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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文化多元性特征的主要體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多元性的特征主要體現在胡漢文化的交相輝映，以及“二學二教”的爭衡融合兩個方麵。
一、胡漢文化交相輝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胡人與戰國秦漢時期已大不一樣，他們早已擺脫不知中原禮儀的狀態，許多人甚至成為諳熟漢族典章的飽學之士。如漢國建立者匈奴人劉淵就非常喜好《春秋左氏傳》、《孫子兵法》、《吳起兵法》 等，甚至能熟讀成誦。他曾以非凡的儀容機鑒折服了晉武帝司馬炎等漢族士族。後趙的建立者羯族人石勒自比漢族開國君主，自謂能與漢光武並驅中原。他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曾在軍中專設“君子營”以處士大夫，將不少失意的士人和下層世族吸收到自己身邊。他十分信任漢族失意士人張賓，對他言聽計從，用為主謀，即位後曾明令不得侮辱“衣冠華族”。為了維護統治，他還十分注意“核定戶口，勸課農桑”，並大力提倡經學，設立太學，用考試和保薦的方法選拔官員，實行一套漢族封建統治的辦法。
實際上，十六國前期諸胡族政權的統治者大多數都具有較強的漢化傾向，其中尤以漢國、前燕、前秦為最。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英雄人物由於還沒有沾染上中原士族的“膏粱豢養之氣”，尚保持著本民族雄爽勁悍、能騎善射的本色，因而處在漢化過程中最有生氣和最具進取精神的階段。也正因為如此，他們能夠認識胡漢文化各自的長處和弱點，能以進取者的眼光對漢族文化進行有選擇的吸收。不僅如此，他們在入主中原後，在漢族地主的導引下，還迅即接過了漢族傳統文化的旗幟，通過實行“棄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等文化舉措，廣泛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再造工程，從而使中原文化並未因漢族政權的失勢而有任何的間斷。如石勒稱趙王時襲用的是西晉天子的禮樂，其他胡族政權更是仿效漢族王朝的典章禮樂來構築自己的政治結構。在戎馬倥傯中，廣修學宮，複興學校，留心儒教，祭祀孔子，努力恢複漢族文化，幾乎成了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奉行不變的基本國策。
在這場胡族漢化交流的大洪流中，鮮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４６７—４９９年）在公元５世紀末進行的漢化改革是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第六位皇帝，５歲即位，先由太皇太後馮氏秉政，到他１９歲時馮氏死才得以親政。親政後，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遷都洛陽。
北魏以前的首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位置偏北，遠離中原，不利於統治。為了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更重要的是使鮮卑族廣泛地接受先進漢文化，消除鮮卑族和漢族之間的隔閡，同時也為了進一步拉攏漢族地主士大夫，鞏固北魏統治，孝文帝決定遷都。遷都問題一經提出，立刻在北魏朝廷中引起巨大震動，遭到許多貴族、官員的強烈反對。不得已，孝文帝宣布大舉南伐，遠征江南的南朝齊。太和十七年（公元４９３年），孝文帝率領２０萬大軍，號稱３０萬，開始“南伐”。大軍開到洛陽時，天連降大雨，道路泥濘，但孝文帝仍“戎服執鞭，禦馬而出”，表示要繼續南進。群臣跪在馬前叩頭，請求他不要再南進，否則必敗無疑。孝文帝乘機說：“若不南進，即當移都於此。”於是孝文帝下令，願意遷都的統統站在右邊，不願意的站在左邊。結果隨軍貴族、官吏都紛紛站在右邊，山呼萬歲，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計劃順利完成。洛陽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遷都於此對北魏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孝文帝在遷都前後，還頒行了一係列漢化措施。一是改鮮卑姓為漢姓，如把皇族拓跋氏改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叫元宏；把丘穆陵氏改為穆氏；把步六孤氏改為陸氏；把達溪氏改為奚氏；把乙旃氏改為叔孫氏等。二是禁止鮮卑人穿本民族的服裝，一律改穿漢裝。孝文帝模仿南朝漢族官服製定北魏官服，並親自向群臣頒賜。一次，他在街上看見有鮮卑族婦女仍穿自己的民族服裝，大為惱火，把群臣責備一番，以後漢服逐漸推廣開來。三是禁止鮮卑族同姓通婚，鼓勵鮮卑人和漢族人結婚。孝文帝把漢族的高門世族列為甲、乙、丙、丁４等，並親自製定條例，規定鮮卑族的“八大姓”———穆、陸、賀、劉、樓、於、嵇、尉與漢族頭等貴族崔、盧、李、鄭４姓門第相當。他自己親娶漢族大姓女為妃，以示提倡，又為他的弟弟們娶漢族大姓女為正妃，而把原來鮮卑族的正妃降為側室。四是禁止說胡話，改說漢話。具體規定是，３０歲以上的人可以慢慢改，３０歲以下的人立即就改，在朝廷為官的再說胡語要降職。另外，孝文帝還參照南朝的漢族典章製度，重訂了官製朝儀等。
孝文帝改革的決心是極大的。他的改革一直遭到一些鮮卑貴族的阻撓和反對，甚至他的太子拓跋恂也反對改革，陰謀發動叛亂，結果被孝文帝廢為庶人，後用藥酒毒死；一些反對遷都和改革的貴族在平城多次陰謀起兵，打算另立一國，也都被孝文帝堅決地鎮壓下去了。改革最終獲得成功。孝文帝改革的成功既是十六國以來民族融合的總結，也是民族融合的結晶，同時極大地推動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為中國文化的進一步成長做出了巨大貢獻。
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族文化在吸收漢族文化的同時，也將自己的精華帶入中原地區，如桌、椅、板凳等。桌、椅、板凳傳入後，改變了漢族人席地而坐的傳統習俗。另外，今天漢語中帶“胡”字的東西，如胡笳、胡瓜、胡餅、胡床等，也基本上都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由胡族帶入中原的。還有，對後世影響巨大的均田製、府兵製等都是由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領袖確立和建立起來的。均田製是北魏孝文帝下令開始實行的，府兵製則是西魏權臣宇文泰創立的。宇文泰也是鮮卑人。均田製是將國有土地授給農民，由國家直接剝削農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豪強地主對農民的盤剝，緩和了農民的反抗，並對加強中央政府的力量、開墾荒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等都具有的積極作用。府兵製則是建立在均田製基礎之上，將軍戶單立，軍人平時務農，農隙練兵，征發時自帶兵器資糧。該製度對於保障兵源、提高軍隊戰鬥力有積極作用。這兩項製度為以後隋唐兩代所繼承，並對唐朝的繁盛做出了貢獻。
二、“二學二教”爭衡融合
