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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文化叛逆性特征的主要體現
與魏晉南北朝文化多元性特征密切相連，其文化還表現出強烈的叛逆性特征。實際上，叛逆性是以多元性為基礎的。魏晉南北朝文化叛逆性特征主要體現在輕視皇權、否定皇權和蔑視禮法、不守綱常兩個方麵。
一、輕視皇帝 否定皇權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氏族門閥地主勢力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因而常常使他們在皇權麵前得以保持自己的個性與尊嚴。他們不再尊崇皇權，更不再以皇權為本，而是以自我為本，通過發現自我、重視自我、肯定自我而達到唯我獨尊的目的，這種情況必然導致皇權受到輕視。另外，政局動蕩、政權更替頻繁造成這一時期被廢黜、遭毒手的皇帝數目遠遠多於其他曆史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對皇權的輕視，實際上始於東漢後期。東漢自第四位皇帝漢和帝開始，幾乎全部是小皇帝即位，登基時年齡最大的１５歲，最小的漢殤帝即位時僅１００天，死時才２歲，從而導致實際權力或者落在外戚手裏，或者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由他們隨意廢立，像模像樣執掌最高統治權的皇帝幾乎沒有。甚至皇帝自己都主動放棄了最高統治權，如漢靈帝多次不知羞恥地聲稱：“張常侍是我的父親，趙常侍是我的母親。”張常侍叫張讓，趙常侍叫趙忠，都是當時有名的宦官。連主仆關係都被顛倒了，可見皇權已經跌落到何種地步。不僅如此，皇帝的生命也操持在權臣手中。例如，８歲的漢質帝因當著群臣的麵說掌權的外戚大將軍梁冀是“跋扈將軍”，就被驕橫的梁冀毒死，臨死前要口水喝，梁冀都不讓給。少帝劉辨被董卓廢黜後，也慘遭毒手。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帝大權旁落、性命不保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一時期，死於自己部下之手的皇帝主要有：白癡皇帝西晉惠帝司馬衷被東海王司馬越毒死，南朝宋後廢帝為軍閥蕭道成殺害，南朝齊皇帝蕭寶卷為部將殺死，南朝梁武帝蕭衍被叛將侯景捕獲後活活餓死，南朝梁文帝蕭綱作傀儡皇帝沒幾天被侯景殺死，漢國皇帝劉粲被部將靳凖殺害，前秦建立者符洪為其軍師將軍麻秋毒死，前秦皇帝符堅被曾為其龍驤將軍的羌人首領姚萇擒殺，北魏末帝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死，北周建立者宇文覺被其堂兄宇文護殺死，等等。另外，東晉、南朝的末帝，除陳後主受到隋朝的優待最終病死外，其餘均在“禪位”後不久即被篡位軍閥殺害———東晉恭帝司馬德文被南朝宋開國皇帝武帝劉裕殺害，死時３６歲；南朝宋順帝劉準被南朝齊開國皇帝高帝蕭道成殺害，年僅１５歲；南朝齊和帝蕭寶融被南朝梁開國皇帝武帝蕭衍殺害，年僅１５歲；南朝梁敬帝蕭方智被南朝陳開國皇帝武帝陳霸先殺害，年僅１６歲。
這一時期，皇帝被逼禪讓也形成一次小高潮，如漢獻帝劉協“禪位”於魏文帝曹丕，曹魏元帝曹奐“禪位”於晉武帝司馬炎，東晉恭帝司馬德文“禪位”於南朝宋武帝劉裕，南朝宋末順帝劉準“禪位”於齊高帝蕭道成，南朝齊末和帝蕭寶融“禪位”於梁武帝蕭衍，南朝梁末敬帝蕭方智“禪位”於陳武帝陳霸先，北朝東魏末孝靜帝元善冗“禪位”於北齊文宣帝高洋，北周末靜帝宇文闡“禪位”於隋文帝楊堅，等等。
對皇權的輕視和否定，到東晉時達到頂峰。東晉元帝司馬睿即位前於公元前３１７年以西晉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之職到建康（今江蘇南京）時，南方大族顧、賀、陸、朱、張等幾家根本看不起他，甚至有意冷落他。司馬睿上任１個多月，竟沒有一個有名望的當地世族來拜訪他。最後，還是跟隨司馬睿南渡的琅邪大族王導，利用三月初三當地人過“禊節”（到水邊求福去災）的機會，讓司馬睿以觀看官民歡度節日為名，乘坐華麗的轎子，排出威嚴的儀仗，王導等北方大族、名士簇擁在前後左右，以此抬高司馬睿的地位。果然，江南的名門望族顧榮等人看到這個陣容後，大為震動，趕忙跑到路旁去拜見司馬睿。司馬睿也派王導拜訪顧榮、賀循兩家江南最大的世族，邀請他們出來做官。在他們倆的帶動下，其他江南世族這才紛紛出來，擁護司馬睿，終於使司馬睿順利建立起東晉政權。盡管如此，東晉一朝，皇帝實際上根本就沒秉過大權，朝綱一直由交替執政的王（王導、王敦）、謝（謝安）、庾（庾亮）、桓（桓溫、桓玄）四大家族掌握。開朝皇帝元帝司馬睿就因士族王敦弄權而憂憤死去，其他皇帝的命運可想而知。後來，東晉政權又落在了軍閥劉裕手中，直到末帝被逼“禪讓”而滅亡。
