“舉親不避嫌”了。於是蔣介石正式提名蔣經國就任閣揆，並谘請“立法院”同意。“父親提名兒子”的絕妙谘文如下：
行政院院長嚴家淦，懇請辭職，已勉循所請，予以照準。茲抉以蔣經國繼任行政院院長。蔣堅忍剛毅，有守有為，曆任軍政要職，於政治、軍事、財政各項設施，多所建樹，其於行政院副院長任內，襄助院長處理院務，貢獻良多，以之任為行政院院長，必能勝任愉快。爰依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提請貴院同意，以便任命。此谘立法院。
總統蔣中正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初，形勢至為險峻。政治上，眾叛親離，人心渙散；經濟上，百業凋敝，入不敷出；軍事上，殘兵敗將，防備廢弛。尤其嚴重的是，長期以來一直是蔣家王朝後援的盟友美國“落井下石”，公開發表拋棄台灣的宣言：“美國此時不想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它也不利用武力以幹涉台灣現在的局勢。美國並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國內戰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供給軍援與軍事顧問於台灣的中國軍隊。”坐待“塵埃落定”，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重兵集結於台灣海峽對麵，萬事齊備，隻欠“台風”。借用江南的評點：“就全盤形勢而言，台灣隻是個等待爆炸的火藥庫。”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50年6月朝鮮戰爭突然爆發，美國派出第七艦隊開赴台灣海峽，蔣家王朝在台灣的命運也就出現了曆史性的轉機。江南雲：“朝鮮戰爭的爆發，把已經患了癌症的國民黨政權，從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關係，最後因兵戎相見，凍冷三十一年，所謂‘台灣問題’，了無盡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國民黨政權，因勢利便得以在夾縫中生存下來。”
當然，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生存危機警報”並未解除。朝鮮戰爭的曆史契機，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轉變，隻不過暫時性地阻滯了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使得國民黨政權有了偏安孤島的可能，但是國民黨政權退居台灣時所麵臨的一係列從曆史到現實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國民黨政權能否在台灣立住腳，並重建蔣家王朝，這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從經營台灣之日起就開始反複思考的問題。
為了穩定人心，蔣介石不惜棄自己親訂的“中華民國憲法”於不顧，於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告複“總統”職，“名正言順”地走到台前，大權統攬，再建獨裁統治。痛定思痛，蔣介石也曾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麵總結過國民黨政權大陸慘敗的血的教訓，認為要“守得住”台灣，並進而“反攻複國”的，首先必須在經濟上建設台灣，而要發展經濟，又必須改革政治，改造已腐敗不堪的國民黨。正是在台灣國民黨的改革運動中，蔣介石重建蔣家王朝於台灣的最重要的戰略部署——“父業子承、培植蔣經國接班”計劃，開始逐步實施。
大陸時期，雖然蔣介石也曾安排蔣經國多方磨礪，全麵介入黨、政、軍、青、團要務，以樹立形象，網羅班底，並且也積累了一些政績，畢竟由於資曆太淺，根基不深，加上國民黨內派係錯綜複雜，蔣介石把蔣經國擺在決策圈內之措，阻力重重。偏安孤島之後，因蔣介石年事已高，傳子之策已呈刻不容緩之勢。蔣家王朝大陸覆亡的激烈動蕩，對蔣經國的異軍突起，反倒是因禍得福，“黨中有黨，黨外有派”的國民黨經過大動亂的淘汰、清洗，能夠與蔣介石相抗衡的各種力量均已潰不成軍，蔣介石說話再也無人敢違。此種情形下再推薦蔣經國出台，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有利條件俱備。