“二學”即儒學與玄學，“二教”即佛教與道教。除儒學以外，玄學、佛教、道教都是這一時期新興的學說，由於它們的興起，使魏晉南北朝時期表現出類似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化格局。但由於自西漢中期儒家學說被確立為正統以來，３００多年過去了，中國文化的儒家化傾向已成定局，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都受到它很深的影響，其他學術派別無論是批判譏諷，抑或與之抗衡；無論是取其精華，抑或敬而遠之，都不能取而代之，所以不似春秋戰國時沒有主流與非主流、正統與非正統之別，各種派別可以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發展那種樣子了。
（一）玄學的興起及其基本內容
玄學的創始人是曹魏正始年間（公元２４０—２４８年，齊王曹芳年號）的何宴、王弼；發展於西晉元康年間（公元２９１—２９９年，晉惠帝司馬衷年號），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後完成於西晉永嘉年間（公元３０７—３１２年，晉懷帝司馬熾年號），代表人物是向秀、郭向。這些人生活在魏晉之間，因而“玄學”又往往稱為“魏晉玄學”。
與世界上任何事情的發生、發展、滅亡都需要一定曆史條件一樣，玄學的興起也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之所以興起，根本原因是統治者的需要。魏晉時期，黃巾起義的風暴剛剛過去，曹氏和司馬氏兩個豪強地主集團的權力之爭又激烈展開。這樣，地主階級一方麵需要防範農民起義的再起，另一方麵又要適應政治舞台上攘奪紛爭的局麵，所以極力要尋求出一種新的思想工具，於是坐談玄理的“玄學”便應運而生了。
所謂“玄學”，就是玄虛之學。它是從老莊哲學發展而來的，屬於唯心主義哲學。其哲學宗旨是“貴無”，即認為“無”是宇宙萬物這些實際存在的“有”的本源，從“無”中產生萬物，即“無中生有”。其思想特點是糅合儒道，儒道並蓄，如宣稱“名教出於自然”，並推崇 《老子》、《莊子》、《周易》 為“三玄”等，不過其最崇尚的還是老莊的“輕人事，任自然”之學。玄學的政治主張是“無為”，對統治者強調“無為而治”，對被統治者強調“無為而處”。不過，鑒於當時戰亂不休、紛爭不已的政治環境，士大夫們雖然對社會現狀極端不滿，但又不敢挺身抗爭，也看不到和平、安寧的希望，因此玄學更多講的其實是“處世之道”，即如何逃避現實和明哲保身。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知識主要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玄學也興盛於他們中間。所以，玄學的產生及消亡與士族地主的興盛、衰亡有密切聯係。玄學家們認為，在亂世中保全自己的最佳辦法就是避免接觸社會現實，坐而論道，以玄談為妙，誰談得越玄虛誰就越有名望，表明他就越有學問，以此來明哲保身。因此，當時的談玄之士，個個口鋒犀利，說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內容都是玄而又玄，不著邊際，極力不涉人事，從而形成“清談”的特色。司馬昭曾論及玄學家阮籍，說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嚐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在這種追求全身之道的影響下，清談之風彌漫於世家大族之間，愈演愈烈。玄學家們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高唱著“無為”曲調，以參與“俗務”為恥，以無所事事為榮，以不談人事為高，隨時隨地標榜自己的“清高”。他們平時講究漂亮的容貌，瀟灑的風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裝腔作勢，揮麈談玄，從而形成這個時期特有的“魏晉風度”。
玄學的形成與風行充分體現了當時社會政治黑暗、政局動蕩、殺戮迭起，以及人們內心沮喪、精神頹廢、不思進取的特殊背景。不過，早期的玄學對於打破經學對文化思想的禁錮起過一定的作用。如嵇康就是一位“非湯、武而薄周、孔”的人，敢於懷疑已經處於一尊的儒家聖人。但是，玄學的“虛無”、“無為”之說畢竟是帶有欺騙性的說教，尤其發展到後來，表現為更直接地為門閥地主的腐朽統治進行辯護，越來越走向反動，最終隨著門閥地主的衰落而逐漸走下曆史舞台。
盡管如此，魏晉玄學對古代知識分子的影響至深。從此以後，老莊之學“輕人事、任自然”的價值觀念深深地植根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鑄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玄”、“遠”、“清”、“虛”等生活情趣。“玄”，即深奧，深不可測；“遠”（音願），即乖離，不合群，不同俗；“清”，即心態平和，與世無爭；“虛”，即無欲，許多知識分子清貧一生也無怨無悔。
（二）道教的興起及其基本內容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本土宗教，淵源於古代的巫術、秦漢時的神仙方術和黃老道家思想，主張人經過修煉可以使精神、肉體兩者長生永存，成為神仙。它以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 《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基本追求是羽化成仙，長生不死，行為表現是禳災求福，服丹修煉。其醞釀於東漢末年，發展於魏晉時期，南北朝時各個道派統一起來正式形成道教。
相傳東漢順帝劉保時（公元１２５—１４４年），一個叫宮崇的人把他老師於吉（一作幹吉）傳給他的所謂神書 《太平清領書》 獻給皇帝。這部 《太平清領書》 即後世所謂的 《太平經》，是道教最早的經典。於吉大概就是第一個總集道教經典、開始傳播道教的人。《太平經》 內容十分龐雜，作者自稱著書的目的是要成為“帝王良輔，相與合策，共理致太平”，但實際上書中大量宣揚的是儒家的倫理綱常，同時也夾雜進一些曲折反映普通百姓不滿剝削、要求均等的思想。即便如此，漢順帝仍認為此書“妖妄不經”，收藏不用，對它並不欣賞。
道教初創階段，有東西兩支教派。西支是東漢順帝時張陵創製的“五鬥米道”，流行於漢中、巴郡一帶。因受道者須出米５鬥，故名。由於教徒們尊張陵為天師，故又稱“天師道”。該道奉老子為教主，以 《老子五千文》 為主要經典，設“義舍”、“義米”等救助貧苦教徒，廣受信奉。張陵，又叫張道陵，後來被尊為“掌師”和“正一天師”。從西晉以後，曆代封建統治者多次授予張道陵子孫以“天師”、“真人”等封號。東支是東漢靈帝劉宏時（公元１６７—１８９年）張角創製的“太平道”，流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張角自稱“大賢良師”，以“極大公平”相號召，故名。他在民間以符水咒語給人治病，並教人思過，以 《太平清領書》 為經典，信奉者甚眾，達數十萬之多。公元１８４年張角以“太平道”組織和發動了黃巾大起義，由於起義前事機泄露，導致倉促起義，加之起義軍隻知搶占城市，固守孤城，結果被各個擊破，僅半年就遭致失敗。“太平道”也因此成為“邪教”而遭到鎮壓。
