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九節 宗教

　　宗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麵。佛教是由外傳來的宗教，而道教則是中國自己的土壤裏生長起來的民族宗教。這兩種宗教都對中國文化發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響，所以對這兩種宗教的特質和精神的把握就成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前提和基礎。在秦漢與隋唐時代，道教經曆了一個由產生而逐漸走向成熟發展的過程；而佛教則走過了一段由外來文化在中國生根、發芽乃至壯大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部分的路程。

　　一、秦漢時期的宗教

　　道教的形成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它產生於東漢中葉，然而它的醞釀與孕育卻可追溯到更早，其思想淵源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中國古代的傳統巫術。商周時期巫術就很盛行。商代以卜筮斷吉凶，決行動，巫師可以交通鬼神。到了周代，巫術熱潮逐漸衰退，然而在下層社會之中，巫術的力量仍然左右著人們的生活。這種巫術，在後來就為道教所吸收和繼承。

　　二是神仙思想和神仙方術。在先秦古籍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關於仙人、仙境、仙藥的記載。之後，在瀕臨大海的燕、齊一帶，出現了鼓吹長生成仙之術的神仙方士。至戰國末期，齊人鄒衍所創立的陰陽五行學說為方士所利用，從而促進了神仙家方仙道的理論化。這種神仙家的信仰和方士後來為道教所承襲，使神仙方術演變成為道教的修煉方術，神仙方士也逐漸演變為道士。

　　三是黃老思想。戰國以後，黃老之學流行。西漢初統治者提倡以黃老清靜之術治理天下，使黃老之學的影響日益擴大。一些神仙方士就使黃老之學與神仙方術相結合，使宗教色彩日益濃厚。到東漢時，最終形成了尊奉老子為神明的黃老道，黃老道後來又與方仙道合流，成為道教的前身。

　　東漢王朝從和帝劉肇（公元89年即位）開始，處於長期的政治黑暗時期，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輪番地把持朝政，日益腐敗，豪強地主兼並土地，大量農民淪為依附豪強地主的佃農或雇傭，受著極為殘酷的剝削，加之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瘟疫疾病的流行，使社會處於極度的動蕩之中。廣大勞動人民渴望擺脫這種深重的災難，而統治階級也極力企圖擺脫這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時，宗教的產生即成為一種客觀的社會需要。道教就在這種社會與曆史的背景之下而產生了。它的出現，不但迎合了勞動人民希望一種神靈拯救自己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幻想，也滿足了統治階級希望借助神靈的力量來使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和個人延年益壽的需要。

　　早期道教的活動早期道教分為太平道和五鬥米道。關於這二者形成的情況現在已很難詳考。早在西漢成帝時（前32-前7），齊人方士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宣揚仙人赤精子下教太平之道，後被判處死刑。東漢順帝時（公元126-144），琅？人宮崇向朝廷獻其師於吉所得的《太平清領書》，此為我國最早的道教經典，又稱《太平經》（今存殘本基本上保存了這部經典的原貌）。後來張角便以此書為經典，於東漢靈帝時（167-189）創立太平道，以“中黃太一”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自稱“大賢良師”，教徒數十萬，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

　　五鬥米道，亦稱天師道，它與太平道大約同時出現，其教義與太平道相似，創始人沛（今江蘇豐縣）人張陵。順帝時在四川鵠鳴山（今四川大邑縣境內）學道，建立道團，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信》（即《道德經》）為主要經典，自稱出於太上老君的口授而造作道書，並向群眾傳道，受道人均要出五鬥米，故稱五鬥米道。東漢末年，五鬥米道的活動主要在川西北和陝南一帶，張陵死後，其子張衡繼續傳道，張衡死後，其子張魯又繼之。

　　這兩個早期道教的派別，主要是在下層群眾中間流行，都受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中部分反映勞動群眾願望和要求的思想，特別是其樸素的平等觀念和反對地主剝削的思想，深受農民群眾的擁護，為農民起義所利用，太平道於中平元年（184）發動了黃巾起義。五鬥米道亦與黃巾起義相呼應，在漢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統治近三十年。

　　黃巾起義被東漢政府殘酷鎮壓後，太平道歸於解體，漢中政權也於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5）為曹操所滅。