國民黨政權敗亡台灣後，關於政權核心的人事安排問題，蔣介石曾煞費苦心。行政院長一職，由心腹陳誠出掌，當在“情理”之中。而吳國楨就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職，孫立人就任陸軍總司令職，明顯得益於他們與美國朝野關係密切的特殊背景。這3人無論計資曆、計聲望、計才幹就此三職也可說適人適事。但是，“新人”蔣經國的位置怎麽擺？則頗費斟酌。
蔣經國在台灣國民黨政壇正式亮相的第一個職位，是“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後改“總政治部”主任，編階為二級上將。此乃蔣介石讓蔣經國全麵涉足軍界、抓槍杆子的精心安排。江南講：“政治部主任，交給經國，當時環境下，眾望所歸。青年軍時代，經國已初試鋒芒，僅限於淺嚐輒止，配合政工改造，環顧國民黨的高級軍政幹部中，隻有這位共產黨出身的小蔣，能夠勝任。這年，經國四十初度，年齡、體力、經驗，均屬黃金時代。一般相信，隻有他能對國軍的再生賦予活力和希望。”
由於蔣經國在國民黨軍隊中資曆甚淺，素無軍功，高官陡升，自然有人不滿、不服。原“空軍”總司令周至柔與蔣經國“總政治部”主任任命令發布的同時，晉升為一級上將參謀總長。據傳周至柔曾對前來“賀喜”的人發牢騷：“現在連老百姓都可以當上將，我在沙場拚了幾十年命才升了這麽一個一級上將，想想也沒有什麽可喜。”這話後來傳到蔣經國耳中，他始終在“總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從未穿著上將軍服在公共場合露麵。
蔣經國深知自己涉足軍界，根基不深，因而采取了穩打穩紮、步步為營的策略。為了培養自己的子弟兵，蔣經國上任後不久即開始籌劃建立政工幹校。1952，蔣經國的“黃埔”——政工幹校在台北北投的複興崗正式開學。任命嫡係胡偉克、王永樹、王升先後出任校長，為他培養門生，準備幹部。蔣經國對於政工幹校，一直抓得很緊，從不容他人染指。以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出任第一任政工幹校校長的胡偉克，一度曾“忘記”了自己蔣經國副手的身份和地位，將政工幹校搞成了“胡記”的“勢力範圍”。結果，蔣經國不得不經常到政工幹校去上班，主持升旗儀式，進行訓話，並進而設“總政治部主任辦公室”於政工幹校校內。最後，胡偉克隻得交出校長位置，退隱賦閑去了。
蔣經國就任軍職之時，正值台灣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朝不保夕的危難關頭。從大陸敗退下來的國民黨殘兵敗將，人心渙散，武備廢弛。為了“挽狂瀾於既倒”，蔣經國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麵整肅，淘撤冗枝，強化精幹，在全軍重建政工係統蔣經國還模仿中國共產黨在人民軍隊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方法。用“三民主義”來訓練國民黨官兵，要求他們明確“為誰而戰？為何而戰？”他喜歡以“士兵利益的維護者”麵目出現，經常出現在“海防”第一線和各基層單位，和士兵們同吃同住，一起“談心”。當一江山島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以及國民黨被迫主動放棄大陳島時，身為“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都堅持到最後撤離，贏得了國民黨官兵的折服。幾年工夫，蔣經國就在國民黨軍隊中奠定了自己的不拔之基。
除了“總政治部”主任的任職外，蔣介石複職“總統”後賦予蔣經國另外兩項重要的使命：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和對大陸遊擊活動的指揮派遣。
1949年7月，蔣介石在高雄成立以唐縱為召集人包括蔣經國在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基本任務就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1950年蔣介石將“政治行政委員會”改組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出台總負責，舉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統歸其管轄調動。為了統攬全權，排解異己，蔣經國采取打拉結合的戰術，建立起“惟我獨尊”的特務王國。
