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十六章 毛澤東與北京大學

　　今年是我國著名學府北京大學百年華誕，又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80周年。所以把這二者聯係在一起，是因為在80年前，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李大釗，首先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曙光中，敏銳地看到人類社會“新紀元”的肇始。他成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並引導一批先進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而使北京大學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機緣上，突出了毛澤東與北京大學關係的特殊意義。

　　北京大學作為當代中國的最高學府，毛澤東在這裏直接走進了當時新文化新思潮匯集的濃鬱氛圍中，受到了一次雖然短暫卻十分重要的新思想的熏陶；而它作為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毛澤東又是在這裏開始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從圖書館書記到人民共和國締造者，北京大學是不是這位曆史巨人思想發展和人生道路的一個重要起點？這確是值得研究而又饒有趣味的話題。

　　一

　　20世紀初的中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在湘江之畔的橘子洲頭、嶽麓山下，集中了一批不計身家、心懷天下的“不羈之才”。他們發起的新民學會，開始以“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為學會態度，後來明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會員的共同目的，成為湖南進步運動的核心組織。

　　在新民學會中，毛澤東主張做潛在功夫，打好基礎，力主會員向外求得發展。1918年6月間，毛澤東就學的湖南第一師範的師長、時為北京大學哲學教授的楊昌濟來信，告知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法國發起法華教育會，倡導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他希望湖南青年能利用這個機會，組織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毛澤東得到消息後十分興奮，隨即同何叔衡、蕭子升、蕭子璋、周惇元（世釗）、蔡和森、張昆弟、李和笙（維漢）等10多人舉行新民學會會議，商討會友“向外發展”問題。大家認為留法勤工儉學有必要，應盡力進行，推舉蕭子升、蔡和森“專負進行之責”。6月25日，蔡和森抵達北京，經楊昌濟介紹與蔡元培、李石曾接洽後，認為留法勤工儉學“頗有可為”，即函告蕭子升、毛澤東、陳讚周、部鼎丞等從事邀集誌願留法的同誌。

　　6月30日，蔡和森致信毛澤東說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內人才”；“吾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後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他還特別提出聯係赴法之事，“殊不好為計，故亦望兄來指教”。希望毛澤東與蕭子升討論研究，決定行止。毛澤東隨即複信，同意北上。7月，蔡和森又致信毛澤東促其盡早赴京，他說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為之，必有多少成處，萬不至無結果。這時邀集同誌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已有眉目，於是有了毛澤東第一次北京之行。

　　毛澤東第一次北京之行的直接目的是為組織、籌備湖南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以此為契機，他與北京大學建立了直接聯係。這時的北京大學，經過蔡元培校長領導的革新，一掃過去腐敗的校風，廣延名師，倡導研究，思想自由，百家爭鳴。這時的北大正如時人所讚：“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各省士子莫不聞風興起，擔簦負笈，相屬於道，二十二行省，皆有來學者”。特別是在青年中有廣泛影響的《新青年》雜誌隨陳獨秀一起遷京，同北京大學結合起來，在校內形成了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新青年》編者為核心的革新營壘，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青年毛澤東對革新後的北大心儀已久。他盛讚過蔡元培、陳獨秀等在北大“首倡革新”，“革新之說，……潮流侵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的學者首歡迎之，全國各埠各學校的青年大響應之”。他曾經楊昌濟的指點，成了《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他還以“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28筆畫）的筆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1日出版）發表《體育之研究》一文。這時陳獨秀、胡適已代替康有為、梁啟超成為他崇拜的對象。所以，他入京後進入北京大學並不是偶然的。

　　8月19日，毛澤東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人抵達北京。開始毛澤東等人住在鼓樓後豆腐池胡同9號楊昌濟的家裏，後同蔡和森等八人住到距北京大學不遠的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現名吉安所左巷）7號租的兩間狹小房子裏。“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清苦的生活中，他們開始了在北京的工作。

