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二節 文學

　　周秦漢唐文學是我國文學史上全麵奠基並步入輝煌的發展階段。詩歌體裁多樣，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體俱備。產生了《詩經》《離騷》《蜀道難》《三吏》《三別》《長恨歌》等詩集與名篇，出現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詩壇巨擘，把中國古代詩歌推上了光輝的頂峰。散文作品自《尚書》肇其端，到先秦諸子百家散文，已是百花爭妍。經《史記》《漢書》到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形成散文空前繁榮局麵。同時，唐代的民間說唱文學、傳奇等又為文學園地增色，對後世文學產生巨大影響。

　　一、周秦文學

　　詩經《詩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詩作。《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周頌》產生時間最早，為西周初年的詩；《大雅》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西周初年的；《小雅》與《國風》中的大部分是西周末、東周初的詩作；《商頌》和《魯頌》是東遷後的作品。《詩經》三百篇從內容上分析，當來自廣大的區域，涉及現今的陝、晉、魯、豫、鄂等省。如此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詩集是通過有組織的“采詩”活動，采集後整理、編輯出來的。擔任這一工作的可能是周王朝的史官或樂師。從西周青銅器牆盤等銘文來看，凡是史官所作銅器，文辭典雅，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由他們來修改、刪定《詩經》是比較合適的。

　　《詩經》內涵十分豐富，從不同角度再現了兩千五百多年前各種社會生活畫麵。《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是史詩性質的作品，生動地描繪了周民族的成長曆程。

　　貴族的諷喻詩在《詩經》中占有一定分量。在《大雅》和《小雅》中，共有二十二首這樣的詩。主要反映了西周厲王、幽王和東周初年尖銳的社會矛盾。由於君王無道，橫征暴斂，不但平民難以忍受，下層貴族和官吏也“每食不飽”，不堪剝削。

　　《詩經》中的民歌是最有價值的作品，主要保存在《國風》和《小雅》中。這些民歌真實、具體而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難、憤怒和理想。

　　如果說在貴族諷喻詩中，詩人對於統治者的貪殘，諷刺之後還要勸喻一番，促其回心轉意，在民歌中，則是直言不諱的指斥和愛憎分明的蔑視。在《魏風·伐檀》中，一群正在采伐木材的奴隸唱道：“不稼不穡，胡取禾三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盵兮”。責問奴隸主為何不勞而食，反映了奴隸思想的覺醒。《魏風·碩鼠》幹脆把奴隸主比作“貪而畏人”的大老鼠。認識到再也不能在盤剝中生活，“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決心到沒有碩鼠的極樂世界去。

　　民歌中愛情詩占了很大比重。《詩經》的首篇《周南·關雎》即是一篇人們熟悉的情詩。《盶風·柏舟》《鄭風·出其東門》《王風·大車》《鄭風·有》《邶風·靜女》《鄭風·女曰雞鳴》等均屬於這類愛情詩。

　　《頌》和一部分《雅》《風》是關於貴族燕宴、狩獵及祭祀的詩作，基調是為貴族歌功頌德。

　　《詩經》不但反映了廣闊的生活畫麵，藝術方麵也有驚人的成就。它運用寫實的手法，真實、深刻、全麵地反映了現實生活的矛盾，大到階級壓迫，小至夫妻感情糾葛。通過生動真實的人物形象，細膩的心理描寫，表現農奴的痛苦、遊子的思鄉、棄婦的悲哀、戀人的追慕。作者用自然流暢的語言，將情事娓娓道來，沒有絲毫雕琢的痕跡。《王風·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正是這樸實無華的語言，更強烈地表現了男女相思的情感，十分真摯感人。《詩經》還善於運用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比”的含義接近譬喻，但範圍要寬些。如《魏風·碩鼠》以大老鼠比“蠶食於民，貪而畏人”的剝削者，《小雅·鶴鳴》以鶴、魚、木、石四種形象以比賢士的高潔品格。“興”的基本含義是借其他事物開一個頭，既有引起下文的發端作用，又有象征事理的作用。如《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描寫淒涼的環境氣氛，以烘托詩人“求之不得”的失望心情。

　　《詩經》是中國文學史的光輝起點，兩千餘年來，對我國文學的影響之大是難以估量的。它為後世文人向民間文學學習樹立了榜樣。屈原創造騷體詩，得益於向民間《九歌》學習，兩漢詩人留意樂府民歌，從而創製了樂府詩和五言詩。唐五代詞體的產生，與民間曲子詞有關。《詩經》的批判現實的精神和比興手法，對屈原《離騷》的創作，李白、杜甫的詩歌革新實踐都產生了巨大作用。《詩經》的影響不僅在中國，也波及日本、朝鮮、越南以及世界其他國家。

