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記憶

第四章 敦煌的回憶——四十年代一個青年藝徒的探求

　　潘絜茲

　　潘絜茲（1915—）

　　浙江武義人，原名昌邦，1945年初到敦煌臨摹壁畫，1949年到上海軍管會藝術處美術工場工作，1951年調北京參加籌備敦煌文物展覽。事畢，任中國曆史博物館美術組組長。論著有《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接受敦煌藝術遺產》、《敦煌的故事》、《敦煌莫高窟藝術》、《敦煌壁畫》、《敦煌壁畫服飾資料》等。

　　三十年代初，我來到北平，開始學畫工筆人物，拜徐燕菘先生為師。那時學習方法是看和臨，師徒建立感情，老師才盡心教，所以首先要“尊師”。在學校一般學不到什麽，主要到老師家裏去學，這叫“入室弟子”。但這也不容易，老師經常夜裏作畫，隻好跟著上夜班。在這之前，我臨過清代改七薌、費曉樓的仕女，風格柔靡。徐老師是學宋元的，要剛健得多，我很欽佩。同時又觀賞故宮收藏的一些宋元真跡，便一麵臨老師的畫，一麵對照複製品臨故宮收藏畫。當時的眼界，宋元畫是傳統繪畫的極限，根本不敢夢想能看到時代更早的作品。

　　年青人求知欲無窮無盡，漸漸我感到不滿足了，便把目光轉向東洋。三十年代正是日本美人畫從浮世繪舊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溶合西洋畫法大放異彩的時代，出現了鏑木清方、上村鬆圓（女）、伊東神水等大家。我很喜歡他們富有韻律的線條和抒情的色彩，也偷偷臨了一點，不敢拿給老師看。學日本畫，這在當時傾向複古保守的北平畫壇，被認為是沒出息的。我那時還有個更沒出息的念頭呢，想到日本去學日本畫。為這還學了幾個月的日語。

　　我的願望沒有來得及實現，盧溝橋的炮聲響了，接著北平淪陷，我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也開始了流浪生活。抗戰八年，我從前線到後方，當過兵，當過統計員、教員、小公務員、職業畫家等等，貧困失業和我結了不解之緣。但是我始終沒有放棄藝術的信念。民族感情使我不再對日本畫感興趣了，我想的是曾經哺育滋養了日本的漢唐文化，中華民族光榮的曆史。越是國家危難，越能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喚起民族尊嚴感。中國人是有誌氣的，我堅信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敗的。

　　1942年，我在四川南充工作，聽到發現敦煌壁畫的消息，畫家張大千正帶著弟子和青海雇傭的藏族畫工在那裏臨摹。又看到重慶《大公報》愛國學者向達教授以方回的筆名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文章慷慨陳詞，要國民黨政府重視祖國文化遺產，設立專門學術機構，保護敦煌文物。文中有“我們之所以不甘為奴為隸，情願忍受中國曆史上亙古未有的困苦，來奮戰求存，為的是什麽？還不是為的我們是有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們有生存的權利，我們也有承先啟後的義務。千佛洞是我們民族在精神方麵一個最崇高的表現，保護和發揚這種精神，難道不是我們的義務麽？”這樣的話，激起了我強烈共鳴。

　　我怦然心動了。自此敦煌壁畫像磁石一樣吸引著我。敦煌有六朝隋唐的畫呀，那是中國人物畫最燦爛輝煌的時代呀，是出現顧愷之、路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的時代呀。我下決心到敦煌去，哪怕看上一眼，死也瞑目。

　　年青人有個闖勁。那時我已經結婚，而且有了孩子。從四川到敦煌去可不是件容易事，我卻貿然挈帶家小，溯嘉陵江北上，第一步到了廣元，住了半個月，才找到不花錢的油罐車。到了蘭州，不能再走了，投靠朋友，找了份工作又住了下來，這算第二步。