魏晉以後，統治階級為了防止農民反抗，一方麵嚴禁民間的道教活動，另一方麵從理論上和組織上逐步對原始道教加以改造和利用，使道教的主流發生變化，逐漸向上層化發展。在原始道教變化為道教的過程中，葛洪、寇謙之、陸修靜和陶弘景等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葛洪為兩晉間人，他的貢獻是將神仙信仰與儒家思想結合起來，使道教走上儒家化的道路。他提出教徒必須以儒家的忠孝仁信為本，否則，雖然勤於修煉也不可能成仙。他所著的《抱樸子》 一書成為道教的經典。晉元帝司馬睿封他為“關內侯”。寇謙之是北朝嵩山道士，他摒除了民間道教要求平等的思想成分，勸導信徒“勿怨貧苦”，並引入佛教輪回轉生思想。他最重要的貢獻是製定出了一整套壇位禮拜和衣冠儀式，進一步把道教規範化。陸修靜是南朝宋廬山道士，他依據宗法思想和製度，吸收佛教儀式，編製了新的道教齋戒儀式。陶弘景為南朝齊、梁間的著名道士，他宣揚金丹修煉，並提出“仙亦有等級千億”的思想，讓人們遵守世間的等級差別。梁武帝對他寵幸有加，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都請他出主意，時人稱為“山中宰相”。經過他們的努力，在南北朝時，道教的宗教儀式、齋醮程式和道德戒律等基本形成，道教作為一個完整意義的宗教終於定型。
道教最初是貧苦百姓為尋求相互幫助和解脫現實的痛苦而出現的，但在魏晉南北朝時得到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並正式形成，則是與當時社會腐敗黑暗、門閥專製腐朽、階級對立嚴重的現實分不開的。首先，在複雜多變、階級對立嚴重的社會形勢下，統治者無法繼續沿用以前的統治方法，儒家所宣傳的仁義道德在統治集團內部殘酷的紛爭麵前已經蕩然無存，他們迫切需要一種更具欺騙性的思想理論，一方麵利用它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另一方麵利用它來安撫百姓，緩解百姓反抗的情緒，穩固統治。而道教所宣揚的禳災求福、服丹修煉引導人們忍受現實社會的痛苦，把希望寄托在虛幻的神仙境界，正好適應了統治者的需求，於是在他們的讚助和提倡下，道教正式形成並迅速地發展起來。
其次，道教兼采儒、老（道家）、釋（佛教）３家之說，把它們雜糅融會在一起，以漢民族土生土長的傳統形式出現，不僅十分有利於宣傳推廣，而且也便利了它的擴大和影響。所以，不僅是漢族統治者願意利用道教作為掩護自己統治的手段，一些進入中原地區建立政權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樂意利用它作為統治漢族百姓的工具。例如，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曾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將道教正式確定為“國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寇謙之平城獻經後，欣然改元“太平真君”，並在平城設天師道場，親往道壇接受符籙。以後的北魏皇帝每當即位時都沿用這個儀式，以表示自己的統治順天合法。
再次，門閥地主利用宗教進行自我陶醉和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道教在這個時期興起的重要原因。司馬氏集團建立晉朝以來，外患內亂交並，統治集團內部廝殺混戰，政局多變，許多貴族感到生死無常，精神極度空虛。於是，他們便不顧一切地縱情放蕩，生活極端腐化墮落。但世俗的享樂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了，於是他們紛紛煉丹服藥，幻想長生不死，得道升天，以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專門設置“神仙博士”，建立“仙壇”，替他煮煉百藥。結果，他自己因藥物中毒，精神變態，鬧到昏亂發狂的地步。不少士族名流服藥之後，醜態百出，有的藥性發作難挨，隆冬季節裸袒食冰；有的背上發疽，嘔血不止，脊肉潰爛，舌縮入喉，痛苦不堪；有些人甚至因此家敗人亡。
第四，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長期戰亂使他們看不到安定的希望，精神極度空虛，加之戰爭、饑饉、瘟疫、凶殺使人的壽命短暫，人們寄希望於宗教，期盼生命的長久。同時，普通民眾也需要借助宗教的麻痹作用陶醉自己，尋求心靈上的安寧。另外，戰亂中的百姓是得不到政府有效保護的，他們不得不參加那些具有幫派性、互助性的民間組織，以求得到幫助，這些也造成了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的興起。
值得注意的是，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將希望寄托於來世，期盼死後升天，進入天堂不同的是，作為漢民族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所關心的不是讓人死後幹什麽，而是教給人們如何不死的方法，教給人們如何能夠長生不老。這一點實際上反映的是中華民族對生命的渴求與尊重。中國古話“好死不如賴活著”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國文化的生命追求。正因為道教追求長生不死的目標和鑽研製作使人不死的煉丹之術的宗教目的迎合了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情趣，所以使它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擁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成為與儒學、佛教齊名的一支宗教文化。
由於道教利用所謂仙丹妙藥尋求不死之術，有些道家人物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研究出了一些藥物治病的方法，成為藥物學家。例如，葛洪、陶弘景都是著名的大醫學家。他們的著作，如 《金匱藥方》（已佚）、《肘後百一方》、《神農百草經》 等大量吸收民間醫藥知識，長期為古代醫學家所應用，起過相當的積極作用。另外，道教徒搞的“煉丹術”，事雖荒誕，但由於采用礦物煉丹製藥，也包含著原始化學實驗的成分，擴大了古代化學科學知識。葛洪的 《抱樸子》 中就有不少科學史資料。
（三）佛教的傳播與興盛
佛教是公元前６世紀由佛祖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立的。公元前３世紀，孔雀帝國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後大力支持佛教向外擴張。從此佛教衝出南亞次大陸，走向世界，並最終發展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傳入中國是在公元前後，即西漢末年的時候。據記載，西漢末年哀帝劉欣時，大月氏使者伊存到漢朝，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佛經，這是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的正式記錄，但當時還沒有宗教性活動。東漢明帝劉莊時，劉秀的兒子楚王劉英曾為“浮屠”齋戒祭祀，供養“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門”（和尚），受到明帝的褒獎，這是封建政權正式承認佛教地位的明確記載。不久，明帝派使臣到大月氏，邀請天竺和尚攝摩騰和竺法蘭２人，以白馬馱載佛經及釋迦牟尼像回到首都洛陽，東漢政府為此專門修建了一座白馬寺。這些都說明東漢初期佛教已經正式傳入中國。不過，東漢時人們對佛教沒有多少認識，隻是把它當作神仙方術家所宣傳的一種道術來信奉，因此信奉的人不多，影響甚小。
