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第二節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正在法國的蔡元培以欣喜的心情，獲悉國內政局的重大變動。8月間，他寫了《對送舊迎新二圖之感想》一篇短文，從民主主義的立場出發，深入地揭露了袁世凱專製政體的社會根源，他寫道：“袁氏之罪惡，非特個人之罪惡也，彼實代表吾國三種之舊社會：曰官僚，曰學究，曰方士。畏強抑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奢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壇杞帝，小學讀經，複冕旒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蔡元培在政治上早已同袁世凱徹底決裂，但他並不把袁的專製、複辟看作個人的行動，而是透過現象看到民國建立之後封建複辟勢力得以存在的社會原因；基於這個認識，他並不陶醉於因袁世凱垮台這一現實造成的共和勝利的幻景，而是發出：“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會之流毒，果隨之以俱去乎？”表示了對國內政治的憂慮。這說明察元培的認識是比較深刻、清醒的，也可以看出不久他回國後在北大施展抱負的政治思想基礎。

　　袁死後，蔡元培同其他因反袁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一樣，準備回國服務。北京國會裏的一批浙江籍議員，曾打電報請他回國擔任浙江省長，但他一如既往，無意於高位厚祿，婉言回絕了。這時，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已提出辭職，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和次長已由範源濂、袁希濤分別擔任，範、袁曾與蔡元培在民元教育部共過事，深知蔡之為人，於是，經浙籍議員陳黻宸和北大教授馬敘倫的推薦，並取得時任總統的黎元洪同意，範即提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16年9月1日，蔡元培在法國收到了範源濂的促歸任職電。原電文是：

　　蔡鶴卿先生鑒：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群倫。海內人士，鹹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歸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範源濂宥。

　　蔡元培接電報後即決定返回，並遠道專程往訪李石曾，約其同到北京大學，“以整理故都之學府，引為吾人共同之責任”，同時還約吳稚暉亦同去。10月2日，他同吳玉章一道自馬賽啟程回國，11月8日抵上海，先後在上海、紹興等地小住。

　　如前所述，民國建立後，北京大學曾進行過一些初步的民主主義的改革，但由於官僚積習很深，改革極不徹底，校政還相當腐敗。不少人以上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讀書就是為了混資曆謀取官位。他們對專任的教員不歡迎，甚至教學認真的反遭反對；而對由政府官吏兼任教員的，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亦十分歡迎，以為有此師生關係，可作自己將來仕途的靠山。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是敷衍塞責，“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台上讀一遍”。由於學生有這種“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幹祿之終南捷徑也”。造成了學科發展上輕文理的極不正常現象。因此，學校裏缺少學術研究的空氣，封建複古主義的陳腐思想泛濫。

　　對當時北大腐敗的校風，時為北大學生的顧頡剛曾有過形象的描述，他說：那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允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五千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於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裏隻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裏簡直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麽鑽營費由十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隻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汙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裏象個什麽‘最高學府’？”由此可見，北大當時受到社會非議並非偶然。

　　所以，蔡元培到上海後，曾有不少友人勸他莫進北大這個是非之地，弄得不好反壞了自己的名聲。對於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一事，在當時革命黨人中也有不同意見，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都曾持反對態度；蔡元培還曾邀汪、吳來北大相助，也被拒絕了。

　　這裏，應該特別提到孫中山對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支持，以及他對北京大學寄予的厚望。孫中山很重視開辟北方地區的革命工作，對蔡元培也十分了解和信任。他認為，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誌，應當到那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去主持高等教育。這樣有利於向北方傳播革命思想，所以竭力主張蔡往就此職。孫中山對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支持，對於蔡力排眾議最後接受任命有重大影響。蔡元培在北大任職期間，與孫中山之間曾就當時國事問題有過書信往返。1918年初，蔡元培曾為國史編纂處編修國史問題征求孫中山意見，孫中山也熱情作複。孫中山對蔡在北大的工作是了解和滿意的。據有人回憶，國民黨一大時，由孫中山提名蔡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當時會場中有兩種不同的議論，一是認為蔡在北京政府勢力下出任北大校長，有依附軍閥之嫌，一是批評蔡放縱學生，仇孝非孔。有的代表還當場提出詢問。孫中山當即表示這是誤會，他說：“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處置。”他還說蔡在北方的任務很重大，因為北方政治環境的關係，所以隻提議他為候補監委，以使他不致因地位過於顯著而不便工作。孫中山希望蔡元培從歐洲回國後（按蔡於1923年離開北大到歐洲考察），仍能到北京去工作。後來的事實證明，孫中山對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支持，確是一種遠見卓識。