輕視皇權、否定皇權的現象在思想領域更有體現。曹魏時期的阮籍、嵇康首先提出“無君”思想。阮籍、嵇康二人都對司馬氏專權極為不滿，他們一方麵提出國君要無為而治，另一方麵則提出“無君”、“無臣”主張。阮籍曾說：“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這二人也因此遭受迫害，而嵇康最終被人構陷，慘遭殺害。後來，東晉人鮑敬言繼承和發展了阮籍、嵇康的“無君”思想，著有 《無君論》，係統提出了“無君”的主張。鮑敬言“無君論”的中心思想是“古者無君，勝於今世”。他反對儒家的“天生烝民而樹之君”的君權神授理論，認為君權並非天授，而是“強者淩弱”、“智者詐愚”的工具。不僅如此，他還把人間的一切醜惡和災難都是歸結為有君之故。在此基礎上，鮑敬言幻想實現“無君無臣”、“順天分地”的理想社會。顯然，他的思想成分中包含有濃鬱的老莊學說。鮑敬言的“無君論”可以稱得上是這一時期最閃耀的思想，而東晉王朝皇權的大為衰落，無疑對其思想的完善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蔑視禮法 不守綱常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封建綱常禮法對人們的束縛也大為減弱。人們不僅不再按照傳統儒學的要求行事，甚至處處表現出與傳統儒學相乖戾的舉動。據說這股風氣開始於曹操、曹丕父子：前者曾大權在握，位在皇帝之上；後者更貴為皇帝，掌有最高統治權。作為領袖人物，他們不僅不崇儒業，相反還處處突破禮法限製，自然會導致天下禮教的式微。所以，西晉人傅玄曾說：“（曹操、曹丕）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
身為丞相的曹操不治威儀、不拘小節的舉止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如 《阿瞞傳》記：（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細物。時或冠帢帽 以見賓客。每與人論說，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幘”。一副活生生的豪放無忌、充滿人情味的形象躍然紙上。
曹操為招徠人才曾多次頒布“求賢令”、“舉賢令”，在這些命令中禮法綱常更被公然否定。如 《舉賢勿拘品行令》 規定：“今天下得無有……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不僅“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的可以舉薦，甚至“不仁不孝”的被儒家視為敗類應當處以極刑的人也可以被舉薦。儒家最基本的教義都不再謹守，違背禮法已經到了何種地步可見一斑。
曹操的兒子曹丕在這方麵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作為高級貴族，他不僅與一幫文人打成一片，甚至無視自己的地位，經常有滑稽之舉。及至他當上皇帝後，文人放浪無忌、多情善感的情結仍然濃鬱如初。《世說新語》 記：“建安七子”之一的詩人王粲（字仲宣）死了，曹丕參加他的葬禮，突然對眾人說：“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於是“赴客皆一作驢鳴”，致使肅穆莊嚴的葬禮之上驢叫之聲不絕於耳。上梁如此，下梁自然扭曲得更厲害。一次，身為五官中郎將的曹丕在宴會上酒酣耳熱之際，竟違反禮法，把自己絕代美色的夫人甄氏請出來拜見諸客。在座的都是飽讀詩書的文學之士，見此趕緊伏首而拜，眼簾下垂，唯獨“建安七子”之一的詩人劉楨仍然平視，一眼不眨，把甄氏上下看了個夠。對此曹丕倒沒什麽表示，但甄氏的公公曹操聽說後不幹了，立即將劉楨抓起來，要判死刑，可劉楨並不認罪。後來曹丕問他為什麽不尊禮法時，他的回答竟是：“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反而指責曹丕不守禮法。
