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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
張巨成
在抗日戰爭時期（1931～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中國侵占了大片國土，實施“以華治華”的毒計，扶植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殘酷奴役、殺害中國人民，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產，嚴重地侵犯、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嚴重地分裂了中國，使中國國家的統一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了嚴重的削弱。也就是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家的統一程度與抗日戰爭以前的民國的統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幾個漢奸傀儡賣國政權的存在，是中國的國恥。今天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這樣的國恥也不能忘記，這樣的曆史也要牢記。
一、偽滿洲國
偽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東北扶植的一個傀儡賣國政權，1932年3月成立，前清廢帝愛新覺羅·溥儀任“執政”，年號“大同”，改用新五色“國旗”，以長春為“首都”。在偽滿洲國成立一個月後，即1932年4月，除軍政部和軍隊中的日本人外，僅在偽中央政府中就有日本人職員兩百多人。在大部分局科中，都有日本人的顧問、參事和秘書。監察局中的重要職位都為日本人所占據。最後，偽“執政”左右的最重要的大部分官吏，包括宮務局長和“執政”近衛隊指揮官在內，都是日本人，連“執政”也由關東軍所任命的吉岡中將來加以“監視”。總之，關於政府公共事務，縱然中國人在名義上是長官，而主要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權力卻掌握在顧問、參議、監察官、秘書等次級的日本官吏的手中。1934年3月，“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執政”改稱“皇帝”，年號改為“康德”。偽滿洲國成立後不久（1932年3月13日），溥儀以換文的形式與日本侵略者簽署了一份出賣東北主權的密約。密約規定偽滿洲國的國防、治安，全部“委請”日本管理，所需經費由偽滿負擔；偽滿洲國的鐵路、海灣、水路、空路等均“委請”日本管理；日本軍隊所需各種物資、設施，由偽滿洲國負責供應；日本人可以充任偽滿官吏，其“保薦”和“解職”均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決定；日本有權開發礦山等資源；日本有權向偽滿洲國移民等。從這個賣國密約可以看出，偽滿洲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乃至組織人事大權均被日本人控製，是地地道道的一個傀儡賣國政權。偽滿洲國包括當時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和熱河四省（熱河是1933年3月被日軍武裝侵占後並入的），其存在的時間近14年，直到1945年8月才滅亡。日本侵略者為了鞏固其殖民統治秩序，實行所謂“治安強化”的恐怖主義統治，實行“三光政策”，不斷製造“無人區”，不斷製造屠殺中國人民的慘案。1932年9月16日，日軍在遼寧省撫順平頂山，槍殺四百多戶居民，共3000餘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三千萬中國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以溥儀為首的賣國賊的剝削、奴役和迫害。
二、汪偽國民政府
汪偽國民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於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當天，汪精衛等漢奸頭目沐猴而冠，粉墨登場。汪精衛任這個偽政權的代主席（1940年11月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長。在宣誓就職典禮上，汪精衛宣讀了所謂《還都宣言》。《宣言》宣稱：“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兩大方針，為中央政治會議所鄭重決議，國民政府當堅決執行之。所謂實現和平，在與日本共同努力，本於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以掃除過去之糾紛，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汪精衛的所謂“實現和平”，就是實現在日軍占領下當亡國奴的“和平”。陳公博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怎樣做近代國家的國民》的廣播講話，大肆鼓吹所謂“和平”：“現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這次和平，不是單方的，是雙方的，大家都了然於中日兩國的前途，東亞的大局，世界的趨勢，知道東亞和平的責任，決不是一方所能單獨擔負的，必得雙方共同努力的。因此兩國之士提倡於前，兩國人民，景從於後，才有今日和平的實現。所以，我們同胞們，要認識中日今後是患難的朋友，是患難的兄弟。我們要認識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們應該站起來，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國國家是和日本國家一樣獨立自由的。”汪精衛、陳公博等所鼓吹的“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真賣國。