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大智慧

第十篇

　　曾國藩說：“家敗，離不得個‘奢’字。”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曾國藩說：“觀《漢書·霍光傳》，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觀金日石單、張安世二傳，解示後輩可也。”霍光為前漢大將軍，總攬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熱，他的兒孫及女婿無不高官厚祿，起陰宅，繕陽宅，晏遊無度，驕橫無禮，最後被族滅，連坐誅滅者數千家。當初霍家奢侈之時，茂陵有個姓徐的書生預言道：“霍氏一定滅亡。他奢侈又不謙遜，不謙遜定輕怠了皇上。輕怠了皇上就背了禮。權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話，不幸而言中。而與霍光同時代的金日石單則相反。例如，他見長子與宮人淫亂，親手殺之；皇帝賜給他宮女，他“不敢近，其篤慎如此。”班固盛讚他說：金日石單“以忠厚尊重來使皇上悟出事理。他忠信自著，功為上將，蔭及後世，世代忠孝，七代都在宮中作內侍，多麽興旺！”

　　曾國藩要求弟弟澄侯把霍光、金日石單的這些正反事例“解示後輩”，意在要後輩戒奢戒驕。

　　所以，曾國藩在家訓中時時強調一個“儉”字。儉而不奢，家道恒興；儉而不奢，居官清廉，這是中國的古訓，也是曾國藩諄諄告誡子弟的重要方麵之一。

　　曾國藩治家有方，兄弟多有建樹，子孫也人才輩出，家中一團和氣，尊老扶幼，子孝妻賢，世世代代廣為流傳。

　　人生智慧

　　家和則福自生。如果在一個家庭中，哥哥所說的話弟弟沒有不聽從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沒有不應承的，一家人融洽相處，和氣蒸蒸，像這樣的家庭不興旺發達，從沒有過。相反，兄弟之間相互爭鬥，婆媳之間彼此扯皮，夫妻之間兩相計較，像這樣的家庭不衰敗，也從沒有過。

　　現在的家庭大都是三口之家，因此家庭關係遠比曾國藩那個時代的家庭關係單純，一般說來，家庭關係越單純，彼此之間也就越好相處；但這並不意味著家庭矛盾隨之消隱。相反，這種矛盾以一種更精細、更微妙的形式存在著，隻要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一種關係，那麽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矛盾；況且，現代家庭關係始終保持著人類家庭關係的基本結構：婆媳關係，夫妻關係和父子關係。家庭的矛盾和衝突就基本存在於這幾種結構之中。

　　家庭矛盾並不可怕，產生一點家庭矛盾也很正常。即使是一個人，也有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的時候，唇齒之間，也有不和睦的時刻，更何況是年年月月生活在一起的另外一個或幾個人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興趣、觀念和獨立性，這是矛盾產生的根源；解決家庭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和，當然，或許有人會說，我可以不理，去躲或逃，然而那矛盾仍然存在著。夫妻之間之所以離婚，就是因為那矛盾已無法解決了，或者不願意解決，誰都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觀點和獨立性；即便如此，那矛盾也仍然存在著，甚至以一種更尖銳的方式存在著。

　　所以說，解決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和。左宗棠講，“家庭之間，以和順為貴”。這個和，就是看你是否尊重他人的獨立性，是否理解並寬容他人的性格、興趣和觀念。這個和，不是說你應在矛盾產生時才講，而是在你平常的生活中就自然而然地這樣做。

　　夫妻關係，在家庭關係中是最核心的關係，這種關係處理得好與不好，直接影響到家庭的其他關係，夫妻不和睦，往往導致婆媳不和，父子反目。那麽該如何對待夫妻關係呢？當然你首先得愛她、關心她、體貼她，不要計較她的愛，愛情是最脆弱的，你越計較，愛情就越稀少；在家庭中，你創造的愛越多，你獲得的愛也將愈多；你越吝嗇你的愛，你獲得的愛就越少。

