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一節 文字

　　漢字是人類所用最大母語——漢語以及漢語思維的載體，是世界最古老，並且至今仍行用的文字之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在周、秦、漢、唐，漢字經曆了多次整理、演變，並且有重要的文字理論著述遺世。

　　一、西周文字

　　漢字在西周前的發展早期漢字的構造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圖畫之法，包括具象的或抽象的（一般稱作“象形”的）；符號係統，包括刻畫在陶、石、骨、角等材料之上，也包括結繩、刻契、八卦蓍卜等手法；圖騰或某些宗法圖像。從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期多處遺址直到相當夏代的若幹遺址之中，已出土了多例刻陶、刻石、刻首角的資料。

　　殷商時代，是漢字史上第一個明麗的篇章。商代中期，便有了一批青銅銘文——金文麵世，還見到零星的甲骨刻辭。商代晚期，更有河南安陽殷墟十數萬片甲骨刻辭出土，一些較長的金文，書寫於陶器、甲骨、玉石之上的朱墨文字，刻於陶器、玉石之上的文字亦接踵得見。就文體而言，有貞卜文字、記事文字、記數文字等等；就文字的表現方法及文字的載體來看，有金文、甲骨文、書寫文字、刻畫文字（陶、玉石）等等；就文字字數而論，已出土單字達五千左右，已釋出者約一千左右。

　　商人有典有冊，因此殷商時代最大量的文字表現應存於竹木簡之上，惜乎有關材質保留之不易，因此今人研究殷商時期漢字，反倒要借重於當時主要用於貞卜的一種專門文字。即便如此，商代漢字資料亦比諸夏代及之前要豐富不知多少倍了。當時漢字的構造原則已確立，漢字已有規範化的實踐。這表明殷商漢字發展已脫離了初創時期，而逐漸地趨向成熟。其對西周乃至以後的漢字均有巨大的影響。

　　西周文字的載體西周文字純然為漢字，包括少量族徽符號與爻卦符號，它們直接相承於殷商文字。

　　現已發現的西周文字主要鑄（少量刻）於青銅器上，即所謂西周的金文，近年又發現了一批西周時代的甲骨刻辭，此外還有少量的陶文、玉石刻文、書寫文字遺世。

　　西周金文比之於最長隻有四五十字的商代金文，篇幅已大為增加，從西周早期開始，逾百字的金文作品即屢見不鮮，宣王時期的《毛公鼎》更是以五百字的皇皇巨製，足抵得上一篇《尚書》文字了。西周甲骨文內容與殷商甲骨文相比有同有異，但遠不及殷商時期豐富；雖然亦有較高的文獻價值，但亦遠不及同時代的金文記載。西周陶文、玉石刻文、朱墨書寫文字，畢竟數量過少，還不能作係統的與文字學相關的研究。

　　西周文字的載體呈現出比較豐富的麵貌，文字載體的區別，造成了有關工具、有關刊寫方法，以至於有關表現的種種差異，而這種差異，竟對於漢字的演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西周時期文字的演進西周早期大部分金文作品直至西周中期一部分金文作品，其文字表現仍繼承著殷商時期“早期金文”所代表的風格：總貌肅穆，筆道靈動；形聲字主從符鮮明，非形聲字單體突出；在直筆、轉折、曲筆、波？、點頓之處往往表現了強烈的筆意；對字的個體而言，大小、正斜、簡繁以及字形輪廓表現多樣化；大都表達了個性化的品質。作為這一種風貌的代表性作品有：武王時期的《利簋》《天亡簋》，成王時期的《何尊》，康王時期的《大盂鼎》，穆王時期的《盢簋》等等。

　　從西周中期至晚期的大部分金文作品，出現了西周金文完全不同於殷商時期的獨有麵目，這可借用“監文”這一名稱，可視為“大篆”的典型代表。“監文”的單字修長穩重，字畫圓潤勻稱，形聲字的主從符的差別更大，字跡較少出現歪斜靈動，字畫、點觸的得之於書寫的提按、撇捺、波？、鋒芒等逐漸消失，直至出現了字體端正，字畫無波，渾圓亭勻，字端平齊如圓箸的所謂的“玉箸體”。西周典型金文的形成，其極致以“玉箸體”為代表，實際是在鑄銅砂型模範之上，熟練的刀工對所寫手稿的改造。近年出土的西周晚期《晉侯蘇鍾》銘文，因為是刻銘，體現了與西周晚期金文差異很大的麵貌。一般來說，西周中晚期金文麵目的共性大於個性，其代表作有：穆王時作《長盤盦》，恭王時的《牆盤》《永盂》，孝王時的《大克鼎》，厲王時的《盧簋》《盧鍾》，宣王時的《毛公鼎》《吳虎鼎》《虢季子白盤》，等等。當然，除了總的、共性占主導的麵目外，也有一些金文作品表現了綺麗的個性色彩，如《睻曹鼎》《盨伯簋》《此簋》《散氏盤》等等。

