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一節 海洋與海疆的重要戰略地位

　　從英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主導世界經濟潮流之後，海洋成為近代工業國家對外發展的重要通道。近代歐洲的主要殖民帝國都是首先從海上強國起家的。17世紀的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大英帝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也是因為其海軍主宰世界的海洋長達一百餘年，在新大陸與東方的印度建立了全球性的殖民地二戰中，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使美國深刻認識到發展海軍的重要性。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與海上強權。但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重農輕商”、“重陸輕海”的“一統天下觀”，忽略了對海疆的開拓和對海洋資源的利用。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石油危機後，我國的海疆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海洋關係著國家的興亡與榮辱。

　　據美國軍事偵察衛星偵照的資料顯示，世界上大約有1/2以上的人口，以及200多個1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集中在狹長的沿海地帶。據統計，全球70%的工業資本和80%的人口集中在距海岸200公裏以內的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安全和穩定直接關係到各沿海國家和平與發展的根本利益。海洋作為屏障，掩護著這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市和地區。但海洋在當代又不是不可逾越的“護城河”。對於一個不重視海洋，又沒有一支強大海軍和穩固海防的瀕海國家來講，海洋相反會給侵略者提供一個從海上入侵的坦途。所以，要想把侵略者拒於國土之外，就必須建立起穩固的海防。此外，在當代國際關係中，圍繞海洋特別是近海權益的的爭奪更多地表現為海洋資源的爭奪。

　　一、從海權觀論海疆對現代國防的意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的海上霸權在應付各方挑戰中日漸衰落，“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漸漸成為英國人緬懷的神話。美國則在這一時期崛起，成為海上的一股新勢力，並逐步發展成統治世界海洋的霸主。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0世紀的海洋更是美國的海洋。美國從二戰後開始，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海洋霸主。19世紀末美國一批海權理論與實踐的先驅者們，為美兩開始關注海權、爭奪海權，提供了指路明燈。馬漢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海權理論對美國的戰略以及對世界都有重大影響。

　　1890年，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w Mahan，1840—1914）發表了《海權對曆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一1783）一書，奠定了他在地緣政治學上的重要地位。作為海權論的主要代表人物，馬漢的主要觀點有：其一，英國對海洋的控製成就了它的海洋霸權，乃至它殖民帝國的地位；其二，海上威力不僅僅依賴海軍的力量，還應該考慮到地理條件、人口條件、人民氣質及政府性質等諸多種因素；其三，美國國家的生存有賴於對海洋的控製和對主要交通線的製海權；其四，美國要取得決定性的製海權，必須建立一支能控製北美水域的艦隊，在防禦半徑內開辟戰略基地，及廣泛建立海上據點和占領殖民地。馬漢的理論讓世人眼前一亮，海權理論逐漸成型，對於國家僅僅關注陸地邊疆安全的傳統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正如“陸權”是涉及陸地的概念一樣，“海權”是一個涉及海洋的概念。既然人類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那麽，從理論上說，人類中的個體或群體都有共享包括大氣層內外的所有地球資源的權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陸地外最重要的資源，這樣就引申出“海洋權利”（sea right）的概念；當主權國家出現後，“海洋權利”就成了“國家主權”概念內涵的自然延伸。權利永遠是要用力量來捍衛的，這樣便從主權的“自衛權”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衛性質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馬漢說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於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後者賦予。1海上力量是海洋權利自我實現的工具，特別是自人類進入主權國家時代後，各國紛紛組建日益強大的海軍，海上力量成為海洋權利的根本保證。”因此海權應該是一個複合型的概念，包含兩重含義：其一是海洋權利，其二是為了維護前一種權利所依靠的力量，即海上力量（海軍）。本文中提到的海權通常是指所謂製海權，及依賴於海上力量取得的海洋權利。

　　與海洋權利的爭奪相應，國際海洋法應運而蟲。以荷蘭格老秀斯為首的海洋自由論和以英國的塞爾頓為代表的海洋閉鎖論在17世紀展開了論戰。

　　這次論戰將海洋分成領海和公海，分別適用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製度。英國為了排擠在其近海作業的荷蘭漁船，1609年提出了對周圍海域的領有主張。

　　1702年拜茵蓋斯福克在《海洋主權論》中提倡以大炮極限射程。海覓作為領海寬度。大炮射程距離與3海裏同時能表示領海界限，在國際社會得到公認是在18世紀末。然而隨著19世紀中後期大炮技術的進步和漁業的發展，人們對3海裏領海範圍的信念開始動搖。