　　蘭州和敦煌隻隔一條河西走廊，照說爬著去也用不了兩年，可是沒有料到我卻足足艱苦奮鬥了兩年才邁出第三步，原因是多方麵的，主要是沒有錢。

　　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藝術學徒、窮青年畫家，到了大西北，人地生疏，舉目無親，要靠自己的藝術先立住腳，才能作第三步的打算。偏在這時我們又有了第二個孩子，而我又失業了。我隻好借債賣畫度日，而去敦煌的念頭卻愈加強烈，簡直像一條蛇咬著我不放，使我心痛。

　　我不該有家，不該連著生兩個孩子，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學畫，不該有這個妄念。我簡直恨我自己了。

　　可是為了藝術，我還要咬緊牙關奮鬥，我必須籌措一筆安家費用，把家小安頓在蘭州，使我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安心在敦煌學習一年半載。

　　於是我拚命畫畫，準備開畫展。一百幅工筆畫談何容易！我幾乎犧牲了一切休息和娛樂，埋頭作畫。愛人忙於家務，我經常要一手抱著嬰兒，一手拿筆。我們的經濟來源主要靠借貸。半年之後，我在蘭州開了畫展，評論不錯，也賣了點錢，但還了債又所餘無幾了，還是走不成。

　　近在眼前的敦煌對我來說卻是遠在天邊啊！

　　不過通過畫展，我結識了一些社會名流。對我幫助很大的是高一涵先生，他當時是甘青寧監察使，曾兼任敦煌藝術研究院籌委會主任（副主任是後來任所長的常書鴻先生）。

　　1943年3月，國民黨政府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才勉強撥出一點經費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這正是我初到蘭州的時候。

　　一次畫展不成，我並不氣餒，又進行緊張的藝術勞動。到第二年春節，我帶著作品到青海西寧去開畫展，由於這次有了得力的介紹人，畫展開得很成功，賣了不少錢。回到蘭州，安頓了家小，我便開始了新的長征，這已經是我到蘭州的兩年之後了。

　　這時抗日戰爭已進入第八個年頭，也是最困難艱苦的時刻。一向貧窮落後的大西北，困苦的情況更是難以想象。河西走廊這個狹長地帶，正是苦難深重的祖國的一幅縮影。人民掙紮在死亡線上，在凜冽的寒風中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我就在這個最艱苦的歲月，最艱難的條件下像古代求法的僧侶，懷著虔誠，懷著希望，踏上這條玄奘所走過的道路的。

　　那時從蘭州到敦煌，汽車要走六七天。一出嘉峪關，就是茫茫戈壁灘，幾百裏不見人煙，連飛鳥也沒有。一種荒涼寂寞的感情緊壓在我的心頭。多年的夢想就要實現了，但又感到前途茫茫，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麽樣的命運。我懷裏揣著高一涵先生寫給常書鴻所長的一封辭意懇摯的介紹信，和贈給我的一首長詩，它給了我溫暖和希望；但是在蘭州我已聞風敦煌藝術研究所要停辦了。果真那樣，我在敦煌就沒有安身立命之所了。多年失業的痛苦經驗，不能不使我考慮這個嚴酷的問題。

　　但是敦煌啊，我畢竟一步步走近你了，你好像是我熱戀的但沒有見過麵的情人，你怎樣來接待我呢？是收納我，還是拒之門外呢？汽車在戈壁灘上顛簸，我的心也七上八下，說不出是什麽滋味。

　　我心煩意亂地到了敦煌縣城。這裏離千佛洞還有四十裏，隻好住下。第二天一大早，我坐敦煌特有的高輪牛車去“朝聖”，我心急如火，牛車卻慢騰騰的，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才到千佛洞。當我在漫漫平沙中發現千佛洞九層樓的屋頂時，我的心都快跳出來了。

　　一個陡坡急轉直下，千佛洞豁然展現在我麵前了。啊，我第一眼所看到的千佛洞，竟然是一片破敗荒蕪的景象。一排排洞窟，有的已經坍塌，有的已被沙埋，正像一個美麗的少女，粗頭亂發，衣不蔽體，受盡欺淩，被遺棄在這荒漠沙丘中。敦煌，祖國的掌上明珠，難道這就是你應得的命運麽？說實在的，看到多年來朝思暮想的千佛洞，我心頭卻夾著一絲心酸的味道，我的眼睛濕潤了。