　　這時對青年毛澤東來說，需要找個安身之地，以解決生活問題。他究竟是經過誰的推薦到北京大學工作的？蔣夢麟在《回憶中的李大釗、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飯吃，怎麽辦？我說，為什麽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產了。我說那麽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便拿起筆來寫了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17元’。按毛澤東係1918年8月來京後到北大工作約半年，這是確定無疑的，其時蔡元培任校長並在京也是確定無疑的，而蔣代署校務則是在五四運動後蔡離京出走，於是年7月間才委托的，因此蔣的回憶顯然有誤。至於辦合作社及其破產一節更屬子虛烏有；月薪17元也與北大現存檔案材料不符。而據與毛同時來京的蕭子升（蕭瑜）回憶：這時他們寫信給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們的一個無法赴法國的同伴為校內的清潔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們的信後，立即就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憐憫毛澤東，對於他能夠刻苦自勵，甚是高興，因此他沒有讓他去做清潔工人，而是讓他到校內的圖書館去工作。因此他寫了一封信給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先生，信中說毛澤東需要在本校求職，使其得以半工半讀，請在圖書館內為他安排一職。作為當事人，蕭的回憶是比較可靠的。當然，其間也會有楊昌濟的舉薦之力。

　　那麽，青年毛澤東究竟在北大圖書館擔任什麽職務呢？迄今為止大陸的有關文章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稱之為助理員，這幾乎已成為一個定論。其實這是不準確的。據考證，當時北大圖書館並沒有“助理員”這一名稱，其工作人員除主任外計有四類：（1）助教，約在1920年9月開始設置，聘用的都是本校的大學畢業生；（2）事務員，一般是資曆較深的工作人員，如各課的“領課”就明文規定“由一等事務員充任之”；（3）書記，一般是新增聘的新手，《北京大學日刊》曾刊登圖書館公開招聘書記的啟事；（4）雜務人員，有裝訂匠、打字員、繕寫員等。從毛澤東當年情況看，倒是上引蔣夢麟的回憶所稱“圖書館書記”是準確的。至於“助理員”之說，都源於斯諾《西行漫記》的中譯本，其英文原文為“assisantlbrarian”，可理解為圖書館的“助教”。但在毛任職時北大圖書館尚未設“助教”之職，且從他當時的資曆、待遇和從事的工作判斷，都與《條例》規定的“助教”不相吻合，因而是不可能的。看來“助理員”之說，或是毛回憶有誤，或是語言翻譯之誤造成的。

　　毛澤東在圖書館的工作是負責第二閱覽室，即日報閱覽室，地點在沙灘紅樓一層西頭南向31號。他的具體工作是登記每天新到的報紙和閱覽人的姓名，負責管理天津《大公報》，長沙《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神州日報》，北京個民公報》、《惟一日報》、《順天時報》、《甲寅日刊》、《華文日報》，杭州《三江日報》，沈陽《盛京時報》、英文《導報》、日文《支那新報》（兩種）和大阪《朝日新聞》等15種中外文報紙。

　　毛澤東的這些工作是平凡而瑣碎的，待遇也很低，每月月薪僅8元。這與工友的月薪相差無幾。當時北大助教的月薪約在50元至80元之間，校長月薪300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一般教授月薪約200元左右。雖然來自鄉間的青年毛澤東認為“工資不低，每月有8塊錢”，但在北大畢竟位卑薪薄。他後來回憶說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同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但這不會難倒一位胸懷大誌的青年，北大畢竟為他提供了一個廣闊而新奇的天地。

