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大智慧

第三篇

　　自律自製，修身養性，要“每日三省”。程頤說：“君子遇到困難險阻時，一定要思考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麽錯誤而導致這種困難的發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就糾正它，沒有過錯就用它來自我勉勵，這是修養自身的美德。”

　　在人生旅途中，大多數人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缺點。隻有那些頭腦清醒的人，能夠充分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多多要求責備自己是聖賢們為人仁厚公正的表現。如果不這樣的話，隻是一味責備別人，埋怨別人，很多不合理的意見憑空產生，人們互相指責攻擊，好像踩進坑道、壕溝一樣，怎麽能邁開腳步呢？

　　人有兩隻眼睛，一隻眼睛應用來觀察別人，一隻眼睛應用來觀察自己，無論觀察別人，還是觀察自己，都必須抱著“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態度。有句俗話“烏鴉落在豬身上，隻見人黑不見己黑”，也就是所謂的“見人之過易，見己之過難”。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誰沒有說過假話？誰沒有說過大話？誰沒有嫉妒他人？誰沒有傷害他人？誰從來不好女色？誰從來不占他人便宜？誰敢拍著胸膛對自己或者蒼天說，我從來不做虧心事？沒有，從來沒有。隻有過錯的大與小，多與少，或者你所犯的過錯是人人都會犯的，是人們可以原諒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說你從來就沒有過錯。隻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點和局限。曾子為什麽“吾日三省吾身”，就是為了少犯過錯啊！

　　《周易》說，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尚書》也說：“改過不吝（吝嗇）。”這一方麵告訴人們過錯是難免的；另一方麵也告訴人們要有過必糾、有錯必改。然而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可真正讓他改正過錯，那就很難了。

　　聖人之所以少，是因為知錯必改的人太少了；況且很多過錯都是美麗的——看見一個美麗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雖然自己不會傷害她，也不會告訴她，隻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過了好久也還是想到她。這個過錯太美麗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認為它是一個過錯。

　　知己之過失，承認它，並且改正它，毫無吝惜之心，這是最難的。豪傑之所以是豪傑，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在這裏。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還有那修飾裝點的醜態。

　　過錯雖然美麗，但改正過錯就更加美麗，況且很多過錯卻是醜陋無比的！改正一個過錯，哪怕它很小、很輕，它都會使你身心更加輕鬆、無愧無悔。如果你是一個有心人，不妨體驗一下改正過錯的感覺，雖然有那麽一點難堪或難過，但是同時你也感到踏踏實實、坦坦蕩蕩、自由自在。

　　還是說你見到一個美麗的姑娘，你意識到了情不自禁地想她是不好的，如果你改變一下思維呢？這個姑娘很美麗，所以這個世界也很美麗；她很幸福，我曾看見到這個姑娘，所以我也很幸福。同樣是見到一個美麗的姑娘，動機不同，心境也不同。

　　一個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頤養德性的人，他所犯的過錯不一定是坑蒙拐騙之類的淫惡，往往是一些不為人知、不足掛齒的小隱私。不斷地滌除這些小隱私，他就會一天比一天高大起來。明代著名諫臣楊繼盛說：“或獨坐時，或深夜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說得太好了。

　　曾國藩之所以能有所作為，不在於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種強烈的、熱切的洗心革麵的願望，他是自己卑瑣靈魂的嚴厲審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惡欲的無情拷問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軀的猛烈抨擊者，這是他得以潔身、保身、全身的法寶。

　　2博采眾長，自立自強

　　原文

　　逆夷據地求和，深堪發指。臥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時事如此，憂患方深。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作樣。

　　臨難有不屈撓之節，臨財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歸反諸身，況立威於外城，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諸己哉！斯二者似迂遠而不切合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無形。

　　譯文

　　外國人占領了我國地盤，卻要求停戰議和，這令人極為憤慨。古人雲，臥榻之側，豈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國家不幸艱難到這種地步，令人非常憂慮擔心。要想改變這種局麵，被外國人敬畏臣服，國家就必須自立自強。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於事無補。而麵對危難有不屈不撓的頑強氣節，麵對財物有不貪不愛的清廉操守，是樹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議論一個家庭自立於社會，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具備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況現在是我們國家要樹立威望於外國，要求被他國人信服呢？怎麽能夠不從自己做起？這威望和信服兩點，初聽起來讓人覺得迂闊遙遠而不切合實際，其實卻正是簡單、明確，可以在無形中消除許多禍患。