到了魏晉時期，尤其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不僅迅速擺脫了剛剛傳入中國時的沉寂狀態，而且突然興旺發達起來。這個時期，不僅天竺的各種佛教流派大都傳入中國，而且佛教的經典也大量地被翻譯過來。如僅魏晉時期就先後翻譯出佛經７０２部，１４９３卷。南北朝時期，廣修佛寺，信徒大增。當今聞名遐邇的少林寺就創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４９５年），是孝文帝為安頓印度僧人跋陀而建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廟竟達３ 萬多所，僧尼在２００萬上下。南朝梁武帝時，僅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一地就有佛寺５００ 多所，僧尼１０多萬。
佛教在南北朝時期的興盛，與道教一樣，也是適應了統治者需要的結果。佛教教義告訴人們：人生在世就是受苦的；在人世間行善，來世可以榮華富貴。這樣使人們將希望寄托在來世，在現世再苦也不會起來反抗了，這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不僅如此，佛教其實比道教更具欺騙性。這是因為，一方麵到南北朝時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已成陳腐讕言，受到普遍懷疑；另一方麵道教所宣揚的“羽化成仙”和“長生不老”，由於誰也沒有親眼看見過，因此影響力受到限製。而佛教卻以“神不滅論”為理論基礎，廣為宣揚“生死輪回”、“三世因果報應”等思想，讓人們把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來世，而來世的幸福是無法驗證的，這樣其欺騙性和麻痹性作用更加突出，更加適合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南朝宋文帝劉隆曾一語中的地說：“如果普天下的百姓都皈依佛法，我就可以安享太平，還會有什麽事發生呢？”基於這種思想，北朝前秦的符堅、後秦的姚興，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陳後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禮高僧，不僅從政治上保護，而且在經濟上支持。南朝齊的宰相竟陵王蕭子良為眾僧設齋，竟親自為他們端水送飯。梁武帝不僅定佛教為國教，而且他本人幾次到同泰寺舍身作“寺奴”，然後由群臣籌集一萬萬錢或兩萬萬錢的巨款把他贖回來，前後共用錢達４億。
在南北朝時期，由於統治者的扶持，佛教的影響甚巨，其政治勢力和經濟實力惡性膨脹。寺院不僅占有大量的良田沃土，而且享有免役、免稅的特權，以至很多農民投靠到寺院充當佃戶，從而形成特有的寺院經濟。北齊時幾乎所有的良田沃土均被寺院所占，南朝梁時近一半的戶口為寺院所有，在社會中形成一支勢力強大的寺院地主階層，這是前所未有的。寺院地主力量的壯大既是佛教空前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又為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由於佛教寺院占田奪民，難免與封建國家和世俗地主發生矛盾，激化起來還會引發激烈的鬥爭。所以，南朝、北朝也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都曾親自出馬，拆毀寺廟和佛像，將寺院田產沒收，勒令僧尼還俗。但隨著以後“愛佛”皇帝的登基，又會開展“興佛”運動。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就在“滅佛”、“興佛”運動的交替中不斷得到擴張。這個時期，不少“愛佛”的統治者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建築佛寺。後秦在今甘肅天水麥積山距地麵８０米的懸崖絕壁上開鑿石窟，工程浩大，竟“砍盡南山柴，堆起麥積崖”，及至今天麥積山對麵的南山上仍未長出參天大樹。北魏先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開鑿雲岡石窟，遷都洛陽後又開鑿龍門石窟。龍門石窟的開鑿曆時２３ 年，費工８０多萬。而其在天宮寺鑄造的佛像竟耗銅高達１０萬斤、黃金６００ 斤。南方的許多寺廟，甚至比有些王侯的宮殿還要高大、寬敞。
（四）“二學二教”的衝突與融合
前麵已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獨尊的地位雖然有所動搖，但無論是在社會影響方麵，還是思想文化領域，它仍是至尊，無人能與之比肩而立，因此其他學說隻能以它作參照物，並在它騰出的空間裏生存。
在“二學二教”中最為活躍的是玄學。玄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以反對儒學、否定儒學的麵貌出現的，而且態度激進，舉止出格，因此盡管它對儒學也有吸收的一麵，但批判、否定的味道更濃。而反過來，儒學對之更是甚為不滿，所以雙方的衝突極為激烈。不過，玄學與佛教卻能一拍即合，東晉時玄學幾乎完全融入佛教中。
這一時期最文靜的應該是道教。由於道教起自本土，來自民間，本身就有一定的生存基礎，與儒學之間也早已達成默契，雙方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儒學能夠默許它的存在，對之並無排斥之舉。但道教畢竟是另外一種學說，所以儒學對它也無調和之意。而道教由於主要兼采儒家、道家和佛教之說，其理論的構建得益於其他學說，因此天生矮人一截，不過也因人而異：對儒學，道教鑒於其至尊的地位，對之隻有調和而不敢排斥；而對於佛教，道教則敢於擺擺地頭蛇的架子，對之排斥多於調和。
佛教是當時唯一能與儒學形成對手的學說，不過佛教因有“外夷”的身份，所以強龍不壓地頭蛇，除了核心教義和基本理念不能更改外，基本上還能讓著儒學，對儒學調和多於排斥。而儒學對佛教則是排斥多於調和了，尤其佛教最初在中國流傳時，曾遭到儒學的強烈排斥。原因是佛教講出家修行，要求教徒剃發；宣揚脫離塵世，四大皆空，不再致禮王者，這些都與儒家所提倡的忠君孝父之道發生嚴重衝突。例如，儒家宣揚“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思想與佛教的剃發修行就有著強烈的抵觸。另外，儒學以華夏大國自居，斥責佛教為夷狄之教，隻適合於夷狄地區，不適合於中土華夏。在這一點上，道教與儒家一樣，也攻擊佛教為夷狄之教。而佛教則以孔子、老子也是佛，佛即孔老進行反擊。再有，佛教所宣揚的三世因果報應和神不滅論與儒家重視現實世界的思想也發生嚴重衝突。於是在南北朝時期，儒、佛之間曾爆發一場“神滅”與“神不滅”，以及有無“三世因果報應”的大辯論。當時連梁武帝也站在佛教立場上參加論戰，但最後還是以範縝的 《神滅論》 獲得理論上的輝煌勝利而告終，從而打破了佛教籠罩下思想界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
佛教在遭到儒學強烈排斥和反對的情況下，還能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興盛的發展，可見當時儒學的地位已經降低到何種地步了。不過，佛教實際上也在悄悄吸收著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本土思想來充實自己的教義。隻是由於人們對佛教了解不足，所以此時的佛教信徒多用一些中國固有的思想牽強附會地解釋佛教。例如，對佛教的“涅槃寂靜”和“一切皆空”思想，用黃老學與玄學的“無為說”和“貴無說”加以解釋；對佛教的“因果報應”，則用道教的“福善禍淫”思想來解釋；對佛教的“神不滅論”，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說來解釋；等等。儒家思想與佛教的全麵融合是從隋唐時期開始的，那時的佛教在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倫理思想之後，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並進入全盛時期。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道教和佛教，再加上早已成為“顯學”的儒學，“二學二教”之間既相互衝突、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創了一個新的生動活潑、多元發展的文化格局。