曹操、曹丕父子的所作所為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倫理道德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形成了一股不尊禮教、蔑視禮法的風氣，甚至同時期的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也表現出強烈的叛離名教的傾向。孔融曾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實為情欲發耳。”關於母子關係，孔融更是大放厥詞。他說：子與母就像東西裝在瓶子裏一樣，東西出來了，與瓶子就沒有關係了，公開否認孝道的基礎。其平時的舉止也同樣不遵守禮法，放任無儀檢。玄學家荀粲（字奉倩）對儒家思想也公開蔑視，如他認為聖人思想的細微之理，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表，《六經》 雖存，不過是聖人思想的外殼，類似糠秕，等等。
前麵提到的阮籍，蔑視禮法也是出了名的。比如居母喪期間，他居然飲酒不輟；別人來吊喪他卻喝得濫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來吊喪的人中凡是他不喜歡的便以白眼對之。而且，阮籍非但自己不守禮法，對於那些庸俗的禮教中人，他還極盡嘲弄笑罵之能事。他在 《大人先生傳》 中將禮法之士比喻為褲襠裏的虱子，一遇到炎流熱火即死於褲襠而不能出。
嵇康也以反對禮法名教而出名。他不僅如前所述，“非湯、武而薄周、孔”，敢於懷疑已經處於至尊的儒家聖人，而且公開提倡及時行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及時行樂之風始於東漢末，原起於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對生命短暫的憂慮，如 《古詩十九首》 中“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鬥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以及“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等唱詞。另外，曹操的 《短歌行》 中的詩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也表達出這樣的思想傾向。而嵇康則把這種思想表達得更加直截了當。他在 《難自然好學論》 中稱：“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縱欲為歡，抑引則違其欲，縱欲則得自然。”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及時行樂、縱欲為達竟成為魏晉南北朝名人士大夫風範的體現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還突破了漢代注重人的內在道德風範、以“德”取人的傳統，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外表上，注重人的外貌，盛行遺才取貌之風。如前麵提到的詩人王粲，雖為“建安七子”之一，很有文學才能，小的時候就受到東漢大名士蔡邕的賞識，社會地位也挺高，但由於人長得矮小，舉止又粗俗，所以本來荊州刺史劉表準備將女兒許配給他，就因為“嫌其形陋而用率”，最後竟將女兒嫁給了王粲“有風貌”的族兄王凱。而公孫瓚則因“有姿儀，大音聲”，於是“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正因魏晉時期注重人的外貌，就連亂世英豪、才智蓋世的曹操也不得不屈從於這種社會壓力。《世說新語》 載：“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圭（名琰）代，帝捉刀立於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這個故事後來發展成一句成語，叫做“曹操捉刀”。
重視人的外表還表現為公開追求美色、貪戀美色上。在這方麵，曹操也是個典型人物。這位漢丞相既愛江山也愛美人，隻要是貌美女子，不在乎出身，不在意婚否，一定要弄到手，娶回家。例如曹丕、曹植的生身母親卞氏，是倡家之女，而曹操並不在乎她出身低賤，照樣娶為夫人。至於前麵提到的劉楨平視曹丕的夫人甄氏，曹丕沒什麽反應，而作為公公的曹操卻大為震怒，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甄氏是他永遠的痛。甄氏原來是袁紹之子袁熙的夫人，貌美可人，曹操早有所聞。袁紹死後，其餘部繼續與曹操對抗，後來被消滅。破袁之後，曹操傳令趕緊召見甄氏，但左右告之，已被曹丕收去。曹操十分懊惱，說出一句千古名言：“今年破賊正為奴。”