汪偽政權統治的地區，包括以寧滬杭為中心的長江下遊地區、武漢地區、廣州地區以及後來的淮海地區。汪偽政權成立之後，即以中國中央政府的名義，參加德、意、日三國法西斯侵略者同盟，並以“和平、反共、建國”為施政綱領，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出賣中國國家主權的《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中日滿共同宣言》等一係列賣國條約。1941年春，汪偽政權賣力配合日軍對蘇、浙、皖三省淪陷區的“清鄉”運動和“治安強化運動”，殘酷鎮壓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掠奪中國的戰略資源，推行奴化教育，並組織偽軍協同日軍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偽政權又追隨日本對英美宣戰，要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共生共死”。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後，汪偽政權也隨之滅亡。
三、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在兩地分別成立了“治安維持會”。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為統一華北各地的偽政權，將平津兩地的“維持會”與1935年成立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合並，於12月14日（即日軍攻占南京後的第二天），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這個偽政權以北洋軍閥政府的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以北京為“首都”，控製了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省的淪陷區和平、津兩市。這個傀儡政權建立後，在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幫助日本侵略者進行經濟掠奪等方麵進行了很多罪惡活動，大肆出賣中國主權和國家民族利益。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出籠後，華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維持會”漸次歸並到它的賣國陣營之內。1938年2月1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首先與之合並，冀東二十二縣編入河北省內，濟南、青島兩地的“維持會”，“冀南地區治安聯合維持會”和“山西省自治政府”也相繼與其同流合汙。其地方機構，除了省、縣、市、特別市等名稱外，在省與縣之間恢複了清代“道”級行政建製。
1940年3月，汪偽政權建立後，“臨時政府”改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歸屬汪偽政權，實際上仍保持相對的獨立性。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這個賣國的傀儡政權才滅亡。
四、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是繼偽臨時政府之後，由日本“華中派遣軍”於1938年3月在南京扶植成立的一個漢奸傀儡賣國政權，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敵占區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偽維新政府是一個完全聽命於日本“華中派遣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它的所有“政務”，是由特別設立的日本顧問部控製的；它全力控製所轄淪陷區的經濟，以貫徹日本的“以戰養戰”政策。為了麻痹人民的思想，偽維新政府宣傳局與日本情報機關合作，控製輿論、文化機關，建立“中華聯合通訊社”，作為其宣傳奴化理論的喉舌。這個偽政權的宗旨是：“反對共產主義，絕對否認國民政府，保持對日本的密切提攜。”1940年3月，汪偽政權成立之際，偽維新政府並入汪偽政權。
五、偽察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察南自治政府在張家口建立。偽察南自治政府之組織，設政務委員若幹人，由其中推舉二人為最高委員，任行政上之首領。其下設總務處及民生、財政、保安、民政四廳。處設處長，廳設廳長。日本人於其各級官署皆派有顧問，以總攬行政上之大權。在四個廳長中，民生、保安兩個廳長均為日本人。杜運宇、於品卿任最高委員，於品卿任該偽政府主席。這個偽政權受日軍在張家口的特務機關長葉岡安直及最高顧問金井章次的直接控製，以張家口為“首府”，管轄察哈爾南部10個縣，人口約200萬。1939年9月，並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六、偽晉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13日，日軍攻占大同。10月15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偽晉北自治政府在山西省大同建立，夏恭任“自治政府主席”。夏恭是清朝舉人，年已七十多歲。日本人前島升擔任最高顧問，總攬一切政事，為偽晉北自治政府之太上皇。該偽政權統治晉北長城以內的13個縣，150萬人口。1939年9月，並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偽察南自治政府所標榜之施政綱領為“日察如一，鏟除共黨，民族協和，民生向上”。偽察南自治政府則為“感謝皇軍，鏟除紅匪，發揚道義，建築樂土”。雖隻區區十六字，其賣國反共性質，已非常明顯。
七、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
