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記憶

第五章 一段重要而難忘的經曆——敦煌藝術研究所二年

　　李浴

　　李浴（1915—）

　　河南內黃人。曆任敦煌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信陽師範、四野部隊藝術學校教員，東北魯迅藝術學院、東北美專、沈陽魯迅美術學院副教授、教授。著述有《從敦煌壁畫談起》、《我對敦煌壁畫本主的理解及其實現意義》、《敦煌莫高窟藝術雜感》及《中國美術史綱》、《西方美術史綱》、《東北美術史》等。

　　一

　　我在藝專讀書時，對敦煌莫高窟之名已有所聞，而且向往之情也與日俱增，但在抗日戰爭時期要想親臨寶庫談何容易。真是天不負人意——個意外的消息傳來終於使我如願以償了。1943年，在一些知名人士的倡議之下，敦煌藝術研究所之籌備工作與創立得以實現。這年秋冬之際我收到了所長常書鴻先生與同學張民權發自敦煌的函電敦促我去做研究工作。這一喜出望外的事自然是不容我逡巡。當時我在遷移到河南內鄉縣師崗鎮的信陽師範學校教書，學校校長和同事多是有年的老朋友，要想去此就彼也需一番口舌，當然得到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也並不困難，所以在1944年初得以成行。由於我有幾年的流亡與長途跋涉的生活經驗，所以對於這次的八千裏路雲和月之旅並無畏懼的心理：出發時隻騎了一部自行車，帶了一個小皮箱和不能再少的行李卷，第一天很順利地到了西峽口，在友人家住了一天，次日上了陝豫公路。進入陝西境內不久，車子前輪不轉動了，我既不會修車，也沒有修車工具，沿途雖然行人車馬不少，但誰也幫不了我的忙，沒辦法隻好到路旁一個村子裏求助於農民老鄉，好話說了千千萬才算找到一位關西大漢給我提著行李和車子送我去西安，好在一路步行去西安的人不少，無論住店和走路並不寂寞，到了西安之後住在友人處，總算走完了這第一程。由西安去蘭州有公路汽車可乘了，但並不是隨時有車，住了多日才算買到了去蘭州的汽車票，可這汽車卻不是有座的客車，而是一輛載貨的大卡車，乘客坐在行李上，擁擠不堪。經過平涼住了一天，還去拜訪了在平涼師範任教的北平藝專國畫係同學駱君。到了蘭州之後，下榻於在中華書局工作的龔祥禮（現名龔柯）宿舍，他是同鄉兼藝專同學，也是隨常先生去敦煌做籌備工作的人員之一。在蘭州住了多天，一方麵是為了等待去酒泉的車，一方麵也是想在蘭州多看看，當時蘭州城市雖不大卻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人稱蘭州是小北平確實不虛。這期間除了見到了幾位同鄉同學之外，也意外地會見了我在初中一年級時結識的一位西北軍旅參謀長李中，當時是北伐戰爭時期，他們旅部駐紮在我們學校，旅部官員和我們學校師生相處十分融洽，而這位文質彬彬的參謀長當時也不過二十幾歲，經常在公餘之暇拉著我去圖書館看書，所以格外要好。我現在想不起是在什麽場合使我們在蘭州他的家鄉又相遇了，自然是喜出望外的。此外還拜訪了畫家韓樂然先生，當時我隻知道他是和常先生同在法國留學，水彩畫畫得很好，又喜歡美術考古，為人也非常和藹可親，其餘別無所知。近來才知道他是一位東北人，又是最早在沈陽辦過藝術學校，而且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人，可之後不久即因乘飛機過酒泉因空中失事而犧牲了。

　　從蘭州乘汽車出發，過烏鞘嶺時氣候很冷，好在旅館裏有棉大衣出租，才有心去領略一下高山的風光。再前進過所謂的銀武威、金張掖時，確實是看到了甘肅這兩處繁榮富庶的景色，雖然住在旅店裏也受到了關卡的檢查，但有護照在身而且他們看我這個知識分子隻身去邊陲工作還有些同情之心，所以並沒有怎麽刁難，這樣就很順利地到了酒泉。自酒泉再向西行就更要費一番周折和時間了。幸運的是我有一位同學和一位同鄉都在酒泉師範教書。這不但使我有合適的住處，而且也解除了我旅途中的寂寞，酒泉公路段段長是常先生的同鄉和朋友，他自然會給我解決西行的乘車問題，可是當時嘉峪關外沿途並不平安，客車不敢獨自行駛，必須等待有多輛軍車西去結伴成隊時才能前進，這就需等待時機，所以在酒泉又住了多日才繼續西行。