　　屈原及其作品《詩》三百篇之後，周代抒情文學的最出色的作品是《屈賦》，作者是戰國時期楚國人屈原。據《漢書·藝文誌》記載，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簡篇）、《遠遊》《卜居》《漁父》。一般認為後三篇不可靠，乃後人所作。

　　《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詩三百七十三行，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抒情長詩。詩從詩人的世係、姓名說起，談到自己的遠大抱負。但在昏庸的楚王和貪殘奸佞的貴族勢力的把持下，詩人的誌向難以實現。他內心抑鬱不平，憂愁憤懣，猛烈抨擊黑暗勢力，決不同流合汙，改變他至高無上的節操。屈原沒有孤芳自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表達了詩人追求理想的急切和求之不得的痛苦。《離騷》通篇洋溢著強烈的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一直激勵著後人的愛國熱情。詩中豐富的想象，絢麗的文采，使詩作瑰麗奇偉，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詩篇之一。

　　《九章》與《離騷》相仿佛，包括《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等九篇作品。

　　《天問》也是屈原被逐以後的作品。這是一篇十分奇特的文字。詩人一口氣提出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把他對於自然現象、神話傳說、曆史記載、人生道德的各種懷疑都痛痛快快地提了出來，表現了他勇於探索的大無畏精神。

　　《九歌》是經屈原加工改作的民間祭祀樂歌。屈原被放逐的楚國南方沅湘一帶，民間祭祀風氣很盛。祭祀時必定作歌樂鼓舞來祈神，屈原對這些民歌進行篩選、加工。這些民歌不僅有祈神降福的意義，而且有娛樂民眾的作用。也是男女發展愛情的重要手段。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他打破了四言詩的格調，采用民間語言形式，創造了一種句法參差多變的新詩體——騷體詩，是中國詩歌形式的一大發展。他的作品，比《詩經》來說，無論在句法結構，還是表現方式上，都進了一大步，更適合表現像《離騷》這樣氣勢恢宏的長篇巨製。同時，屈原作品瑰麗的文辭、豐富的想象、磅礴的氣勢、深沉的感情，都極大地啟迪著後來的詩人。我國文學向以“風”“騷”並稱，“風”即《國風》，“騷”是《離騷》，可見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青銅器銘辭中圖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學作品，大體有兩類，一類在世代相傳的文獻典籍中，一類在地下出土的文字資料中，如青銅器銘辭。

　　周代青銅器千百年來埋藏於地下，大部未經擾動，比傳世文獻更多地保留了它的曆史麵貌，因而十分珍貴。青銅器上的銘文，不少出自史官之手，因而文學價值較高。周代青銅器銘文讀來朗朗上口，不少是有韻的。據統計，有韻的兩周銅器銘文在二百篇以上。著名者有《虢季子白盤》：“丕顯子白，壯武於戎工，經維四方，薄伐盷狁，於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王曰‘白父，孔瞊又光。王賜乘馬，是用左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鉞，用政瞋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主要以四言為句，用韻整齊，一韻到底，讀來鏗鏘有力，生動形象地塑造了西周晚期一位孔武有力、戰績赫赫的指揮官。

　　西周中期青銅器《史牆盤》是建國以來發現的最重要的器物之一，銘文長達二百八十四字。全文結構嚴謹，可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敘述文王至共王七位周王的重要業績，後一部分敘述在這一曆史時期作為作者的史牆一族的家族興旺史。巧妙地將家族發展史同周王朝發展史前後對比描寫，鮮明地反映了二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銘辭用語精當，極具概括力，在談到每一位周王功績時，寥寥數語，表現準確。如形容文王的偉業：“匍有上下，適受萬邦”，武王則是“盺征四方，達殷盻民”。甚至用兩個字就勾勒出某王的特征，如“盽圉（遒勁剛武）武王”“憲聖（聰敏睿智）成王”“淵哲（淵深明哲）康王”“盿魯（宏大美善）昭王”等。銘辭作者是史牆。他是商末紂王庶兄微子啟的後代，商亡後，這一族投誠周武王，深受朝廷重用，世代擔任史官。作為史官的牆，具備淵博的知識和非凡的寫作才能，所以會創作出牆盤銘辭這樣文采洋溢的作品來。類似的文學佳作還有西周銅器《伯公父眀》《眂簋》（周厲王自作器），東周銅器《秦公？》