　　毛澤東在北京除了為生計履行圖書館書記職責和為同伴赴法之事奔忙外，還盡量旁聽北大的課程，求得新知，並廣泛結交活躍於當時新文化舞台上的知名人物，與他們座談、討論，研究比較他們的各種主張。他除了與李大釗、陳獨秀、鄧中夏等關係密切外，還同蔡元培、胡適、陶孟和等有過交往，探討各種新思潮和人生問題。他曾同北大學生朱謙之討論無政府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前景。他同北大湘籍學生鄧中夏關係密切，常相過往，並參加過鄧發起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五四運動中，鄧中夏曾專程到長沙向毛澤東介紹北京的情況。他還在《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0月23日）發表毛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並附啟事寫道：“我的朋友毛君澤東從長沙寄來研究會章程十餘張。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說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張去。現在我隻剩下一份，要的人還不少，我就在本校日刊登出，以答關心現代問題解決的諸君的雅意”。使青年毛澤東的探索活動在北大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眾多的社團從事各種學術和新思潮的研究，是五四時期北大的一大特色。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這是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青年毛澤東曾被同學稱為“時事通”，來京前曾有到京後要“一麵辦報，一麵入學”的計議。他很快成為這個研究會的成員，積極參加它的各項活動。如他出席了1919年2月19日研究會的改選大會，是與會的24位會員之一；3月10日晚，他聽了李大釗為會員所作的講演；每周還聽邵飄萍等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這門課。在參與研究會的活動中，毛澤東結交了朋友，增長了新聞知識6他曾說在新聞學會裏，我遇到了別的學生，……。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19年10月，研究會舉行第一班研究期滿式大會，照會章規定，毛澤東獲得一張聽講半年證書；但他這時已離校，未能直接從會長蔡元培手裏接過證書。與此同時，他還參加由楊昌濟、陳大齊、胡適及學生陳鍾凡等發起的北大哲學研究會，在會中閱讀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著作，其中包括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

　　毛澤東在北京的生活緊張而清苦，他曾兩次到長辛店鐵路工廠了解設在那裏的赴法預備班的情況。據李維漢等人回憶，毛澤東對了解長辛店鐵路工人的生活和勞動情況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還要特別指出，青年毛澤東正是在這時與楊昌濟的愛女楊開慧相知相愛，成為摯友，這位堅強的女性成了他心中終生不渝的“驕楊”。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因母親病重離京，並在繞道上海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後回到長沙，從而結束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1919年12月18日，為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毛澤東率湖南驅張請願團抵達北京，在京主持驅張運動。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雖未在北大工作，但與北大仍保持了密切的關係。他曾多次到北大圖書館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譯著，與李大釗等人探討問題。他曾就這時萌生的組織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我為這件事，腦子裏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他還到北大學生等組織的工讀互助團女子組參觀，“覺得很有趣味”，但認為“也許終究失敗”，因為男子組可說已經失敗了。1920年2月，他加入了由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並同其保持了長期的聯係。

　　1920年初，北大教授楊昌濟病逝。毛澤東同其子女一起守靈，並同蔡元培、範源濂、章士釗、楊度、黎錦熙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稱：先生操行純潔，篤誌嗜學，無意於富貴利達，依薪資維持生計。為撫恤遺孤，請知交慨加賻助。楊生前非常器重毛澤東、蔡和森，他在給章士釗的信稱：此二人是“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所以時人在對楊的悼文中曾寫道：“在長沙五年，弟子著錄以千百計，尤心賞毛澤東、蔡林彬”。

　　1920年4月11日，由於驅張運動取得了勝利，毛澤東離京去上海。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對改造中國社會問題作了更加深沉的思考，並對他確立信仰起了重要作用。

　　二

　　青年毛澤東有過出國留學的計劃，也有過進入北大學習的打算，但最後都沒有實現。這大概與他的抱負和喜“自由研究”的特質有關。這正如他所說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麽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隻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綱要。但兩次北京之行，對青年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都有著異乎尋常的重要意義。

　　兩次北京之行，使毛澤東獲得廣泛接觸各種新思想新思潮的機會。據不完全統計，他在這期間所曾交往的人物有：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楊昌濟、黎錦熙、邵飄萍、徐寶璜、陶孟和、梁漱溟、馬敘倫、章士釗、李石曾、蔣夢麟、張申府、譚平山、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康白情、朱謙之、王光祈、李璜、張國燾、陳公博、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楊鍾健等，其中不乏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和醉心於各種新思潮的健將。與這些人的交往和討論使他對各種主義、主張有了深入思考、比較和選擇的餘地。他曾說，這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找尋出路”。就反映了這種轉變中的思想狀態。