一、胡漢文化交相輝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胡人與戰國秦漢時期已大不一樣，他們早已擺脫不知中原禮儀的狀態，許多人甚至成為諳熟漢族典章的飽學之士。如漢國建立者匈奴人劉淵就非常喜好《春秋左氏傳》、《孫子兵法》、《吳起兵法》 等，甚至能熟讀成誦。他曾以非凡的儀容機鑒折服了晉武帝司馬炎等漢族士族。後趙的建立者羯族人石勒自比漢族開國君主，自謂能與漢光武並驅中原。他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曾在軍中專設“君子營”以處士大夫，將不少失意的士人和下層世族吸收到自己身邊。他十分信任漢族失意士人張賓，對他言聽計從，用為主謀，即位後曾明令不得侮辱“衣冠華族”。為了維護統治，他還十分注意“核定戶口，勸課農桑”，並大力提倡經學，設立太學，用考試和保薦的方法選拔官員，實行一套漢族封建統治的辦法。
實際上，十六國前期諸胡族政權的統治者大多數都具有較強的漢化傾向，其中尤以漢國、前燕、前秦為最。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英雄人物由於還沒有沾染上中原士族的“膏粱豢養之氣”，尚保持著本民族雄爽勁悍、能騎善射的本色，因而處在漢化過程中最有生氣和最具進取精神的階段。也正因為如此，他們能夠認識胡漢文化各自的長處和弱點，能以進取者的眼光對漢族文化進行有選擇的吸收。不僅如此，他們在入主中原後，在漢族地主的導引下，還迅即接過了漢族傳統文化的旗幟，通過實行“棄氈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等文化舉措，廣泛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再造工程，從而使中原文化並未因漢族政權的失勢而有任何的間斷。如石勒稱趙王時襲用的是西晉天子的禮樂，其他胡族政權更是仿效漢族王朝的典章禮樂來構築自己的政治結構。在戎馬倥傯中，廣修學宮，複興學校，留心儒教，祭祀孔子，努力恢複漢族文化，幾乎成了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奉行不變的基本國策。
在這場胡族漢化交流的大洪流中，鮮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４６７—４９９年）在公元５世紀末進行的漢化改革是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第六位皇帝，５歲即位，先由太皇太後馮氏秉政，到他１９歲時馮氏死才得以親政。親政後，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遷都洛陽。
北魏以前的首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位置偏北，遠離中原，不利於統治。為了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更重要的是使鮮卑族廣泛地接受先進漢文化，消除鮮卑族和漢族之間的隔閡，同時也為了進一步拉攏漢族地主士大夫，鞏固北魏統治，孝文帝決定遷都。遷都問題一經提出，立刻在北魏朝廷中引起巨大震動，遭到許多貴族、官員的強烈反對。不得已，孝文帝宣布大舉南伐，遠征江南的南朝齊。太和十七年（公元４９３年），孝文帝率領２０萬大軍，號稱３０萬，開始“南伐”。大軍開到洛陽時，天連降大雨，道路泥濘，但孝文帝仍“戎服執鞭，禦馬而出”，表示要繼續南進。群臣跪在馬前叩頭，請求他不要再南進，否則必敗無疑。孝文帝乘機說：“若不南進，即當移都於此。”於是孝文帝下令，願意遷都的統統站在右邊，不願意的站在左邊。結果隨軍貴族、官吏都紛紛站在右邊，山呼萬歲，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計劃順利完成。洛陽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遷都於此對北魏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
孝文帝在遷都前後，還頒行了一係列漢化措施。一是改鮮卑姓為漢姓，如把皇族拓跋氏改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叫元宏；把丘穆陵氏改為穆氏；把步六孤氏改為陸氏；把達溪氏改為奚氏；把乙旃氏改為叔孫氏等。二是禁止鮮卑人穿本民族的服裝，一律改穿漢裝。孝文帝模仿南朝漢族官服製定北魏官服，並親自向群臣頒賜。一次，他在街上看見有鮮卑族婦女仍穿自己的民族服裝，大為惱火，把群臣責備一番，以後漢服逐漸推廣開來。三是禁止鮮卑族同姓通婚，鼓勵鮮卑人和漢族人結婚。孝文帝把漢族的高門世族列為甲、乙、丙、丁４等，並親自製定條例，規定鮮卑族的“八大姓”———穆、陸、賀、劉、樓、於、嵇、尉與漢族頭等貴族崔、盧、李、鄭４姓門第相當。他自己親娶漢族大姓女為妃，以示提倡，又為他的弟弟們娶漢族大姓女為正妃，而把原來鮮卑族的正妃降為側室。四是禁止說胡話，改說漢話。具體規定是，３０歲以上的人可以慢慢改，３０歲以下的人立即就改，在朝廷為官的再說胡語要降職。另外，孝文帝還參照南朝的漢族典章製度，重訂了官製朝儀等。
孝文帝改革的決心是極大的。他的改革一直遭到一些鮮卑貴族的阻撓和反對，甚至他的太子拓跋恂也反對改革，陰謀發動叛亂，結果被孝文帝廢為庶人，後用藥酒毒死；一些反對遷都和改革的貴族在平城多次陰謀起兵，打算另立一國，也都被孝文帝堅決地鎮壓下去了。改革最終獲得成功。孝文帝改革的成功既是十六國以來民族融合的總結，也是民族融合的結晶，同時極大地推動了北方各民族的融合，為中國文化的進一步成長做出了巨大貢獻。
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族文化在吸收漢族文化的同時，也將自己的精華帶入中原地區，如桌、椅、板凳等。桌、椅、板凳傳入後，改變了漢族人席地而坐的傳統習俗。另外，今天漢語中帶“胡”字的東西，如胡笳、胡瓜、胡餅、胡床等，也基本上都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由胡族帶入中原的。還有，對後世影響巨大的均田製、府兵製等都是由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領袖確立和建立起來的。均田製是北魏孝文帝下令開始實行的，府兵製則是西魏權臣宇文泰創立的。宇文泰也是鮮卑人。均田製是將國有土地授給農民，由國家直接剝削農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豪強地主對農民的盤剝，緩和了農民的反抗，並對加強中央政府的力量、開墾荒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等都具有的積極作用。府兵製則是建立在均田製基礎之上，將軍戶單立，軍人平時務農，農隙練兵，征發時自帶兵器資糧。該製度對於保障兵源、提高軍隊戰鬥力有積極作用。這兩項製度為以後隋唐兩代所繼承，並對唐朝的繁盛做出了貢獻。
二、“二學二教”爭衡融合