　　在掛有“皇慶寺”匾的一座小院內，我見到常書鴻所長，他親切地接納了我，從此，我成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一個成員，名義是助理研究員。和我一樣在研究所工作的畫家董希文、張琳英夫婦，周紹淼、烏密風夫婦，李浴等，我們誌同道合，更是一見如故。二十來人的研究所在這個荒涼寂寞的沙漠中是一個溫暖友愛的集體，上寺就是我們的家。

　　那時我們這個家遭到兩件大不幸。一件是剛成立不久的研究所被國民黨政府借口經費困難下令停辦，遣散工作人員。一件是常夫人的出走。關於後者，徐遲同誌寫的《祁連山下》基本情況都差不多，我不想多談。因為在那個亂世、那個環境發生這樣的悲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年之後，我自己不也遭到類似的悲劇命運麽？一個熱愛藝術勝過一切的宗教徒式的藝術家，隻配享終身孤獨的命運。關於前者，研究所奉令停辦卻威脅著我們一夥人的生存，因為教育部本來就長期拖欠的經費幹脆不給了，這比一個家庭的變故要嚴重得多。我們焦急，常先生更焦急。但是雙重悲痛並沒有壓倒這個愛國的正直的有誌氣和抱負的老藝術家。他到城裏借錢借米，讓大家喝上稀粥苦度光陰，然後跑到陪都重慶去奔走呼號，終於使中央研究所把敦煌藝術研究所接受下來，算是又找到了個後娘，養活了我們這些沙漠孤兒。

　　我們的物質極端貧乏，生活極端困苦，可是精神卻極端愉快。因為敦煌藝術把我們引導到另一個美好的世界。特別是我，在連天的炮火中喪失了一切，在流亡生活中吃盡了苦頭，這沙漠裏的小小綠洲、座座佛窟，便成了我的人間樂土。在我一生藝術生涯中，在敦煌的一年時間是最緊張、最充實、也是最關鍵的階段。我像一個饑兒貪婪地吮吸母親的乳汁一樣，從敦煌壁畫裏吸取營養，開始了畫風的轉變。

　　我們住的一排小土房，炕、桌、凳都是土坯砌的。喝的是含堿很重的鹹水，吃的是粗菜淡飯。十天到城裏采買一次生活必需品，路途往返要兩天。想改善生活，隻好去掏麻雀、打鴿子。聽不到新聞廣播，看蘭州報紙要隔十多天，電影戲劇更和我們絕緣，完全處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但並非桃園樂土。生活的困難我們全不在意，最困難的是要從這個現實環境中創造能夠進行工作的條件。我們主要從事臨摹壁畫。紙，必須從四川來，而質地很壞，要自己加工裱褙。筆，都是本地造，簡直無法用。顏料則更短缺了，不要說找不到石色，連硬化變質的馬利廣告顏料也成了寶貝。為了克服這些困難，我們學會了礬紙、托裱、修筆和發明就地取材，用紅土、黃土、大白等當地顏料。每當一天工作完了之後，聚在一起談天，大家都手捧一碗土顏料磨研，這幾乎也成了一種生活樂趣。我們探討藝術上的問題，交流工作中的經驗。遇到蒙古人來拜佛，便請來當模特兒練習作畫。有時也在沙丘中跑馬。有了這些年輕人，千佛洞也顯得有生氣了。