　　《欒書缶》《王孫遺者鍾》《蔡侯申盤》《吳王光鑒》《中山王瞏壺》等。

　　周代散文西周時的散文作品，主要見於《尚書》中的《周書》部分和西周青銅器銘文。《周書》主要是周王的誓詞、政府的文告和貴族的勸誡文字。它的用途限製了其文學性的發揮。也有些篇章鋪寫了人物性格。如《金滕》，當武王有疾時，周公作冊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將冊書置於金滕之匱中。武王死後，因成王年少，由周公攝政。由於流言蜚語，成王懷疑周公有二心。及至成王開啟金滕之書，才明白周公的一片忠誠。

　　春秋戰國處於社會政治、經濟基礎急劇變化的動蕩中，鬥爭的激烈、交流的頻繁刺激人們思維形式的變化，也促使散文蓬勃發展，如《左傳》《戰國策》《論語》等應運而生。

　　《左傳》是我國古代最早的紀實文學名著。它的敘事手段很高，尤善於描寫複雜的戰爭事件。無論戰爭如何紛繁，經過如何複雜，作者都能有條不紊地敘述戰前的謀劃，戰鬥中雙方力量的變化以及勝敗原因的檢討，人事的處理。如秦晉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眃之戰、晉楚眅之戰、吳楚柏舉之戰，都是這方麵的典型。這些章節文采飛揚，情節生動，膾炙人口，百讀不厭。《左傳》善於用傳神的文字，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內心世界。如善於辭令、果斷有為的子產，寬宏大量、庸弱無能的華元，驕傲蠻橫、目空一切的子玉，陰險偽善的鄭莊公，無不栩栩如生，給人以難忘的印象。《左傳》無論在篇章結構、人物刻畫、遣詞造句方麵都取得重大成就，給中國散文發展以深遠的影響。

　　《國語》是國別體的記言史書，就文學成就而言，遠不及《左傳》。不過它主要記載某些人物的對話和議論，寫法與《左傳》不同，以樸實簡重見長。

　　《戰國策》主要敘述了戰國時代諸侯國之間的鬥爭和各種人物的活動。它的文學價值很高，並不亞於《左傳》。《戰國策》的每一段文章，都幾乎構成一篇完整的故事。情節生動，首尾完整，人物刻畫細致。由於主要寫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說辭，攻城略地的策劃，因此要求很高的語言表達技巧。論說的雄辯，入木三分的諷刺，耐人尋味的幽默，正是《戰國策》所以成功之處。

　　《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和後學者記錄孔子的言行片斷。所記孔子格言明訓，內涵豐富，耐人尋味。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欲速則不達”“當仁不讓於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成為後世“語錄體”散文的典範。

　　《孟子》是繼《論語》之後儒家的重要作品。孟子不同於孔子，極有辯才，論辯時鋒芒畢露、感情強烈，有戰國時期縱橫家的氣概。《孟子》極善於運用比喻，取日常生活之事，說明抽象的道理，很有說明服力。如“緣木求魚”“五十步笑百步”“挾太山以超北海”，已成為世人皆知的格言。孟子社會地位不及孔子，但其散文的影響卻超過《論語》。

　　《莊子》的文學價值也很高。其論說文字，以奇特多變、氣勢奔放、汪洋恣肆見長，有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其寓言，想象奇幻、比喻豐富、幽默而諷刺辛辣。其觀察事物之細致，想象力之豐富，令人歎為觀止。往往通過簡括的幾筆，就將人物的音容笑貌、身份氣度勾畫出來。

　　《韓非子》在諸子散文中也很突出。可以說先秦說理文發展到《韓非子》時，已經完全成熟了。餘如《荀子》《墨子》等都是周代散文的優秀作品。它們奠定了中國散文發展的基礎，對後代散文、小說的影響十分深遠的。

　　秦的文學在人們心目中，秦人皆極端的功利主義者，他們滿腦子想的是斬首立功，獲爵晉官，很難想象他們還有什麽感情世界、文學情趣。特別是秦帝國推行的文化專製主義，窒息思想，扼殺文學，故論者一般都認為，秦無文學可言。其實，這是極大的誤解。

　　《詩經·國風》中，保留有《秦風》十篇，這些詩，或寫秦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表現他們同仇敵愾，同生死共甘苦的戰鬥友誼；或寫愛情，反映妻子思念征夫，以及青年男女間愛與恨、失望與希望、苦與樂的複雜感情；或寫秦上層社會，記敘統治者狩獵、宴飲的盛況，反映其惜別、懷舊的感情；或寫民眾的情緒，宣泄人們對統治者的不滿，等等。其語匯豐富，語言生動、形象，具有很強的節奏感、音樂美和藝術感染力。這是迄今能見到的最早的秦詩歌作品，顯示了秦詩歌文學的高超水平。

