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六章 永恒的思想價值

　　在多年來持續出現的“毛澤東熱”的激動人心的氛圍中，迎來了這位曆史巨人的百年誕辰。這種形似自發實為自覺的群眾行動，雖然有不同的動機、層次和表現形式的區別，但就其主流來說，確是因為毛澤東的名字是同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同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因而也是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無疑是人們對他曆史功績的不滅的緬懷，也是對他著作的思想價值的深刻認同。當然，在當今世界風雲變幻的年代，也不乏某些惡意的誹謗者盡量向他潑撒髒水，而究其原因，也由於他的事業和思想的深遠的影響力，不能不仍然是他們妄圖實現其終極目的的最大障礙。盡管有過如晦風雨，但人民群眾仍然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在毛澤東離世後的十數年間，“毛澤東熱”仍有這樣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性，這決不是偶然的曆史現象。

　　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撥亂反正，黨中央對毛澤東的曆史功績作出了全麵的評價，對他晚年的錯誤進行了公開的糾正，曾經一度被神化了的毛澤東終於走下了“神壇”。這一切，都為我們對這位曆史偉人進行更加深入的、客觀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的和學術的環境。應當肯定，毛澤東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詩人，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一位最傑出代表，他對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的貢獻是多方麵的、巨大的。這一點，就連社會主義的敵視者也不能不承認。近年來許多同誌在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功績時，常常把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和開始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概括為他一生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兩大貢獻。這無疑是正確的。正是這兩大事件，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麵貌，從而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創造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條件。當然，這是就其主要的、成功的方麵而言的，而不是指他事業的全部。這裏應當指出，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進行的理論工作，則是他留給我們的巨大的精神財富。特別是他著力倡導和確立的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培育了保證黨取得勝利的良好學風，應該說在這方麵的思想價值是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遠的意義，是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發揚的。

　　近代中國的曆史經驗表明，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指導中國人民革命惟一正確的思想武器；而黨的鬥爭經驗又告訴我們，僅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是不夠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重要的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由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特定的曆史條件和中國國情的極大特殊性，使中國革命麵臨著需要依靠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解決的各種複雜問題。同時，又由於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者占多數的國度，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係的主觀性、片麵性和絕對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響黨的隊伍。長期以來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就是這種思想方法影響的突出表現。這不能不極大地增加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化的難度。黨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所經曆的艱難曲折和為此而付出的沉痛代價，都多少同這種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相聯係。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緊緊抓住黨內思想方法上兩條路線的對立，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而不是以教條主義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原理。這對於確立黨的正確的思想原則，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如果說，從李大釗最早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到大革命時期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問題的探索，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認識並實踐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那麽，毛澤東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則是更自覺、更深刻地闡述並倡導了這一思想原則。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在於：第一，鮮明地反對了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觀點。雖然這時王明的錯誤還未出現，但黨內已經存在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等等問題。中國革命是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形，還是依靠外國同誌了解中國情形？這確是關係到黨和革命的命運與前途問題。毛澤東這個觀點的提出及其實踐，有著特殊的意義，它實際上蘊涵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這樣豐富的內容。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要把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付諸實踐，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三者是密切相關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在這篇文章中已有了較深刻的體現。在1961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解釋這篇文章的第六點即上引的觀點時曾說：第六段我看現在還用處不少，將來也用得著。這個看法是極為正確而深刻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堅持的。第二，把調查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橋梁和中間環節提了出來。實事求是即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也就是要從中國社會實際和革命與建設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調查研究則是達到實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黨必須遵循的工作路線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調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的哲學高度來認識。他強調要“使同誌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所以能夠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和製定正確的策略，是同他始終以一種“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恭敬勤奮地向群眾學習、向社會作調查，緊密相關的。他曾說他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六七年時間的調查工夫才獲得的。調查研究作為認識世界（自然的和社會的）的惟一正確的途徑，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後，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這對於我們做好今天的工作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於第一次從理論上深刻闡述了共產黨人應當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指明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這個問題，在黨內曾有過長期的爭論。毛澤東曾稱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鬥爭寫出來的，即指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但是，當時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並沒有就此結束，後來還發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更加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在這期間，毛澤東不僅在政治上、組織上反對教條主義，而且還十分重視要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許多理論著述，從《實踐論》、《矛盾論》到整風期間發表的一係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這方麵所做的大量工作。這邱重要著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已經提出的問題，從而為我們黨奠定了一條更加係統完備、生動深刻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其重要價值與作用已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全部曆史所證明，在今後更加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誠然，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曾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一旦離開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同樣會把我們的事業引入迷途。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它也從一個方麵說明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的極端重要性。但是，應當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是他在探求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出現的迷誤。在50年代中期，毛澤東以極大的理論和實踐的勇氣，以蘇聯經驗為鑒戒，提出了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任務，並取得了在今天仍然值得稱道的積極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曆史並沒有按這條正確的道路筆直發展下去，而是由於被急於求成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指導思想導入了歧途，走了一個很大的之字形的曲折道路。這既反映了毛澤東晚年脫離實際造成的嚴重後果，同時也說明要找到一條符合中國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是一個多麽艱巨的任務。應當說，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嚴重的，但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及其探索又具有深遠的開拓意義。因而，我們既要堅決地從理論和實踐上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善於堅持和發展他提出的要探索自己的建設路線這一正確命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領導的撥亂反正、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是反映了這一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高校理論戰線》，1994《2》；收入《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