　　兩次北京之行，對於毛澤東實現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起了有著決定意義的作用。他在北大工作期間，不但讀到了李大釗發表的標誌馬克思主義在我國開始傳播的最初幾篇文章，而且有機會與李大釗等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常相過從，深入交流。他回憶說：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於我在這方麵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而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已能從北大等處直接讀到若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和社會主義文獻，結合他自己對曆史的深切理解及對各種主義的比較，對於他的世界觀轉變起了重要作用。他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毛澤東提到的三本書，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它們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時譯作馬格斯和安格爾斯）的《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1920年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考茨基（時譯作柯祖基）的《階級爭鬥》，惲代英譯，1921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克卡樸的《社會主義史》，李季譯，蔡元培序，1920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誠然，上述有的出版時間與毛回憶的時間不一致，但應指出，五四時期北大的一些進步社團就曾大量翻譯油印出版過這類書籍，毛澤東讀到這種油印本是完全可能的。時為北大學生的羅章龍後來曾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產黨宣言》不長，全文翻譯了，按照德文版翻譯的，我們還自己謄寫、油印，沒有鉛印稿，隻是油印稿。我們醞釀翻譯時間很長，毛主席第二次來北京後看到了。曾是毛的老師和摯友的黎錦熙在1968年也回憶說：我此次（指1920年1月4日到北京北長街平民通信社）去看他時，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後，很長的香案，左邊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機和通訊稿件，……右邊是一大堆關於社會主義的新書刊。我在這裏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的全文。

　　毛澤東在北大的經曆，對他爾後的革命實踐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北大圖書館在傳播新思想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麵的特殊作用，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湖南不久即創辦文化書社，附設書報閱覽所，陳列書報，供人閱覽，並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研究社會主義思潮。1921年8月，他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也附設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室。蔡元培著文稱讚自修大學是“合吾國書院和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後來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也有類似的做法。毛澤東回湘後創辦的《湘江評論》等刊物，也運用了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所學的知識。

　　青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的不尋常的經曆，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1936年他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致信蔡元培時，仍深情回憶起“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這一年他在保安窯洞同斯諾暢談青年時代經曆時，也清晰而詳盡地再現了當年在北大時的情景。而北大進步師生也懷念這位已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昔日校友，也在同一年，當那時被學校當局強令離校的北大進步教授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得悉陝北物資匱乏的消息後，即到東安市場買了30多雙布鞋、12塊懷表和10多隻火腿等，托人捎給了毛澤東。這種曆史的巧合，也許是毛澤東與北京大學之間某種心靈的溝通。

　　三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仍然關注著北京大學，那種特殊的關係仍在延續著。

　　還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就同北京大學有過三次書信往來。它反映了已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與北京大學的未了情緣和作為一代偉人的謙遜和質樸的品格。

　　第一次聯係是在1949年4月，五四運動30周年的前夕。離“五四”紀念日僅有一星期的時間。當時北大學生會幹部許世華、蕭蔚雲，以紀念解放後的第一個“五四”，北大是毛主席工作過的地方等等理由，以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的名義發出邀請信，請毛澤東回校參加紀念活動。

　　這時毛澤東剛指揮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戰役，大軍南進，軍情緊迫；且又正籌備召開新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事關建國大業。在這樣繁忙而短促的時間裏，毛澤東能回信嗎？北大師生焦慮地期待著。未曾料到，信發出後僅隔兩天，就收到了毛澤東的親筆複信，全文如下：

　　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諸先生：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

　　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毛澤東四月三十日

　　這封信表達的毛澤東對北大的關懷和特殊感情，正如這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師哲回憶：那時中央機關剛剛從西柏坡來到北京，國民黨的飛機還時來騷擾。每天寄給毛主席的信很多，有幾籮筐。一般信件均由秘書室處理，隻有重要的毛主席才會親筆回信。他講到這次給北大親筆作複時說：這樣的複信，完全可以由田家英（按：毛澤東的秘書）代筆，但主席不願意這樣做，因為我知道北京大學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主席常說：北大是最高學府，我們要尊重知識啊！這封信給北大師生以極大鼓舞和教育，40年後當事人仍記憶猶新地深情寫道：“毛主席用的信封、信紙，以及送信的解放軍，是那樣的簡樸，不禁使人想起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毛主席以身作則，為全黨全國人民作出了榜樣。”

　　第二次書信聯係是同年12月，學校為紀念51周年校慶（按：北大1949年前以12月17日為校慶日，此後改為5月4日），決定以北大全體師生名義致信毛澤東，邀他回校參加校慶，並請他給北大校徽題字。由於毛澤東這時正在蘇聯訪問，未能及時看到這封信，但他於1950年3月4日回京後，僅隔13天，即3月17日，就通過中辦秘書室寄來了他親筆題寫的“北京大學”四個遒勁有力的校徽題字。這就是北大師生佩戴至今並引為驕傲的這枚校徽的來曆。