　　西周時期，出現了一部分陶文，並見極少量璽印文字的孑遺，由於這些資料過於貧乏，因此尚不能對之作出更多的討論，一般地看來，它們的基本風格與同時期的金文有相契合之處。

　　西周文字小結漢字在殷商時代已發展得相當成熟，而到了西周時代，更多地拋棄了一些原始的瞁遺，表現了更為成熟的麵目。有關文獻曾記載西周宣王時太史監曾對漢字進行過整理，有的研究者曾指認《睼鼎》中的“史留”即為史監，由他的工作造成了“監文”。從現在可見的金文等資料分析，至遲從西周中期，已開始了對漢字規範化的整理，據不完全統計，西周金文單字數量在三千餘個，少於殷商甲骨文的單字數，但因為經過整理，造字更為合理，且使用頻率較高，現可讀出約兩千個左右，又多於已識的殷商甲骨文，這正說明了漢字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的肯定。

　　西周文字的載體多樣化，由此規定了漢字表現的多樣化，這為漢字的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西周文字總體上仍處於漢字“古文字係統”的發展之中，由於有“監文”為代表的規範化大篆文字的出現，也為小篆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東周文字

　　春秋時代文字春秋時代漢字的發展，基本上承繼著西周晚期的風格。當時各霸主所影響的區域內，青銅鑄造各呈特色，附麗於上的金文亦逐漸各呈差異，表現了各自的地域性特色，這是漢字有史以來第一次因政權之異而顯出字法上的一些區別。春秋金文的內容比之西周趨於簡單，除了各國諸侯作器之外，貴族大夫所作銅器與金文也大量出現，這更促使了金文表現上的個性化分離。齊國春秋早期的部分金文與西周晚期金文相近，到了春秋中期，一些金文字畫變得細長綿軟，字體相應拉長，有的隨活多變，出現多樣化的趨向。這一係代表性的作品有《國差瞂》《齊瞃氏鍾》《瞆？》，等等。

　　晉國金文在春秋早期即出現了疏渙的趨向，少量文字出現了追摹書稿的筆意，章法活潑轉動有致。春秋中晚期金文風格變化多端，有的字體秀麗而修長，在字端與字畫中部有意摹仿出筆觸的鋒芒與彈性；有的字體扁圓隨意，字畫留有鑿刊痕跡。這一係代表性的作品有《欒書缶》《趙孟介壺》《智君子鑒》《盩鍾》，等等。

　　楚國金文在春秋早期較多地繼承了“玉箸體”的傳統，到了春秋中期之後，楚金文出現了多樣化的發展趨向：有的字畫多曲折，字體修長婀娜多姿，字跡大小參差；有的字畫細軟盤曲如絲，章法靈動。這一係代表性的作品有《王子申盞盂》《王孫遺者鍾》《楚屈子赤角簋》，等等。

　　吳越兩國可確認為春秋早期的金文不多，主要為春秋中晚期的作品。吳金文麵貌多樣，刻銘較多，字體修長，字畫勻稱，秀麗洵美，有的精嚴剛勁。越國金文常盤曲引帶，不避繁密。吳、越兩國都有“鳥蟲書”作品，這是一種強烈美術字化，在字的點畫部位大量增作鳥、魚、蟲等裝飾的做法。這一係代表性的作品有《者減鍾》《吳王光鑒》《吳王光劍》《吳王夫差劍》《吳王孫無壬鼎》《王子於戈》《越王勾踐劍》《越王劍》，等等。

　　秦金文對西周的繼承與向戰國秦、統一秦朝的文字發展，脈絡十分清楚，故放在秦文字一段中集中敘述。

　　與殷商、西周時期不同，在春秋時代晚期，以《侯馬盟書》《溫縣盟書》的發現為契機，我們看到了當時人們毛筆書法的長篇巨製。這批數以千計的晉國遺物，以或朱或墨的毛筆書寫，在玉石片上記錄了宗盟、委質、納室、詛咒、卜筮等珍貴內容。從文字的角度看，它們與當時當地的金文風格不類，大致可分作三種麵貌：有的非常嚴整，一絲不苟，字體結構內斂；有的比較纖細，謹慎拘泥；有的字形灑脫而開張。

