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

第十三章 論抗戰初期國民黨的持久消耗戰略及作用

　　張健；周本貞；包雲燕

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下的正麵戰場的初期抗戰（即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38年武漢失守），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占有重要的曆史地位。對此，史學界已有不少人專文進行論述。但大多數論者隻著眼於具體戰役戰鬥，認為正麵戰場的初期抗戰盡是一派“大潰退”的局麵，這似乎有欠公允。筆者擬從戰略角度，並結合具體戰役進行分析考察，力圖客觀地評價正麵戰場的初期抗戰。

一、抗戰初期正麵戰場戰略方針的製定

戰爭是交戰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等實力的較量，交戰雙方的實力、地理因素等是製定戰略方針的基本依據。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地貌千差萬別。抗戰爆發之前，國民經濟的主要成分仍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而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島國軍備及一切物質“均較我優勢，並掌握絕對的製海權”，且在東北已侵吞中國的強大後方基地。麵對敵強我弱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攻勢，1932年3月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對日方針問題，認為對日本要采取“長期抵抗”的方針。4月，蔣介石在南昌軍事整理會議上表示：“現在對於日本，隻有一個法子，就是長期不斷的抵抗。”各界有識之士也紛紛發表政見，提出抗敵的戰略。著名學者傅斯年提出中國抗戰的希望在於“長久支持”，“支持愈久於我們越有利”。桂係首領李宗仁指出：“中日戰爭一經爆發，日本利在速戰，中國則以持久戰困之。”可見，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一些國民黨重要官員與其他有遠見的人士已取得共識，有了持久抗戰的打算。這對南京國民政府以後製定對日作戰方針有積極意義。

日軍占領平津之後，中日雙方遂進入正式作戰階段。8月7日，南京國民政府召開最高國防會議，研討和確定抗戰大計。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以“持久消耗戰”為中國抗戰的最高戰略。同時明確提出：在軍事上“采取持久戰略，以空間換取時間，逐次消耗敵人，以轉變優劣形勢，爭取最後勝利”。8月18日，蔣介石發表了《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指出對付日軍速決戰的辦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戰、消耗戰”。“因為倭寇所恃的，是他們強橫的兵力，我們要以逸待勞，以拙製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蔣介石首次闡發了“持久”和“消耗”是中國抗戰的基本戰略方針，是中國戰勝日本的方法之一。

8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大本營的訓令頒發了戰爭指導方案和作戰指導計劃。戰爭指導方案指出：“為求我中華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對於侵犯我主權領土，與企圖毀滅我民族生存之敵國倭寇，決以武力解決之。”作戰指導計劃要求：“國軍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主旨，各戰區應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計劃，以完成任務。”這一計劃雖然對貫徹持久戰主旨的部署和指導缺乏周密的考慮和相應的計劃，但畢竟是已考慮到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既要阻止日軍的強大攻勢，消耗其主力，又要保持中國軍隊主力的情況下製定的，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與過去的作戰計劃相比，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

1938年2月，蔣介石發表《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明確提出了“以空間換時間”的長期抗戰戰略。指出抗日戰爭的勝敗“決定於空間與時間”，“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要爭時間”，“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勝利！”同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明確提出今後的對日軍事戰略方針：“團結海內外全民族一切力量，並爭取與國支持，適用廣大國土，眾多人口，堅持持久抗戰，以創造有利之機勢，而謀取最後勝利。”何應欽在軍事報告中也明確宣布：“敵之最高戰略為速戰速決，而我之最高戰略為持久消耗。”此後，南京國民政府按照持久消耗戰略進行了長期的抗日戰爭。

南京國民政府製定的“持久消耗戰略”符合敵我軍事力量對比的現狀，是有利於中國長期抗戰的。但是，國民黨當局爭取持久戰，又存有拖延時日，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依靠國際力量形成對敵優勢的幻想。實現持久戰的途徑主要是靠內線持久的陣地防禦戰。這種受製於敵和被動挨打的內線防禦戰，雖然能給敵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卻不能有效地打擊敵人，保存自己，往往與敵人同時消耗。所以，南京國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戰略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和動搖性，這就必然會給中國的抗戰帶來意想不到的惡果。

二、持久消耗戰略指導下的初期正麵戰場

南京國民政府製定的持久消耗戰略方針是逐步確立的，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和發展，其方針也愈來愈明顯地體現出來，並通過具體戰役戰鬥得以貫徹和實施。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為起點，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對中國的全麵侵略。此時，日本的戰略意圖是“通過全麵戰爭求得對華問題的徹底解決”。日本當局要求日軍“速戰速決”，以“防止蔣政權西遁，迫其投降”。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這一戰略企圖並未認識清楚，仍幻想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但日方終於於26日晚向中國29軍駐地發動了猖狂進攻，中國軍隊雖經頑強抵抗，終因敵強我弱，平津失陷。此後，日軍將侵略矛頭指向華東戰場，南京國民政府先後進行了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