　　出酒泉城以後從心理上已經與以前有所不同，特別是過了嘉峪關更是有了“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風吹沙卷白草”之感。俗話說“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往前看戈壁灘，往後看鬼門關。”這種淒涼心情對我這個有過多年流浪生活，而且還有一種美好的希望在眼前的遊子來說，也仍是起作用的。晚宿玉門縣，總算順利地走完了這沙磧第一站。次日出玉門縣去安西，在“黃沙西際海，白草北連天”的大自然中更有“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裏絕人煙”之感。真是天地相連茫茫無際。汽車在戈壁灘上行駛猶如大海中一葉小舟，自己也就感到更加渺小。真是不到西北不知中國之大。據說這一段路程是匪患最多的地帶，他們乘著快馬走駝，極其神速而且具有百發百中的槍法，雖然我有在湘黔路上遇過匪患的經驗，但此時也不免心裏有些緊張，傍晚到了安西縣城，街上幾棵左公老柳。在風中搖曳，似乎也沒有什麽春意，住在旅店裏還有人在談論幾天前的匪患情況，不免有談虎變色之感。

　　由安西西行進入敦煌縣境，就又是一番景色了，綠樹青苗，一片生機，心情頓時開朗。美中不足是汽車卻在此時拋了錨而無法直達縣城，好在已是村落有了人家，順利地請了一位維族老漢牽上一頭毛驢送我進城。一路景色宜人，城市整齊繁榮，所謂塞外桃園確不欺我，喜悅之情，頓掃多日旅途疲勞。當我進入早已約定的縣城住所時，研究所派去接我的劉先生已經等待多日，當時研究所在縣城並沒有—個固定的駐縣辦公處，所中人員到縣城去各有自己下榻留宿處。河西好客是出名的，當地人更是歡迎這一些來自政府設立的機關人員，如果有同鄉關係那就更是倍加親熱，我這一次住的是一家商號。這是一位河北人經營的店鋪，在敦煌直魯豫是大同鄉，因為劉先生是山東人，他們非常熟悉和親熱，而我是河南人所以也就成了自己的人，自然招待很熱情。次日一早乘馬馳驅40裏到了千佛洞，結束了這一長達兩月的行程。

　　二

　　到了千佛洞與大家相見自然有一個熱情場麵，稍事安頓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先去瀏覽一下洞窟和這裏的環境，當時由張民權作向導，竇占標作保護，當時有些高層洞子攀登不易，在看最高一個小洞子時是借助於一根很高的獨木梯，險些沒有失足摔下。由南而北看完了全部309個洞窟（當時是張大千編號）時，真是大開眼界，這個前所末見的寶庫令我興奮不已，不能不暗自慶幸我有此好運。

　　在研究所，常先生給我的任務是臨摹早期壁畫和石窟內容考察的文字工作，此外還有代理總務主任的職務。前兩項我都樂意接受，因為我是學西畫的，臨摹早期壁畫比較合適，做文字工作對美術史有興趣，也合我的誌趣，隻是總務主任我既無經驗又無誌趣，當時張民權兼任此職，由於他急著要回重慶，接家屬，所以才要我接替。大概常先生覺得讓我們這些研究人員兼任此職不大合適，因此答應我隻代理三個月即可，於是我隻好答應下來。張民權匆匆忙忙回重慶去了，竟是一去無消息。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和夫人孩子全家順江而下由宜昌去了解放區（解放後任重慶文化局副局長兼川劇院院長）。這期間隻要所長不外出，一些行政事務多自躬親。我也曾隨向先生等去了一次南湖陽關故址，中途也看了西千佛洞，又隨他們進入三危山考察了一次，所以在總務工作上並沒有做多少事。自新的總務主任趙某到任後，也就安心做我的研究工作了。

　　第一年主要是從事臨摹工作，因為在這方麵隻要借助於所長和董希文同誌他們的一些經驗，如礬紙磨製顏料等即可進行，而在石窟藝術內容的調查寫作方麵，隻能是學習的準備工作，因為在這方麵所涉及麵很廣，而我雖然對文史有興趣，但畢竟不是專門之學，再加上一向抱著“諸葛武侯得大意，陶淵明不求甚解”的讀書態度，到了動真個的時候就難以措手，還有一個不利條件是當時所裏研究器材和資料奇缺，既無照相機也無“大藏經”、“二十四史”等有關書籍，唯一的一部書是並未到過敦煌的日本人鬆本榮一根據伯希和的敦煌圖錄寫出的《敦煌畫研究》，而這部書也隻是把壁畫的各種題材分門別類對照佛經，最多是再加上曆史上有關這類作品的記載而已。這是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的。當時研究所從事文字寫作的還有蘇瑩輝先生，他的研究任務是敦煌石窟的碑刻文字，對我的研究工作當然有幫助，但也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有幸的是有一位誨人不倦的良師，他就是早已聞名遐邇的敦煌學專家向達先生。我必須不失時機地向他求教與學習。說起向達先生，我們必須承認，他在敦煌藝術研究所之創建與研究工作上都做出了不可忽視的功績，他是研究所創建的有力倡導者和支持者之一，是研究所的義務指導老師。