該偽政權是抗日戰爭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扶植的蒙奸傀儡賣國政權，1937年10月27日在綏遠省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成立。經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指定，雲端旺楚克（雲王）任偽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任副主席，李守信任蒙古軍總司令，日本人宇山兵士為政府最高顧問（宇山兵士1939年6月調回“滿洲國”，以泉名英繼任），高場藏捐為蒙古軍最高顧問。日本侵略者在平綏沿線屯駐大軍，在各地遍設警察機構和特務機關，實行殘酷的軍事特務統治並肆行經濟掠奪。內蒙古地區的鐵、煤、雲母、鹽等礦產品，皮毛等畜產品和糧食皆為日本侵略者所壟斷和掠奪。1938年4月雲王病死，德王繼任主席兼政務院長，李守信升任副主席。該偽政權以成吉思汗紀元為“年號”（但用陽曆），以歸綏為“首都”，共轄五盟二市，人口約270萬，其中蒙古族約26萬。1939年9月1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時，該偽政權被裁撤。
八、偽蒙疆聯合委員會
1937年9月、10月間，日偽在察南、晉北、蒙古相繼成立了三個偽政權。日本侵略者為了加強對這三個偽政權的控製，日本軍部指使偽察南自治政府代表於品卿、偽晉北自治政府代表夏恭、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紮布，於1937年11月22日在張家口達成了所謂“共同防共、民族協和和民生向上”的協議，成立“蒙古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是上述三個偽政權的上級機關，可以對下發號施令。1939年9月1日，改稱“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九、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又稱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經日本軍部與偽蒙疆聯合委員會最高顧問今井章二的精心策劃，1939年9月1日，由“蒙疆聯合委員會”演變而來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根據日本軍部內定，采用推舉形式，由德王任主席，於品卿、夏恭任副主席，以張家口為“首都”，用成吉思汗年號，掛蒙古旗，其旗顏色由黃、藍、白、赤四色組成，黃色象征漢族，藍色象征蒙古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赤色寬橫條居中，上下各三窄條為黃、藍、白，意為以日本為中心。由此也可見其賣國傀儡的特征和本質。該偽政府成立後，原察南、晉北兩個偽自治政府改為直隸偽政權政務院的兩個廳；原為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所轄的五個盟也直隸偽政務院；除設立“政務院”外，還設立“蒙古軍總司令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各廳、盟、市、旗的長官安排，采用蒙漢分治；日本人除任顧問外，還任部長、次長、局長、處長等職，或以參事官等名義操縱偽政府的實權。同時在偽政府之上，設立日本帝國政府興亞院聯絡部，日本軍部兵團司令官蓮治藩和興亞院聯絡部長酒井隆，成為高居於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之上的太上皇，德王隻不過是他們導演之下的傀儡，一切都得聽命於主人的意誌。
1940年3月，該偽政權名義歸屬汪偽政權領導。1941年8月，日本侵略者將“蒙疆政府”改為“蒙古自治邦”，同時又將其人事作了大幅度調整。掌握軍權的李守信被升為有名無實的“副主席”，大批日本人從幕後走到前台，出任各級要職。德王和李守信與蔣介石秘密聯絡一事敗露後，日本侵略者對此二人更不放心，偽軍一切活動都由日軍直接指揮。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該偽政權亦隨之瓦解了。
十、偽上海特別市政府
1937年10月，漢奸蘇錫文在日軍特務部的指示下由北平潛往上海，進行組織偽政權的活動。1937年12月5日，漢奸蘇錫文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在上海浦東成立了“大道市政府”，蘇錫文任臨時市長，掛繪有太極圖的杏黃旗。1938年4月28日，經日本侵略者同意，改“上海大道市政府”為“上海市政督辦”，蘇錫文任上海市政督辦，改懸五色旗。同年10月16日由浦東遷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原址，改稱“上海特別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長。1940年3月汪偽政權成立後，傅宗耀仍任上海特別市市長。10月9日，傅宗耀死後，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由陳公博、周佛海先後繼任。日本投降後，隨汪偽政權的滅亡而滅亡。
十一、偽廣東省政府
偽廣東省政府是日軍侵占廣州後建立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日軍侵占廣州後，加緊扶植漢奸，建立偽組織和偽政權。1938年12月10日，在日軍策劃和扶植下，成立了偽廣東“治安維持會”，由漢奸彭東原任會長，呂春榮任副會長。1939年11月18日，彭東原宣布撤銷維持會，並於20日成立偽廣州市公署，自任市長。1940年4月23日，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決定偽廣東省政府組成人員。偽廣東省政府主席由陳公博兼任，陳耀祖代理（兼任建設廳長和保安司令）。5月10日，偽廣東省政府和偽廣州市政府舉行了成立典禮。1945年8月，日本投降，該偽政權亦隨之滅亡。