　　春秋時代尚有少量陶文、貨幣文字、甚至璽印文字遺世，但由於數量太少且缺乏研究，對春秋文字研究的重點目前仍隻能置於各國金文，至多延及盟書文字。從總體上看，春秋金文仍處於“古文字係統”的“監文”範疇，但少量的“鳥蟲書”顯然屬於別出旁枝。春秋晚期的盟書，使我們得見當時晉國的書寫風貌，它們仍屬於“古文字係統”，但已出現一些新的因素，一是類似後來“草篆”的風格，一是某些筆畫出現了最早的“隸意”，這都是在漢字發展史上很有意義的新因素。

　　戰國時代的文字漢字發展到戰國時期，由於列國分裂割據的進一步加劇，文字呈現出“群鶯亂飛”的大分裂局麵。戰國時期又是漢字載體極為豐富的時期，有書法、簡牘、帛書、漆書、金文、陶文、璽印、貨幣、石刻文字，等等，材料的多樣性已超過以往時代。下麵，分地域予以簡介：

　　齊魯地區。璽印文字包括部分陶文，字的寫法雄渾，大小參差，常以具體的隨意烘托出整體的嚴整。金文包括貨幣文字，字的寫法由嚴整穩重而轉入率意，間架由偏長方向梯形、偏扁過渡。字形輪廓多樣化。

　　燕國文字。璽印文字包括陶文、部分金文、貨幣文字，字法內正外圓，偏旁符號相差較大，字體呈現拙態，直筆畫較多。

　　三晉地區包括韓、趙、魏國及兩周附近。璽印文字字法最精，結構多簡略，合文較多，偏旁位置隨活。金文由嚴整轉而極荒率，大小不一，簡繁任意。陶文包括部分貨幣文，刻畫大膽肯定，合體、繁簡多變。

　　楚地文字，包括曾國文字。金文早期嚴謹，字畫柔曲，字體修長；中晚期轉向極為荒率，字體變得扁圓，字畫多弧彎。在金文中得見“草篆”。璽印文字包括“盪盫”貨幣文字，麵貌似疏而實謹，敦樸大方。楚係書法文字見於大量簡牘、帛書以及漆書上，早期字畫柔曲，字體修長，接著變為字體以偏扁為主，字畫見鋒，常見波？，字體勻稱，表現了由“古文字係統”向“今文字係統”的過渡，即一批“古隸”的出現，楚文字偏旁多變，繁簡不定，異構較多，但辨識難度不是很大。

　　自春秋晚期出現的“鳥蟲書”仍在南方國家發展，北方國家也有少量出現。

　　秦文字風貌獨具，傳統不移，將放在下一段中作為一個討論。

　　東周文字理論的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漢字最早的理論研究著述。盡管這些著述並不係統，有些表達亦不科學，但畢竟開啟了漢字學研究的門扉。

　　關於漢字結構，有《左傳》“夫文，止戈為武”（宣公十二年），“故文，反正為乏”（宣公十五年），“於文，皿蟲為蠱”（昭公元年）等討論。有《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的討論。

　　關於漢字起源，有《易經·係辭下》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的說法，有《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記載的“倉頡造字”說。

　　關於文字的教育，有《周禮·地官·保氏》所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雲雲。“六書”與漢字理論是一種什麽具體關係在《周禮》並未闡釋，但到了後來便成為班固、鄭眾、許慎之輩深入研究的重要依托了。

　　東周文字小結東周時期在漢字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給人以許多啟迪的時期。

　　漢字載體在東周時期已表達得十分充分，幾乎漢字可采用的載體都已出現，與之相適應，漢字的幾乎所有創製方法也都留下了印記。就東周時期文字的總體麵目而言，大部分仍屬於“古文字係統”，屬於這個係統中大篆——監文、古文的範疇，在秦國文字中，已出現了“古文字係統”最成熟的代表——小篆。在春秋晚期的書寫文字——侯馬、溫縣盟書上，可以見到最初的“隸意”，而以楚、秦的書寫文字——簡牘、帛書文字為代表，已見到“今文字係統”的開端“古隸”。