在蔣經國之前，台灣最權勢炙人的特務頭子是彭孟輯。彭孟緝以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長期主掌警備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揮台灣最大的情報單位保安處。蔣介石1950年複職“總統”當日親筆所書的3個手令，其中一道就是給彭孟緝的。這3個手令的主要內容是：派蔣經國負責主持軍中政工重建，迅即恢複“國防部總政治部”；派俞鴻鈞負責設計台灣財政、經濟秩序，成立“財經聯席會議”，由俞鴻鈞為召集人；派彭孟緝為“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協調指揮各情報單位在台之工作。但彭孟緝很乖巧，居安思危，知道“勢威震主”非萬全之道，所以很早就將大權拱手讓於蔣經國，向太子輸誠，將保安處變成了蔣經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執行機構。
50年代初，為防止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滲透而實行的“殺戒大開”籠罩全台的白色恐怖，就是由蔣經國在幕後、彭孟緝在台前一手策劃和導演的，彭孟緝替蔣經國背足了罵名。1954年，彭孟緝“急流勇退”，向蔣介石力辭“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要職，竭力薦舉由蔣經國出掌台灣特務全權。這樣，蔣經國領導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就按管了“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
在此之前，蔣經國已經通過總政治第四處主管保防，實際上等於奪取了一向對自己介入情報係統不買賬的毛人鳳“保密局”的業務。對其他戴笠舊部，則對願歸順效命者，收容己用，對拒不從命者，則排斥打擊。最典型的例證，是“輸誠”的彭孟緝官運亨通，最後竟爬至一級上將參謀總長的顯赫之位，而“不服氣”的毛人鳳則被架空，幾近賦閑，時值壯年，竟抑鬱病亡。
幾年時間，蔣經國就全麵掌握了台灣黨、政、軍各個領域內控外防的特務組織的大權，呼風喚雨，生殺予奪，一統天下。“保密防諜”的口號，在蔣經國統掌情報係統的時代，竟“普及”到全島的每一個角落，婦孺皆知，人人不寒而栗。所以，有人評論說：“由此時開始，蔣經國真正掌握到威勢顯赫的權力之柄。”後來，蔣經國也意識到“特務頭子”的名聲，畢竟有損日後“父業子繼”的形象，幹是報請蔣介石成立“國家安全局”統轄之，由鄭介民出任局長在台前，自己則退居幕後操縱，以避嫌疑。
在蔣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蔣經國在國民黨黨內的地位也穩步上升，開始全麵介入到決策層。1950年七八月間，蔣介石醞釀已久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正式公布，開始實施。這場“改造運動”的領導機構“中央改造委員會”，摒棄了國民黨的元老級大員，大多以“新生代”充任，16名成員中，最引人注目的新人，則屬年方四十，黨齡僅12年的蔣經國。與此同時，原來人數龐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撤消，改以25人的中央評議會代替。
為了在台灣建設“蔣家天下蔣家黨”，蔣經國步入國民黨決策圈後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向多年把持常務的CC係開刀。由於有蔣介石的直接撐腰，班底已散的陳果夫、陳立夫二兄弟自然得敗下陣來。陳果夫有病臥床，膺選中央評議委員，姿態多於實質，真正的CC係巨頭陳立夫則被蔣介石以5萬美金，打發到美國新澤西州休閑養雞。行前，陳立夫向宋美齡辭別，宋美齡贈以《聖經》一本，說：“你在政治上負過這麽大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感到很難適應，這裏有本《聖經》，你帶到美國去念念，你會在心靈上得到不少慰藉。”陳立夫的反應，則頗出宋美齡的意外，他指著牆上掛的蔣介石肖像，言語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信任嗎？”
趕走了CC係的勢力，蔣經國在國民黨黨內當權的阻力也就隨之破除。1952年，國民黨“七全”大會召開，蔣經國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隨後的七屆一中全會，蔣經國又被蔣介石指定為國民黨中常會委員。至此，蔣經國在國民黨的權力中樞享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
蔣經國一向是以“青年領袖”自詡，大陸時代曾長期經營三青團。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經國為了配合乃父蔣介石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再次把手伸向青年。1952年10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蔣介石兼任團長，蔣經國親任主任。為什麽要成立這個組織？蔣經國在第一次台北救國團的宣誓典禮上的講話表達得非常清楚：