抗戰時期存在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並非隻有上述11個，例如還有偽河南省自治政府、偽河北省政府、偽山西省公署等。上述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以華治華”、政治誘降、分裂中國的惡毒政策的產物。那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大小漢奸賣國賊們，往往為了一己或一集團的私利，喪失民族氣節，認賊作父，出賣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主權。一些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們，不甘心他們失去的王朝貴族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扶植和利用下，走上了分裂國家的賣國道路。溥儀就是這夥賣國賊的代表。國民黨陣營中的一些人，為了爭權奪利，不惜以犧牲和出賣國家主權和根本利益來作為權力鬥爭的籌碼。汪精衛是這夥人的典型代表。汪精衛其人領袖欲、權力欲極強，不甘居於蔣介石之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引誘下就叛國投敵，認賊作父，當了漢奸傀儡賣國賊。抗戰時期當漢奸賣國賊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極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錢和物質等享樂。極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錢和物質等享樂，是他們當漢奸賣國賊的主要思想基礎。具有這樣思想觀念的人，在國家民族處於危機的時期，往往不會考慮國家民族的大義和氣節，再加上其他誘因，最容易去當漢奸賣國賊。抗戰時期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的存在分裂了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也說明了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國國家的分裂，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造成的。如果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侵略者不投降，這些漢奸傀儡賣國政權就會繼續存在，中國的分裂局麵也不會結束。
牢記曆史，勿忘國恥。日本侵華是國恥，漢奸政權也是國恥。這些國恥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公共記憶。忘記了國家和民族的公共記憶，就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
隻有牢記曆史，勿忘國恥，才能時刻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自強精神。今天，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們要牢記中國軍民浴血抗戰的悲壯曆史，要牢記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要牢記這段曆史的慘痛教訓。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在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處於日本侵略的嚴重危機時期，那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助日為虐、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工具的民族敗類的賣國罪行。記住那些民族敗類、漢奸的賣國罪惡曆史，有利於全麵總結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防止將來中國再次遭到帝國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的侵略，防止將來中國如果遭到侵略的時候，會有太多的漢奸賣國賊。抗日戰爭的一個重要曆史教訓是，抗戰時期，中國的漢奸實在是太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戰前的綏靖主義姑息縱容了歐洲的法西斯和亞洲的日本帝國主義，最終導致了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爆發。在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內部同樣存在綏靖主義。這種綏靖主義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忙。汪精衛等人在抗戰爆發後則完全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當了漢奸，還建立了漢奸傀儡政權，成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幫凶。慘痛的曆史教訓說明，落後會挨打，軟弱也會挨打。對邪惡的、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對過分乞求和平的綏靖主義同樣要反對。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企圖侵略中國的勢力，必須堅決反對這股勢力。中國不能為了經濟上的小利而犧牲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能對日本的新軍國主義采取綏靖主義的姑息縱容政策。
我國必須大力切實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提高我國的國防能力和反侵略戰爭的能力。對於國防和軍事落後的國家來說，和平隻能是一種奢望和幻想，或者是一種被動的賜予，一種一廂情願。沒有強大武力做後盾的和平是不可靠的。這樣的“和平”越“和平”越可怕。這樣的“和平”是“和平泡沫”，總有一天要破滅。中國隻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國富軍強，才能避免挨打的悲慘命運，才能保持和平與發展的局麵。