　　向先生第一次去敦煌是1941年受國民政府之中央研究院委托進行考察的，考察之後寫了一篇《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以及其他幾個連帶的問題》，文章寄中研院後傅斯年又在篇首加了按語，先是印發給有關方麵，隨後又在重慶大公報上刊登了出來，當然有這文章發表之前已有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等建議建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之舉，但這篇包括五部分的文章，其第二部分“論千佛洞亟應收歸國有交由純學術機關負責管理”無異也起了推動作用。並且論述了收歸國有後應做和注意的事項，在其第三部分談到了“研究敦煌藝術幾個應注意之點”更是對研究工作起著指導性作用，其餘部分也並非與石窟研究無關。所以這篇文章在研究所創立初就在所內廣為傳閱是不無原因的。

　　1943年向先生任西北科學考察團曆史考古組組長（副組長夏鼐、組員閻文儒）第二次來敦煌在研究所和我們住在同一排的平房裏，他們的到來，對我們的研究工作所起的積極作用又遠較那篇文章為大，由於夏、閻二位先生多在外麵做田野考古的發掘工作，待在研究所的時間較少，而向先生卻多能和我們朝夕相處，他又是一位和藹可親、誨人不倦的長者，這無異是天降良師，特別是對於我的研究工作起了積極推進作用。

　　在臨摹壁畫上，向先生是利用和我們聊天的時候，說明臨摹工作的重要性，多少古代名作是靠臨本傳世的。所以臨摹必須忠實於原作，不可妄加己意信手改變，從他的《評張大千近著二種》的文章裏，雖然也把張大千大加稱譽一番，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反對張大千那種臨摹方式的。當然我們也是抱著不失壁畫、現狀為主旨的臨摹態度，但聽了向先生的話之後，就更增強了我們認識和信心。

　　在文字寫作方麵，向先生可以說是蘇瑩輝和我的義務導師，而我所受到的實惠就更多。在當時資料的奇缺情況下，他把他所攜帶的資料以及所發表和尚未發表的文章都讓我抄錄，這是進行研究的先決條件，在抗戰時期印書和買書都極不容易，做學問多靠手抄：我也不能不靠這種方式，於是我抄錄了勞貞一的《伯希和敦煌圖錄解說》，向抄石室本《敦煌錄》，羅福萇的《沙州文錄目》，賀昌群的《敦煌佛教藝術的係統》，羅振玉的《瓜沙文錄序》、《瓜沙曹氏年表》、《補唐書張議潮傳》，黃文弼的《波斯古史與中國文化之關係》，於式玉的《關於密宗之一點解說》，葉昌熾的《語石》節錄、《漢唐西行人物錄》，向達的《敦煌莫高安西榆林二窟雜考》、《敦煌石刻跋文》、《評張大千近著二種》、《西征小記》等等和一些與敦煌無直接關係的文章。除此之外，我也不時隨向先生進洞子看壁畫找題記。在我和向先生所處的半年多時間裏，就是這樣受教頗多得益匪淺，這是終生難忘的。向先生走後（1944年初冬，向先生和夏、閻二先生回川），天寒不能進洞子臨摹壁畫了，即開始我的寫作，至次年末草成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內容》之調查報告。在其篇首的“緒論”中，分段論述了“莫高窟之史地背景”、“莫高窟之創建及其盛衰之演變”、“石室藏經之發現”、“莫高窟藝術之作風”、“壁畫內容之取材及其配列方式”、“石室建築之形式”、“莫高窟之雕塑藝術”等；在石窟內容方麵，也對許多重要洞窟作了一些考證案語。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也算盡了我的力量。