　　三、秦文字

　　統一前秦文字發展從文字的發展來看，長期以來，秦一直繼承著西周文字的傳統，直至發展為“秦小篆”。所以，在相當於春秋、戰國時代列國文字的表現中，秦文字麵目質樸獨特，成為淵源有自、脈絡清楚、首尾瞻顧的一係。許多研究者徑直稱之為“秦係文字”或“周秦文字”，以將之與東周其他地域的文字作以區別。由此可知，秦文字——以金文、石刻文字（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石鼓文等）為主，直接繼承了“監文”的傳統，接著向“小篆”演進，在金文及簡牘文字上，還見到了明顯的“隸化”現象。

　　大統一之前，秦文字的表現即呈多樣化。如金文，有《不簋》《秦公簋》《秦公鍾？》等，它們繼承“監文”的麵目很清楚，而大量的兵器刻銘、《商鞅量》等金文，則在字跡上顯示的篆隸之間的麵目。如石刻文字，有秦公大墓石磬刻銘、《石鼓文》《詛楚文》（原件已亡佚，但翻刻者依據戰國秦物當無疑），這些石刻文字由於刊製載體及方法的區別，字畫等表現上與金文有所不同，但總體風格，字的間架結構還是與當時秦金文頗多相近的。如簡牘文字，有雲夢睡虎地秦簡、雲夢若幹地點出土秦簡、青川木牘、放馬灘秦簡，等等，出土文字數量特別巨大，這些簡牘文字中，除了一些兼有篆、隸風格而外，大部分皆呈隸書麵目。如璽印、封泥文字，東周、秦璽印傳世與出土有一些，近年又發現了大批的秦封泥——其間有部分當屬於統一之前的秦遺物，因為印璽、封泥常用於嚴正的場合，所以大部分未見隸化的現象，文字風格比較傳統守舊，隻有極少數如私印上，出現了隸化的現象；囿於印麵大小的限製，因此文字的筆畫有所方折改作，與“監文”或“小篆”有些差別，被專門命名為秦“摹印篆”。如陶文，秦以前秦陶文中有些為璽印抑印的結果，還有一些為刻畫的產物，有陶泥燒成之前刻畫出和燒成之後刻畫出的區別，其間最著名的例子為收藏於陝西師範大學的《宗邑瓦書》，這是戰國時期現知最長篇的陶文，這部作品的字體仍屬篆體，但有些筆畫已有隸化的趨向，其他字數較少的秦刻畫陶文資料出土較多，其間隸化現象比較醒目。統一之前秦貨幣文字品種比較單調，早期的布幣風格與三晉貨幣文相近，“半兩”的風格有的篆意較鮮明，有的風格在篆隸之間。

　　東周時期，是秦係文字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有兩個重要的因素，對整個漢字發展史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是大篆向小篆的演化；其次是“秦隸”的確立。

　　在春秋而至戰國漢字表現全麵的“大分裂”的局麵中，幸而有“秦係文字”的遺世，使得漢字自商周以來，固有的傳統與做法不曾中斷，漢字演進的線索看得比較清楚，作為科學地分析漢字也才沒有遇到更大的困難。

　　秦統一與漢字發展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戰國秦與短短的秦王朝，在漢字發展史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對於秦政治的重要方麵，是“書同文字”口號的提出與貫徹施行。以後來兩千多年中國曆史的發展而言，這一罕見的由最高統治者製定並推行的有關文字的政策，確實產生了長遠的、積極的影響。

　　秦之“書同文字”政策，有其客觀社會需要，六國文字相異的狀況，將成為秦政治統一，政令頒布、度量衡一致的最大障礙之一。所以“書同文字”幾乎成為衝決這些障礙的有力手段，秦文字理論存世不多，但精悍、簡潔而鮮明。早在統一之前，秦丞相李斯即受命以秦“小篆”為標準整理文字；在統一前後，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瞈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作為標準字書，雖傳說“皆取史監大篆，或頗省改”，但這三種字書的原跡久已亡佚，我們不能夠遽斷之為“小篆”字書。有關史籍上還記載了秦吏程邈創製隸書，實則隸書早在戰國秦、楚之地廣泛出現，小吏程邈應當是積極的整理者。還是漢人的敘述可能比較接近於秦的實際，即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盬書，八曰隸書”。即在秦“書同文字”的過程中，實際存在著“八體”，存在著文字形體的總結和統一。