　　佛教東來佛教從何時傳入中國，難以確切指出。西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打開了中西交流的友誼之路，應該說印度佛教在此時就有可能傳播到西域之地。然而，迄今為止我們所了解的佛教傳入的最早記錄是西漢末“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經”。可見當時佛教已通過外國使節之口而傳入中國的知識分子之中。東漢初年，明帝夜夢金人，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於是明帝派遣郎中蔡忄音、博士弟子秦景等，到印度訪求佛法。永平十年（67），從大月氏請到印度僧人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帶回《四十二章經》及釋迦牟尼之像。因歸途中用白馬馱載經像，於是在洛陽城雍門之西建立白馬寺。又有楚王英（光武帝劉秀第六子）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齋戒祭祀，奉獻黃縑白紈，“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男居士）、桑門（即沙門）之盛饌”之說。這說明東漢初年佛教已經傳入，不僅受到王室和上層人士的關注，而且社會上已有居士、沙門的存在。從袁宏的《後漢記》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對佛教的認識：“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其教以修慈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欲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複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煉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有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濟眾生。”這些認識雖然還顯得比較膚淺，還附會了黃老之學的無為觀念，但佛教善惡行為皆有報應的真諦卻被人們所理解了。不僅如此，它還說明，在理論方麵，佛教傳人中國的一開始就與中國文化發生融合，印度佛教中占主流的“無我論”

　　（無靈魂論）被改造成了“神不滅論”（靈魂不滅論），這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一點。

　　漢代佛教的傳播以長安、洛陽為中心，也波及到其他地區，近年來我國南方如浙江、江蘇、安徽、四川、湖北等地發現大量佛教用於裝飾的情況，除了少數崖墓石刻佛像（四川樂山）、畫像磚（四川石舫、浙江紹興）以外，大多為銅鏡、搖錢樹、掛件、瓷器等物的裝飾，這種裝飾佛像明顯受印度秣荼羅藝術影響，尤其是在江、浙一帶，發現釋陶堆塑罐中貼塑佛像的實物不下三十多件，四川、湖北、安徽、湖南發現一些人俑往往出現西域人加白毫相的，亦是受佛教的影響。以上實物的年代均在東漢晚期到三國時期。

　　佛教傳入我國以後，最先受到帝王、貴族的信奉，主要在統治階級內部流傳。桓靈時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睲等先後來到洛陽，翻譯佛經多種，使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東漢時期所流行的佛教，屬於小乘教派，它所宣揚的教義，比中國自有的儒學之天人感應說和道教長生不老說更能迷惑於人，無論是貧苦無靠的勞動人民，或是企求永保富貴尊榮的統治階級均能從中得到慰藉，因而佛教就得以在中國迅速地興盛發展起來。

　　二、隋唐時期的宗教

　　道教的發展隋唐時期，道教的麵貌和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已經脫離了當初的原始狀態，成為有相對完整的經典、教義、戒律、方術儀式和教會組織的成熟宗教，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時道教轉變為官方正統宗教，成為足以同儒釋並立的、國家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唐朝皇帝與道教所尊教主老子同姓李，所以從唐高祖李淵開始，皇室就以教主的後裔自居，積極扶植道教，企圖借助神權來鞏固皇權。李淵規定了釋、儒、道三教次序，以道教為首，儒教次之，佛教被排在了最後。高宗時，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叫人畫老子像頒於天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又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衝虛真人，庚桑子為洞靈真人，以壯大道教的勢力。當時長安、洛陽兩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廟，道觀也建了很多，長安有三十所，全國有一千九百多所，道士一千五百餘人。玄宗時極力崇尚玄學，設立道舉製度，招收生徒專門研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等“真經”，每年按照儒學明經考試的方法對生徒加以考試，規定士庶均須藏《道德經》一本，造成一時研究道書的風氣。道書的造作也日益增多，道教的理論大為發展，著名的道學家如孫思邈、成玄英、王玄覽、司馬承禎、吳筠、李荃、施肩吾等相繼出現。他們或以著述闡釋自己的學說，或以注釋道經發揮自己的思想，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對道教的教理、曆史、修煉方法、醫學、藥物學、養生學以及哲學思想、政治思想、軍事思想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

　　道教的核心內容及表現形式道教所包含的內容十分龐雜，那麽，究竟什麽是道教的核心內容呢？本來，“道”在中國思想史中是一個具有無窮意義的詞匯，各派思想家都使用它。老子把道看做是一個永恒不變的真理，是一個超越時空、永恒存在的東西，是天地萬物的根源。莊子繼承了“道”的哲學，又把人引申發揮了進去，認為隻有與作為終極原則的道合為一體的人，才能領悟到人生的真諦，才是一個自由自在、物我兩忘的真人、神人或仙人。這種老莊哲學道被道教所吸取，並推尊老子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陰陽之主宰、萬神之帝君。但是從後來道教的發展情況來看，其思想內容卻與老、莊越來越不相一致，老莊哲學漸漸成為一種文飾，隻有神仙信仰才是其核心思想。認為在世界上有仙境、有形體長生不死的活神仙，人們可以追求而登仙，這就是道教的核心內容與最顯著的特點。