（作者單位：雲南大學）
在抗日戰爭時期（1931～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中國侵占了大片國土，實施“以華治華”的毒計，扶植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殘酷奴役、殺害中國人民，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產，嚴重地侵犯、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嚴重地分裂了中國，使中國國家的統一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了嚴重的削弱。也就是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家的統一程度與抗日戰爭以前的民國的統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幾個漢奸傀儡賣國政權的存在，是中國的國恥。今天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這樣的國恥也不能忘記，這樣的曆史也要牢記。
一、偽滿洲國
偽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東北扶植的一個傀儡賣國政權，1932年3月成立，前清廢帝愛新覺羅·溥儀任“執政”，年號“大同”，改用新五色“國旗”，以長春為“首都”。在偽滿洲國成立一個月後，即1932年4月，除軍政部和軍隊中的日本人外，僅在偽中央政府中就有日本人職員兩百多人。在大部分局科中，都有日本人的顧問、參事和秘書。監察局中的重要職位都為日本人所占據。最後，偽“執政”左右的最重要的大部分官吏，包括宮務局長和“執政”近衛隊指揮官在內，都是日本人，連“執政”也由關東軍所任命的吉岡中將來加以“監視”。總之，關於政府公共事務，縱然中國人在名義上是長官，而主要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權力卻掌握在顧問、參議、監察官、秘書等次級的日本官吏的手中。1934年3月，“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執政”改稱“皇帝”，年號改為“康德”。偽滿洲國成立後不久（1932年3月13日），溥儀以換文的形式與日本侵略者簽署了一份出賣東北主權的密約。密約規定偽滿洲國的國防、治安，全部“委請”日本管理，所需經費由偽滿負擔；偽滿洲國的鐵路、海灣、水路、空路等均“委請”日本管理；日本軍隊所需各種物資、設施，由偽滿洲國負責供應；日本人可以充任偽滿官吏，其“保薦”和“解職”均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決定；日本有權開發礦山等資源；日本有權向偽滿洲國移民等。從這個賣國密約可以看出，偽滿洲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乃至組織人事大權均被日本人控製，是地地道道的一個傀儡賣國政權。偽滿洲國包括當時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和熱河四省（熱河是1933年3月被日軍武裝侵占後並入的），其存在的時間近14年，直到1945年8月才滅亡。日本侵略者為了鞏固其殖民統治秩序，實行所謂“治安強化”的恐怖主義統治，實行“三光政策”，不斷製造“無人區”，不斷製造屠殺中國人民的慘案。1932年9月16日，日軍在遼寧省撫順平頂山，槍殺四百多戶居民，共3000餘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三千萬中國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以溥儀為首的賣國賊的剝削、奴役和迫害。
二、汪偽國民政府
汪偽國民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於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當天，汪精衛等漢奸頭目沐猴而冠，粉墨登場。汪精衛任這個偽政權的代主席（1940年11月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長。在宣誓就職典禮上，汪精衛宣讀了所謂《還都宣言》。《宣言》宣稱：“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兩大方針，為中央政治會議所鄭重決議，國民政府當堅決執行之。所謂實現和平，在與日本共同努力，本於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以掃除過去之糾紛，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汪精衛的所謂“實現和平”，就是實現在日軍占領下當亡國奴的“和平”。陳公博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怎樣做近代國家的國民》的廣播講話，大肆鼓吹所謂“和平”：“現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這次和平，不是單方的，是雙方的，大家都了然於中日兩國的前途，東亞的大局，世界的趨勢，知道東亞和平的責任，決不是一方所能單獨擔負的，必得雙方共同努力的。因此兩國之士提倡於前，兩國人民，景從於後，才有今日和平的實現。所以，我們同胞們，要認識中日今後是患難的朋友，是患難的兄弟。我們要認識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們應該站起來，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國國家是和日本國家一樣獨立自由的。”汪精衛、陳公博等所鼓吹的“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真賣國。汪偽政權統治的地區，包括以寧滬杭為中心的長江下遊地區、武漢地區、廣州地區以及後來的淮海地區。