在曹操的夫人中至少有兩個原是別人的美婦。如杜氏，本是秦宜祿之妻，生有一子，名秦朗，住下邳（今江蘇徐州邳縣）。秦宜祿原是呂布手下小官，作為使者被派到淮南袁術處，被袁術留下。袁術讓他繼娶一漢宗室之女劉氏為妻，從此秦宜祿與杜氏斷絕往來。後來，關羽到下邳，見到杜氏，深深地愛上了這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在呂布被曹操圍困在下邳時，關羽多次向曹操請求，攻下下邳後，把杜氏許給他為妻，結果引起曹操的好奇。呂布失敗後，曹操見到杜氏，驚為天人，不肯給關羽，自己先娶了過來，惹得關羽非常不滿。曹操還有一位夫人尹氏，原本也是他人之妻，即大將軍何進的兒媳、何晏的母親，甚有姿色。曹操為司空的時候把尹氏據為己有。
曹操不僅娶別人美婦為妻，而且愛屋及烏，對她們與前夫生的孩子也關懷備至。如杜氏嫁給曹操後，曹操成了其子秦朗的繼父。曹操很喜歡這個孩子，接待賓客的時候，讓秦朗坐在旁邊，還對客人說：“世上還有人愛假子像我這樣嗎？”何晏在曹家也受寵如公子，他經常模仿曹丕穿衣，把曹丕氣得要死，常稱他“假兒子”。
公開追求美色、貪戀美色的社會風氣的盛行也使得人們敢於公開談論美色。如荀粲就公開宣稱：“婦女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他聽說驃騎將軍曹洪的女兒長得漂亮，於是前往求婚。婚後，夫妻感情篤厚。後來，他妻子得了熱病，正值嚴冬季節，荀粲到戶外以身取冷，回到屋裏為妻子去熱。妻子去世後不久，荀粲也抑鬱而卒。這足以表現出魏晉名士突出的風流情懷。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不僅尊情重感，而且敢於外露情聲。情在兩漢時期是作為不善的私欲而被禁止的。如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出發，認為人之性情如天之陰陽一樣，人稟陽為性，是善的方麵；稟陰而為情，是不善的方麵，且性是起主導作用的，情是從屬於它的。因此，人必須按照天道以性限製情。東漢許慎作 《說文解字》，也說性是人的陽氣，性是善的；情是人的陰氣，是欲望的表現。這樣的觀點在魏晉時期受到強烈衝擊。如“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意思是：聖人可以忘掉情感，最下等的人尚不能體會感情，隻有像我們這一類士人才是最鍾於情的人。王戎如此，其妻更是激情四射，經常稱他為“卿”。“卿”在當時是一種很隨便的稱呼，夫妻之間一般不用。所以王戎對妻子說：“婦人卿婿（丈夫），於禮為不敬，後勿複爾。”用禮教來教訓妻子。誰知其妻竟說：“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意思是：我因為親你愛你，所以才稱你為“卿”。我不稱你為“卿”，誰還有資格稱你為“卿”呢？王戎無辭，隻好聽由她“卿”、“卿”地叫。
魏晉名士還有其他一些仇視世俗的驚世駭俗之舉。如“竹林七賢”之一的西晉人劉伶（字伯倫）喜歡“縱酒放達”，時常於家中脫衣裸形，客人來訪，也不遮掩。別人譏笑他，他滿不在乎地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褲子，諸君為何會鑽到我的褲子裏來？”其時，裸體的不止劉伶一人，以王澄、胡毋輔之和謝鯤為首的一班名士也經常裸體為樂，追求所謂的任放為達。驚世駭俗的還有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賢”之一的阮鹹（字仲容）。阮鹹曾與其姑母家的婢女私通，使其女有孕在身。居母喪期間，他聽說姑母因事將攜婢女遠去，正守靈的他竟然向客人借了一頭驢，身著孝服，前去追趕，並與該女同騎而返，嘴裏還說：“人種不可失！”後來，這個婢女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就是東晉大名士阮遙集。阮鹹還有一個放達的故事。一次他與阮氏一大家人一起喝酒，眾人圍坐相向，誰都不用杯子，用大翁盛酒。“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這些叛逆行為，實際上是魏晉時代殘酷的人生環境造成的。這一時期的戰爭殺戮、政治爭鬥及天災饑饉等使個體生命薄若脆紙，人的生命朝不保夕，從而刺激了名士們對個體自由的強烈追求。阮鹹著孝服追回戀女和與豬共飲之舉，實際上是要揭示出外在生命的荒謬，而劉伶赤身裸體的極端行為更是蔑視社會的最徹底的方法。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的叛逆性特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促使人性覺醒和精神解放的必然結果，即所謂“極黑暗的政治，孕育極清白的人生”。