　　為了長生不死，達到理想的仙境，道教有一係列複雜的諸如道功道術、齋醮科儀等表現形式，但仔細歸納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個方麵的技術：一是修煉道功，包括服食、行氣、房中術、守一、內丹和外丹等內容；二是齋醮、符？等道術，包括占卜、符？、禁咒等內容。

　　雖然生、老、病、死乃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規律，但道教認為可以通過自身的修煉，達到祛病延年、長生不死的目的。所以曆代道教徒都把修煉放在首位，在不同的時期，產生了不少具體化的實踐方法和修煉派別，例如清靜無為派，煉養派，服食派、符？派。這種修煉不僅有它祛病延年、長生不死的獨特目的而且有它自成體係的理論，即以“人與宇宙同一”為核心的理論。道教認為對一切人來說，“氣”是最重要的，人要想與宇宙天地一樣綿綿不絕永恒長存，就應當回到“氣”的最初狀態，而回到“氣”的最初狀態的方法，就是仿效宇宙天地默默無為，虛空寥廓，周流不殆，元氣永存，清心寡欲，並注意不斷吐故納新，保養與補充元氣。至於其他如呼吸、導引、服食、內丹、房中等，無非是要求修煉者不僅要摒除雜念，專心致誌，進入境界，而且要懂得經絡運行次序，知曉醫藥知識，最終做到健康長壽乃至長生不老。從某個方麵來說，道教修煉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生理與心理的保健方法，但長期以來，它卻裹著一層迷信的外衣，與陰陽八卦及外丹術混雜一起，走向了神秘主義。

　　道教有著十分繁縟的齋醮儀式，齋是指整潔身心口、調和心性的儀節，醮則是指上章祈求等一係列具體的祭禱禮儀。由於齋和醮在內容和程序上相互聯結，密不可分，故往往齋醮連稱一起。最常見、最基本的齋醮程序為：設壇、上供、燃燈、燒香、升壇、禮神、存念冥想，高功宣衛靈咒、鳴鼓、發爐、降神、迎駕、奏樂、獻茶、散花、步虛、讚頌、宣詞、複爐、唱禮、祝神、送神等。道教對齋醮的作用十分重視，認為一個有誌於學道的人如果不潛心修習齋戒，就像入寶山空手而歸，白白地在山林中修行而得不到任何益處。

　　道教還從事著許多道術，占卜、符？、咒術即是其中最主要者。道教承襲古老的巫覡之風，以占卜為溝通神意之術。後來又逐漸演變為卜卦、抽簽、測字等等。“符”是道士書寫的一種筆畫彎曲、似字而又非字的圖形，又稱作“神符”“符圖”等。根據道教的說法，符是道士從天神那裏得來的，服符書、佩符圖即可“災害不能傷，魔邪不敢難”。“？”在道教中通常是指記錄有關天官功曹、十方神仙名屬的冊文，稱“法？”或“寶？”。認為？是“太上神真之靈文，九天眾聖之秘言”，掌握了？，就具有了代表天神役使三界官屬的權威。一般情況下？中都有相應的符圖，故符、？並用，統稱“符？”。同時，在壇醮祈禳活動之中，與符？並用的還有禁咒。禁咒，又稱作神咒、神祝，即天神的語言。咒也同符、？相同，具有感召神靈、役使鬼神的作用。生病者念神咒，就可召神為之除疾。在道教中，咒的名目很多，每個符都有相應的咒與之相配，在齋醮儀式之中，各種神咒更是不可缺少的。

