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五章 北京大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八十年前，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李大釗，首先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曙光中，敏銳地看到人類社會“新紀元”的肇始。“微言如閃首傳真”（林伯渠對李讚詩），他成為在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並引導一批先進分子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而使北京大學成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這是值得後人稱頌和紀念的近代中國的偉大事件。

　　本世紀初北京大學經過蔡元培領導的革新後，集中了一批像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這樣思想激進、勇於尋求救國真理的新派人物，百家爭鳴，學術思想活躍，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中國具備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條件之後，北京大學就成為馬克思學說進入中國的一個理想的落腳點和生長點。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振奮了中國進步思想界，李大釗首先把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他在1918年先後發表的《法俄革命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在這些文章中，他熱情宣傳十月革命，集中論述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劃時代意義，並初步把中國革命同這個新的世界革命聯係起來。我們知道，當一個曆史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要準確地把握它的本質是不容易的，何況，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已成為全世界反動勢力竭力攻擊的目標，迷漫全球的是對革命俄國的歇斯底裏般的詛咒聲。這種反動宣傳曾使許多人對十月革命產生懷疑和恐懼。而李大釗則透過反動派欺騙宣傳的迷霧，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明確地判定了處在不同曆史時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質，“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認為正是這一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曆史的新時代，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他從這個新的革命時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國的一線曙光，我們的態度“惟有翹首以迎”，“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從這裏可以看出，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洞察和認識的深度，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確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正是從這新的世界曆史的變動中，引導人們認識指導這個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學說。

　　誠然，馬克思主義剛傳入中國時，在北大，在國內，還隻是作為“五四”時期眾多新思潮中的一個流派出現的。真理是通過實踐和比較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才被確立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這表現了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真理的內在力量，也說明李大釗傳播這一理論的深遠意義。今天，我們仍可從這早期傳播活動中獲得深刻啟迪。

　　其一，從李大釗傳播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研究，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加以接受的。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這是中國民主革命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然而卻是中國先進分子長期沒能正確認識的問題。近代中國革命慘痛的曆史教訓都同這個帶有根本性的缺陷相聯係著。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由感性進到理性認識的階段，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這個至關重要的工作，也首先是在李大釗的著述中開始的。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普遍迷惑於所謂“公理戰勝強權”，歡呼英美等協約國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揭露了這次大戰的真正原因，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從經濟的和階級的根源上開始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明確的認識。1919年初，他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第一次準確地表述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日本軍國主義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實質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它是與民族自決主義直接對立的。他並明確提出了“殖民地對於本國（按：指帝國主義宗主國）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對於強大民族要求解放”，即實行反帝的民族自決的鬥爭任務。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中，正確指出當時正在發展的愛國運動，不能隻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要求撤換幾個親日派官僚，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的分贓活動，已經徹底撕去了它們所謂的人道、正義、和平的虛偽麵紗，證明“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我們若是沒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盜世界推翻，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也還是沒有效果”。引導人們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整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從而把反對帝國主義同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聯結起來。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東交民巷裏有我們的太上政府，形象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軍閥統治者之間的主與奴的關係。

　　對於應當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問題，李大釗在《再論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正確地總結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闡明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思想。這就是：一方麵，不畏懼帝國主義，不輕視“民眾勢力”。他說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像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築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麵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於烏有。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威權，因而產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與它搏戰，信它必可摧拉“；另一方麵，要認清”挾國際猜忌，利權競爭的私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論他是東方的、歐美的，絕講不出公道話來，對它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強調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以夷製夷’的覆轍。這裏所揭示的兩個思想，是隻有在透徹了解帝國主義本質的基礎上才可能提出的，這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無疑地，李大釗的上述思想，正確地回答了中國人民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為近代先進分子熱烈向往的民主科學指出了實現的正確道路。這個事實，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