“二學”即儒學與玄學，“二教”即佛教與道教。除儒學以外，玄學、佛教、道教都是這一時期新興的學說，由於它們的興起，使魏晉南北朝時期表現出類似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文化格局。但由於自西漢中期儒家學說被確立為正統以來，３００多年過去了，中國文化的儒家化傾向已成定局，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都受到它很深的影響，其他學術派別無論是批判譏諷，抑或與之抗衡；無論是取其精華，抑或敬而遠之，都不能取而代之，所以不似春秋戰國時沒有主流與非主流、正統與非正統之別，各種派別可以無拘無束、隨心所欲地發展那種樣子了。
（一）玄學的興起及其基本內容
玄學的創始人是曹魏正始年間（公元２４０—２４８年，齊王曹芳年號）的何宴、王弼；發展於西晉元康年間（公元２９１—２９９年，晉惠帝司馬衷年號），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後完成於西晉永嘉年間（公元３０７—３１２年，晉懷帝司馬熾年號），代表人物是向秀、郭向。這些人生活在魏晉之間，因而“玄學”又往往稱為“魏晉玄學”。
與世界上任何事情的發生、發展、滅亡都需要一定曆史條件一樣，玄學的興起也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之所以興起，根本原因是統治者的需要。魏晉時期，黃巾起義的風暴剛剛過去，曹氏和司馬氏兩個豪強地主集團的權力之爭又激烈展開。這樣，地主階級一方麵需要防範農民起義的再起，另一方麵又要適應政治舞台上攘奪紛爭的局麵，所以極力要尋求出一種新的思想工具，於是坐談玄理的“玄學”便應運而生了。
所謂“玄學”，就是玄虛之學。它是從老莊哲學發展而來的，屬於唯心主義哲學。其哲學宗旨是“貴無”，即認為“無”是宇宙萬物這些實際存在的“有”的本源，從“無”中產生萬物，即“無中生有”。其思想特點是糅合儒道，儒道並蓄，如宣稱“名教出於自然”，並推崇 《老子》、《莊子》、《周易》 為“三玄”等，不過其最崇尚的還是老莊的“輕人事，任自然”之學。玄學的政治主張是“無為”，對統治者強調“無為而治”，對被統治者強調“無為而處”。不過，鑒於當時戰亂不休、紛爭不已的政治環境，士大夫們雖然對社會現狀極端不滿，但又不敢挺身抗爭，也看不到和平、安寧的希望，因此玄學更多講的其實是“處世之道”，即如何逃避現實和明哲保身。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知識主要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玄學也興盛於他們中間。所以，玄學的產生及消亡與士族地主的興盛、衰亡有密切聯係。玄學家們認為，在亂世中保全自己的最佳辦法就是避免接觸社會現實，坐而論道，以玄談為妙，誰談得越玄虛誰就越有名望，表明他就越有學問，以此來明哲保身。因此，當時的談玄之士，個個口鋒犀利，說起話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內容都是玄而又玄，不著邊際，極力不涉人事，從而形成“清談”的特色。司馬昭曾論及玄學家阮籍，說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嚐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在這種追求全身之道的影響下，清談之風彌漫於世家大族之間，愈演愈烈。玄學家們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高唱著“無為”曲調，以參與“俗務”為恥，以無所事事為榮，以不談人事為高，隨時隨地標榜自己的“清高”。他們平時講究漂亮的容貌，瀟灑的風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裝腔作勢，揮麈談玄，從而形成這個時期特有的“魏晉風度”。
玄學的形成與風行充分體現了當時社會政治黑暗、政局動蕩、殺戮迭起，以及人們內心沮喪、精神頹廢、不思進取的特殊背景。不過，早期的玄學對於打破經學對文化思想的禁錮起過一定的作用。如嵇康就是一位“非湯、武而薄周、孔”的人，敢於懷疑已經處於一尊的儒家聖人。但是，玄學的“虛無”、“無為”之說畢竟是帶有欺騙性的說教，尤其發展到後來，表現為更直接地為門閥地主的腐朽統治進行辯護，越來越走向反動，最終隨著門閥地主的衰落而逐漸走下曆史舞台。
盡管如此，魏晉玄學對古代知識分子的影響至深。從此以後，老莊之學“輕人事、任自然”的價值觀念深深地植根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鑄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玄”、“遠”、“清”、“虛”等生活情趣。“玄”，即深奧，深不可測；“遠”（音願），即乖離，不合群，不同俗；“清”，即心態平和，與世無爭；“虛”，即無欲，許多知識分子清貧一生也無怨無悔。
（二）道教的興起及其基本內容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本土宗教，淵源於古代的巫術、秦漢時的神仙方術和黃老道家思想，主張人經過修煉可以使精神、肉體兩者長生永存，成為神仙。它以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 《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基本追求是羽化成仙，長生不死，行為表現是禳災求福，服丹修煉。其醞釀於東漢末年，發展於魏晉時期，南北朝時各個道派統一起來正式形成道教。
相傳東漢順帝劉保時（公元１２５—１４４年），一個叫宮崇的人把他老師於吉（一作幹吉）傳給他的所謂神書 《太平清領書》 獻給皇帝。這部 《太平清領書》 即後世所謂的 《太平經》，是道教最早的經典。於吉大概就是第一個總集道教經典、開始傳播道教的人。《太平經》 內容十分龐雜，作者自稱著書的目的是要成為“帝王良輔，相與合策，共理致太平”，但實際上書中大量宣揚的是儒家的倫理綱常，同時也夾雜進一些曲折反映普通百姓不滿剝削、要求均等的思想。即便如此，漢順帝仍認為此書“妖妄不經”，收藏不用，對它並不欣賞。
道教初創階段，有東西兩支教派。西支是東漢順帝時張陵創製的“五鬥米道”，流行於漢中、巴郡一帶。因受道者須出米５鬥，故名。由於教徒們尊張陵為天師，故又稱“天師道”。該道奉老子為教主，以 《老子五千文》 為主要經典，設“義舍”、“義米”等救助貧苦教徒，廣受信奉。張陵，又叫張道陵，後來被尊為“掌師”和“正一天師”。從西晉以後，曆代封建統治者多次授予張道陵子孫以“天師”、“真人”等封號。東支是東漢靈帝劉宏時（公元１６７—１８９年）張角創製的“太平道”，流行於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張角自稱“大賢良師”，以“極大公平”相號召，故名。他在民間以符水咒語給人治病，並教人思過，以 《太平清領書》 為經典，信奉者甚眾，達數十萬之多。公元１８４年張角以“太平道”組織和發動了黃巾大起義，由於起義前事機泄露，導致倉促起義，加之起義軍隻知搶占城市，固守孤城，結果被各個擊破，僅半年就遭致失敗。“太平道”也因此成為“邪教”而遭到鎮壓。
魏晉以後，統治階級為了防止農民反抗，一方麵嚴禁民間的道教活動，另一方麵從理論上和組織上逐步對原始道教加以改造和利用，使道教的主流發生變化，逐漸向上層化發展。在原始道教變化為道教的過程中，葛洪、寇謙之、陸修靜和陶弘景等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葛洪為兩晉間人，他的貢獻是將神仙信仰與儒家思想結合起來，使道教走上儒家化的道路。他提出教徒必須以儒家的忠孝仁信為本，否則，雖然勤於修煉也不可能成仙。他所著的《抱樸子》 一書成為道教的經典。晉元帝司馬睿封他為“關內侯”。寇謙之是北朝嵩山道士，他摒除了民間道教要求平等的思想成分，勸導信徒“勿怨貧苦”，並引入佛教輪回轉生思想。他最重要的貢獻是製定出了一整套壇位禮拜和衣冠儀式，進一步把道教規範化。陸修靜是南朝宋廬山道士，他依據宗法思想和製度，吸收佛教儀式，編製了新的道教齋戒儀式。陶弘景為南朝齊、梁間的著名道士，他宣揚金丹修煉，並提出“仙亦有等級千億”的思想，讓人們遵守世間的等級差別。梁武帝對他寵幸有加，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都請他出主意，時人稱為“山中宰相”。經過他們的努力，在南北朝時，道教的宗教儀式、齋醮程式和道德戒律等基本形成，道教作為一個完整意義的宗教終於定型。