　　洞窟大都很暗，有的伸手不見五指，不能不利用燈光。我們常常要一隻手拿洋蠟燭或油燈，一隻手作畫。燈光照明麵積很小，而有的洞窟很高大，要用梯子爬上去看一眼，再爬下來畫幾筆。有一回我臨一個洞窟高處的壁畫，梯子在地麵夠不著，就把它架到桌子上再爬上去，結果梯子在桌麵上滑倒了，我從高處摔下來，梯子頂了我胸部，當場就昏厥了，過了許久，才蘇醒過來，胸口隱隱作痛，我還是掙紮著畫。回所裏怕別人著急，也沒有敢說，因為所裏沒有醫療條件，到城裏看病又耽誤時間。時間，對我來說是比生命更寶貴的。一直疼了二十多天才好。那真是豁出命工作的啊！畫窟頂的藻井，仰頭低頭很快就頸部酸疼，就用鏡子返照來臨摹。畫低處，要趴到地上。敦煌的氣候冬天特別長，十月就結冰了，顏料凝結，手指僵硬，就更受罪了。為了防凍，董希文發明用燒酒調色。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生活和工作情況。1950年在北京首次展出的許多巨幅精美的敦煌壁畫臨本，就是在這種艱苦條件下產生的，它沁透著我們的心血。通過臨摹，我們也體會到古代藝術匠師艱苦卓絕的創造精神。我在1953年創作的《石窟藝術創造者》（現歸中國美術館收藏），就是有了這種生活體驗之後，經過長期醞釀才畫出來的。我甚至想，如果我生活在唐代，很可能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我的藝術活動舞台，也可能是寺觀石窟。我敬佩感謝這些畫史上默默無聞的藝術家為我們留下這許多藝術財富，我們是他們的後代，也要學習前輩這種為藝術獻身的精神。離開敦煌十年之後，我創作了這幅作品，歌頌古代勞動人民藝術家，也作為對這段敦煌生活的回憶。

　　國土淪喪，生靈塗炭，烽火連天，哀鴻遍野，中國人民付出了多麽大的民族犧牲，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我們在千佛洞消息閉塞，日本投降後十多天，才從參觀者口中得知這個喜訊。我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跑到九層樓大殿前使勁撞鍾。鍾聲震響長空，讓天國的佛陀、菩薩、天王、羅漢、力士、夜叉、飛天、樂伎，一切亡靈都聽到人間這個好消息吧！一起來為中國人民的勝利歡呼吧！祝福吧！讚頌吧！

　　可是我們的一顆心卻再也安靜不下來了。抗戰八年，誰不懷念故土親人呢？於是談論的話題都轉到怎樣返回家園的打算上。

　　到了年底，終於一個個都告別了敦煌。對我來說，離開敦煌是依依難舍的，但是眼見同誌們一個個離去，怎能無動於衷？我在蘭州有個小家庭；在萬裏迢迢的浙江，還有個大家庭，八年離亂，音訊久絕，誰個不想見骨肉親人嗬，所以也決定作南歸之計。我是和李浴同走的，歸途中還特別冒著風雪去了一次安西萬佛峽（榆林窟）。牛車在沙漠裏過夜，大雪埋了我們半截身子。這艱苦的經曆是我永誌不忘的。常先生體貼理解大家的心情，他含淚送走了我們，自己卻不曾走。為了敦煌的事業，他到四川去又招聘一些畫家來繼續工作。這些同誌很多都堅持到現在。

　　我回到蘭州，家庭起了變故，愛人離開了我。我真是欲哭無淚，隻好帶著孩子，收拾起敦煌畫稿，心情沉重地踏上了南歸之路。這就是我四十年代的一段經曆。這時我剛進入而立之年——三十歲。

　　附：四十多年後潘絜茲重訪敦煌詩作選

　　敦煌憶舊二首

　　再到莫高窟

　　四十年前此滯留，晉唐妙筆苦探求。

　　百般塵念都拋卻，晨昏麵壁一燈幽。

　　前度劉郎今重到，尋夢年年夙願酬。

　　千佛有情應笑我，昔日少年今老叟。

　　告別莫高窟

　　相見時難別亦難，四十寒暑一指彈。

　　世尊金麵驚變黑，菩薩笑口亦含酸。

　　佛國虛幻不可往，經藏杜撰信無端。

　　人間自有淨土在，大同盛事拭目看。

　　原載《文匯增刊》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