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二節 亞太大國的海洋戰略

　　我國位於亞洲大陸的東部和太平洋的西海岸，在亞太地區具有重要的影響。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和俄國，以及其他重要大國例如日本、印度，也在亞太地區，均為中國的周邊國家。亞太地區位於太平洋、印度洋交匯：的戰略要地，太平洋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海上通道。從馬六甲海峽經南中國海到台灣海峽和東海，朝鮮海峽再到日本海和千島群島，這一條被海洋故略家稱之為“海上生命線”的航道，有著極其市要的經濟與軍事戰略價值，自然成為各大國海軍力量競逐的場所。因此，分析亞太地區主要大國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的海洋軍事戰略及其基本走向，對於中國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冷戰後美國的海洋戰略

　　冷戰時期，美國海軍戰略主要是針對蘇聯海軍在全球範圍的威脅，準備與之在公海和遠洋進行決戰而製定的。冷戰結束後，國際戰略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軍認為，蘇聯解體後，至少在15年內美海軍不會有全球性的戰略對手，也不大可能出現可與之抗衡的地區性大國和國家聯盟的海上力量。但是，美軍稱，地區安全形勢仍然麵臨著危險和不確定性威脅，地區衝突、先進軍事技術的擴散、“不對稱”襲擊、恐怖主義活動等，對美海軍構成了新的挑戰。美海軍認為，這種多元、局部、潛在的地區性強國的威脅，使美海軍的作戰環境變得更趨複雜。在這種情況下，美海軍實施了新的戰略調整，以適應新的、變化了的國際形勢。

　　1992年9月，為配合美冷戰後軍事戰略大調整，美海軍提出了“由海向陸”戰略：即以地區衝突為主要目標，依靠海軍特有的機動靈活性，由前沿部署艦隻和陸戰隊迅速組成一支具有海陸空綜合作戰能力的海軍遠征部隊派往衝突區，由海上向陸岸實施攻擊。與冷戰時期的“海上戰略”相比，“由海向陸”戰略有了許多新的變化：作戰對象由蘇聯海軍轉變為危及地區安全和美國利益的區性強國；作戰空間由公海或遠洋轉移到近海和瀕海陸岸地區；作戰樣式由遠洋決戰轉變為以由海向陸的兵力投送、對岸打擊和對陸攻擊作戰為主。1995年，美海軍在繼承“由海向陸”戰略主要觀點的基礎上，將海軍戰略調整為“前沿——由海向陸”，突出強調前沿存在和兵力投送在美海軍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並明確了美海軍部隊在危機各階段的任務，完成了美海軍戰略由冷戰型向後冷戰型的轉變。1997年，克林頓政府提出了麵向21世紀、具有較強前瞻性的“塑造一反應一準備”軍事戰略。冷戰後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無不體現了美軍“由海向陸”的軍事戰略。

　　調整後的美海軍戰略重新確定了美國海軍的戰備重點和兵力部署。從二戰結束至80年代末，美海軍戰略雖幾經變換，但其戰略重點始終如一：即以蘇聯海軍為主要對手、以大洋為主要戰場、以核力量為主要後盾、以大洋決戰為主要作戰樣式。新版的“由海向陸”海軍戰略則標誌著美戰略目標從冷戰時代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霸”向當前美國一超“稱霸”的轉變，適應這一轉變，美海軍的兵力部署也作了相應的調整。目前，美太平洋艦隊的實力已超過大西洋艦隊。太平洋艦隊現轄6個航母戰鬥群、2個陸戰隊遠征部隊；大西洋艦隊轄5個航母戰鬥群、1個陸戰遠征部隊。1995年7月，美海軍在海灣地區重組了第五艦隊，明顯加強了重點地區的前沿存在力量。從當前美國海軍在世界主要海洋的戰略部署來看，美國“消西強東”加強其太平洋艦隊力量，顯然適應了蘇聯瓦解後美國全球性對手消失的國際安全局勢的變化。但是，美國強化其亞太軍事力量，特別是以打擊所謂“邪惡軸心”朝鮮為名，強化日美安全保障，增加針對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事實上形成了對中國海疆與國家安全的新威脅。1995年以來，我國圍繞台灣問題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這純屬中國內政。但是美國增派其太平洋艦隊航母在我台灣島海域巡洋，明明白白是為了挑戰中國的海軍實力。2001年4月在海南島近海發生的美海軍“E-P3”偵察機撞毀我空軍戰機事件，更說明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及其玩弄的“邊緣”政策對我國海疆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二、日本麵向21世紀的亞太海洋新戰略

