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文化概論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文化多元性特征形成的背景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的多元首先得益於政治的動蕩，尤其中原地區戰亂不斷，政權更替頻繁，使原有的大一統的文化格局被突破。其次得益於北方、西北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內遷和入主中原，使活潑好動的遊牧文化與先進發達的漢族農耕文化得以在北方廣闊的領域交相輝映，相互競爭，相互融合。第三得益於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使思想文化領域的專製統治出現鬆動，從而為其他學說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空間。

　　一、政治形勢長期動蕩不安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的混亂、動蕩起自東漢後期。東漢後期，宦官、外戚交替執政，政局混亂不堪，政治十分黑暗。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張角領導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黃巾大起義終於爆發。黃巾大起義爆發後，腐朽的東漢政府無力鎮壓，隻好允許各地豪強地主組織武裝參與鎮壓。結果待黃巾大起義的烈火被撲滅後，各地軍閥勢力也已養成。此時，東漢中央朝廷仍繼續“上演”著外戚與宦官爭鬥的醜劇，直至中平六年（公元１８９年）宦官與外戚同歸於盡為止。之後，各地軍閥擁兵自重，相互征伐，國家進入分裂狀態，東漢政府名存實亡。

　　經過數年兼並混戰，“一代奸雄”曹操統一北方地區，成為最大的政治勢力，其與占據江東的孫權和占據蜀地、漢中的劉備形成三足鼎立局麵。黃初元年（公元２２０年），曹操的兒子曹丕廢漢獻帝自立，改國號為魏。隨後劉備、孫權相繼稱漢帝和吳大帝，三國時代正式開始。４０多年以後，三國鼎立的平衡被打破。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年）曹魏滅劉蜀，晉武帝泰始元年（公元２６５年）司馬氏篡魏建立西晉。

　　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西晉滅孫吳，重新統一中國。西晉的統一本是繼秦漢統一之後的第二次統一，但僅過了１０年，由於西晉統治集團內部爆發爭奪最高領導權的鬥爭，統一局麵頓然喪失，所以這次統一被忽略不計了。晉湣帝建興四年（公元３１６年），西晉被匈奴所滅，部分貴族南遷，於晉元帝建武元年（公元３１７年）在江南建立東晉。

　　西晉滅亡後，北方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黃河中下遊地區一片混亂。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４３９年），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統一了黃河流域，北方進入北朝時期。北魏後來又分裂為東魏、西魏兩個王朝，不久東魏、西魏又分別被北齊、北周所替代。最後，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在南方，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４２０年）東晉滅亡後進入南朝時期，分別經曆了宋、齊、梁、陳４ 朝。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５８１ 年），北周外戚丞相隋王楊堅篡位，建立隋朝。開皇九年（公元５８９年）隋兵大舉南下，滅亡南朝陳，重新統一中國。

　　這樣，從公元１９０年東漢獻帝即位到公元５８９年隋文帝楊堅滅亡南朝陳重新統一中國止，整整４００年的時間。其間，除西晉曾短暫統一外，中國南北方，尤其北方地區一直處在分裂割據、戰亂不休的狀態。這種政治形勢有些類似於春秋戰國時期，因此其文化格局呈多元化發展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北方遊牧民族大規模內遷和入主中原

　　北方、西北遊牧民族被漢族統稱為“胡人”，他們受漢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從東漢開始逐漸向內地遷徙。到西晉時，匈奴族已進入到今山西省臨汾、離石、太原、忻州等地，羯族分布於今山西省北部和東南部等地，烏桓族居住在今河北省及遼寧省西部等地，鮮卑族散居在今遼寧省西南、河北省東北和內蒙古南部等地，羌族居住在今山西省大荔、耀縣、彬縣等地，氐族居住在今陝西省扶風、鳳翔、興平、周至、西安等地，巴氏賨人居住在今甘肅省天水、清水一帶。