　　秦時整齊文字所采取的具體措施主要有四種：1.固定各種偏旁符號的形體，為統一漢字字形奠定良好的基礎；2.確定每種形旁在字體中的位置，對漢字的定形與規範起了重要作用；3.每字的形旁固定，彼此不再代用，保證了同字必須同形；4.統一每字的書寫筆數，對鞏固漢字字形，判斷正誤，起到重要作用。這樣，使得早期漢字擺脫了不規範的狀態，使漢字形體走向定形。

　　秦文字的藝術表現完全基於素樸實用的氣質，完全擯棄了六國文字中常見的附飾華滋的做法。從現存的一些處於嚴正場合或用途的如碑版、璽印、瓦當等文字看。秦人在篆體的基礎上更加圓潤隨活。

　　秦文字在多方麵給予漢字的發展以積極的影響與深刻的啟發，從漢代以來，研究者就把秦文字作為漢字史研究的重點之一，然而至今人們仍能夠在秦文字的研究中尋得全新的“切入點”。

　　四、兩漢文字

　　兩漢文字的發展“兩漢時代”實際包括西漢、新朝、東漢三朝，漢字在這三朝的發展，既有一以貫之的傳統，也有各異的風致。

　　漢代書寫資料空前地增加，竹簡、木牘、帛書，出土於全國許多地區，尤甘肅、湖南、湖北、山東、安徽、江蘇為集中。這其中，除少量的銘旌、盭信類文字仍用“古文字係統”的篆體外，大部分已采用了“今文字係統”的隸書。在西漢時期，已經有相當多的作品完成了由“古隸”即主要以“秦隸”為代表的麵目向“今隸”的轉化，在西漢晚期與東漢時代，終於達到了隸書的最高階段，即所謂的“八分書”。

　　漢代石刻文字資料眾多，在西漢、新朝，相當部分的石刻文字堅持著自己的特色，在表達中體現著刀鑿對書意的改造。此時有些刻石作品仍用“古文字係統”的篆法，而有一些則非篆非隸或隸意較強。東漢時期，“碑碣雲起”，加之書法中個性化的創作增加，於是在石刻中出現了對書法的完全的摹寫，這是石刻文字放棄自己的特質，全麵向書法靠攏之開始。由此，東漢時一些書法作品，得以傳世。東漢時期除卻碑額以及少量的碑銘外，絕大多數皆以隸書入碑，且在碑名間忠實地反映了各種書寫流派的麵目。

　　漢代金文資料為數不少，但麵目比較單調，長篇金文卻較少。在漢初仍有一些金文以“古文字係統”與小篆相近的麵目表現，而在西漢時大多金文已出現隸體風格，但與書法意趣相去較遠。東漢金文作品不多，盆、洗等器皿上出現了凸起的、非篆非隸的一種裝飾性文字。西漢貨幣文字基本上沿襲“古文字係統”的篆法，新朝貨幣種類多且文字精良，東漢貨幣文字未繼承新朝而是直接上承西漢的做法。

　　漢代璽印、封泥資料眾多，西漢初葉有部分璽印沿襲了秦“摹印篆”的傳統，而從西漢早期開始，出現了由“摹印篆”參以明顯的隸意而製印的“繆篆”，它字畫方折、填滿印麵，偏旁字符更趨近“今文字係統”。但由印章的應用性質以及印麵創製的要求，印章文字總體上仍屬於“古文字係統”。在私印中，又出現了裝飾性很強的“鳥蟲篆”。新朝的印文仍用“繆篆”，但字體修長，字畫柔曲，有意呈現出“複古”的意味。東漢時期印章文字繼承著西漢的傳統，但在東漢後期出現了簡章、隨意甚至乖戾的文字做法。兩漢時期有極少量隸體印章。

　　兩漢時期陶文的資料較多，一部分為印章抑印而成，呈“古文字係統”的麵目，另一部分為刻畫而成，常呈現明顯的隸意。兩漢時期瓦、磚文字較多，並表現了特異的麵目。兩漢的瓦當文字，大多繼承了秦瓦當文字的傳統，而又有長足的發展，它們大多以“古文字係統”的篆法入瓦當，字隨圓形或半圓形瓦當，精心安排、修短曲直、千變萬化，成為古代漢字藝術的精品所在，亦有少量瓦當文字用隸書，東漢晚期之後，瓦當文字藝術衰落，因此兩漢（包括新朝）時期是中國瓦當藝術的巔峰所在。從西漢中晚期開始，磚文發展起來，其中少量為平麵磚文，上麵少量為“古文字係統”的篆法表現，大多是非篆非隸的文字，也有一些為隸體文字。