　　其次，在矛盾產生後，應該冷靜，盡量減少過激行為的發生，不要動不動就喊離婚。在世界上，誰怕誰呀！當然這也可能是憤極之辭，正因為如此，它才最刺痛人心。有人離婚，不是不愛對方，甚至她找不到他以外的更愛的人，但由於出言傷人，釀成苦果。他呢？也應反省自己，即使道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妨給她一個台階，也許她就因為你有這等氣量而更加愛你。

　　還有一個小辦法，但很靈，那就是當天的矛盾當天解決。荀子講，無宿問，說的是學習碰到疑難，當天解決，不要過夜。解決夫妻矛盾這個辦法也很好，有什麽糾紛，當天解決，不要等它過夜。有人喜歡打“冷戰”，耗它十天半月，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一有新矛盾，舊的問題就會風助火勢，激化矛盾。

　　有人生活了一輩子，也找到了一些適合他們的解決方式，但無論哪一種方式都應以“和為貴”。3虛懷若穀，恪盡職守

　　原文

　　為治首務愛民，愛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於聽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術”，“術”字最有道理。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即“術”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觀人當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虛聲與言論；當以精己識為先，訪人言為後。

　　譯文

　　從事政務，首先在於愛民，愛護人民必須先督察官吏，察訪官吏要點在於知人，而知人必須慎於聽取言論。魏叔子認為孟子所說“仁術”中，“術”字最有道理，耐人尋味。喜愛一個人卻能知曉他的短處，厭惡一個人卻可以看見他的長處，就是“術”最好的解釋。又說遵行大道、順應時勢的就是君子；違反大道、隻謀私利的就是小人。觀察一個人應當從他具體行為上去勘察，不在於虛假的名聲和浮誇的言論。應當以提高自己的識見能力為先，訪察別人的言論在後。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為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譯文

　　古人修身治國的方法，不外乎“勤於政事、胸懷廣大、謙虛謹慎”幾點。勤於政事如同文王那樣，胸懷寬大如同舜禹那樣，謙虛謹慎如同漢文帝那樣。而勤於政事、謙虛謹慎兩點，更要從始至終地貫徹到底，一刻也不能背離。勤於政事可以使懶惰的習氣警醒，謙和謹慎可以警惕驕傲情緒滋生。能夠勤勞、謙和，那麽胸懷寬廣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來，聖賢豪傑，哪怕奸雄，隻要想自立於世，不外乎也是一個“勤”字。能夠通曉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個“謙”字。我將終身遵守這兩個字來行事，就是所說的“早晨聽到了人間至理真諦，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原文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常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斬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嚐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之期杳無音信。且又晉階端揆，責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極品為榮，吾今實以為苦懊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鍾而已。

　　譯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看夠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達官貴人、顯要人物，特意顯示出從容寬宏的氣派來提高聲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這種現象我久已知道並熟悉。但自己多年養成的慣常稟性，不僅沒因此磨平，反而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懲治迂腐惡象這一途徑，心裏本想改變一下社會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的壞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超過應有的限度，有時更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深重怨恨，被一些人譏諷而自取其罪。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不應責備他人沒恪守中庸之道，還理當同情體諒他被激發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許多事都難辦、焦灼萬分的時候，沒有不想著幹脆眼一閉，睡到棺材裏躲避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麽事也不管，也許比今日活在人世間更快活。於是變焦慮的愈多，公事越繁亂，而快樂死期卻杳無音信。況且又晉升為大學士，責任更重，被人指責評議的地方也越多，別人以官至極品為榮耀，我現在真把它當作痛苦，懊惱的境況，但處在這種形勢之下，又萬萬不能置身事外，也隻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罷了。

　　曾氏體悟

　　勤敬之於政務，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義是愛民。做官的人，首先需要有政見或者施政綱領，那是對整個時局的看法，對自己所領導的部門基本構想和設計；這見解或者從曆史中來，或者從經驗中來，或者從部屬中來，但不能沒有見解。官越大就越需要有見解，那是他的行為守則、思維準則和施政原則。