　　晉惠帝元康元年到永興三年（公元２９１—３０６年），西晉爆發“八王之亂”。伴隨著這場曆時１６年之久的統治集團內部的紛爭，戰爭、旱災、蟲災和饑荒接連不斷，造成北方大批災民背井離鄉，從而進一步促使了少數民族的內遷。據不完全統計，在晉惠帝元康八年（公元２９８年）以後的１０年間，漢族、羌族、氐族等民族的流徙人口多達百萬以上。流民到了新的地方，生活沒有著落，多數靠給人做傭工過活，但當地豪強地主、官府不僅不進行任何撫恤，反而肆意欺壓流民，搶奪他們的財物，激起流民起義。在流徙及起義過程中，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文化交融也向更深的層次發展。

　　正當西晉政府忙於鎮壓這些流民起義的時候，匈奴貴族劉淵乘機於晉惠帝永安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建立漢國。晉懷帝永嘉五年（公元３１１年），漢軍攻破西晉首都洛陽，俘虜晉懷帝，西晉政府名存實亡，史稱“永嘉之亂”。又過了５年，漢軍攻下長安，殺晉湣帝，西晉滅亡。“永嘉之亂”後，北方地區戰爭更加頻繁。從公元３０４年到４３９年的１３６年間，６個少數民族和漢族先後在北方和巴蜀地區共建立了２３個割據政權，它們是：匈奴族建立的漢國、前趙、北涼、夏；鮮卑族建立的遼西、代、北周、前燕、後燕、西秦、南燕、南涼；羯族建立的後趙；氐族建立的仇池、前秦、後涼；羌族建立的後秦；巴氐族建立的成漢；漢族建立的前涼、西涼、後蜀、北燕、冉魏。其中主要的政權是１６個，即成漢、前趙、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和夏，史稱“十六國”。

　　十六國統治時期，北方地區的屠殺、天災、疾疫、饑荒等更加嚴重，黃河流域漢族民眾被迫大量南遷，流徙到漢水流域、淮水流域及長江以南地區。據統計，從“永嘉之亂”到南朝宋之間，至少有９０萬人口遷到南方。與此同時，十六國的統治者為了保證自己擁有足夠的兵員和勞動力，也紛紛強迫民戶遷移到各自的統轄區內。於是，黃河流域的漢族民眾和各少數民族民眾一起，時而從關東（函穀關以東）被遷到關中（函穀關以西），時而又從關中被遷到關東。每次遷徙動輒幾萬戶、十幾萬戶，甚至幾十萬戶，人口最多時達到數百萬。這個時期的民族大遷徙，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次數上，都是曆史上所罕見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遷徙，對於貧苦的民眾來說，當然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他們所遭受的無窮苦難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各民族在共同的苦難中，彼此之間也加深了了解，增強了團結，因而促進了民族融合的發展和農牧文化的交流，從這一點上說，民族大遷徙對中國文化的進步與發展有著莫大的好處。而十六國在中原地區的建立，各少數民族政權為站穩腳跟而不得不傾向於漢化，更加速了農牧文化的交融。

　　遊牧文化的特點是缺禮少儀、粗獷豪放、野性十足，同時又活潑好動和虛心好學；農耕文化的特點則是先進、發達、穩重，富裕，但缺少靈氣。這樣，北方、西北少數民族大量地進入中原，既給漢族的農業文化注入新鮮血液，使得日漸僵化的農耕文化又重新具有了活力，同時也促使這一時期的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