　　二戰結束後，依據日本的和平憲法，作為戰敗國的的日本沒有了戰爭權。

　　“專守防衛”的本土安全戰略，成為日本軍事戰略的基本任務。日本的軍隊也因此被命名為“自衛隊”。20世紀70年代日本軍方提出了“海上殲敵”的新防務設想，奪取製空權、製海權顯得十分重要。1983年，防衛廳在當年的《防衛白皮書》中首次正式提出“海上殲敵”的作戰方針。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威脅的消失，日本提出了以聯合國維和行動（PKO）為中心的“海外派兵”法案，借口聯合國維和行動，顯示日本的海軍勢力。1991年日本的防衛白皮書首次提出了“軍事實力是國家安全保障的最終保證”。1997年日本防衛廳編寫的防衛白皮書認為：遠東俄軍的發展、南海地區局勢以及大規模自然災害、人為的“特種災害”等等，都是威脅日本安全的根源。2001年，日本內閣通過並發表了題為“21世紀擁有一支精銳強大的自衛隊”的防衛白皮書，提出了麵向21世紀的新軍事戰略，製定了防衛力量發展計劃。其突出特點就是軍事戰略進攻性明顯增強，不論在軍費還是軍備發展上都有新的突破，被國際輿論稱為是“向軍事大國邁出了危險的一步”，標誌著日本正在加快邁向軍事大國的步伐。2002年度國防白皮書的重點是，日本防衛廳正積極爭取各方支持，努力提升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日本國防部”，同時，日本防衛廳準備重新審核1995年爭議重重的“國家防衛項目指針”。在1995年“國家防衛項目指針”中，日本聲稱擁有“必要的、最低限度”的防衛，並試圖明確其防衛地區。2002年度白皮書更加強調日本自衛隊積極的行動功能。2003年8月5日，口本發表了《2003年度防衛白皮書））。該防衛白皮書首次將“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作為自衛隊的首要任務。這顯示了日本軍事發展的新動向。白皮書還表明，日本強烈希望通過自衛隊協助聯合國維護和平活動，在海外發揮作用，使自己成為“普通國家”。

　　總之，從日本防衛白皮書內容的演變特別是日本軍事戰略的發展來看，冷戰後日本海軍提出的“為石油生命線護航與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新戰略，已經遠遠駛離了70年代初的“專守防衛”軍事戰略方針，更加突出了戰略主動性與進攻性，從內向防禦型演變成為外向參與型的攻勢防衛戰略。日本軍事戰略的轉變對亞太特別是中國的安全形成了重大的影響：

　　第一，擴大了外部威脅的範圍，將朝鮮、中國和俄羅斯都列為主要潛在威脅。從1996年開始，日本改變了多年來一直以俄羅斯為主要威脅的提法，將朝鮮、中國、俄羅斯作為其未來的主要作戰對象。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也從過去的一個重點，即以北方為重點，改變為兩個重點，即以北方和西南方為重點，在繼續保持北方兵力部署的同時，加強對西南部，即針對朝鮮和中國的兵力部署。日本海軍則增加了靠近中國、朝鮮的佐世保基地的駐防艦隻，駐衝繩的F-4戰鬥機也將換裝成F-15型戰鬥機，駐衝繩的P-3反潛巡邏機則不加削減。

　　第二，擴大了日本海軍的防衛範圍，其“周邊有事”明顯暗含針對我國台灣與東海問題。1960年的《日美安保條約》規定，日美聯合防衛區域嚴格限製在以日本本土為中心的200海裏範圍內及宗穀、津輕、對馬三個海峽。而1995年我國在台灣海峽軍事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後，新的日本海軍戰略則把聯合防衛區域擴大到了“日本周邊地區”，並聲稱，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日本周邊地區”將包括整個亞太地區，適用範圍既包括南沙，也包括台灣。

　　第三，強調實施攻勢防衛，以海上殲敵為作戰指導思想。戰後，日本海軍一直是隻有在日本遭到進攻時才能進行還擊，隻能在本土附近的海、空域作戰，不得在本土外行動。而新的海軍戰略更加重視攻勢防衛和海上殲敵，強調與敵爭奪製海權和製空權，用快速打擊方法遏製敵軍入侵，以“殲敵於洋上”取代“殲敵於本土”，立足於在公海而非日本本土消滅對日構成的威脅。在海峽封鎖和反潛護航兩種主要作戰樣式中，重點向後者傾斜。其作戰海域70年代為200海裏，80年代增加為500海裏，現在則逐步擴大到1000海裏，並出現了向中國南海海域擴展的跡向。如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波斯灣也有可能成為日本海軍的“護航”海域。

　　從日本海軍麵向21世紀的戰略調整可以看出，所謂“護航與參與”戰略不過是其企圖恢複“大日本帝國海上霸權”和帝國意識：的一塊“招牌”而已。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日本政治、軍事野心迅速膨脹，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的爆發大大刺激了它提升軍事地位和“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強烈衝動。自1992年以來，日本已多次以各種借口向海外派兵，以顯示其軍事實力和在國際安全領域“也要作出貢獻”的意誌，而日本海軍的戰略調整則更加充分地表明了日本企圖借重軍事因素實施政治大國戰略的傾向。對於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特別是從“參與聯合國”到企圖“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要求，中國與其他亞太鄰國不得不予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