　　兩漢文字理論的研究兩漢時期，有關漢字理論的研究從多側麵掀起了高潮。

　　西漢時期，史遊撰《急就篇》，為當時一種童蒙識字課本。大致相類的書還有揚雄續《倉頡篇》而撰的《訓纂編》，東漢賈魴所撰《滂喜篇》，直至蔡邕書刻《熹平石經》成標準書體之範本。西漢時期，張敞考釋讀出出土的西周金文，不僅成為史載最早釋讀金文的人，而且亦說明西漢時期，已確立了“今文字係統”普遍行用的地位，而“古文字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篆監文，除少數專家而外，已經很少有人認識了。

　　兩漢時期出現了一批詞書，它們性質不一，有涉及訓詁、方言、俗字、等等，較為重要的有：《爾雅》，揚雄所撰《盰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劉熙所撰《釋名》，相傳服虔所撰《通俗文》，杜林所撰《倉頡故》，等等。

　　西漢時為文字的研究在宣帝時、平帝時兩次召集大會，令正讀古字，令說文字。在劉向《別錄》、劉韻《七略》中，首次將周秦以來的字書及“六書”之學稱為“小學”，而“小學”一詞錄於班固《漢書·藝文誌》中。經過張敞、瞈禮、揚雄、杜林、賈逵等一批古文經學家的努力，“小學”得以創立。許慎所著《說文解字》十四卷又敘一卷，成為漢字學史上第一部係統分析字形、解釋字義的字書。他總結“六書”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首創了部首編排法，解說文字時先義後形，再及讀音。這部書對後世的漢字研究、字書與詞書的編撰，產生了不朽的重大影響。

　　兩漢文字小結兩漢時代，“今文字係統”在書寫在範疇內已占有統治地位，而“古文字係統”的一些表現，仍在如碑額、瓦當、璽印、幡信、貨幣、部分金文中存在，反映了應用文字的一些區別。

　　裘錫圭先生認為，在漢字形體演變的過程裏，由篆文變為隸書，是最重要的一次變革。隸書對篆文字形的改造，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1.解散篆體，改曲為直。隸書不再顧及象形的原則，把古文字係統的“隨體詰詘”的線條分解或改變成平直的筆畫，這是隸書改造篆文最重要的方法。2.省並。隸書往往把篆文的兩筆並為一筆，或是把兩個以上的偏旁或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並起來，改成較簡單的筆畫結構。3.省略。隸書有時直截了當地省去篆文字形的一部分。4.偏旁變形。篆文裏一個字用作偏旁時的寫法，通常跟獨立成字時沒有明顯區別，在隸書裏，獨立成字和用作偏旁的寫法明顯不同的情況，就時常可以看到了。同一偏旁在不同的文字中可以化分成很多種不同寫法。5.偏旁混同（通）。隸書為術簡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筆畫較多的偏旁，改成形狀相近，筆畫較少，又比較常見的偏旁。省並、省略和偏旁變形，也會造成偏旁混同（通）的現象。理解了上述五點，方能理解“今文字係統”的性質，理解漢代漢字的發展，理解此時由隸書逐漸向楷書（真書）的過渡。

　　漢代是漢字藝術的個性化的創作湧現的時期，簡牘、帛書自然是不知名書家的風格遺存，而一通通漢碑更是相對獨立書家麵目的保存。這種藝術創製的特色，明顯地要強烈於漢以前各個時代，是部分漢字作品走向純藝術的開始。

　　漢代是文字學及相關理論獲得質的飛躍的時代，漢儒特別是古文經學家們的工作，以《說文解字》為其最傑出的代表，在漢字學史上留下了一座豐碑，成為千餘年來，直至將來漢字學以及漢字史研究的重要基石。

　　五、隋唐文字

　　隋唐文字資料楷書是將隸書進一步整理而成的漢字。“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它一則更利於書寫，改變造成滯礙的某些筆畫，變字形偏扁而略長方；二則進一步規範偏旁和每字筆畫數；這樣使得楷書比之於隸書更趨成熟。楷書最早出現於東漢，後經魏晉南北朝的鞏固和發展。在隋唐達到其最高階段。