當代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曾一語中的地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一、輕視皇帝 否定皇權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氏族門閥地主勢力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因而常常使他們在皇權麵前得以保持自己的個性與尊嚴。他們不再尊崇皇權，更不再以皇權為本，而是以自我為本，通過發現自我、重視自我、肯定自我而達到唯我獨尊的目的，這種情況必然導致皇權受到輕視。另外，政局動蕩、政權更替頻繁造成這一時期被廢黜、遭毒手的皇帝數目遠遠多於其他曆史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對皇權的輕視，實際上始於東漢後期。東漢自第四位皇帝漢和帝開始，幾乎全部是小皇帝即位，登基時年齡最大的１５歲，最小的漢殤帝即位時僅１００天，死時才２歲，從而導致實際權力或者落在外戚手裏，或者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由他們隨意廢立，像模像樣執掌最高統治權的皇帝幾乎沒有。甚至皇帝自己都主動放棄了最高統治權，如漢靈帝多次不知羞恥地聲稱：“張常侍是我的父親，趙常侍是我的母親。”張常侍叫張讓，趙常侍叫趙忠，都是當時有名的宦官。連主仆關係都被顛倒了，可見皇權已經跌落到何種地步。不僅如此，皇帝的生命也操持在權臣手中。例如，８歲的漢質帝因當著群臣的麵說掌權的外戚大將軍梁冀是“跋扈將軍”，就被驕橫的梁冀毒死，臨死前要口水喝，梁冀都不讓給。少帝劉辨被董卓廢黜後，也慘遭毒手。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帝大權旁落、性命不保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一時期，死於自己部下之手的皇帝主要有：白癡皇帝西晉惠帝司馬衷被東海王司馬越毒死，南朝宋後廢帝為軍閥蕭道成殺害，南朝齊皇帝蕭寶卷為部將殺死，南朝梁武帝蕭衍被叛將侯景捕獲後活活餓死，南朝梁文帝蕭綱作傀儡皇帝沒幾天被侯景殺死，漢國皇帝劉粲被部將靳凖殺害，前秦建立者符洪為其軍師將軍麻秋毒死，前秦皇帝符堅被曾為其龍驤將軍的羌人首領姚萇擒殺，北魏末帝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死，北周建立者宇文覺被其堂兄宇文護殺死，等等。另外，東晉、南朝的末帝，除陳後主受到隋朝的優待最終病死外，其餘均在“禪位”後不久即被篡位軍閥殺害———東晉恭帝司馬德文被南朝宋開國皇帝武帝劉裕殺害，死時３６歲；南朝宋順帝劉準被南朝齊開國皇帝高帝蕭道成殺害，年僅１５歲；南朝齊和帝蕭寶融被南朝梁開國皇帝武帝蕭衍殺害，年僅１５歲；南朝梁敬帝蕭方智被南朝陳開國皇帝武帝陳霸先殺害，年僅１６歲。
這一時期，皇帝被逼禪讓也形成一次小高潮，如漢獻帝劉協“禪位”於魏文帝曹丕，曹魏元帝曹奐“禪位”於晉武帝司馬炎，東晉恭帝司馬德文“禪位”於南朝宋武帝劉裕，南朝宋末順帝劉準“禪位”於齊高帝蕭道成，南朝齊末和帝蕭寶融“禪位”於梁武帝蕭衍，南朝梁末敬帝蕭方智“禪位”於陳武帝陳霸先，北朝東魏末孝靜帝元善冗“禪位”於北齊文宣帝高洋，北周末靜帝宇文闡“禪位”於隋文帝楊堅，等等。
對皇權的輕視和否定，到東晉時達到頂峰。東晉元帝司馬睿即位前於公元前３１７年以西晉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之職到建康（今江蘇南京）時，南方大族顧、賀、陸、朱、張等幾家根本看不起他，甚至有意冷落他。司馬睿上任１個多月，竟沒有一個有名望的當地世族來拜訪他。最後，還是跟隨司馬睿南渡的琅邪大族王導，利用三月初三當地人過“禊節”（到水邊求福去災）的機會，讓司馬睿以觀看官民歡度節日為名，乘坐華麗的轎子，排出威嚴的儀仗，王導等北方大族、名士簇擁在前後左右，以此抬高司馬睿的地位。果然，江南的名門望族顧榮等人看到這個陣容後，大為震動，趕忙跑到路旁去拜見司馬睿。司馬睿也派王導拜訪顧榮、賀循兩家江南最大的世族，邀請他們出來做官。在他們倆的帶動下，其他江南世族這才紛紛出來，擁護司馬睿，終於使司馬睿順利建立起東晉政權。盡管如此，東晉一朝，皇帝實際上根本就沒秉過大權，朝綱一直由交替執政的王（王導、王敦）、謝（謝安）、庾（庾亮）、桓（桓溫、桓玄）四大家族掌握。開朝皇帝元帝司馬睿就因士族王敦弄權而憂憤死去，其他皇帝的命運可想而知。後來，東晉政權又落在了軍閥劉裕手中，直到末帝被逼“禪讓”而滅亡。