　　三

　　現在再來扼要地談一下這二年研究所的人和事。研究所初建時，研究人員有所長常書鴻及其夫人陳芝秀、還有羅繼美、史岩、張民權、董希文及其夫人張琳英，此外還有蘇瑩輝、邵芳等都是先我而到的。其中羅、史二先生都是在我到達之前即離去。隨後張民權也走了。接著來了周紹淼和烏密風夫婦和趙冠州先生，趙冠州也很快離去，次年又來了潘絜茲。這些為數不多的研究人員中，又有或因時間過短，或因兼職而影響研究工作，其餘都踏踏實實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據我所知董希文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薩埵那飼虎圖》等摹本，邵芳留下了一幅宏大而美的盛唐《西方淨土變》，周紹淼、烏密風留下了數幅藻井、邊飾、龕楣等圖案，潘絜茲也留下了一些唐、宋壁畫摹本，蘇瑩輝留下了敦煌碑刻文字考，這些都應該說對敦煌藝術研究所作出了貢獻。

　　當時的行政人員在總務主任之下設有文書1人、庶務2人、會計一人共5人，工友、廚師和飼養員共六人：再加上兩個不在職的家庭婦女和幾個兒童，總計這個千佛山的常駐人口不超過30名，一年之中也不會有幾個客人。因此這裏又是一個做研究工作的世外桃源，又是一個但聞白楊蕭蕭，九層樓鐵馬叮咚斷腸聲，靜得可怕而又生活艱苦的世界，就在這個環境裏卻也出了兩件重要的大事。第一件事是1944年8月底研究所（即中寺）後院小廟裏發現了藏經，這個小廟是清末王道士所建，裏麵有一個個不堪一睹的塑像，清除這裏的塑像是為了當做工人住房之用，在打碎塑像之後，意外地發現了纏繞塑像骨架上的經卷，這些也是王道上所發現的石室藏品，自然也是有價值的重要文物而受到重視，向先生當然更為矚目，於是向先生利用晚間借出檢閱抄錄，在抄錄時因常先生坐守一側使抄錄者心有不懌，造成了一氣而離所多日的事。第二件則是發生在1945年春天的所長夫婦離異的婚變，在事態爆發之前由於我們這些研究人員各自忙於自己的研究工作，又不是同院而居，所以一無所知。事態爆發之後，我和董希文才參與了調解工作，個中細節無需細說。總之是那個第三者在被辭下山走了之後，這位夫人鬧個不休，堅決要與所長離婚，當時所看到是一個麵色蒼白、蓬頭散發，目射怒火的“繁漪”形象，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靚妝麗影色彩，我們用盡了使其回心轉意的方法也都無濟於事，所長無奈隻好允許她進城休息些時日以期能有所醒悟，豈知正中其計，二人即在城中暗約偕逃了。消息傳來，所長大怒，急忙追至酒泉也不見蹤影，河西司令陶峙嶽下了一道通緝令也未奏效。悲劇之產生自然使常先生受到打擊，而私奔的下場則更慘，並不比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琳娜的結局好到哪裏，所以真正的悲劇人物則是這位夫人了。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勝利了。這消息傳到千佛洞卻是一個月以後的事，聞訊無不歡欣鼓舞，興奮之情難以言表。可是稍一定神，故鄉親人之思就頓時倍增，八年流亡他鄉的滋味應該結束了，所以人人都要東歸。先是閻文儒（該團工作結束後，原擬受聘留所任研究員）走了，蘇瑩輝走了，大雪紛飛中又送走了邵芳，繼之董希文夫婦帶著孩子也走了，我當然也急欲回到中原與親人團聚，但所長不同意我離職，隻允許我回鄉探親，並給我一個考察佛教藝術史跡的任務，我當然樂於接受。潘絜茲家眷在蘭州，他當然也要走，於是我倆偕行於1946年初告別了千佛洞。當時烏密風正在敦煌縣城，他聽說我們走了之後，自然也是不安於位而東歸了。就是這樣，研究所的專職研究人員全部都走光，於是常先生不能不離開敦煌回重慶。

　　我和潘絜茲離開千佛洞先在敦煌城住下，為潘絜茲開了一個出售作品的畫展而逗留了八天，到了安西自然是不能放過榆林窟的考察。當時安西縣政府的糧食科長崔君是我們同鄉，他原在敦煌縣政府任職，因同鄉關係而相識，這時得他之助，雇了兩個牛車載人載物，縣政府派了兩名保護人員，走了四天才到了萬佛峽（榆林窟）。在萬佛峽他畫我寫住了一個星期，才算結束。抗戰勝利也給公路交通帶來生機，再不像來時那樣乘車難了。自安西出發很順利地到了蘭州。當時家叔偕眷在蘭州師院教書，我總算享到了多年未遇的天倫之樂，所以住了一個月。這期間隻去參觀了城外的金天觀，觀裏的道教壁畫《金闕·玄元太上老君應化圖》，雖是清初作品倒也宏偉可觀，隻可惜當時沒有照相機而未能拍照下來。又參觀了博物館，當時的蘭州博物館似乎遠不成其為獨立的單位，地方很小，也沒有多少可使我注意的東西，所以印象很淡。當時還沒聽說過有炳靈寺石窟，所以錯過了去參觀的機會。