　　三、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既有客觀原因，也有儒學自己的主觀原因。其客觀原因首先是戰亂頻仍，政權更替頻繁，使統治者無心也無力維護儒學獨尊的地位。儒學獨尊地位的取得需要國家統一這個前提條件。前麵已提到，儒家學說隻適合於和平建設時期，而不適合於戰亂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形勢顯然不適合儒學的生存與發展，因此維護其獨尊地位根本就是勉為其難的事情。其次是皇權的衰落使得依靠皇權強大而確定自己特殊地位的儒學失去了繼續維持尊崇的條件。儒家學說被確立為封建正統思想，取得獨尊地位，除了需要國家統一這個前提條件外，還需要皇權的強大。實際上，儒學就是在西漢中期皇權強大、中央集權製政權穩固的時候才取得獨尊地位的。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權大為衰落，這個時期可以稱得上是自秦始皇建立皇帝製度以來作為人之至尊的皇帝所遭遇的最痛苦的時代。這一時期的皇帝，竟然常常沒有自主選擇即位或退位的權利，一切都掌握在權臣手中，而且最終都是死路一條。很多皇帝被害時還是十幾歲的孩子。既然皇權淪落到這個份上，誰還會講“君人者，國之元也”呢？因此，維護專製統治的儒學地位的下降也隻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第三是統治集團內部相互傾軋、相互殺戮的野蠻行徑致使儒家提倡的倫理道德落空，也促使儒學地位下降。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的野蠻殺戮是非常殘酷的。例如，曹魏後期以司馬懿為首的司馬氏集團與以曹爽為首的曹氏集團為爭奪最高領導權曾進行激烈的鬥爭，最終心無城府的曹爽不是老奸巨猾的司馬懿的對手，致使曹氏集團落敗。曹爽連同其兄弟及該集團的所有主要人物一律被誅滅三族。一時間天下名士幾乎被殺一半。再如，在西晉曆時１６年之久的“八王之亂”中，晉惠帝司馬衷、皇後賈南風、太後楊芷（晉武帝司馬炎皇後）、外戚楊駿（楊芷之父）、太子司馬遹，以及楚王司馬瑋、汝南王司馬亮、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義、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等７個司馬氏王或被殺，或被逼自殺，或被毒死，同時外戚楊氏集團、皇後賈氏集團共數千人也全部被殺。統治集團內部腥風血雨的殘酷政治鬥爭，使儒家宣揚的“孝順”、“愛人”、“仁義”等倫理道德無人肯再相信。

　　除了上述客觀原因以外，儒學自己的發展則進入到死胡同裏，因此從主觀上也難以繼續維持其自身的獨尊地位。儒學自身的問題來自兩個方麵：一方麵，東漢時期風行一時“讖緯之學”經過王充等人的批判已經失去了迷惑作用；另一方麵，興盛自西漢中期的經學也因過於脫離社會現實而難以適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蕩形勢，導致衰落。

　　“讖緯之學”是一種以神學來解釋儒學的迷信學說，起源於古代“河圖洛書”的神話傳說。河圖洛書的原意是指作為古代地理書籍的黃河、洛水之圖，後來演變成儒家經典 《周易》 和 《尚書· 洪範》 起源的神話傳說。漢代儒者認為：伏羲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身有圖文，伏羲以此畫成八卦，即 《周易》 的起源；夏禹時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有文字，禹取法作書，即 《洪範》 的起源。

　　“讖緯之學”的“讖”指的是預知吉凶的神學預言，又稱為“符”或者“符命”。具體而言，就是所謂“上天”通過降下的災祥而表達出的預言、啟示什麽的。比如說秦朝時流行的“亡秦者胡也”的說法即為讖語，漢代讖緯學家稱這句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的預言，這顯然是一派胡言。“讖緯之學”的“緯”是與“經”相對而言的，它是“經”的支流，指用“天人感應”的神學迷信解釋的經典。緯書計有：《易》 緯六，《書》 緯五，《詩》、《禮》、《樂》 各緯三，《孝經》 緯二，《春秋》 緯十三，共３５種。其作者全部隱姓埋名，自稱為神之啟示，然後假托神意，篡改儒家經典。緯書發源於古代陰陽家，起於秦，出於西漢末哀帝、平帝時，而大興於東漢時期。