　　其二，在早期傳播工作中，發揚了馬克思主義的戰鬥的批判的精神。李大釗在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中，特別致力於唯物史觀的係統介紹；而這一科學的社會曆史觀，就是在批判各種舊的唯心史觀中確立起來的。如果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那時的啟蒙思想家在自然科學方麵，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那麽在社會曆史觀方麵，他們則仍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解釋社會曆史，把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說看作是適於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這種庸俗進化論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是中國先進分子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能正確理解“自強”與反帝、漸進與革命之間辯證統一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根源。李大釗作為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他努力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的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他曾把唯物史觀概括為兩個基本觀點：其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思想變動的原因應從經濟中求得解釋；其二是階級鬥爭及與此相聯係的人民群眾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階級鬥爭和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是實現經濟革命的根本途徑。在李大釗論述唯物史觀的文論中都貫串了這樣兩個基本觀點。他著力批判那種“循環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曆史觀，認為種種唯心史觀以“心之力”解釋曆史，實際上在這種隨意性的背後隱存著它的目的性，全在於討“權勢階級的歡心”，無論是周而複始的曆史循環論，還是“偉力神德”的英雄史觀，都把古往今來的興衰禍福，歸之於天命，使一般庶民順心接受“永沉在物質道德的卑屈地位”，使權勢階級“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權利”。他號召人們摒棄這種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舊曆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曆史觀。他指出，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外力的作用，隻能“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這隻能“把人當作一隻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於茫茫無涯的荒海中”。而把曆史的變動歸結於“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動，這種曆史觀完全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進而，他明確提出曆史研究的任務在於：“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曆史科學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並“依人類曆史上發展的過程的研究，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這表明，李大釗第一次在我國使曆史學成為研究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成為指導和促進曆史進步的科學。

　　這裏順便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戰鬥的、批判的，當年李大釗就是在批判各種唯心史觀中確立唯物史觀的，這種批判的精神仍然是我們應該加以繼承、發揚和正確對待的。在我們克服了過去“左”的幼稚病、恢複了本來意義的批判精神之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武器是不應當被丟棄不用的。這正如恩格斯在致格·特裏爾的信中所說的：“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麽能逃避批評，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

　　其三，在早期傳播工作中，李大釗就對理論必須與實際枏結合這一關係中國革命成敗的重要命題作了最初的表述，並提出了共性應與個性相結合的精辟思想。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曾受到北大教授胡適的非難。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對社會問題持改良主義主張，因而否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指責宣傳馬克思主義是“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思想懶惰的表現，隻起了“鸚鵡和留聲機”的作用。李大釗在回答胡適詰難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指明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不僅適用於歐洲，也適用於中國，如同在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那樣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同時，他又明確提出“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這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他強調要把”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他不僅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II理來分析中國的曆史和社會問題，而且對未來社會主義的實踐，也強調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並提出要把共性和個性結合起來的重要思想。他說：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製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已為我們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所證明；這個思想的價值還不僅在其本身，更在於它所反映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理論必須與實際相結合的可貴的探索，及由此在長期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所形成的黨的優良學風。這對於我們黨是有著永恒的思想價值。

　　李大釗以北大為基地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工作，是多方麵的。除了在《新青年》、《每周評論》、《晨報副刊》、《星期評論》、《新生活》以及北大學生創辦的一些學會會刊上，發表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剖析中國社會問題的文章外，他還在北大史學係、政治係、經濟係和法律係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講座，加上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所授的共有十門之多。至今保存在北京檔案館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係賀姓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其對“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並其及於現代史學的影響”試題的回答，縱以今日之水平視之，其觀點也是正確而全麵，應令人刮目相看的。這無疑是反映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一個彌足珍貴的佐證。同時，在李大釗的指導下，1920年先後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研究馬克思學說的社團組織。特別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大活動時間前後達七八年之久，它對於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引導和組織青年學生參加實際革命運動，以及促進一批進步知識分子了解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等方麵，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對“五四”時期的北大以及許多先進分子的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所在的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及其住宅，成了北大進步師生和革命青年集會和討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場所。他不但引導青年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還鼓勵他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他諄諄教導青年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在他的教育下，北大的一些進步學生脫下學生裝，穿上工人服，走向工棚，深入礦井。這不僅使他們自身得到鍛煉，而且也促進了在工人中灌輸馬克思主義的工作。正是在李大釗的教育和影響下，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範鴻劼、何孟雄等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北大成長起來。從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半年時間，與李大釗朝夕相處，常相過從。他後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應當說，李大釗的上述工作，不僅使北京大學成為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基地，而且也成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一個搖籃。據統計，在黨的一大之前，在全國八個早期共產黨組織主要領導人中，有六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全國早期53名黨員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師生或校友；參加黨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師生和校友，北大確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北京大學是當代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它不僅在學術上有過輝煌建樹，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終處在我國進步運動的前鋒地位。而這種進步作用是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緊密聯係著的。因而，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也就成為北大優良傳統的一個部分。我們深信，當北京大學走向新的百年曆程時，一定會更好地發揚這個優良傳統，為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北京黨史研究》，1998〈3〉；《真理的追求》，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