汪偽政權成立之後，即以中國中央政府的名義，參加德、意、日三國法西斯侵略者同盟，並以“和平、反共、建國”為施政綱領，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出賣中國國家主權的《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中日滿共同宣言》等一係列賣國條約。1941年春，汪偽政權賣力配合日軍對蘇、浙、皖三省淪陷區的“清鄉”運動和“治安強化運動”，殘酷鎮壓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掠奪中國的戰略資源，推行奴化教育，並組織偽軍協同日軍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偽政權又追隨日本對英美宣戰，要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共生共死”。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後，汪偽政權也隨之滅亡。
三、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繼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在兩地分別成立了“治安維持會”。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為統一華北各地的偽政權，將平津兩地的“維持會”與1935年成立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合並，於12月14日（即日軍攻占南京後的第二天），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這個偽政權以北洋軍閥政府的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以北京為“首都”，控製了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省的淪陷區和平、津兩市。這個傀儡政權建立後，在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幫助日本侵略者進行經濟掠奪等方麵進行了很多罪惡活動，大肆出賣中國主權和國家民族利益。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出籠後，華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維持會”漸次歸並到它的賣國陣營之內。1938年2月1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首先與之合並，冀東二十二縣編入河北省內，濟南、青島兩地的“維持會”，“冀南地區治安聯合維持會”和“山西省自治政府”也相繼與其同流合汙。其地方機構，除了省、縣、市、特別市等名稱外，在省與縣之間恢複了清代“道”級行政建製。
1940年3月，汪偽政權建立後，“臨時政府”改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名義上歸屬汪偽政權，實際上仍保持相對的獨立性。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這個賣國的傀儡政權才滅亡。
四、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是繼偽臨時政府之後，由日本“華中派遣軍”於1938年3月在南京扶植成立的一個漢奸傀儡賣國政權，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敵占區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偽維新政府是一個完全聽命於日本“華中派遣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它的所有“政務”，是由特別設立的日本顧問部控製的；它全力控製所轄淪陷區的經濟，以貫徹日本的“以戰養戰”政策。為了麻痹人民的思想，偽維新政府宣傳局與日本情報機關合作，控製輿論、文化機關，建立“中華聯合通訊社”，作為其宣傳奴化理論的喉舌。這個偽政權的宗旨是：“反對共產主義，絕對否認國民政府，保持對日本的密切提攜。”1940年3月，汪偽政權成立之際，偽維新政府並入汪偽政權。
五、偽察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察南自治政府在張家口建立。偽察南自治政府之組織，設政務委員若幹人，由其中推舉二人為最高委員，任行政上之首領。其下設總務處及民生、財政、保安、民政四廳。處設處長，廳設廳長。日本人於其各級官署皆派有顧問，以總攬行政上之大權。在四個廳長中，民生、保安兩個廳長均為日本人。杜運宇、於品卿任最高委員，於品卿任該偽政府主席。這個偽政權受日軍在張家口的特務機關長葉岡安直及最高顧問金井章次的直接控製，以張家口為“首府”，管轄察哈爾南部10個縣，人口約200萬。1939年9月，並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六、偽晉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13日，日軍攻占大同。10月15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偽晉北自治政府在山西省大同建立，夏恭任“自治政府主席”。夏恭是清朝舉人，年已七十多歲。日本人前島升擔任最高顧問，總攬一切政事，為偽晉北自治政府之太上皇。該偽政權統治晉北長城以內的13個縣，150萬人口。1939年9月，並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偽察南自治政府所標榜之施政綱領為“日察如一，鏟除共黨，民族協和，民生向上”。偽察南自治政府則為“感謝皇軍，鏟除紅匪，發揚道義，建築樂土”。雖隻區區十六字，其賣國反共性質，已非常明顯。
七、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