三十八年（1949年）大陸的失敗，大家隻看到軍隊給人家打垮了，雖然這也是事實，但是要注意，除了軍隊，我們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裝，青年組織也被瓦解。我們感到軍隊的整頓非常重要，這三年以來，我們集中全力在整頓軍隊上，但是我們領悟到三十八年（1949年）失敗的教訓，更知道要打倒中共，複興國家，還需要組織青年，團結青年，給他們一種新的教育，灌輸他們新的精神。
國民黨大陸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青年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乃至最後形成推翻蔣家王朝的“第二條戰線”。對此，蔣經國有“切膚之痛”。因之，他決意通過“救國團”這一組織在台灣青年中牢固樹立起“三民主義信仰”。蔣經國為“救國團”規定了“信仰三民主義”、“擁護領袖”、“服從命令”、“嚴守紀律”、“自立自強”、“實踐力行”、“自助合作”、“服務犧牲”8款信條。同時，在蔣介石的支持下，蔣經國將所有學校的軍訓由“救國團”統攬下來。所以江南評判“救國團”的性質：“這是第二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預備隊。”
由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台灣幾乎無事不可過問，無處不可插足，加上“救國團”在台灣青年中大肆鼓噪對“青年導師”蔣經國的個人崇拜，台灣社會各界甚至包括國民黨內部亦有人對“救國團”“不過是國民黨內新興的所謂某一派，利用國民黨的招牌，所公開做的培植私人自治資本的工具而已”！幾乎是公開點了蔣經國的名。
在蔣介石的精心策劃和全力支持下，蔣經國在黨、政、軍、青、特各條戰線全麵出擊，放手抓權。短短幾年時間，蔣經國就已在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層麵站穩了腳跟，成為令人矚目的新一代政治強人。
在蔣經國通過權力頂峰的過程有兩人影響較大，一是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一是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蔣經國迫吳國楨掛冠出走，以孫立人製造兵變為借口關押。其原因皆是不買太子賬。
由於蔣經國的突然崛起，台灣國民黨政權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新的均衡產生了激烈而複雜的權力紛爭和再分配。雖然蔣介石偏安孤島後不久即確定了父業子承、重建蔣家王朝的目標，並精心培養和強力扶植蔣經國全麵接班，但是並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買蔣氏父子的賬，心甘情願接受蔣氏家天下的獨裁統治。蔣經國“接棒”之路，阻力重重，沒有一番血的搏殺，過關斬將，“繼承人”之位是無法確立的。
國民黨內最早向“太子擅權”發難的，是蔣介石敗亡台灣後一度曾十分倚重的兩員大將：吳國楨、孫立人。吳、孫均為國民黨政權中至為罕見的德、才、識均佳之人才，西方化較重，一為普林斯頓學院的高材生，一為弗吉尼亞軍校的優秀畢業生，與美國朝野關係密切。國民黨政權重建後，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和援助，蔣介石打出這兩張“親美牌”：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主政；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兼保安總司令，主軍。一時間，台灣國民黨的政治、軍事上頗有一番新氣象出現，吳、孫二人聲威日隆。很快，他們便與正在蔣介石的縱容下四麵出擊、放手抓權的蔣經國發生了正麵衝突。
蔣經國與吳國楨之間早有嫌隙。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督導經濟改革，曾遭到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的激烈反對，認為用高壓的政治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最後蔣經國果真“打虎”失敗，落荒而走。蔣經國沒有從正麵吸取教訓，卻把這筆賬記在了吳國楨頭上。到台灣之後，吳國楨雖然名義兼有保安司令部司令之職，但實權卻掌握在早已投效到蔣經國麾下的副司令彭孟緝手中。對於蔣經國、彭孟緝在50年代初期，利用特務統治大搞白色恐怖的極端行為，吳國楨一直持有異議，曾屢次向蔣介石進言：“如鈞座厚愛經國兄，則不應使其主持特務，蓋無論其是否仗勢越權，必將成為人民仇恨的焦點。”然而，培植蔣經國全麵接班，是蔣介石的既定方針，吳國楨的諍言，自難入耳。用吳國楨《上蔣總統書》中的話講：“此後鈞座對於經國兄更加信任，不獨任其控製特務及軍隊，且使之操縱黨部並主持青年團。”在此情形下，吳國楨隻能以辭職相對。
