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訓以第一名被省立安陽十一中錄取後,並未就讀此校,而是上了以第二名錄取的省立汲縣第五師範。這似乎不合時尚。因為當時社會上普遍有“輕師範而重中學”的風氣,認為上師範當教書先生沒出息;高小畢業後都升中學而不願上師範,因為中學畢業可以考大學,大學畢業可以做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周祖訓的家庭條件也完全可以供應他上中學、大學。那麽,他為什麽棄中學而選上師範呢?事出有因,主要有三:一是受祖父的影響。祖父周餘德終生從事教育工作,他的言傳身教,對周祖訓感染甚深,使祖訓自幼立下終身從事教育之誌。二是受當時“教育救國論”思潮的影響。周祖訓上高小時,特別喜歡讀課外書報,經常從書報雜誌上讀到康有為、蔡元培、黃炎培、陶行知等關於教育救國的論述。他從而認識到,要救國,需要辦教育,要辦教育,需要教師,師範是培養教師的搖籃。這進一步堅定了他立誌教書育人的信念。三是受高等小學幾位教師的影響。周祖訓高小的幾位老師,學問深,教得好,聲譽高,很受世人尊重。周祖訓感到當教師是神聖而光榮的。
周祖訓選上師範後,國文教師出的第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為何進入師範》。周祖訓開宗明義地寫道:“貧弱的國家要振興,必須先辦學校,教育國人;要辦學校,就必須有教師,我就是為了做一個合格的教師而進入師範的。”這篇作文被國文教師傅先生選作範文發給全班同學閱讀。
汲縣師範的學習環境比較好,除教室、宿舍外,還有圖書室、儀器室、大禮堂、運動場,這些是周祖訓上高小時所沒有的。特別是任課教師大都是北平高等師範學校畢業,都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不僅知識淵博,而且思想新穎,很少有迂腐氣息。在此求學期間,國文教師樊伯黎對周祖訓影響最大。樊伯黎大學畢業,對新舊文學造詣頗深,課講得十分出色。他不用當時的國文課本,完全是自選教材,除古文詩詞外,新文學作品多為魯迅、李大釗、鄭振鐸、郭沫若、沈雁冰、鬱達夫、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等人的作品。樊先生對周祖訓十分器重,把自己珍藏的線裝《史記》全書借給周祖訓閱讀。如此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大大激發了周祖訓的學習積極性,他除努力學好各門功課外,還在課外閱讀了大量新書和報紙雜誌。例如,蔡元培的《蔡孑民言行錄》,胡適的《嚐試集》、《胡適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歐遊心影錄》、《清代學術概論》,陳獨秀的《獨秀文存》,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魯迅的《呐喊》、《徬徨》,郭沫若的《女神》等等。常讀的報刊有《新青年》、《小說月報》、《創造月刊》和北京出版的《晨報副刊》、上海出版的《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等。
在汲縣師範的五年間,周祖訓的學習、思想都大有長進。他小學基礎打得好,進入師範後,學習無困難。在課堂上,他聚精會神聽課,注重理解,在理解的基礎上記憶比較容易且牢固,期考複習也是如此。他入學前三年,每期考試,都是全班第一名。以後兩年雖因偏重課外學習,他對課堂學習有所放鬆,但考試成績也一直位於前三名。
校長兼生物老師王偉烈,不僅課教得好,還鼓勵學生在課堂上質疑問難。周祖訓的學習特點就是勤思考好發問。王偉烈百問不厭,還鼓勵周祖訓說:“你問得深中肯綮,問得好。”周祖訓上四年級時,祖母患食道癌臥床不起,祖訓在家侍奉湯藥,整個學期,未到校聽課。按當時學校規定,學生缺課一學期的三分之一,就要休學留級。周祖訓向王偉烈校長陳述缺課的原因後,王偉烈特準他仍到原班上課。後來,有個學生因缺課時間長,找到王偉烈要求按周祖訓例辦理,王偉烈斬釘截鐵地對該生說:“周祖訓學習成績優異,一般不能和他比!”該生羞愧地無言而退。
周祖訓在校學習好,為全體師生所公認。他不僅主科好,而且門門功課優異。當時有不少學生胸無大誌,偏科思想十分嚴重,隻鑽研主科,放棄對“副科”的學習。周祖訓則不然,對所謂“副科”始終未放鬆。因為他懷著遠大的抱負:教幾年書後,要投考大學深造,將來為教育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