　　早在曾國藩做京官的時候，對於內憂外患紛陳迭至的原因就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困惑不解中他涉獵了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聖武記》，以及徐繼佘的《瀛環誌略》等著作，自然地把對西方的了解和中國的現實聯係起來。曾國藩從中寓悟到，必須經曆一個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來，以重新恢複到康乾時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點應是整頓吏治，改變全國官場風氣，以應時變。為此，他先後上呈《應詔陳言疏》、《備陳民間疾苦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痛陳對統治危機的憂慮，闡述吏治弊病的極度嚴重，尖銳地指出：現在官場“大率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京官辦事的通病有兩種：退縮與瑣屑。

　　曾國藩認為，理想而又稱職的政治家應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責任。就責任方麵而言：無論為人君，為督撫，為州縣之官，均負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培養人才之責任，這在曾國藩的“應詔陳言疏”中固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嚐致官文書雲：“弟與閣下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為先務。”亦足見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負有維持風氣之責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麵言：欲領導社會，轉移風氣，必當律己以嚴，以身作則。此於曾國藩之“應詔陳言疏”中既可知之，於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複李希庵函雲：“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者焉。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為守之，共約同誌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耳！”足見曾國藩理想中的政治家應當具備律己以嚴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麵而言：既抱淑世之心，當有用世之具。“才須學，學須識”，曾國藩既稱述武侯之言，“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曾國藩複樂道孟子之語。蓋舍多學而識，無以成其才；舍集民廣益，無以長其智。既無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熱忱，於事終無所濟。曾國藩生平雖好以德取人，亦兼顧才識。如複左宗棠函雲：“尊論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摒斥。”而“原才篇”亦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故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態度。就態度方麵而言：於曾國藩所謂“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已可知其大概。蓋自古官箴，為清慎勤；曾國藩亦嚐以此自勉，並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曾國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軍方麵有深刻的體現。曾國藩十分重視湘軍的紀律教育，力爭以湘軍形象改變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國藩說：“擔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國藩之為此，蓋欲感動一二，希望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目的在於，要在精神上喚起兵勇的自覺，以對抗太平軍。曾國藩苦口婆心，開誠布公，勸導士兵嚴守紀律，愛護百姓。

　　曾國藩對湘軍日夜課程的七條規定，就是要突出一個“勤”字，使士兵在營中日夜都有一定課程可做，嚴格遵守點名、演操、站牆子、巡更、放哨等營規。曾國藩對於治軍中“勤”字的理解是“治軍以勤字為先，實閱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饑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饑耐寒者。”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隻有在平日裏保持高度的緊張，才能有備無患，戰時鎮定自若。

　　曾國藩在湘軍操練上，嚴格要求，從不間斷，在循序漸進的基礎上達到熟練掌握技藝的程度，從而訓練出一支精強的軍隊。

　　人生智慧

　　為政須勤敬，當官須勤敬。成大事者，必以事業為重。誠惶誠恐地對待自己的權力，盡職盡責，如履薄冰。古往今來，中國不乏這種人物。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稱一絕。康熙帝從政六十餘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徹曙聽政，日哺而食；數十年間，極少間斷。這是康熙帝勤於政事的突出表現。康熙帝於每日清晨至乾清門，聽部院各衙門官員麵奏政事，與大學士等集議處理，這就是衙門聽政之製。而康熙帝對自己的要求則是務在精勤，有始有終。在他執政的前幾十年間，“夙興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緊要事，輒秉燭裁決”。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寫字，仍用左手執筆批旨，而決不假手他人。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詔中說：“自禦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聖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樂業，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嚐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這並非過譽之詞。

　　康熙帝的勤於政務，以身作則，為“康乾盛世”的出現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後來的雍正帝、乾隆帝等樹立了勤政的榜樣。

　　雍正帝從政，日日勤慎，戒備怠惰，堅持不懈。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為敷政寧人之本。”