　　“讖緯之學”產生於秦漢間方士與儒生的糅合，秦始皇、漢武帝好方士、神仙，使之得以發展起來。西漢後期及王莽、東漢光武帝劉秀等都從政治角度加以提倡利用。他們通過製造各種“祥瑞”，提高自己的身價，為改朝換代製造根據。東漢章帝劉炟時，曾召集白虎觀會議，寫成 《白虎通義》，以大量“讖緯”迷信改鑄孔子的形象，賦予他學者和教主的雙重身份，進一步把儒學與“讖緯”結合，使儒學神學化泛濫起來。在東漢，無論官私學校、書館都講授以“讖緯”為主要內容的今文經學。凡是讚成搞“讖緯”的才能做大官，反對搞“讖緯”的則受排擠。東漢初年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桓譚就因明確表示反對“讖緯”，被劉秀大罵為“非聖無法”，險些被殺頭，最後死在貶官出京的路上。

　　大興“讖緯”使東漢時期的思想界籠罩在一片昏暗之中，後來王充（公元２７—約９７年）挺身而出，他繼承了桓譚等人的進步思想，廣泛吸收了當時自然科學成果，以畢生精力，針對囂張一時的“讖緯之學”體係進行了係統的清算，其代表作是 《論衡》。王充認為，自然界的變異隻是“元氣”運動的結果，和人世間的變化根本不存在什麽感應關係。對於所謂帝王是天的兒子，代表“上天”進行統治，天降災異懲罰統治的偏誤等“讖緯”說教，他都斥之為虛妄無稽之談。王充譏諷地說，如果“上天”聖明的話，就應該降聖王於人間，而不會生失道廢德的庸庸之君統治當今。對於俗儒將孔子吹捧為大聖人，把他說成“前知千歲，後知萬世”、“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先知，王充極為反感。在 《論衡》 中他一連舉出了１４個例子，證明孔子根本不是先知。例如，顏回煮飯，把落上灰塵的飯粒扒出來自己吃掉，孔子卻誤認為顏回在偷飯吃；孔子怕見陽貨，但又必須回訪，便趁陽貨不在家時才去，誰知偏偏在路上碰上了；孔子周遊列國，人家都不用他，如果有先知先覺，又何必白跑呢。王充的觀點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反響。

　　與“讖緯之學”泛濫同步，經學也進入極盛時代。所謂“經學”，即訓解、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其起源常被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夏身上。漢武帝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從此經學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正統學說。經學分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今文經學興起於西漢，所傳五經由戰國以來儒者師徒相傳，以漢代通行文字———隸書寫成。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至東漢光武帝的十四博士，均為今文經學。今文經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經書為孔子政治思想所托，著重闡發經書中的“微言大義”，講求五行讖緯。自董仲舒開始，把陰陽五行說與 《春秋公羊傳》 相結合，為鞏固皇權服務，從而成為正統的正統。但自王莽立古文經於學官後，今文經學逐漸衰落，雖然白虎觀會議曾重整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但終究沒能挽救其命運，竟至淹沒，直到清代考據學派興起才漸漸地由古文經學的研究而推及於今文經學。清末的康有為就是今文經學家。

　　古文經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經書為孔子整理的古代史料之書，偏重“名物訓詁”。西漢末年，自王莽利用古文經 《周禮》 作為改製的依據後，古文經學逐漸勃興。東漢末，融合今、古文經學，偏向於古文經學的鄭玄之學盛行。自東漢末到隋唐時期，古文經學始終為經學的正統。但到了宋代，隨著程朱理學的興起，古文經學逐漸衰落。不過，從明朝末年顧炎武大力提倡開始，古文經學又漸次複興，至清朝乾隆、嘉慶時代再呈大盛之勢。

　　古文經學的特點是，釋經不事微言大義，而注重文字的辯解訓詁，稍遠於“讖緯”。從曆史考證角度看，這樣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但問題是，東漢時期的古文經學過於沉溺於訓詁章句，考據典章製度，結果發展為僵化的章句之學。有時甚至僅僅５個字的文句，竟然注說出５萬個字，所以出現“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的現象就毫不奇怪了。這種煩瑣的經學自然難以適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蕩形勢。

　　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給其他學說的興起及傳播提供了思想空間，促使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多元特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