　　原文

　　凡恃己之所有誇人所無者，世人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

　　譯文

　　凡是拿自己有而他人沒有的東西，進行誇耀，是世之常情。忽視經常見到的，震驚極少見的東西，也是世之常情。輪船速度的飛快，洋炮射程的遙遠，在英、法兩國是誇耀自己獨特擁有，對於我們中國人卻感到非常罕見而吃驚。如果能購買輪船大炮，據為己有，那麽中國就會對它習慣常見而不驚訝，英、法兩國也就漸漸失去所倚仗的優勢。買回來之後，招募精思靈巧之士，智慧奇巧的工匠，開始演練熟習，然後嚐試製造。不過一二年間，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的必備物，同時還可剿除太平軍，鞏固國家長遠戰略設施。

　　原文

　　師夷之智，意在明靖內奸，暗禦外侮也。列強乃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師其智，購其輪船機器，不重在剿辦發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己有。粵中猖獗，良可憤歎。夷情有損於國體，有得輪船機器，仍可馴服，則此方生靈，免遭塗炭耳。有成此物，則顯以宣中國之人心，即隱以折彼族之異謀。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為中國自強之本。

　　譯文

　　學習洋人的智能技術，目的在於明處是平定內亂，剿除奸徒。暗地裏還可充分準備，抵禦列強欺侮。列強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強敵，學習他們的才智，購買他們的輪船機器，重點不是為了剿辦太平天國，而是著重在陸續購買，為我所有。廣東一帶，洋人猖獗，實在令人可恨可歎。洋人這樣放肆實在有損國家威嚴。有了輪船機器，就可利用來馴服他們。那麽我們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難了。有了這許多機器，從外表看，可以穩定國內人心力量；從深處講，也可以折損列強侵略我們的預謀。各地都仿效推廣，以此作為我們中國自強的根本。

　　曾氏體悟

　　曾國藩洋務觀的形成，有其曆史與現實的根源，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

　　被稱為封建社會最後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國藩，其理學經世思想為眾人所知。作為一名儒學大師，他在義理、詞章、經濟等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在晚年，麵對著列強環伺，搖搖欲墜的帝國大廈，他卻積極主張“師夷長技”，並躬身實踐，興辦洋務，成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務派。理學家與洋務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銳對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國藩身上卻兼而有之。那麽，在曾國藩的思想上，是什麽使它們統一起來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對各家學派采取了開放、寬容的態度，摒除了門戶之見；二是他積極倡導經世致用，講求實用之學。

　　曾國藩在潛心研究理學的過程中，繼承了朱熹“理一元論”的宇宙觀。他主張：“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相麗，而命實宰乎賦界之始。”即以為理在氣先，由理來主宰世間的萬事萬物。出於捍衛這個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的純潔性和正統性，他對於“氣一元論”的樸素唯物主義，又采取了堅決批判的態度。作為封建社會的士子，他在哲學思想上堅持“理一元論”的宇宙觀，完全是出於對封建倫理作為統治宇宙的無上法則觀念的維護。“以身上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為則者，性也。其所以納維乎五倫者，命也。”也就是說，他將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關係中的仁敬孝慈和綱維五倫的道德規範，視為由“性”和“命”決定的。而在理學中“性”、“命”、“理”屬於同一範疇，於是，封建的倫理原則遂於至高無上的真理相等同。