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蔣介石就曾思謀對日作戰的重心，他認為，“唯一的辦法是在上海作戰，引導他（日本——作者注）沿江西上”。1937年8月13日，當日軍調集30萬兵力，向上海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時，蔣介石也對日軍發起了強大攻勢，並不斷投入新的兵力，有目的地擴大上海戰事。8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下達總動員令，針對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力圖采取持久戰略，逐次消耗敵人，以轉變敵我優劣態勢。這一方針雖然未能完全奏效，但是，由於中國軍民同仇敵愾，日軍不僅被拖住3個月之久，還付出了傷亡6萬餘人的代價。11月上旬，在中國守軍腹背受敵，日軍也受到相當消耗的情況下，中國守軍撤出上海。

淞滬戰役是抗戰初期正麵戰場上與日軍進行的一次重要戰役，中國雖然付出了重大代價，但就戰略全局來講，它將敵人的主攻方向從華北引向了華東戰場，減輕了北方戰場的壓力，改變了日軍在華的兵力部署，打破了日軍主力由華北沿平漢路直衝武漢，實現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造成日軍由東向西溯江仰攻的不利態勢。上海失陷後，日軍即向滬寧路沿線縱深發展，直逼國民黨首都南京。11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遷都重慶，以便“此後將以最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26日，正式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指揮南京保衛戰。12月3日，日軍采用包圍迂回戰術，兵分三路進攻南京。南京國民政府出於戰略考慮，為了表示步步為營的決心，作了“象征性的防守”之後，唐生智遵照蔣介石的命令棄守南京。南京保衛戰，中國損失巨大，城內各處均遭敵炮火襲擊，我軍民被殘殺30餘萬。從戰役戰鬥來講，中國確實是失敗了，而且失敗得相當慘重。但從持久戰略來看，不可籠統地稱之為失敗。因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因此，就持久戰略而言，“今日形勢，毋寧謂於我有利”。

南京失守之後，國民黨總結經驗教訓，改變了過去單純軍事上的點線陣地戰的“持久作戰”思想，重新劃分了戰區，確定新的作戰方針，決定以主力保衛武漢的同時，“由華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強魯中及淮南，積極襲擾，誘敵主力於津浦路方麵，以遲滯敵人溯江西進，並廣泛發動華北遊擊戰，牽製消耗敵人，妨害其南渡黃河，直衝武漢”。根據誘敵主力於津浦路的作戰方針和施行遊擊戰的作戰方法，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從1938年3月開始逐步向第五戰區增調部隊達64個師，近60萬人。此時，日軍為了實現迅速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急於連貫南北戰場，遂以南京、濟南為基地，從南北兩端沿津浦路夾擊徐州。司令長官李宗仁抓住有利戰機，於1938年3月底在台兒莊向守敵發起攻擊，一舉殲敵近2萬人，取得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台兒莊戰役雖然未能全部殲滅敵軍，但它卻把陣地戰、運動戰和遊擊戰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主動殲敵一部達到防禦的目的，從戰略上來講是正確的。它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已由消積防禦向積極防禦的某些轉變。正如陳誠所講：“台兒莊之戰勝”，“即我遊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日軍在台兒莊遭到慘敗之後，便糾集7個師團的兵力從南北兩翼向徐州地區挺進，擺開了與中國軍隊決戰的架勢，妄圖聚殲中國軍隊主力於徐州地區。從當時中日雙方的軍事實力來看，時非決戰之時，地非決戰之地，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無把握地決戰，中國軍隊在徐州附近地區逐次進行了激烈抵抗後，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5月15日決定放棄徐州，命令中國軍隊主力向西南方向突圍。5月下旬，中國軍隊各部突破敵人重圍，抵達豫南、鄂北指定地點集結。

徐州會戰以中國軍隊的撤退而告終，但這一撤退是防守後的撤退，它使日軍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全部落空，挫傷中國軍民抗戰意誌的目標未能實現。而中國軍隊的防禦作戰和主動轉移卻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在戰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戰的作戰原則，並為部署武漢會戰贏得了寶貴時間。徐州會戰一結束，日軍乘勢開始了進發武漢的戰略攻勢。日方認為，通過武漢作戰，“可以做到以武力解決中國事件的大半”，“隻要占領漢口、廣州，就能統治中國”。為此，日軍大本營調集了9個師團約25萬人的兵力，以及各種艦艇120餘艘，飛機300餘架，直接參加武漢作戰。為最大限度地消耗敵人，蔣介石指出：“現在戰局的關鍵，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的是一方麵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方麵在其他地區以及敵軍後方，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7月11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達武漢會戰戰略方針，“預期在武漢外圍與敵作戰四個月，予敵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繼續攻勢之能力。”依據軍委會製定的戰略方針，第九戰區又製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在武漢地區進行了4個月之久的防禦保衛戰。戰役綿延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省，進行大小戰鬥數百次，日軍傷亡10萬人以上。在戰役戰鬥中，不僅有節節抵抗的陣地消耗戰，也有主動圍殲敵人的進攻戰，直到武漢戰略地位消失、戰略目標實現，國民黨最高統帥部於10月24日下令放棄武漢。