道教最初是貧苦百姓為尋求相互幫助和解脫現實的痛苦而出現的，但在魏晉南北朝時得到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並正式形成，則是與當時社會腐敗黑暗、門閥專製腐朽、階級對立嚴重的現實分不開的。首先，在複雜多變、階級對立嚴重的社會形勢下，統治者無法繼續沿用以前的統治方法，儒家所宣傳的仁義道德在統治集團內部殘酷的紛爭麵前已經蕩然無存，他們迫切需要一種更具欺騙性的思想理論，一方麵利用它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另一方麵利用它來安撫百姓，緩解百姓反抗的情緒，穩固統治。而道教所宣揚的禳災求福、服丹修煉引導人們忍受現實社會的痛苦，把希望寄托在虛幻的神仙境界，正好適應了統治者的需求，於是在他們的讚助和提倡下，道教正式形成並迅速地發展起來。
其次，道教兼采儒、老（道家）、釋（佛教）３家之說，把它們雜糅融會在一起，以漢民族土生土長的傳統形式出現，不僅十分有利於宣傳推廣，而且也便利了它的擴大和影響。所以，不僅是漢族統治者願意利用道教作為掩護自己統治的手段，一些進入中原地區建立政權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也樂意利用它作為統治漢族百姓的工具。例如，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曾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將道教正式確定為“國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寇謙之平城獻經後，欣然改元“太平真君”，並在平城設天師道場，親往道壇接受符籙。以後的北魏皇帝每當即位時都沿用這個儀式，以表示自己的統治順天合法。
再次，門閥地主利用宗教進行自我陶醉和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道教在這個時期興起的重要原因。司馬氏集團建立晉朝以來，外患內亂交並，統治集團內部廝殺混戰，政局多變，許多貴族感到生死無常，精神極度空虛。於是，他們便不顧一切地縱情放蕩，生活極端腐化墮落。但世俗的享樂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了，於是他們紛紛煉丹服藥，幻想長生不死，得道升天，以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曾專門設置“神仙博士”，建立“仙壇”，替他煮煉百藥。結果，他自己因藥物中毒，精神變態，鬧到昏亂發狂的地步。不少士族名流服藥之後，醜態百出，有的藥性發作難挨，隆冬季節裸袒食冰；有的背上發疽，嘔血不止，脊肉潰爛，舌縮入喉，痛苦不堪；有些人甚至因此家敗人亡。
第四，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長期戰亂使他們看不到安定的希望，精神極度空虛，加之戰爭、饑饉、瘟疫、凶殺使人的壽命短暫，人們寄希望於宗教，期盼生命的長久。同時，普通民眾也需要借助宗教的麻痹作用陶醉自己，尋求心靈上的安寧。另外，戰亂中的百姓是得不到政府有效保護的，他們不得不參加那些具有幫派性、互助性的民間組織，以求得到幫助，這些也造成了道教在魏晉南北朝時的興起。
值得注意的是，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將希望寄托於來世，期盼死後升天，進入天堂不同的是，作為漢民族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所關心的不是讓人死後幹什麽，而是教給人們如何不死的方法，教給人們如何能夠長生不老。這一點實際上反映的是中華民族對生命的渴求與尊重。中國古話“好死不如賴活著”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國文化的生命追求。正因為道教追求長生不死的目標和鑽研製作使人不死的煉丹之術的宗教目的迎合了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情趣，所以使它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擁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成為與儒學、佛教齊名的一支宗教文化。
由於道教利用所謂仙丹妙藥尋求不死之術，有些道家人物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研究出了一些藥物治病的方法，成為藥物學家。例如，葛洪、陶弘景都是著名的大醫學家。他們的著作，如 《金匱藥方》（已佚）、《肘後百一方》、《神農百草經》 等大量吸收民間醫藥知識，長期為古代醫學家所應用，起過相當的積極作用。另外，道教徒搞的“煉丹術”，事雖荒誕，但由於采用礦物煉丹製藥，也包含著原始化學實驗的成分，擴大了古代化學科學知識。葛洪的 《抱樸子》 中就有不少科學史資料。
（三）佛教的傳播與興盛
佛教是公元前６世紀由佛祖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立的。公元前３世紀，孔雀帝國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後大力支持佛教向外擴張。從此佛教衝出南亞次大陸，走向世界，並最終發展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傳入中國是在公元前後，即西漢末年的時候。據記載，西漢末年哀帝劉欣時，大月氏使者伊存到漢朝，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佛經，這是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的正式記錄，但當時還沒有宗教性活動。東漢明帝劉莊時，劉秀的兒子楚王劉英曾為“浮屠”齋戒祭祀，供養“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門”（和尚），受到明帝的褒獎，這是封建政權正式承認佛教地位的明確記載。不久，明帝派使臣到大月氏，邀請天竺和尚攝摩騰和竺法蘭２人，以白馬馱載佛經及釋迦牟尼像回到首都洛陽，東漢政府為此專門修建了一座白馬寺。這些都說明東漢初期佛教已經正式傳入中國。不過，東漢時人們對佛教沒有多少認識，隻是把它當作神仙方術家所宣傳的一種道術來信奉，因此信奉的人不多，影響甚小。
到了魏晉時期，尤其到了南北朝時期，佛教不僅迅速擺脫了剛剛傳入中國時的沉寂狀態，而且突然興旺發達起來。這個時期，不僅天竺的各種佛教流派大都傳入中國，而且佛教的經典也大量地被翻譯過來。如僅魏晉時期就先後翻譯出佛經７０２部，１４９３卷。南北朝時期，廣修佛寺，信徒大增。當今聞名遐邇的少林寺就創建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４９５年），是孝文帝為安頓印度僧人跋陀而建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廟竟達３ 萬多所，僧尼在２００萬上下。南朝梁武帝時，僅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一地就有佛寺５００ 多所，僧尼１０多萬。