　　在曾國藩看來，自覺地服從封建倫理綱常，是人臣的本份。正是從這一高度出發，自覺地維護以君權為核心的封建倫理，便成為曾國藩一生的政治準則。“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諭親於道，不可庇議細節。”進一步說：“於‘孝悌’二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悌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清王朝所麵臨的各種統治危機，並不是單憑“義理”所能解決的，理學“罕言其利”的倫理觀念與現實危機之間產生了矛盾。為解決封建統治所麵臨的各種危機，在認識論上，曾國藩更為重視“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即物而窮理”的格物致知認識方法。曾國藩認為，“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棟、戴震之流，鑽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這表明曾國藩在清政府麵臨內憂外患的情形下，認識到了實事求是在認識上的影響和作用。為了地主階級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眾”，來加強統治階級的團結。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門戶之見，進行學術兼容，互相吸收和彌補，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來的民族矛盾和階段矛盾的衝擊下，曾國藩意識到，無論漢學還是宋學，都無力解決所麵臨的社會危機，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曾國藩在堅持以義理為本源的程朱理學基礎上，並不固守前輩舊有的理學陣地，主張“一宗宋儒，不廢漢學”，他認為：“乾嘉以來，士大夫為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為空疏；為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為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核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疏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嚐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能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明確表示應兼取漢、宋二家學說之所長，使儒家學說在新的形勢下能更好地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因此，曾國藩在治學過程中，沒有將自己局限在哪一個領域，隻要是傳統文化的精華，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隨唐鑒、倭仁學程朱理學之前，他就在潛心鑽研古文和經世之學，雖然唐鑒告誡他“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學習程朱理學的同時，仍然對古文保持著極為濃厚的興趣，以致於對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的文章達到“日夜以誦之不厭”的程度，曾國藩自踏上仕途起，對“仕途積習益尚虛文的現實十分憂慮”。他希望能從前史中尋找到一二“濟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他說：“竊以先哲紀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評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之外不刑之典也。”

　　曾國藩並不是一名單純的學問家，他始終將自己置於國家藩屏的位置，為挽救清王朝所麵臨的滅頂之災，他不是從學術的角度，而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去吸收和利用學術領域中某些合理因素，為封建統治渡過難關而服務。因此，他不能不把經世致用之學放在重要的學術位置上，在他之前，人們常把學問分成義理、詞章、考據三種，經世致用之學是包括在義理之中的。曾國藩卻認為：“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他讚同將經濟之學從義理之中獨立出來，從而將經濟之學放到和義理、詞章、考據一樣重要的位置上。

　　曾國藩對於經世之學的研究，主要是反複研讀了《會典》和《皇朝經世文編》。他覺得“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為此，他確曾進行了詳細的探究。在任工部尚書時，為搞清輿地，曾國藩“左圖右書，鉤校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其中”。在研讀《會典》和《皇朝經世文編》的過程中，曾國藩對秦蕙田所著的《五禮通考》一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覺得該書“自天文、地理、軍政、官製薈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但深為此書“食貨稍缺”而感到惋惜。於是，曾國藩“乃取鹽課，海運、錢法、河堤各事，抄輯近時奏議之切當時務者，別為六卷，以補奏議所未備”。

　　經世致用作為一門關於國計民生的學問，雖在明末由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時，卻一度低落。道光年間，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伴隨著內憂外困，龔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則徐等人，再度高舉起經世致用的大旗。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麵對日益落後的清王朝，提出“師夷之長技”，目的就是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反抗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從某種意義上理解，“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是經世致用思想在“內憂”、“外患”的“千古奇變”情況下的發展。曾國藩早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計求經世致用，並接受林則徐、魏源“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向西方尋找救國之良方，也是順理成章的。

　　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促使曾國藩所產生的民族危機感，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並沒有自覺意識到“碧眼赤珠”、遠道而來的“文明”客人們會對中國局勢造成什麽致命的威脅。因此，他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戰爭結束後的這段時間裏所寫下的家書、日記和信函等，涉及到外國侵略者的字眼，更多地體現了他本能的痛恨和對前線戰敗、官吏指揮失措的種種憂慮。例如，當英國侵略者因林則徐在廣東嚴密設防，入侵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帶寧波、定海、鎮海等地時，他把帶來這種後果的原因首先歸咎於中國敗類之助紂為虐，而並未真正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必然要對弱小民族進行侵略蠶食，以掠奪這些弱小民族的極大財富的侵略本質。他說：“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為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

　　與此同時，他認為中國有外國無與倫比的“綱常名教”有駕馭局勢的“聖明君相”在上，而外國侵略者則是一些尚未開化的“夷狄”。他們的不法行徑雖可“痛恨”，但螳臂怎能擋車？他們必然要以失敗告終。他說，“英夷在江蘇滋擾”，雖曾攻陷鎮江一帶，並威脅到江寧、揚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他批評其弟一聞“英夷滋擾”，便輕信謠言，惶恐不安，乃是無膽無義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