輕視皇權、否定皇權的現象在思想領域更有體現。曹魏時期的阮籍、嵇康首先提出“無君”思想。阮籍、嵇康二人都對司馬氏專權極為不滿，他們一方麵提出國君要無為而治，另一方麵則提出“無君”、“無臣”主張。阮籍曾說：“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這二人也因此遭受迫害，而嵇康最終被人構陷，慘遭殺害。後來，東晉人鮑敬言繼承和發展了阮籍、嵇康的“無君”思想，著有 《無君論》，係統提出了“無君”的主張。鮑敬言“無君論”的中心思想是“古者無君，勝於今世”。他反對儒家的“天生烝民而樹之君”的君權神授理論，認為君權並非天授，而是“強者淩弱”、“智者詐愚”的工具。不僅如此，他還把人間的一切醜惡和災難都是歸結為有君之故。在此基礎上，鮑敬言幻想實現“無君無臣”、“順天分地”的理想社會。顯然，他的思想成分中包含有濃鬱的老莊學說。鮑敬言的“無君論”可以稱得上是這一時期最閃耀的思想，而東晉王朝皇權的大為衰落，無疑對其思想的完善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蔑視禮法 不守綱常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封建綱常禮法對人們的束縛也大為減弱。人們不僅不再按照傳統儒學的要求行事，甚至處處表現出與傳統儒學相乖戾的舉動。據說這股風氣開始於曹操、曹丕父子：前者曾大權在握，位在皇帝之上；後者更貴為皇帝，掌有最高統治權。作為領袖人物，他們不僅不崇儒業，相反還處處突破禮法限製，自然會導致天下禮教的式微。所以，西晉人傅玄曾說：“（曹操、曹丕）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
身為丞相的曹操不治威儀、不拘小節的舉止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如 《阿瞞傳》記：（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細物。時或冠帢帽 以見賓客。每與人論說，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幘”。一副活生生的豪放無忌、充滿人情味的形象躍然紙上。
曹操為招徠人才曾多次頒布“求賢令”、“舉賢令”，在這些命令中禮法綱常更被公然否定。如 《舉賢勿拘品行令》 規定：“今天下得無有……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不僅“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的可以舉薦，甚至“不仁不孝”的被儒家視為敗類應當處以極刑的人也可以被舉薦。儒家最基本的教義都不再謹守，違背禮法已經到了何種地步可見一斑。
曹操的兒子曹丕在這方麵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作為高級貴族，他不僅與一幫文人打成一片，甚至無視自己的地位，經常有滑稽之舉。及至他當上皇帝後，文人放浪無忌、多情善感的情結仍然濃鬱如初。《世說新語》 記：“建安七子”之一的詩人王粲（字仲宣）死了，曹丕參加他的葬禮，突然對眾人說：“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於是“赴客皆一作驢鳴”，致使肅穆莊嚴的葬禮之上驢叫之聲不絕於耳。上梁如此，下梁自然扭曲得更厲害。一次，身為五官中郎將的曹丕在宴會上酒酣耳熱之際，竟違反禮法，把自己絕代美色的夫人甄氏請出來拜見諸客。在座的都是飽讀詩書的文學之士，見此趕緊伏首而拜，眼簾下垂，唯獨“建安七子”之一的詩人劉楨仍然平視，一眼不眨，把甄氏上下看了個夠。對此曹丕倒沒什麽表示，但甄氏的公公曹操聽說後不幹了，立即將劉楨抓起來，要判死刑，可劉楨並不認罪。後來曹丕問他為什麽不尊禮法時，他的回答竟是：“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反而指責曹丕不守禮法。
曹操、曹丕父子的所作所為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倫理道德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形成了一股不尊禮教、蔑視禮法的風氣，甚至同時期的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也表現出強烈的叛離名教的傾向。孔融曾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實為情欲發耳。”關於母子關係，孔融更是大放厥詞。他說：子與母就像東西裝在瓶子裏一樣，東西出來了，與瓶子就沒有關係了，公開否認孝道的基礎。其平時的舉止也同樣不遵守禮法，放任無儀檢。玄學家荀粲（字奉倩）對儒家思想也公開蔑視，如他認為聖人思想的細微之理，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表，《六經》 雖存，不過是聖人思想的外殼，類似糠秕，等等。