　　在一些友人的讚助下，蔡元培也認為做大學校長不是做官；而且認為既然知道北大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他在當時曾說：“覺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嚐不可一試，故允為擔任。”後來還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表示當時的決心。當然，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長、也有他的教育救國思想的因素，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吾人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魯士受拿破侖揉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主義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誌統一之盛業（普之勝法，群歸功於小學教員；然所以有此等小學教員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發端於此。”可見他出任北大校長，是同他的愛國宏願，為共和培養“完全之人格”的人才相聯係的。他在這裏所說的從教育著手，“使吾國轉危為安”，既包含對國家富強的殷切期望，也指對已瀕臨絕境的民主共和事業的挽救，為此而從事啟迪民智、培育人才，確仍不失為一救國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麵。於是，他抱定了整頓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決心，知難而進，毅然於12月22日北上就任北大校長的職務。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開始到校執行校長職務。

　　蔡元培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風的人，他的到來，給暮氣很深的北大帶來了新的氣息。他到校的那一天，校役們也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表示歡迎，他即脫下禮帽，規規矩矩地向他們鞠躬還禮。北大校長當時是所謂由大總統任命的簡任官，過去是從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這個行動使歡迎的師生和校役們感到驚訝和新鮮。此後，他每天出入校門，校警向他行禮，他都脫帽鞠躬。蔡元培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密切、融洽。從前學生有事和校長接洽，須寫呈文，校長批示之後，張貼在告示牌上。蔡元培厭惡這種衙門作風，他到校後立即出布告此後學生對校長應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學生對學校有改進建議時，他就把提案送登校刊，擇其可行者付諸實行。他和學生之間還常有文字交往，研討學術，為學生的著述和發行的刊物題簽寫序。一位學生為其祖母八十大壽請他題字，他也欣然命筆，寫了“美意延年”四個大字。

　　蔡元培是當時國內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他在清末就已有《哲學要領》、《中國倫理學史》、《倫理學原理》等譯著刊行於世。他的學問和道德修養，為學術界所推重，也深受青年知識分子的景仰。他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講述了“抱定宗旨”、“砥礪德行”和“敬愛師友”三項要求，闡明大學的性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指出“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禪。”他特別強調大學生要有正大的宗旨，“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明，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誌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維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所以他把“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放在首要的位置。正是在這種宗旨下，他開始了對學校的管理體製、科係設置、課程建設、教師隊伍以及學生課外活動等方麵，進行了全麵改革。

　　蔡元培出任校長的這一年，北大進行了一次紀念校慶二十周年的活動。由於北大是誕生於外侮日深，民族危機達到極點的清朝末年，它的成長幾經波折，幾度停辦，因此校慶紀念日，是采取揉合京師大學堂成立的1898年和1902年複校的12月17日而定的。據記載，這是北大曆史上第一次校慶紀念。蔡元培在這次校慶紀念會上曾發表演說，介紹了德國大學的情形，提出：“本校二十年之曆史，僅及柏林大學五分之一，來比錫大學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嚐不可與為平行之發展。”他惋惜當時國家百事停滯不進，未能有此好現象，但又說：“本校當二十年前創設時，僅有仕學、師範兩館，專為應用起見。其後屢屢改革，始有八科之製，即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造科、農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國元年，始並經科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本年改組，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學哲學科相類。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頏耳。”對北大的進步寄予了厚望。

　　二十周年校慶時，製作了一首紀念歌，歌詞是：

　　棫樸樂英材，試語同儕：追想遜清時創立此堂齋，景山麗日開，舊家主第門桯改，春明起講台，春風盡異材。

　　滄海動風雷，弦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從頭細揣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喜此時幸遇先生察”，反映了師生對蔡元培的歡迎和希望。北大的曆史確是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第三章 銳意改革 整頓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