武漢會戰使日本幾乎是傾其全力以摧毀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徹底破產，迫使中國屈服的企圖化為泡影。中國堅守殲敵為上、守土在次的作戰原則，雖然失去了武漢，但卻實現了原定戰略計劃，達到了消耗敵軍、掩護戰略撤退、粉碎日軍攻勢能力的目標。當時的國際輿論認為：武漢的失陷於中國抗戰無重大影響，因為“最偉大而又使人興奮之事，實則中國尚生存；而繼續抗戰，勝利機會，已經確定”。武漢會戰之後，日軍已無力再發動強大攻勢，中日雙方力量平衡的局麵開始出現，中國的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

通過對淞滬、南京、徐州、武漢等諸大戰役的分析考察，不難看出，在中日開戰初期，正麵戰場力圖按照持久消耗戰的戰略方針與日軍進行作戰。盡管有些戰役戰鬥未能明顯地顯現出持久戰的戰略思想，甚至是以頑強的陣地戰與日軍頂牛，如淞滬會戰。但從全局來講，所謂持久，並不是要求每戰都打持久，所謂消耗，也並不是要求每戰都拚消耗，而應視當時的具體情況作出恰當的選擇。一般情況下，正麵戰場初期抗戰的結局，是由總體戰略決定的，中國抗日戰爭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敵我力量的轉變表現為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戰爭初期，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在盡可能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的同時，有意識地向內地、向後方撤退，暫時地、部分地放棄若幹國土，換取時間，積聚力量，陷敵於不利而利於我之作戰，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這個指導思想無疑是正確的，“是抗日戰爭的上策”。而過去的一些論著在論及初期正麵戰場的得失時，往往認為國民黨正麵戰場在16個月內丟失了半壁河山，南京國民政府從南京一直退到西南邊陲重慶，是一派“大潰退”的局麵，沒有什麽功績可言，這完全是著眼於戰役戰鬥本身的結局而得出的結論，缺乏深層次的分析。日軍戰史研究者也承認，在總的戰略方麵，中國是成功的。這個看法顯然更接近於初期正麵戰場的實際情況。

三、初期抗戰的地位與作用

國民黨正麵戰場的初期抗戰，雖然有許多失誤，造成了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但它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仍占有重要的曆史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消耗了日本的軍事、經濟實力，使其陷入長期戰爭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抗日戰爭一開始，日本帝國主義憑借其軍事優勢，向我華北和華東地區發動了連續不斷的進攻，企圖迅速打垮中國軍隊的主力，迫使國民黨政權屈服，以實現其“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為此，日本陸軍幾乎傾巢出動，與中國軍隊進行決戰。據日本統計資料顯示：戰爭開始後，日本共計24個師團，其中21個師團投入侵華戰爭。1938年7月，又新擴10個師團，共34個師團，其中32個師團投入中國戰場，占其陸軍總數的94%強。

日本決心用武力征服中國的方針，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動員其幾乎全部軍隊對日抗戰。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38年武漢失守，中國軍隊與日軍進行了數次重大戰役，日方傷亡447700餘人，損失飛機785架，艦船100餘艘，消耗軍費92億3千多萬日元，且戰線延長，兵力分散，軍需補給也發生了嚴重困難。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官杉山元1939年10月在對其軍官的訓話中也不得不承認日軍“損失重大，實出意外”，“主要將領多員殞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創傷”，“全國將士陷於不能持久之困境”。日本陸相東條英機也供認：日本自“七七”事變以來，死傷數十萬人，且所費國幣已達數百億。

巨大的軍事、經濟實力的消耗，使日本經濟瀕於枯竭。為了彌補對華戰爭帶來的兵力、軍費和資源的損耗，除了瘋狂地掠奪東北、華北和台灣等占領區外，在國內則大量增兵、征稅、發行公債。1938年10月，日本政府還發表聲明，要求全國“極力設法節約消費”，“努力確立官兵一體之簡素的非常時國民生活樣式”。廣大日本人民被拋進了饑寒交迫的苦難之中。正如日本陸相東條英機所講：自“七七”事變以來，日本有幾百萬軍隊和1億國民在後方含辛茹苦。可見，號稱東亞強國的日本，國內經濟已達捉襟見肘的程度。慘重的人力、物力損失，日本不但無法實現其預定的速戰速決的戰略目標，反而使自己陷入長期戰爭的泥坑而無法自拔。正如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石原莞爾所講：“日本對華用兵愈持久，則國民負擔愈重，愈深入，則愈不能自拔。”日軍戰史研究者井本熊男也認為，在戰爭初期，日本未能實現其消滅中國軍隊主力及迫使國民黨政府屈服的主要戰略目標，相反，卻使自己陷入長期作戰的泥坑。而中國經過16個月的初期抗戰，卻由平時狀態逐漸轉入戰時狀態，基本上達到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目標，實現了持久戰。