客觀而論，對吳國楨的人品和才幹，蔣介石還是頗為賞識和器重的，隻是寵臣與愛子之間的是是非非甚難兩顧。吳國楨回憶說：“我辭職，他派黃伯度傳話，隻要我願意和經國合作，願當行政院長，可當行政院長，愛當主席兼院長，悉由我挑。可是，我一概謝絕。”因為此時吳國楨已經看出：“鈞座愛子甚於愛民，愛黨甚於愛國。”卸職後月餘，吳國離台赴美，從此遠離了台灣政壇。
據傳說，在“蔣主任”與“吳主席”格格不入，勢同水火期間，蔣經國曾施暗殺手段恐嚇過吳國楨。吳國楨掛冠離台，也一度被蔣經國留難，若非宋美齡從中相助，吳國楨恐怕早已無自由之身了。至於一年之後搞得沸沸揚揚、隔海罵戰的“吳國楨事件”，更是以蔣經國為肇端。吳國楨忍無可忍，方才有“建議”：因太子已成台灣“政治進步之一大障礙”，主張送人美國“大學或研究院讀書”，“在大陸未恢複之前，不必重返台灣”。實屬“劫後餘波”。
扳倒了吳國楨，另一個“敵人”孫立人就顯得格外突出了。孫立人與吳國楨的情形有所不同，他非嫡係出身，從來就不曾得到蔣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隻是由於孫立人在國民黨軍隊中才華過於突出，軍功顯赫，加上背後一直有美國人撐腰，才未被蔣介石閑置。到了國民黨敗亡台灣，能否偏安孤島，全係美國是不是支持和援助的關鍵時刻，蔣介石打出這張王牌，任命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兼保安總司令，主軍，向美獻媚。但蔣介石對孫立人的戒心一刻也未曾放鬆。
孫立人是一位典型的職業軍人，性格耿直，好惡分明，恃才傲物，卓爾不群。吳國楨與孫立人是至交，他曾舉過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證說明孫立人是如何見罪於蔣介石：1949年，蔣介石赴台在高雄登陸，時任台灣防守司令的孫立人前往迎接，蔣介石劈頭第一句話：“我在此地安全嗎？”孫立人回答道：“由我們保護，有什麽不安全？”後來，吳國楨告訴他：“你應該說，台灣是總統的地方，當然安全，為什麽要說，你保護呢？”
當然，最後導致孫立人被“封殺出局”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不買太子的賬”，公開反對蔣經國通過政工係統控製軍隊，要求撤銷政治部，這無疑是犯了蔣家之忌。孫立人先是被解除了陸軍總司令之職，剝奪了兵權。之後，又籍“孫立人兵變”的借口，軟禁了他，剝奪了自由。孫立人成了第二個張學良。蔣經國“接棒”之路又減少了一重障礙。
但是，對於蔣經國來說，欲名實相符地承繼父業，執掌國柄，還有一道必須逾越的“鐵閘門”——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法定繼承人”陳誠。陳誠是蔣介石嫡係中的嫡係，一直深受蔣介石的信任和器重。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覆亡之前，他被蔣介石派到台灣來經營退路，出任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以後即穩定上升，由行政院長，而國民黨中央副總裁，而“中華民國”“副總統”，成為“法統”的“準接班人”。從曆史上觀，陳誠從未有過背叛蔣介石的行為，更高人一籌的是，凡是蔣介石搞糟了事情，無法收場，無法下台，總是由陳誠主動站出來，代蔣介石受過。這也正是陳誠一直深得蔣介石賞識，地位穩固，在“黃埔係”中僅次於蔣介石的重要原因。
但是，陳誠並非沒有任何政治野心。國民黨大陸失敗前後，由於陳誠主掌台灣軍政大權，地位舉足輕重，美國曾遊說陳誠在台灣“自主”與大陸分離而獨立。在美國的高壓與誘惑之下，陳誠曾有過一段彷徨和猶豫。對於蔣介石赴台的“通知”保持了長達幾日的沉默。但思忖再三，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迎立“故主”蔣介石。對於陳誠的這一“反常”現象，蔣介石是有所警覺的。1949年5月蔣介石由大陸赴台灣，不在台北登陸，卻出人意料地高雄上岸。《吳國楨八十憶往》一文中曾筆涉此一“蹊蹺”：“1949年5月，蔣先生自舟山致電陳誠，告有赴台之行，陳在二十四小時內未行複電，蔣隻好改從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陳的勢力範圍。”