佛教在南北朝時期的興盛，與道教一樣，也是適應了統治者需要的結果。佛教教義告訴人們：人生在世就是受苦的；在人世間行善，來世可以榮華富貴。這樣使人們將希望寄托在來世，在現世再苦也不會起來反抗了，這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不僅如此，佛教其實比道教更具欺騙性。這是因為，一方麵到南北朝時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已成陳腐讕言，受到普遍懷疑；另一方麵道教所宣揚的“羽化成仙”和“長生不老”，由於誰也沒有親眼看見過，因此影響力受到限製。而佛教卻以“神不滅論”為理論基礎，廣為宣揚“生死輪回”、“三世因果報應”等思想，讓人們把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來世，而來世的幸福是無法驗證的，這樣其欺騙性和麻痹性作用更加突出，更加適合統治者的政治需求。南朝宋文帝劉隆曾一語中的地說：“如果普天下的百姓都皈依佛法，我就可以安享太平，還會有什麽事發生呢？”基於這種思想，北朝前秦的符堅、後秦的姚興，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陳後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禮高僧，不僅從政治上保護，而且在經濟上支持。南朝齊的宰相竟陵王蕭子良為眾僧設齋，竟親自為他們端水送飯。梁武帝不僅定佛教為國教，而且他本人幾次到同泰寺舍身作“寺奴”，然後由群臣籌集一萬萬錢或兩萬萬錢的巨款把他贖回來，前後共用錢達４億。
在南北朝時期，由於統治者的扶持，佛教的影響甚巨，其政治勢力和經濟實力惡性膨脹。寺院不僅占有大量的良田沃土，而且享有免役、免稅的特權，以至很多農民投靠到寺院充當佃戶，從而形成特有的寺院經濟。北齊時幾乎所有的良田沃土均被寺院所占，南朝梁時近一半的戶口為寺院所有，在社會中形成一支勢力強大的寺院地主階層，這是前所未有的。寺院地主力量的壯大既是佛教空前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又為佛教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由於佛教寺院占田奪民，難免與封建國家和世俗地主發生矛盾，激化起來還會引發激烈的鬥爭。所以，南朝、北朝也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都曾親自出馬，拆毀寺廟和佛像，將寺院田產沒收，勒令僧尼還俗。但隨著以後“愛佛”皇帝的登基，又會開展“興佛”運動。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就在“滅佛”、“興佛”運動的交替中不斷得到擴張。這個時期，不少“愛佛”的統治者不惜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建築佛寺。後秦在今甘肅天水麥積山距地麵８０米的懸崖絕壁上開鑿石窟，工程浩大，竟“砍盡南山柴，堆起麥積崖”，及至今天麥積山對麵的南山上仍未長出參天大樹。北魏先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開鑿雲岡石窟，遷都洛陽後又開鑿龍門石窟。龍門石窟的開鑿曆時２３ 年，費工８０多萬。而其在天宮寺鑄造的佛像竟耗銅高達１０萬斤、黃金６００ 斤。南方的許多寺廟，甚至比有些王侯的宮殿還要高大、寬敞。
（四）“二學二教”的衝突與融合
前麵已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獨尊的地位雖然有所動搖，但無論是在社會影響方麵，還是思想文化領域，它仍是至尊，無人能與之比肩而立，因此其他學說隻能以它作參照物，並在它騰出的空間裏生存。
在“二學二教”中最為活躍的是玄學。玄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以反對儒學、否定儒學的麵貌出現的，而且態度激進，舉止出格，因此盡管它對儒學也有吸收的一麵，但批判、否定的味道更濃。而反過來，儒學對之更是甚為不滿，所以雙方的衝突極為激烈。不過，玄學與佛教卻能一拍即合，東晉時玄學幾乎完全融入佛教中。
這一時期最文靜的應該是道教。由於道教起自本土，來自民間，本身就有一定的生存基礎，與儒學之間也早已達成默契，雙方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儒學能夠默許它的存在，對之並無排斥之舉。但道教畢竟是另外一種學說，所以儒學對它也無調和之意。而道教由於主要兼采儒家、道家和佛教之說，其理論的構建得益於其他學說，因此天生矮人一截，不過也因人而異：對儒學，道教鑒於其至尊的地位，對之隻有調和而不敢排斥；而對於佛教，道教則敢於擺擺地頭蛇的架子，對之排斥多於調和。
佛教是當時唯一能與儒學形成對手的學說，不過佛教因有“外夷”的身份，所以強龍不壓地頭蛇，除了核心教義和基本理念不能更改外，基本上還能讓著儒學，對儒學調和多於排斥。而儒學對佛教則是排斥多於調和了，尤其佛教最初在中國流傳時，曾遭到儒學的強烈排斥。原因是佛教講出家修行，要求教徒剃發；宣揚脫離塵世，四大皆空，不再致禮王者，這些都與儒家所提倡的忠君孝父之道發生嚴重衝突。例如，儒家宣揚“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思想與佛教的剃發修行就有著強烈的抵觸。另外，儒學以華夏大國自居，斥責佛教為夷狄之教，隻適合於夷狄地區，不適合於中土華夏。在這一點上，道教與儒家一樣，也攻擊佛教為夷狄之教。而佛教則以孔子、老子也是佛，佛即孔老進行反擊。再有，佛教所宣揚的三世因果報應和神不滅論與儒家重視現實世界的思想也發生嚴重衝突。於是在南北朝時期，儒、佛之間曾爆發一場“神滅”與“神不滅”，以及有無“三世因果報應”的大辯論。當時連梁武帝也站在佛教立場上參加論戰，但最後還是以範縝的 《神滅論》 獲得理論上的輝煌勝利而告終，從而打破了佛教籠罩下思想界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
佛教在遭到儒學強烈排斥和反對的情況下，還能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興盛的發展，可見當時儒學的地位已經降低到何種地步了。不過，佛教實際上也在悄悄吸收著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本土思想來充實自己的教義。隻是由於人們對佛教了解不足，所以此時的佛教信徒多用一些中國固有的思想牽強附會地解釋佛教。例如，對佛教的“涅槃寂靜”和“一切皆空”思想，用黃老學與玄學的“無為說”和“貴無說”加以解釋；對佛教的“因果報應”，則用道教的“福善禍淫”思想來解釋；對佛教的“神不滅論”，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說來解釋；等等。儒家思想與佛教的全麵融合是從隋唐時期開始的，那時的佛教在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倫理思想之後，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並進入全盛時期。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道教和佛教，再加上早已成為“顯學”的儒學，“二學二教”之間既相互衝突、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創了一個新的生動活潑、多元發展的文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