前麵提到的阮籍，蔑視禮法也是出了名的。比如居母喪期間，他居然飲酒不輟；別人來吊喪他卻喝得濫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來吊喪的人中凡是他不喜歡的便以白眼對之。而且，阮籍非但自己不守禮法，對於那些庸俗的禮教中人，他還極盡嘲弄笑罵之能事。他在 《大人先生傳》 中將禮法之士比喻為褲襠裏的虱子，一遇到炎流熱火即死於褲襠而不能出。
嵇康也以反對禮法名教而出名。他不僅如前所述，“非湯、武而薄周、孔”，敢於懷疑已經處於至尊的儒家聖人，而且公開提倡及時行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及時行樂之風始於東漢末，原起於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對生命短暫的憂慮，如 《古詩十九首》 中“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鬥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以及“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等唱詞。另外，曹操的 《短歌行》 中的詩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也表達出這樣的思想傾向。而嵇康則把這種思想表達得更加直截了當。他在 《難自然好學論》 中稱：“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縱欲為歡，抑引則違其欲，縱欲則得自然。”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及時行樂、縱欲為達竟成為魏晉南北朝名人士大夫風範的體現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還突破了漢代注重人的內在道德風範、以“德”取人的傳統，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外表上，注重人的外貌，盛行遺才取貌之風。如前麵提到的詩人王粲，雖為“建安七子”之一，很有文學才能，小的時候就受到東漢大名士蔡邕的賞識，社會地位也挺高，但由於人長得矮小，舉止又粗俗，所以本來荊州刺史劉表準備將女兒許配給他，就因為“嫌其形陋而用率”，最後竟將女兒嫁給了王粲“有風貌”的族兄王凱。而公孫瓚則因“有姿儀，大音聲”，於是“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正因魏晉時期注重人的外貌，就連亂世英豪、才智蓋世的曹操也不得不屈從於這種社會壓力。《世說新語》 載：“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圭（名琰）代，帝捉刀立於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這個故事後來發展成一句成語，叫做“曹操捉刀”。
重視人的外表還表現為公開追求美色、貪戀美色上。在這方麵，曹操也是個典型人物。這位漢丞相既愛江山也愛美人，隻要是貌美女子，不在乎出身，不在意婚否，一定要弄到手，娶回家。例如曹丕、曹植的生身母親卞氏，是倡家之女，而曹操並不在乎她出身低賤，照樣娶為夫人。至於前麵提到的劉楨平視曹丕的夫人甄氏，曹丕沒什麽反應，而作為公公的曹操卻大為震怒，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甄氏是他永遠的痛。甄氏原來是袁紹之子袁熙的夫人，貌美可人，曹操早有所聞。袁紹死後，其餘部繼續與曹操對抗，後來被消滅。破袁之後，曹操傳令趕緊召見甄氏，但左右告之，已被曹丕收去。曹操十分懊惱，說出一句千古名言：“今年破賊正為奴。”
在曹操的夫人中至少有兩個原是別人的美婦。如杜氏，本是秦宜祿之妻，生有一子，名秦朗，住下邳（今江蘇徐州邳縣）。秦宜祿原是呂布手下小官，作為使者被派到淮南袁術處，被袁術留下。袁術讓他繼娶一漢宗室之女劉氏為妻，從此秦宜祿與杜氏斷絕往來。後來，關羽到下邳，見到杜氏，深深地愛上了這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在呂布被曹操圍困在下邳時，關羽多次向曹操請求，攻下下邳後，把杜氏許給他為妻，結果引起曹操的好奇。呂布失敗後，曹操見到杜氏，驚為天人，不肯給關羽，自己先娶了過來，惹得關羽非常不滿。曹操還有一位夫人尹氏，原本也是他人之妻，即大將軍何進的兒媳、何晏的母親，甚有姿色。曹操為司空的時候把尹氏據為己有。