陳誠第二次見罪於蔣介石，是在1958年第三次“總統”選舉中。按照“憲法”規定，已連任一次“總統”的蔣介石已無再度成為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因此蔣介石放出“保護憲法”（意即不再連任）的試探氣球，然而，陳誠不知深淺，竟信以為真，在岡山召集親信，密謀接班布局，準備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不期然，陳誠的一舉一動畢竟在蔣經國的監視中。從此，陳誠即成了政治上的廢人，有職無權。
國民黨偏安台灣後，蔣介石已下定決心把這最後一點江山傳給嫡嗣，當然也就絕不會再允許他人凱覦。之所以還長期供著陳誠這尊神，而沒有像對待吳國楨、孫立人那樣徹底封殺出局，是因為蔣介石知道陳誠的身體狀況，重病纏身，來日無多，對蔣經國的“接班”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
陳誠長蔣經國12歲，但少蔣介石16歲，他當然不能料想到，他竟會比蔣介石提早10年去世。1965年陳誠病故後，蔣介石親筆書寫挽聯：“光複誌節已至最後關頭，那堪吊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待共同完成，意忍奪我元輔，豈無人乎？”蔣經國也有挽聯雲：“三十年導師中殂，憂國不憂身，少長皆令照肝膽；千萬裏疆土待複，為河亦為嶽，涕洟原許負弓旌。”其中哀樂誰人知！
另外，還有一個能夠對蔣經國“接班”之旅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即“永遠的第一夫人”宋美齡。由於生母毛福梅被黜的緣故，蔣經國一向對“後母”宋美齡敬而遠之，心存嫌隙。1948年上海“打虎”失敗，蔣經國更是永遠無法原諒宋美齡的“背後插刀”。1949年，國民黨敗亡台灣前後，因為宋美齡赴美乞援，蔣經國得以隨侍蔣介石左右，取代了宋美齡而成為蔣介石最主要的助手。1950年，在美滯留經年而一無所獲的宋美齡返回台灣，蔣經國曾專程至馬尼拉接駕，表現也異乎尋常的熱情。宋美齡返回台灣後的職務是位高爵尊，但無實權。原來權威顯赫的宋美齡的親屬們，也都遠離了台灣政壇，在美國謀求生存和發展。“永遠的第一夫人”僅是有名無實的尊稱，昔日呼風喚雨、縱橫捭闔的八麵威風已不複存在，大權均操於蔣氏父子手中。1953年，宋美齡自作主張，私放吳國楨離台，曾引起蔣介石父子的不滿。後來，宋美齡一度曾謀國民黨副總裁之位，遭到蔣氏父子的一致反對，而未能成功。
當然，宋美齡僅僅是對自己大權旁落不滿，時時與專權的太子為難，但對於蔣經國“父業子承”重建蔣家王朝並不反對，相反，往往在關鍵時刻還助蔣經國一臂之力。這點蔣經國是心知肚明的。因此，無論是蔣介石在世時，還是去世後，蔣經國與宋美齡基本上是相安無事而絕少正麵衝突的。
蔣經國接著又出任蔣介石任主席的“國防會議”的秘書長，進而為“國防部”部長。1972年蔣介石提名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
1954年，為了平息因吳國楨事件而引起的台島內外對蔣經國“擅權”的普遍非議，蔣介石安排蔣經國調離“總政治部”，出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新職。
在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權力結構中，“國防會議”（後改為“國安會議”）是一個地位和性質極其特殊的機構，因人而設。主席由蔣介石自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秘書長。
因此，蔣經國由“總政治部”的前台淡出而轉就“虛”位，名分不同，權力如舊，實際上是以退為進，成為名副其實的秘密警察頭子。
1965年，台灣當局創立了“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嚴家淦，蔣經國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第二年，蔣經國扶正，全麵掌管“輔導會”的工作。直到1964年，蔣經國就職“國防部”副部長，“輔導會”主任一職由趙聚鈺暫代。蔣經國在“輔導會”一直幹滿8年。平心而論，8載“輔導會”主任，蔣經國可謂是盡心盡職，成績也是較為明顯的。對於國民黨軍隊大批背井離鄉、長年置身軍旅、謀生乏術的退役官兵，安置失當，引發社會問題及至影響軍心士氣是不可避免的。
蔣經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地位擔當起此重任。年輕而誌求學的，輔導就學；有工作能力的，輔導就業；需要休養的，使之休養；病苦的，使之就醫。“輔導會”創辦了醫院、榮民之家、農場和工廠。經過8年的不懈努力，共安置退役國民黨窘兵12萬多人，生產收益達5.9億多元。“輔導會”8年，是蔣經國極為自詡的一段“德政”。此一政績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觀了他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恐怖人物”的形象，口碑平添，為蔣經國日後的高升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礎。