（二）為沿海沿江工業、高校的內遷贏得了時間。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工業的70%集中於沿海一帶，內地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據南京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1937年底，全國共有工廠3925家（不包括東北），其中上海有1235家，約占總數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總數的51%。一旦戰爭爆發，沿海工業將首當其衝遭敵炮火襲擊，為避免沿海工業不遭滅頂之災和在大後方建立長期抗戰的工業基礎，加強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實力，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將沿海沿江工業內遷。

“七七”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先後成立了國家總動員計劃委員會和中央遷廠建設委員會，具體負責遷廠的各項事宜。在淞滬會戰激烈進行之時，中國曆史上一場空前規模的工業大遷徙也在緊張地進行著。至1937年12月10日，由上海地區先後共遷出民營工廠146家，機件14600餘噸，技術工人2500餘名。日軍占領南京後，其侵略矛頭又指向武漢，南京國民政府又決定將武漢地區的工廠繼續遷移至四川、貴州、湘西等大後方，至1938年10月武漢失陷止，經工礦調整處協助而由武漢遷出的廠礦共304家（包括路過武漢及由武漢起運的廠礦），物資51182噸，技工萬餘人。在眾多民營工廠內遷的同時，直屬國民政府軍委會的兵工廠、軍需廠及國營廠礦也先後向內地遷移。到1940年底，整個工廠內遷工作基本結束，經工礦調整處協助內遷的工廠共448家，機器材料70991噸，技工12164人。另外，自動遷移的工廠還有100餘家，總計內遷工廠達600餘家。內遷工廠雖然隻占沿海工廠的極少數，但大多為民族工業的佼佼者，實力雄厚，門類齊全，技術水平高，直接或間接有助於國防軍事建設，不僅為持久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實力，而且為國家保存了一批近代工業的精華，奠定了大後方工業發展的基礎。

在工廠內遷的同時，戰區內部分高校也進行了內遷。抗戰爆發之前，國統區共有國立、私立等高校108所，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戰爆發後，大部分遭戰火破壞。在高等教育麵臨嚴重危機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將沿海各高校內遷，並於1938年成立了全國戰時教育協會，負責全國各地高校的遷建工作。從1937年至1939年，中國東部戰區各高校除少數遷入租界外，大部分都遷往西南、西北等地，而最後集中於四川的計有48所。高校內遷，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重要的一幕，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華，促進了大後方教育事業的發展，為祖國培養了大批的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麵的人才。上述沿海沿江工廠、高校的內遷，是國民黨在初期抗戰中對日本進行了比較積極努力的抵抗，打亂了敵軍的戰略部署，遲滯了日軍西進時間的局麵下進行的。假如沒有正麵戰場的初期抗戰，日軍就有可能按其預定計劃長驅直入，由華北直插中原，南克武漢，西破潼關，切斷隴海路，扼守江漢要塞，工業設備和高等院校就無法內遷，建立大後方抗戰基地的設想就必然落空，持久戰就難以實現。

（三）振奮了民族精神，堅定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念。麵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全國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國民政府能夠組織、領導中國人民起來抗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爭取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南京國民政府不負眾望，“八一三”事變爆發的第二天，首先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表示“實行自衛，抵抗暴力”。緊接著，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一方麵指揮軍隊抗擊日軍的瘋狂進攻；一方麵接受中共關於國共合作的建議，承認其合法地位，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抗日。這些舉措，對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極大的促進和推動，全國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局麵。

在日軍的大舉進攻麵前，南京國民政府幾乎動用了全部軍事力量對日作戰，先後進行了多次重大戰役，打了許多硬仗。如淞滬會戰，中國軍隊簡直是以“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死亡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曆史上，鮮有前例”。由於中國軍隊浴血奮戰、頑強抵抗，使日軍遭到自“日俄戰爭以後從未有過的巨大損失”。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使日軍遭到自新式陸軍組建以來的第一次慘敗，極大地振奮了中國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對形成強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戰役戰鬥中，廣大愛國官兵激於民族的義憤和強烈的愛國心，與日軍頑強拚搏，湧現出眾多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為國捐軀者，不僅有一般士卒和下層官佐，而且有高級將領。這些眾多為國犧牲的將士，以自己的鮮血洗刷了舊日的民族恥辱，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堅定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念，也喚起了國際的同情和援助。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