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農耕桑田

第十一節 “農業噩耗”的啟示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個曾經喊遍大江南北的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曾一度把蘭州乃至全國的農業吹上了天，嚇得當時的美帝國主義膽戰心驚，汗流浹背。可是，真到了“紙裏包不住火”的一天，蘭州人和全國人民一起，才猛然發現是自己騙了自己，而且騙得很慘。原來發現家裏早就沒米下鍋，全家人隻能靠挖野菜充饑了。

　　這是大家曾經熟悉的一幕，這一幕至今仍讓好多人記憶猶新，永世不忘。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一個由於土地政策的失誤造成的災難性教訓。如果我們把它再延伸一點，把它放在整個國家的動蕩和土地政策的走向上看，我們就可以發現國家的穩定與否、國家土地政策的正確與否，是決定農業命運的關鍵。

　　縱觀蘭州農業曆史，秦漢的“屯田”製，促使農業生產飛速發展；隋唐百姓的安居樂業，使蘭州成了“地皆粳稻、桃李柳榆岑蔚”的富庶之地。而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蘭州滿目荒涼，戶不滿五百；到了元末，社會動蕩加劇，蘭州地區饑荒嚴重，人民流離失所，土地大部荒蕪，無人耕種；1929年，蘭州地區爆發的大饑荒更是觸目驚心，據當時的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鬱芬給南京國民政府的密電稱：“連年天災兵禍，田廬漂沒，村落焚毀，樹皮草根俱已食盡，人相爭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亦別啖罄。既乏籽種，又缺耕牛。度日不遑，失時難計，雖有沃壤，終成石田……”這是作為一個政府官員的秘密電文，考慮到他自己的“政績前途”，他的電文肯定摻了不少水分，實際災情可能要嚴重得多。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國家動亂不僅是整個社會衰退的根源，更是農業生產的浩劫。

　　社會動亂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禍根，但土地政策的失誤同樣可以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蘭州市於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農業從半封建製度桎梏下解放出來，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於剛剛擺脫了封建剝削，底子薄，資金短缺，農業生產困難重重。因此，黨和政府領導廣大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並於1956年完成農業合作化，徹底擺脫了小生產所有製，走上了社會主義軌道。從1953至1956年，全市糧食總產量平均每年遞增26.2%，可以說是前途廣闊。但是，好景不長，從1955年開始，“大幹快上爭上遊”的激進思想開始抬頭。1958年終於掀起了“大躍進”運動，農村到處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無雨大增產，大旱大豐收”的戰鬥口號，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指標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一夜之間刮起了“共產風”，全部“實現”人民公社。這一“大躍進”，打亂了農業合作社的經營管理體製、勞動組織和社員生產、生活方式，打亂了按勞分配、等價原則，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1959年開始，農業經濟陷入困境，1960年爆發的“大饑荒”至今使人不堪回首，那是令人心悸、令人切膚心痛的記憶。1961年，全市糧食總產量下降到解放前1949年的水平之下。可是，這樣的惡夢僅僅是個開始，更大的災難降臨了。從1966年起，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農業基礎遭受巨大損傷。農業集中兵力統一的經營體製和平均分配方式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的提高。上述幾次大的政策失誤，導致全市農業長期未能擺脫自給、半自給性傳統農業的落後狀態，農業生產徘徊不前，甚至倒退。

　　蘭州農業的希望是從1978年開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改革農村經濟體製，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及一係列搞活農村經濟的政策，使蘭州農業生產重新發展起來，初步構築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業新的體製框架。在搞活農產品流通領域的同時，因地、因時製宜，有計劃地調整農業結構，改變了多年“以糧為鋼”的單一經營模式。在穩定糧食作物播種麵積、提高產量、增加總產的前提下，實行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漁則漁的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在適宜發展經濟作物的地區，揚長避短，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名優產品（比如蘭州的白蘭瓜、百合，永登玫瑰等）、建立農業商品生產基地，使農業生產由單一的小農經濟向大規模商品生產轉變。與此同時，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了出路，扶植發展多種經營，支持工商農運（運輸）建（建築）服（服務）綜合經驗，從而突破了單一集體經濟的所有製結構，形成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結束了主要農產品長期短缺的曆史，全市農村從總體上進入由溫飽向小康邁進的新時期。

　　蘭州農業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農業的興衰同社會製度和生產關係的變革休戚相關。隻要堅持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遵循客觀的經濟、自然規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和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進一步完善農村經濟結構，建立開放的市場經濟，蘭州的農業必將一路春風，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