該偽政權是抗日戰爭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扶植的蒙奸傀儡賣國政權，1937年10月27日在綏遠省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成立。經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指定，雲端旺楚克（雲王）任偽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任副主席，李守信任蒙古軍總司令，日本人宇山兵士為政府最高顧問（宇山兵士1939年6月調回“滿洲國”，以泉名英繼任），高場藏捐為蒙古軍最高顧問。日本侵略者在平綏沿線屯駐大軍，在各地遍設警察機構和特務機關，實行殘酷的軍事特務統治並肆行經濟掠奪。內蒙古地區的鐵、煤、雲母、鹽等礦產品，皮毛等畜產品和糧食皆為日本侵略者所壟斷和掠奪。1938年4月雲王病死，德王繼任主席兼政務院長，李守信升任副主席。該偽政權以成吉思汗紀元為“年號”（但用陽曆），以歸綏為“首都”，共轄五盟二市，人口約270萬，其中蒙古族約26萬。1939年9月1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時，該偽政權被裁撤。
八、偽蒙疆聯合委員會
1937年9月、10月間，日偽在察南、晉北、蒙古相繼成立了三個偽政權。日本侵略者為了加強對這三個偽政權的控製，日本軍部指使偽察南自治政府代表於品卿、偽晉北自治政府代表夏恭、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紮布，於1937年11月22日在張家口達成了所謂“共同防共、民族協和和民生向上”的協議，成立“蒙古聯合委員會”。該委員會是上述三個偽政權的上級機關，可以對下發號施令。1939年9月1日，改稱“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九、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又稱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經日本軍部與偽蒙疆聯合委員會最高顧問今井章二的精心策劃，1939年9月1日，由“蒙疆聯合委員會”演變而來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根據日本軍部內定，采用推舉形式，由德王任主席，於品卿、夏恭任副主席，以張家口為“首都”，用成吉思汗年號，掛蒙古旗，其旗顏色由黃、藍、白、赤四色組成，黃色象征漢族，藍色象征蒙古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赤色寬橫條居中，上下各三窄條為黃、藍、白，意為以日本為中心。由此也可見其賣國傀儡的特征和本質。該偽政府成立後，原察南、晉北兩個偽自治政府改為直隸偽政權政務院的兩個廳；原為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所轄的五個盟也直隸偽政務院；除設立“政務院”外，還設立“蒙古軍總司令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各廳、盟、市、旗的長官安排，采用蒙漢分治；日本人除任顧問外，還任部長、次長、局長、處長等職，或以參事官等名義操縱偽政府的實權。同時在偽政府之上，設立日本帝國政府興亞院聯絡部，日本軍部兵團司令官蓮治藩和興亞院聯絡部長酒井隆，成為高居於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之上的太上皇，德王隻不過是他們導演之下的傀儡，一切都得聽命於主人的意誌。
1940年3月，該偽政權名義歸屬汪偽政權領導。1941年8月，日本侵略者將“蒙疆政府”改為“蒙古自治邦”，同時又將其人事作了大幅度調整。掌握軍權的李守信被升為有名無實的“副主席”，大批日本人從幕後走到前台，出任各級要職。德王和李守信與蔣介石秘密聯絡一事敗露後，日本侵略者對此二人更不放心，偽軍一切活動都由日軍直接指揮。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該偽政權亦隨之瓦解了。
十、偽上海特別市政府
1937年10月，漢奸蘇錫文在日軍特務部的指示下由北平潛往上海，進行組織偽政權的活動。1937年12月5日，漢奸蘇錫文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在上海浦東成立了“大道市政府”，蘇錫文任臨時市長，掛繪有太極圖的杏黃旗。1938年4月28日，經日本侵略者同意，改“上海大道市政府”為“上海市政督辦”，蘇錫文任上海市政督辦，改懸五色旗。同年10月16日由浦東遷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原址，改稱“上海特別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長。1940年3月汪偽政權成立後，傅宗耀仍任上海特別市市長。10月9日，傅宗耀死後，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由陳公博、周佛海先後繼任。日本投降後，隨汪偽政權的滅亡而滅亡。
十一、偽廣東省政府
偽廣東省政府是日軍侵占廣州後建立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日軍侵占廣州後，加緊扶植漢奸，建立偽組織和偽政權。1938年12月10日，在日軍策劃和扶植下，成立了偽廣東“治安維持會”，由漢奸彭東原任會長，呂春榮任副會長。1939年11月18日，彭東原宣布撤銷維持會，並於20日成立偽廣州市公署，自任市長。1940年4月23日，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決定偽廣東省政府組成人員。偽廣東省政府主席由陳公博兼任，陳耀祖代理（兼任建設廳長和保安司令）。5月10日，偽廣東省政府和偽廣州市政府舉行了成立典禮。1945年8月，日本投降，該偽政權亦隨之滅亡。