　　隋唐時期文字的載體有：書寫文字、碑誌文字、陶文、少量的金文與璽印文字，以及新出現的雕版印刷文字。書寫文字中除了缺乏個性的寫經文字外，有不少成為傳世書法精品；隋唐陶文為工匠或刻或印，表達明白；不多的璽印文字仍用“古文字係統”入印；雕版印刷是一種缺乏藝術個性的、更加嚴正工具化的文字。此外，隋唐時期大量書寫文字作品，豐碑墓誌文字，都成為中國漢字藝術史——首先是書法史中的寶藏巨跡，隋唐時期湧現了一大批自帝王重臣到文人平民傑出書家。

　　在隋唐時期，隻有少數作者如李陽冰作篆書，少數作者如李隆基作隸書。而且，隋唐時代存世不多的一些篆、隸作品，其成就亦不甚高明。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以楷書為主的格局已最終形成，在此氣候下，行書、行草、大草、狂草也取得很大成就，這些大多也是藝術範疇內研究對象了。

　　隋唐文字理論的研究隋唐時期是漢字理論研究與撰述的又一個高潮時期。

　　唐代，在陝西發現秦石鼓文，引起文字學界的重視；唐代的主要字書有顏元孫所撰《幹祿字書》、唐顏師古所撰《顏氏字樣》《群書新定字樣》等；隋唐時期字典性質的著作有：王劭所撰《俗語難字》，林罕所撰《字原偏旁小說》，顏師古所撰《匡謬正俗》，武則天所撰《字海》，唐時還出現了李陽冰擅改《說文解字》的作為，其中錯誤直到五代時才有所匡正；隋唐時屬於文字訓詁尤其是音韻學的著述較多，成為一大特點，主要有陸法言所撰《切韻》，唐元度所撰《九經字樣》，王仁煦所撰《刊謬補缺切韻》，孫瞉所撰《唐韻》，陸德明所撰《經典釋文》，釋玄應所撰《一切經音義》（《玄應音義》），唐玄宗所撰《開元文字音義》，張參所撰《五經文字》，釋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慧琳音義》），等等。

　　隋唐文字小結—兼述漢字在運動中的發展隋唐時期，由於漢字發展到了最高階段，即“今文字係統”的楷書階段，才有可能讓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放手於漢字的藝術的創製。所謂“楷書”，前麵已談到，有“楷模、法式”之意，那麽，楷書主要對隸書有哪些改進呢？首先，從筆畫上看，它橫有覆式，不再強調波？，出鋒順暢自然；豎垂略粗於橫筆，顯得更為莊重；點均作頓，改變以往混同短橫、撇、捺的做法；撇捺自然開張，不再有滯折筆畫。其次，偏旁已固定，改變隸書中某些偏旁取形與位置還不夠穩定，有所變動的狀況。第三，字形正方或稍長，改變隸書偏扁的結構。顯然，楷化的結果更利於工具性漢字的行用，除了廣大的書寫與碑誌場合外，工具性的極致就是印刷術對這種字體的選擇；同時，楷化的結果將使漢字的藝術創造提到全新的境界，其後的行書、草書，以及其他美術字體的創製，莫不是以楷書為出發點了。

　　從漢字的起源到隋唐文字，其間經曆了很大的時間跨度，漢字留下了明晰的演進軌跡。漢字，是中華民族對於人類文明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但它並非一成不變的事物，而是在運動中前進發展。漢字發展的內在動因是其結構、字形的不斷調整：由出自圖畫或象形的線條化做法不斷向服務於疾速書寫表示意音的筆畫式做法改進；由構字中偏旁的隨意性向不斷調整為規範性改進；由字形的不拘大小或不利書寫向整齊劃一利於書寫改進。漢字發展的外部條件即是豐富多彩的中華社會生活，以及掌握中華文化人群的不斷擴大，使得漢字由少數人使用的工具不斷向大眾的、全民的使用工具轉化，“今文字係統”的開端，所謂“隸書”就含有起自社會下層之意，正說明了這個道理。漢字誕生之後，一直在社會運動間發展而未有止息。而恰在周秦漢唐，留下了漢字發展運動的鮮明印記。早期漢字的整理相對於西周，漢字發展中產生的重大分歧相對於東周，“古文字係統”的總結與隸書的統一相對於秦，全麵鞏固“古文字係統”成就相對於兩漢，全麵實現“今文字係統”即漢字的最高、最成熟階段——楷字相對於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