　　在北大曆史上使用過兩個校徽：一是1917年由大文學家魯迅應蔡元培之請設計書寫的篆體“北大”兩字的等腰三角形校徽，一直使用到1949年；再就是由大政治家毛澤東題寫的這枚校徽。在北大校史上極具意義的這兩枚校徽，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北大的光榮曆史。

　　第三次書信往來是距上次僅一個月之後，1950年4月20日，北大全體師生員工又一次致信毛澤東，請他為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史料展覽題字，並特別提出“因為還要勻出裝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幾天寫給我們。”同曰，北大學生自治會也致信請他為學生會的刊物寫點文章。信發出後第二天，即4月21日，毛澤東就寫了如下題詞：

　　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隨後，他又於4月28日複函北大學生自治會說四月二十日來信收到。叫我給你們的刊物寫點文章，我是高興的；可惜我近日頗忙，不能應命，請予原諒，敬祝進步。

　　在一年的短短時間裏，有過三次書信往來，這是人民領袖與教育界、特別是與北京大學的一段佳話，也反映了他對北京大學的殷切期望。

　　建國後，毛澤東在繁忙的國務活動中，仍給北京大學以極大關懷。1951年6月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出任北大校長，他曾麵請主席支持他工作，毛澤東問：“馬老，您要我怎樣支持？”馬老說不要別的，隻希望主席能夠批準兄弟點名邀請誰到北大講演，就請不要拒絕。毛澤東風趣地說：“馬老校長，我給你這個‘尚方寶劍’！”這年國慶節，馬寅初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正好站在毛澤東的身後，當北大學生遊行隊伍舉著紅樓模型通過時，毛澤東關切地問馬老紅樓還是原來樣子嗎？“這時天下起大雨，毛澤東說馬老，您的學生淋雨了，我給您派人打電話，通知學校，讓食堂給大家準備薑湯。”親切之情，溢於言表。50年代後期，為加強北大哲學學科的建設，他親自提名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馮定到北大任教。1957年4月，北大教授李汝琪在《光明日報》發表《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毛澤東看後十分欣喜，指出此篇有用，要《人民日報》轉載，並親自重擬了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他在代擬的編者按中說：“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讚成這篇文章”。這對當時貫徹“雙百”方針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57年夏，北大名教授傅鷹在整風中兩次發言，批評尖銳，措詞尖刻，毛澤東從內部動態上看到後，在他寫的文章和批示中兩次提到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保護了這位愛國而正直的學者，後來他又經有關部門任命其為北大副校長。建國之後，毛澤東同北大教授周培源、馮友蘭、金嶽霖、賀麟、鄭昕等都有過交往。毛澤東的平易近人、睿智博學和深邃思想，給教授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誠然，晚年毛澤東由於離開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導致了一係列“左”的錯誤，這也給毛澤東與北京大學關係抹上了一筆悲劇色彩。眾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就是從毛澤東親自批準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的。這時北京大學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已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典型，這造成的嚴重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在這期間，毛澤東曾應聶元梓之請，題寫過“新北大”三個大字，這雖然表達了毛澤東對北大的期望，但由於這種“新”已是一種“左”的蘊含，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應有光澤。當然，在“文革”中，毛澤東也曾嚴厲批評過“校文革”的壞頭頭，遏製了派性的惡性膨脹；他也保護過北大的一些學術代表人物，如親自指示把馮友蘭、翦伯讚從“勞改大院”“解放”出來，“給出路”。在1968年的一次中央會議上，他還說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這對當時北大蒙難的知識分子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百年北大與近代中國百年曆史同行。曆史總是要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的。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最初基地，正是反映了這種曆史發展的趨勢、要求和選擇。正是在這樣曆史的契機上，建立了毛澤東與北京大學的關係，這是北大曆史的光榮，而其中所蘊含的光榮傳統，將永遠為北大人所繼承所弘揚。

　　（《縱橫》，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