　　知勤敬者，在於努力充實自己，恰如宋代的趙普。

　　趙普是宋朝的開國元勳，宋太祖趙匡胤待他如同手足，任命他為宰相，不過他出身微賤，很少讀書，處理朝政多憑經驗，全無學術。

　　公元965年（太祖乾德三年），北宋消滅了西蜀國，宋太祖將蜀國國君孟昶之妻，著名絕色美人花蕊夫人據為己有。一次他發現花蕊夫人所用的梳妝鏡的背麵有“乾德四年鑄”五個字，不由十分驚疑，問道：“這‘乾德’二字怎麽和我朝的年號相同，這是哪個朝代的？”

　　花蕊夫人答不出，宋太祖遍詢大臣，趙普茫然不知所對，其他大臣也不能回答，隻有翰林學士竇儀答道：“蜀國舊主王衍曾經用過這個年號。”

　　太祖十分高興，就道：“看來宰相還是要用讀書人，竇儀確實具有作宰相的才識！”

　　太祖便有任竇儀為宰相的考慮，當同趙普商量時，趙普想，如果竇儀入相，自己便相形見絀了，便回答道：“竇學士學問有餘，治國的能力卻是不足。”

　　於是此事作罷，不過太祖也勸趙普多讀點書。趙普從此手不釋卷，每日退朝歸來，便獨處一室，關上房門讀書，直到深夜，到了第二天入朝理政，每件事情都處理得很有章法。他去世後，家人入室檢點遺物，發現書箱中隻有一本《論語》，原來趙普晚年所讀的，就這麽一本書，他自己也曾對太祖的繼承人宋太宗說：“臣有《論語》一部，半部幫助太祖奪天下，半部幫助陛下治天下。”後世遂有“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

　　趙普雖然有武大郎開店之嫌，但他還是知道提高自己，最終不愧為一代賢相，不像有些官員，自己永遠安於武大郎，卻又永遠拒絕高人指點。4廩實為要，勤儉為本

　　原文

　　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餘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從下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為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為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為力。葉水心嚐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為通論。

　　譯文

　　勤儉自立，習慣勞苦，可置身優裕的環境，也可置身節儉的環境，這才是知書達理的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一絲一毫不敢沾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還謹守艱苦樸素的家風，極儉樸也可以，略豐厚也可以，太豐厚就不敢領受。凡是仕宦人家，由儉樸到奢華容易，由奢華恢複儉樸可就難了。人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養成懶惰習氣。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凡是勤儉節約的，沒有不興旺的；凡是驕奢倦怠的，沒有不破敗的。

　　大抵治軍、治國方麵，沒有充足的財力使用，就無從下手。自從王安石因理財被正人君子評論批駁，後世的人就避開理財的問題，以從不說財力有無多寡為高明。實際上到了補救國力時就艱難了。斷斷不是貧窮困苦能解決問題的，葉適曾說：仁人君子不應當不講理財問題。這真是個很好的說法。

　　原文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隻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敝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為大慮。滬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軟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蠻貊之道；以陰機言之，即句踐卑辱以驕吳人之法。聞前此滬上兵勇多為洋人所侮慢，自閣下帶湘淮各勇到防，從無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我苟整齊嚴肅，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無端欺淩。既不被欺淩，則處處謙遜，自無後患。柔遠之道在是，自強之道亦在是。

　　譯文

　　洋務本來很難處置，但根本問題，不外乎孔夫子所說的“忠、信、篤、敬”四個字。篤，就是渾厚；敬，就是慎重；信，是不說假話。然而，說起容易，真正做到極難。我們應當從此處下手，今天說定的話，明天不能因小的利害關係而改變。如果一定要推我主持洋務，也不敢推脫。將禍福置之度外，隻以不了解外國的情形而深為憂慮。上海那裏如果有很懂洋務、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請他到我這兒來一趟。

　　從正理上說，我們以孔子的忠敬來與洋人共事；從機謀私利來講，我們可以采用勾踐卑辱以使吳王驕傲的方式，來對付洋人。聽說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多被洋人侮辱輕慢。而自從你帶湘淮各處兵勇防衛以來，還從沒有受辱的事。孔子說：能夠自治的國家，誰敢侮辱。如果我們整齊嚴肅，各種事宜處理妥當，自然不會無端受欺。既然不被欺淩，就要處處謙遜，自然無後患。以柔和之道謀發展是這樣，自強的路也是這樣。