　　佛教的普及魏晉南北朝佛教進入飛速發展階段，並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寺院、佛塔、石窟等也林立全國大江南北。隋唐時期，中國恢複統一王朝，佛教則進入鼎盛時期。唐朝皇帝雖然自認是道教教主老子的後裔，積極扶植道教，但並不排斥佛教，而是道、佛二教並重。唐太宗時下令在全國大建寺廟，特別是為從印度求法歸來的玄奘建慈恩寺，修建藏經的佛塔（大雁塔），組織大型譯經場所。高宗時又在首都長安和各州設立官寺，以祈求國泰民安。太宗、高宗還作《大唐三藏聖教序》《序記》，宣揚佛法。武則天則是出於自身統治的需要，將佛教排在道教之上，造大型佛像；由於她利用《大雲經》神化自己奪取政權，又令各州設大雲寺，使寺院經濟得到發展。肅宗、代宗、懿宗等皇帝還親自到扶風法門寺奉迎佛骨，“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杖，公私音樂，沸天濁地，綿亙數十裏”，搞得長安舉城若狂，“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由於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和宣揚，佛教在這時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佛經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大量的翻譯，取得了斐然可觀的成績。朝廷設立譯經館，或指定寺院，或組織譯場，主持和資助譯經活動。唐代在譯經方麵貢獻最大的玄奘，俗姓陳，洛州偃師（今河南偃師）人。他以佛經譯文頗多謬誤，決計西遊，於貞觀三年（629）從長安出發，去天竺求學，貞觀十九年回到長安，帶回佛經六百多部。回國後專事翻譯佛經長達二十多年。玄奘精於漢文、梵文，兼有直譯與意譯之長，共譯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還將西行途中的所見所聞記述下來，撰成《大唐西域記》一書，成為研究中國古代中西交通和中亞以及印度等國曆史的珍貴資料。

　　唐中期以後，由於寺院經濟的過度膨脹，引起了朝廷和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加之藩鎮割據勢力強大，中央財政收減少，敬宗、文宗以來，反佛、滅佛的空氣逐漸濃厚起來。至唐武宗會昌五年（845），終於頒發了毀佛的詔令，當時被毀寺院達四千六百多所，僧尼還俗者達二萬六千五百人，佛教在這時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但是統治者又很快把佛教當做治理和穩定統治的手段，佛教的影響在以後繼續得以普及和擴大。

　　佛教的宗派隋唐時期，隨著佛教教義學的蓬勃發展和寺院經濟的穩定以及嚴格的師徒傳法方式的形成，獨立的佛教各宗派正式出現，有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三階宗等。其中天台、華嚴、淨土和禪宗四宗成為影響最大的中國佛教派別，尤其是禪宗與淨土宗最能為中國人所接受，因而發展最快。

　　天台宗為陳、隋之際的智眣所創，因他常住浙江天台而得名，又因以《妙法蓮華經》為教義的主要依據，故又稱法華宗。華嚴宗為唐代著名僧人法藏所創立，以崇奉《華嚴經》而得名，又因武則天賜號法藏為賢首，又稱賢首宗。天台宗與華嚴宗都擁有大量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是中國佛教各宗派之中理論最為著名的兩個宗派。

　　佛教史上常以“釋迦拈花，迦葉微笑”作為禪宗之始，而禪宗自己推該宗的創始人為南朝梁時來華的南印度僧人菩提達摩（略稱“達摩”或“達磨”）。並說菩提達摩下傳慧可，其下依次傳僧璨、道信，道信傳弘忍，是為五祖，以後弘忍又密傳法衣於惠能，為第六代祖。實際上禪宗的真正創始是所謂的六代祖唐僧惠能。惠能對傳統的禪學進行了變革，佛教史上稱之為“六祖革命”。其中心內容一是提倡“即心即佛”，二是主張“頓悟見性”，三是強調“即世間求解脫”。其“即心即佛”的思想，把生佛諸法歸結於心，從而把傳統的注重對佛陀崇拜的外在宗教變成一種注重自心的內在宗教；其“即世間求解脫”的思想又把佛教進一步世俗化，使得傳統的注重出世的佛教一變而成為強調不離開世間的宗教。惠能的改革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求，使禪宗成為了中國化的佛教。

　　惠能之時，實際上禪宗內部又分成兩個宗派，一是以惠能為代表的南宗，一是以神秀為代表的北宗。神秀與惠能主張頓悟正相反，他強調漸悟，認為應通過長期苦修，掃除一切雜念，然後才能才能漸悟成佛。所以北宗在一度興盛之後，大概終因修行方法不夠簡約，影響逐漸削弱，而南宗的佛在內心，不必外求，不用辛苦修行，隻要靜心省悟，便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簡單易行的修行方式，為廣大人民所接受，因而越來越盛，以後不但壓倒了北宗，還壟斷了佛壇，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