　　從1894到1973年，是傳統的二元結構海洋製度向多極化海洋製度轉換的時期。這一階段由於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和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獨立，重視海洋利益的國家越來越多，有關海洋製度的爭論日益激烈，而且海洋國家的各種提案與日俱增，涉及海洋製度的領域日趨廣泛。不僅限於要求擴大領海寬度，還提出設立毗連區、具有優先權的漁業水域、大陸架製度、200海裏專屬經濟區以及海底製度等要求。1930年，國際聯盟在海牙召開國際法典編纂會，領海製度被列為適合法典化的課題之一。在其籌委會準備的預案“討論基礎”中指出：領海寬度原則上為3海裏、僅對曆史上一育主張的國家給與承認3海裏以上，沿海國家亦可在距岸12海裏內設定毗連區。

　　然而，在近代國際海權理論與海洋法的實踐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陸上強國依然沉睡在“天朝上國”自我幻想中，對於海疆利益的認識與實踐發展緩慢，對海防威脅準備不足，海防廢弛。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近代中國的百年“海權”之辱。

　　二、從現代化建設看開發“藍色國土”的重要性

　　在當代國際舞台上，海洋戰略的軍事意義有所下降，而開發海洋、利用海洋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經濟意義迅速土升。

　　首先，海洋被譽為國際貿易的“藍色動脈”。二戰後，世界人口驟增，一些國家消費水平空前提高，加之自然資源分布不均和各國發展速度上的差異，使國際間分工和專業化協作逐步擴大，各國經濟互相依賴，相互製約，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據統計，在國際貿易運輸中，80%以上是由海運承擔的。海運具有運量大、能耗少、運費低廉，以及勞動生產率高等優點，這是其他運輸方式所無法取代的。目前，石油已成為世界主要能源。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海上石油的運輸量增長十分明顯。進入80年代後，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能源形勢繼續惡化，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持續增長。美國60%以上石油來自中東，這些石油要全部通過海上通道運往美國。日本是資源貧乏的經濟大國。其能源形勢更為嚴峻：其原油的99.6%、天然氣的95.4%、鐵礦石的99.9%、銅礦石98.1%、鋁礦土100%依賴進口，甚至連食鹽的90%也依靠進口。西歐雖然年產石油2億噸，但年消耗量高達65億噸。20世紀70年代，西歐所需石油2/3從海灣進口，最高峰的1974年曾高達71%。北海油田投產以來，西歐自給力提高，從海灣進口石油逐漸減少，但仍需45%。隨著北海石油自然遞減，開采成本越來越高，西歐依賴海灣石油的程度將有增無減。因此海運暢通與否，直接關係到西方各國的石油供應和其他戰略物資的進出口，其對世界經濟正常運轉所產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資源是國家經濟的血液，而海洋資源的爭奪是當前各國海洋競爭的焦點。有限的傳統資源已經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據羅馬俱樂部的樂觀預測，全世界現有資源的儲藏量大約還可供人類使用500餘年，地球上可耕地麵積隻占地球總麵積的4%，而全球總人口到2025年將達到87億。資源的嚴重匱乏，迫使人們去尋找新的資源。海洋，正是未被利用的資源寶庫。占地球總麵積4/5的海洋，蘊藏著遠比陸地豐富的資源。如：海洋生物資源、礦產資源和海洋能資源、化學資源、海水資源等等。據估算，僅海洋生物資源就可以滿足地球上300億人口全部蛋白質的需求。另外，海洋能也是一種不可低估的資源，如潮汐能、波能、溫差能、海流能、鹽差能等。這些都可以轉化為電能和機械能，理論儲量約為1500多億千瓦，可開發利用的約70多億千瓦，相當於目前世界年發電量的十幾倍。由於海洋是一種再生資源，沒有窮盡，沒有汙染，所以，盡管目前成本還較高，尚不能大規模的開發利用，但已日益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被視為21世紀的資源。

　　從全球範圍看，的確有不少國家從海洋中“打撈”到不少的財富、機遇與希望。隨著海洋科學和海洋工程的發展，沿海各國開發利用海洋的規模日益擴大，給國家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益，並迅速改變了一些國家的地位和實力。英國由於二戰中受到削弱，加上戰後殖民地體係的分崩離裂，而淪為一個二流國家，經濟一落千丈。但其靠開發北海油田一舉振興了經濟，不僅償還了外債，平抑了通貨膨脹，還使自己由石油進口國變為出口國，綜合國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強。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政府就出資組織近千名科學對海洋課題進行研究，提出在未來數十年內，美國能否充分合理地利用海洋，將會深刻地影響到美國的安全和經濟地位。70年代初，美國的海洋開發收益僅306億美元。80年代，其先後向海洋開發事業投資了1000億美元，到了80年代中期，其海洋開發利用的收益已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我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如法國、前蘇聯等也在發展海洋經濟中大獲豐收。近些年來，一些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躋身於海洋開發的行列。事實表明，海洋資源已成為許多沿海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換句話說，人類對海洋的依賴將越來越大，21世紀將成為“耕海牧洋”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