　　我在十裏店住的時候，又和閻文儒先生見麵了，他離開敦煌後，暫在這裏教書，他的家屬在陝西三原，也急欲回去，所以我們偕伴東行，首先，一個共同目標就是天水麥積山。

　　在天水先去拜訪馮國瑞先生，他是我國早期考古家之一，又是天水人，對麥積山石窟當然是熟悉的。承他之助，給麥積山瑞應寺的主持寫了封介紹信，我倆乘兩匹騾子走了兩天走完了這140裏路。那位世俗打扮的主持為了我們的安全，把我們安置在附近一個農家住下，這家農民和牲口同室而居，我倆當然也不例外。

　　在麥積山除了察看石窟摩崖並進行逐次登記其內容之外，還遍閱寺內碑文和測繪石窟示意圖，雖然當時西閣棧道多毀而無法攀登致使少數洞窟付之闕如，但還是比較詳盡地完成了任務，工作了七八天之後才算結束。

　　由天水去西安開始坐上了火車，當時是寶天鐵路第一次通車，車速極慢還不算，中間還因有一段塌方而倍嚐換車之苦，好不容易才到了寶雞然後轉車到了西安。

　　因為西安也有幾個至親好友，所以也能安心住下來，可以從容地考察當地文物古跡，每天出去訪古廟遊破寺，在大小廢墟上摩挲殘跡可說是忙個不停。當時在軍醫大教書的一位老朋友見我如此度日，取笑我說：“你的精神真好，隻是有點不合時宜。”我當然是一笑了之。可這不合時宜的行徑卻也讓他說著了。我這一生遭遇過不少災難，就是這種不合時宜的性格和行徑而得來的。在西安城內外跑了多天之後，又和閻文儒一道到涇陽、三原走了走，也看到不少廢墟裏屹立著一些很好的唐代菩薩雕像，也在縣政府的大堂上看到一麵當作“四麵”的北魏造像石。目睹這些也隻能是歎息歎息而已。

　　從西安到洛陽，則是我自己行動了。洛陽的文物古跡當然也不少，但重點考察的還是洛陽龍門石窟，當時這裏幾乎是處於無人管的狀態，西山山上有石工破山取石，石頭往往流通下來，很有打壞洞窟和行人的危險，有的洞窟內也汙穢不堪，再加上石窟摩崖造像不少被盜被毀滿目瘡痍，真也令人寒心。但做我的考察工作也還是從容自如，無人過問。

　　離開洛陽又考察了鞏縣石窟寺，石窟不大僅一日而畢，繼之到了鄭州，至此已是曆時四個月左右，結束了我考察佛教史跡的工作，也使我把多年的積蓄連帶所中給我的考察費悉數花個精光。但這並不使我有絲毫不懌或畏懼感，這一方麵是有親友在不會演出《秦瓊賣馬》的戲來，二來是我還是研究所的人，也可以向所裏要錢，三來是信師有信來催我回信師教書，我決定了最後的去處，在接到信師寄去的路費後，即二次回信師教書去了。這是1946年5月的事。

　　在信師除了教書之外，主要的任務就是整理考察報告，完成了《安西萬佛峽》（包括概論與內容）、《天水麥積山石窟》（包括創建源流、內容記略與石窟編號示意圖）、《洛陽龍門石窟》（包括前言、伊闕兩山、石窟之創建與內容以及石窟全圖），《鞏縣石窟簡誌》，再加上整理出來的《敦煌莫高窟》上下卷共計三冊於1947年9月畢工後寄回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為我研究與考察任務完成的交代。除此之外，還寫了一篇《從敦煌到洛陽》的考察遊記式文章，刊登在北平某報的副刊上（可惜這篇文章現在已查不到，不能在其中找到許多有趣的細節，也許這篇回憶還可以比較充實和生趣）。就此，我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的工作算是畫了句號。

　　統觀以上所述，在這一段生活經曆中，好像也做了些工作與成績，而今回憶起來也覺頗有意味，其實就成績而言，實在是少而幼稚得可憐，和以後到所裏迄今天研究院的同誌的成績來比是渺小而不足道，和常先生以及許多先生們數十年如一日的艱苦卓絕的精神來比，更是令我慚愧，本不應成文貽笑大方，隻是盛情難卻隻有厚顏以呈了。

　　原載《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