曹操不僅娶別人美婦為妻，而且愛屋及烏，對她們與前夫生的孩子也關懷備至。如杜氏嫁給曹操後，曹操成了其子秦朗的繼父。曹操很喜歡這個孩子，接待賓客的時候，讓秦朗坐在旁邊，還對客人說：“世上還有人愛假子像我這樣嗎？”何晏在曹家也受寵如公子，他經常模仿曹丕穿衣，把曹丕氣得要死，常稱他“假兒子”。
公開追求美色、貪戀美色的社會風氣的盛行也使得人們敢於公開談論美色。如荀粲就公開宣稱：“婦女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他聽說驃騎將軍曹洪的女兒長得漂亮，於是前往求婚。婚後，夫妻感情篤厚。後來，他妻子得了熱病，正值嚴冬季節，荀粲到戶外以身取冷，回到屋裏為妻子去熱。妻子去世後不久，荀粲也抑鬱而卒。這足以表現出魏晉名士突出的風流情懷。
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不僅尊情重感，而且敢於外露情聲。情在兩漢時期是作為不善的私欲而被禁止的。如董仲舒從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出發，認為人之性情如天之陰陽一樣，人稟陽為性，是善的方麵；稟陰而為情，是不善的方麵，且性是起主導作用的，情是從屬於它的。因此，人必須按照天道以性限製情。東漢許慎作 《說文解字》，也說性是人的陽氣，性是善的；情是人的陰氣，是欲望的表現。這樣的觀點在魏晉時期受到強烈衝擊。如“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意思是：聖人可以忘掉情感，最下等的人尚不能體會感情，隻有像我們這一類士人才是最鍾於情的人。王戎如此，其妻更是激情四射，經常稱他為“卿”。“卿”在當時是一種很隨便的稱呼，夫妻之間一般不用。所以王戎對妻子說：“婦人卿婿（丈夫），於禮為不敬，後勿複爾。”用禮教來教訓妻子。誰知其妻竟說：“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意思是：我因為親你愛你，所以才稱你為“卿”。我不稱你為“卿”，誰還有資格稱你為“卿”呢？王戎無辭，隻好聽由她“卿”、“卿”地叫。
魏晉名士還有其他一些仇視世俗的驚世駭俗之舉。如“竹林七賢”之一的西晉人劉伶（字伯倫）喜歡“縱酒放達”，時常於家中脫衣裸形，客人來訪，也不遮掩。別人譏笑他，他滿不在乎地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褲子，諸君為何會鑽到我的褲子裏來？”其時，裸體的不止劉伶一人，以王澄、胡毋輔之和謝鯤為首的一班名士也經常裸體為樂，追求所謂的任放為達。驚世駭俗的還有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賢”之一的阮鹹（字仲容）。阮鹹曾與其姑母家的婢女私通，使其女有孕在身。居母喪期間，他聽說姑母因事將攜婢女遠去，正守靈的他竟然向客人借了一頭驢，身著孝服，前去追趕，並與該女同騎而返，嘴裏還說：“人種不可失！”後來，這個婢女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就是東晉大名士阮遙集。阮鹹還有一個放達的故事。一次他與阮氏一大家人一起喝酒，眾人圍坐相向，誰都不用杯子，用大翁盛酒。“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這些叛逆行為，實際上是魏晉時代殘酷的人生環境造成的。這一時期的戰爭殺戮、政治爭鬥及天災饑饉等使個體生命薄若脆紙，人的生命朝不保夕，從而刺激了名士們對個體自由的強烈追求。阮鹹著孝服追回戀女和與豬共飲之舉，實際上是要揭示出外在生命的荒謬，而劉伶赤身裸體的極端行為更是蔑視社會的最徹底的方法。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的叛逆性特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促使人性覺醒和精神解放的必然結果，即所謂“極黑暗的政治，孕育極清白的人生”。當代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曾一語中的地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