抗戰時期存在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並非隻有上述11個，例如還有偽河南省自治政府、偽河北省政府、偽山西省公署等。上述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以華治華”、政治誘降、分裂中國的惡毒政策的產物。那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大小漢奸賣國賊們，往往為了一己或一集團的私利，喪失民族氣節，認賊作父，出賣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主權。一些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們，不甘心他們失去的王朝貴族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扶植和利用下，走上了分裂國家的賣國道路。溥儀就是這夥賣國賊的代表。國民黨陣營中的一些人，為了爭權奪利，不惜以犧牲和出賣國家主權和根本利益來作為權力鬥爭的籌碼。汪精衛是這夥人的典型代表。汪精衛其人領袖欲、權力欲極強，不甘居於蔣介石之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引誘下就叛國投敵，認賊作父，當了漢奸傀儡賣國賊。抗戰時期當漢奸賣國賊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極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錢和物質等享樂。極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錢和物質等享樂，是他們當漢奸賣國賊的主要思想基礎。具有這樣思想觀念的人，在國家民族處於危機的時期，往往不會考慮國家民族的大義和氣節，再加上其他誘因，最容易去當漢奸賣國賊。抗戰時期的漢奸傀儡賣國政權的存在分裂了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也說明了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國國家的分裂，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造成的。如果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侵略者不投降，這些漢奸傀儡賣國政權就會繼續存在，中國的分裂局麵也不會結束。
牢記曆史，勿忘國恥。日本侵華是國恥，漢奸政權也是國恥。這些國恥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公共記憶。忘記了國家和民族的公共記憶，就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
隻有牢記曆史，勿忘國恥，才能時刻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自強精神。今天，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們要牢記中國軍民浴血抗戰的悲壯曆史，要牢記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要牢記這段曆史的慘痛教訓。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在中國國家和中華民族處於日本侵略的嚴重危機時期，那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助日為虐、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工具的民族敗類的賣國罪行。記住那些民族敗類、漢奸的賣國罪惡曆史，有利於全麵總結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防止將來中國再次遭到帝國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的侵略，防止將來中國如果遭到侵略的時候，會有太多的漢奸賣國賊。抗日戰爭的一個重要曆史教訓是，抗戰時期，中國的漢奸實在是太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戰前的綏靖主義姑息縱容了歐洲的法西斯和亞洲的日本帝國主義，最終導致了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爆發。在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內部同樣存在綏靖主義。這種綏靖主義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忙。汪精衛等人在抗戰爆發後則完全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當了漢奸，還建立了漢奸傀儡政權，成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幫凶。慘痛的曆史教訓說明，落後會挨打，軟弱也會挨打。對邪惡的、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對過分乞求和平的綏靖主義同樣要反對。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企圖侵略中國的勢力，必須堅決反對這股勢力。中國不能為了經濟上的小利而犧牲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能對日本的新軍國主義采取綏靖主義的姑息縱容政策。
我國必須大力切實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提高我國的國防能力和反侵略戰爭的能力。對於國防和軍事落後的國家來說，和平隻能是一種奢望和幻想，或者是一種被動的賜予，一種一廂情願。沒有強大武力做後盾的和平是不可靠的。這樣的“和平”越“和平”越可怕。這樣的“和平”是“和平泡沫”，總有一天要破滅。中國隻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國富軍強，才能避免挨打的悲慘命運，才能保持和平與發展的局麵。
（作者單位：雲南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