1963年，重病纏身的陳誠請辭所兼行政院長一職。由誰接任？蔣介石頗費斟酌。一個不爭的事實，誰是陳誠的繼任，那麽誰就將是“法統”的“準繼承人”。雖然，蔣介石早有“傳子”之心，然而此時就由蔣經國接替陳誠，畢竟條件尚不成熟，還必須有一個過渡期，必須有一個過渡性人物。出於這樣的考慮，蔣介石選擇了台灣政壇名不見經傳的嚴家淦擔當此任。一時間，輿論大嘩，各方麵反應強烈。然冷靜析之，又都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嚴家淦是個技術性官僚，長期在財政口任職，後來雖官至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然一無野心，二無班底，為人循規蹈矩，庸庸碌碌，萬事不爭先，“遇事推事”。嚴家淦對蔣父子一向忠心耿耿，俯首聽命，從未有些許違意。把這樣一個人物推至前台，諒不會構成對蔣經國日後接班的任何威脅。江南評點道：“台灣土地麵積雖小，出將入相的人才，說得上濟濟一堂。蔣先生慧眼獨鍾，一個唯唯諾諾的嚴靜波，不可否認，有私字的成分。”
平步青雲的嚴家淦深知蔣介石的良苦用心：自己在台前，無非是過渡性角色，為太子“接班”做陪襯而已！因而，他“榮膺”閣揆博得虛名之後，第一件事就是秉承蔣介石旨意，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授太子以實權相報。
當時的“國防部”部長是蔣經國的兒女親家俞大維，也是一位技術性官僚。俞大維有過頸部淋巴腺腫癌的病曆，雖然美國醫生以鈷60放射治療而消除，但仍需長期追蹤觀察。因此，每年都要離台赴美一二個月。蔣經國到“國防部”就任後，俞大維以“身體狀況不佳”為由，幾乎將一切要務均交付蔣經國辦理，而且他赴美檢查身體逗留的時間，也有意無意地延長。蔣經國拍板決定的事，俞大維在事後沒有不認同的。第二年，俞大維審時度勢，又直接向“行政院”院長嚴家淦轉呈蔣介石“懇辭”“國防部”部長職務，並推薦副部長蔣經國自代。1964年1月13日，蔣介石正式發布命令，把蔣經國扶正。
坐上“國防部長”的寶座，蔣經國已徹底掌握台灣的軍權。雖然根據台灣“國防組織法”，國民黨軍隊的統帥權，一向由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分享，然而自蔣介石開始，國民黨政權的任何機構，官職的權限大小，均因人而異，蔣經國不過步其父後塵，他在哪個位置就任，權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裏。如同蔣經國以副代正一樣，蔣經國現在出任“國防部長”，參謀總長就成了他的幕僚。這也是約定成俗的“慣例”！
蔣經國就任“國防部”部長的第二個月，陳誠病故，蔣經國心裏的最後一片陰影消除。1966年嚴家淦在蔣經國的精心安排下，“競選”副總統成功。蔣經國的“接班”之路已全部鋪平。“承繼大統”僅僅餘下時間問題。
蔣經國“國防部”部長任職，始於1965年1月，止於1969年6月，曆時4年又5個月。蔣經國行事作風與其父不同，事無巨細，均親自體察，事必躬親。舉凡各種軍事會議、軍事布防、調動、校閱、演習以及軍事將領的升遷調配，蔣經國無不一一過問，嚴格掌握。他還經常深入各軍事基地、營區以至軍事前沿陣地巡視，牢牢地控製著“槍杆子”為蔣家所用。
1969年6月，台灣“行政院”改組，原副院長黃少穀辭職，由蔣經國升任。在“接棒”的權力之旅上，蔣經國更進一步介入權力核心。雖然蔣經國名義上仍是副職，但實際上又一次正副顛倒，嚴家淦事事要反過來請示蔣經國。到了1972年3月，嚴家淦連任副總統之後，為報蔣介石“知遇之恩”；立即請辭行政院長職，推舉蔣經國為繼任人選。5月，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召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此可謂正中蔣介石下懷，他可以“舉親不避嫌”了。於是蔣介石正式提名蔣經國就任閣揆，並谘請“立法院”同意。“父親提名兒子”的絕妙谘文如下：
行政院院長嚴家淦，懇請辭職，已勉循所請，予以照準。茲抉以蔣經國繼任行政院院長。蔣堅忍剛毅，有守有為，曆任軍政要職，於政治、軍事、財政各項設施，多所建樹，其於行政院副院長任內，襄助院長處理院務，貢獻良多，以之任為行政院院長，必能勝任愉快。爰依憲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提請貴院同意，以便任命。此谘立法院。
總統蔣中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