　　原文

　　第就各省海口論之，則外洋之通商，正與內地之鹽務相同：通商係以海外之土產，行銷於中華；鹽務亦以海濱之場產，行銷於口岸。通商始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鹽務亦起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吾以“耕戰”二字為國。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為國，用兵之時，則重斂眾商之費；無事之時，則曲順眾商之情。眾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其公使代請於中國，必允而後已。眾商請開三子口，不特便於洋商，並取其便於華商者。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

　　譯文

　　就各省出海口來說，我認為和外洋通商，正和內地鹽務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產，行銷中華大地。鹽務是以海濱的各物產，行銷於口岸各方。通商由廣東開始，由閩、浙到江蘇，到山東，到天津，鹽務也是興起於廣東，由閩、到江蘇，到山東，直達天津。我們以“耕戰”兩個字為立國之本，泰西各外國以“商戰”兩個字為立國之本。需要動用軍隊時，就重重地收商人的資費；和平無事時，就照顧隨順眾商人的要求。眾商人所請求的，國王沒有不應允的。他的公使代商人向中國提請的事務，定要等到應允才罷休。眾商請求開放三子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華商。中外貿易，互通有無，購買實用的外洋器物，更屬名正言順。

　　曾氏體悟

　　曾國藩“廩實”的理財之道，自然是從儉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來之不易”的古訓，告誡人們，須知“一文錢摔倒英雄漢，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財問題上，大手大腳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於人的德性修養，又不利於財物的積累。

　　曾國藩曾對家中的理財之事做過嚴格的限定，說起來很有意思。

　　他說：從來一國或一家的財政問題不出大亂子，都是由既勤勞又節儉所致。我平生也很重視以“勤”字來激勵自己，其實卻沒有做到勤，所以讀書時沒有手抄的劄。前在軍營排場很大，沿襲下來沒有改變，近來因為多，費用更是漫無限製。從節儉變到奢侈，跟下水一樣容易；由奢侈返回到節儉，則難如登天。我在任兩江總督職時，還存下朝廷給予我的兩萬銀子。我當初沒有料到竟有這麽多，但像今天這樣放手用去，轉眼就會馬上用光。你們以後持家，要學陸梭山的辦法，將每月要用多少兩銀子限定一個固定的數目，另外封好稱出來。本月用完，隻準有節餘，不準有虧欠。衙門奢侈之風氣，不能不徹底痛改。我帶兵之初，就立下誌向，不取軍營錢財來肥私囊，今天所幸這件事被我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願意子孫過於窮困，低三下四去求別人的施舍，隻要靠你們大力推崇節儉的美德，善於操持以後的生活。

　　曾國藩在這裏之所以反複強調勤儉的重要性，目的在於教導其子女要懂得生活之艱辛。

　　當然，其目的是不願意子孫後代過貧困潦倒，低三下四去求得別人恩賜的生活。如何避免這種困境的出現呢？曾國藩教導子孫後代的辦法就是謹守節儉二字，隻有這樣才能理好家財，操持好以後的生活。

　　曾國藩以勤儉持家，就是在署衙中，他也以“廩實”的“儉”字訣教誨幕僚。他講了很多徽商的經營理財之道。明、清兩朝間徽州出大商大賈，全國出名，而他們致富的原因，曾國藩認為離不開“儉”字訣。他說：徽州以勤儉甲於天下，所以其富庶也甲於天下……青衣童子在家賦閑，或長途跋涉而進京應試，都是身穿僅到小腿的短衣，光腳穿草鞋，隨身隻帶一把傘，為節省轎子、車馬的費用而徒步出行。而其實都是擁有千萬金的富室子弟。徽州人無論士、工、商，都很儉樸，所以他們起家致富，稱雄天下，沒有幾十萬、上百萬的家業就不能

　　稱為富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