　　淨土宗由唐代僧人善守所創立，宗奉佛教經典的“三經一論”，即《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和《往生論》。在所有的佛教宗派中，淨土宗的理論最為簡單，以修持者念佛行業為內因，以彌陀的願力為外緣，內外相應，往生極樂淨土。強調不一定要通達佛經，也不一定要靜坐專修，隻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概括八萬四千法門，進入淨土。因為該宗簡單易行，傳播很快，以至於彌勒淨土信仰在民間廣為流傳。唐代以後，乃至北宋時期，中國佛教實際上成為提倡簡約的禪淨二宗的天下。而禪淨二宗之間又日趨融匯，結果，“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的禪淨雙修道路，成為之後佛教各宗派共同追求的境界。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7世紀初，由於唐王朝的開放政策，對外來宗教采取寬宏大量的兼容並包的態度，使基督教徒在中國有了傳教活動。明朝天啟五年（1625），在今天西安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更加證實了這一點。從這塊碑的記錄可知，唐貞觀九年（635），一位名叫阿羅本的敘利亞傳教士到達長安，開始傳播基督教義。阿羅本屬於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

　　碑上敘述了阿羅本把景教介紹到長安後，受到自唐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一百五十年間優待的經過。貞觀十二年（638），唐太宗下令該教準許傳播，並由政府出資在長安義寧坊建築了一座大秦寺，安置景教僧人二十一人。太宗之後，唐高宗對景教的發展給予很大的幫助。除了首都長安以外，“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維護了阿羅本為景教大總管的宗教地位。武則天時，景教受到壓製，之後至唐玄宗時，景教又得以發展，毀壞的寺院得到修複，還將已去世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個皇帝的畫像安置在景教寺中，玄宗還召集從大秦國新派來的傳教士佶和與羅含、普論等十七人一同到興慶宮“修功德”（即做禮拜）。

　　這通記載了景教在唐代流行的碑，是在德宗建中二年（781）建立的，它明確地記錄了唐朝六代皇帝對景教的態度和扶植情況，是我們今天了解基督教在我國早期流行情況的最好資料。

　　其他外來宗教在唐代，隨著對外關係的發展，許多外國宗教在中國都有一定程度的流傳。其中有從波斯傳來的瞝教和摩尼教，還有從阿拉伯傳來的伊斯蘭教。

　　瞝教又名拜火教，曾經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國教，大約西晉末時首先在居於國內的粟特人聚落內流行。中原政府設有薩寶府，是專門管理粟特人聚落與瞝教的機構。2002年西安北郊發現了北周同州薩保安伽墓，墓室中圍屏石榻上的圖像即展現了瞝教的宏大畫麵。當時在長安、洛陽、武威、敦煌等地都設有瞝祠。20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西郊發現過一方唐代瞝教徒蘇諒之妻馬氏墓誌，該墓誌用中古波斯的婆羅缽文與漢文合刻。由墓誌得知，墓主蘇諒妻馬氏，夫婦二人都是瞝教徒，並且都是波斯人。可知該教在中國時既不傳教也不翻經，教徒也隻有胡人而無唐人。

　　唐延載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誕攜帶摩尼教經典《二宗經》來朝，這大約就是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始。以後，回紇助唐平定安史之亂之時，曾從洛陽攜帶四個摩尼教師回國。摩尼教又傳到了回紇地區，並成為回紇的國教。大曆三年（768），唐代宗準許回紇在長安建立摩尼教寺，賜額“大雲光明寺”。公元771年，回紇又請於荊、揚、洪、越等州建立大雲光明寺，說明摩尼教在南方地區也有所流行。

　　唐朝作為當時世界著名的大帝國，與當時的波斯和阿拉伯有密切的商業貿易往來。從唐朝永徽二年（651）開始，大食即開始遣使朝貢，當時來華的商人中必定有不少為伊斯蘭教徒，所以，推測伊斯蘭教在唐代初年已傳入中國大概不會有太大問題。當時，唐王朝與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分別沿“絲綢之路”和“香料之路”而行。伊斯蘭教也大體沿此兩條路線而傳入。當時在長安、揚州、廣州等地，居住著不少大食來的商人，他們被稱作蕃客或蕃商，聚集的地區被稱作蕃坊、蕃巷等。唐朝政府指令蕃坊中的穆斯林推選有德望者擔任“都蕃長”，從而在蕃坊之內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社會組織，由都蕃長來管理伊斯蘭教的日常活動，從而伊斯蘭教也僅在這些“蕃區”之內流行。與佛教、道教和其他外來宗教積極傳播自己的教義不同的是，伊期蘭教進入中國以後，始終是僅僅隻在僑居中國的少數民族穆斯林中存在與流行，他們始終保持著“民族性宗教”的特點，其經義訓戒的講解也隻以阿拉伯文進行。所以，伊斯蘭教在唐代並未引起朝廷與社會太多的重視，其影響也受到很大的限製。

　　§§第六章 時代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