　　《尚書》中的《秦誓》則是秦散文水平的集中展現。該文是春秋霸主之一秦穆公所作的一篇誓詞，或者說是一個“罪己詔”。通篇全是悔過之詞，充滿自責的沉痛心情。其語言誠摯，情感真實，自始至終運用對比手法，寫得深刻有力，不愧為《尚書》中的成熟之作。

　　秦的文學作品中，說理散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堪稱此類著作的代表。

　　《商君書》又名《商子》，是記述商鞅思想及政治主張的一部法家著作。其文學特色最主要的是，語言明快簡潔，文字質樸無華，從而在先秦諸子中獨樹一格。另外，其每篇文章，皆開門見山，直言不諱，既不雕琢文飾，也不委婉陳詞，沒有太多鋪陳，更沒有拖泥帶水的敷衍之詞。這種質樸的特色，顯然是商鞅一派法家的思想與統治政策在文風方麵的反映，其與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民風完全一致。

　　《呂氏春秋》又稱《呂覽》，為秦相呂不韋組織門客集體編寫而成。從文學角度來看，它堪稱秦國最好的一部作品。該書雖出自眾手，摻雜著各派學者的觀點思想，風格不一，但總的來說比秦國其他作品的文學水平都高。特別突出的是書中許多寓言、比喻寫得含意深刻，妙語連珠，形象生動，引人入勝。不少寓言故事皆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自成完整的文學作品。

　　秦王朝因其短祚，幾乎沒有留下什麽文學作品。但像秦刻石一類的韻文，其文學的價值與意義，似還不可低估。

　　二、兩漢文學

　　兩漢辭賦兩漢的文學，主要是漢賦與樂府詩。僅詩賦就有一百六十家，作品有一千三百一十八篇。漢賦有兩種，一種是騷體賦，一種是散體大賦。

　　騷體賦盛行於漢初，這種文體可上溯到戰國末年。楚人宋玉、景差模仿屈原賦的寫法，形成了被後人稱為“楚辭”騷體詩的新形式。及至漢代，運用這種文體寫作的人很多。但由於漢初的騷體賦是楚辭的末流，仿作多於創新，所以作者雖多，但佳作甚少。重要作家有賈誼、淮南小山等人。以賈誼《吊屈原賦》《瞐鳥賦》有名。

　　散體大賦在漢武帝至成帝時進入全盛階段。散體大賦的特點是鋪陳寫物，長於宮殿建築、田獵巡遊等壯觀場景的描寫和品物的形容，而這一時期漢朝經濟空前繁榮，統治階級需要這種歌功頌德、點綴皇家貴族生活的文體。一時賦家眾多，作品豐富。著名賦家及作品有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揚雄的《甘泉》

　　《羽獵》，東方朔的《答客難》等。其中以司馬相如名聲最著。

　　東漢的散體大賦基本上承襲西漢作品的藝術手法。但自中葉以後，漢賦從思想內容到形式風格都發生了變化。西漢以來唱讚歌的散體大賦漸漸減少，代之而起的是揭露社會黑暗、譏評時弊、抒情詠懷的短篇小賦。這些小賦清新可喜、平易近人，一掃大賦那種“鋪采扌離文”“侈麗閎衍”的惡習，在賦的發展上很有積極意義。張衡的《歸田園賦》道出了自己不與貪官佞臣同流合汙，“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的隱退思想，並出色地描繪了田園風光，頗具代表性。

　　東漢末年有不少抨擊黑暗現實的佳作，以趙壹的《刺世疾邪賦》最有名。賦作者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當時的衰風陋俗，抒發了憤世疾俗的抗爭精神。

　　漢代民歌及其影響漢武帝時，為了點綴升平、觀察民風，開始大規模采集各地民歌。據《漢書·藝文誌》記載，西漢時期樂府采集民歌共一百三十八篇。這些民歌雖經文人加工、潤色，但基本保存著民歌特色，反映了當時廣闊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愛憎感情。這些作品繼承了周代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是漢代文學的瑰寶。《戰城南》《十五從軍行》《東門行》《孔雀東南飛》等為其中優秀的代表。

　　漢代民歌的體裁形式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而以五言為多。五言詩是漢代新興的文學體裁。在兩漢文學史上，它的出現是詩歌藝術的重大突破。漢初時，文人所采用的詩歌形式一是《詩經》那樣的四言體，一是《楚辭》體。由於內容空虛、形式陳舊，這兩種詩體走進了死胡同，難以為繼。就在這時，勞動人民創造了從內容到形式都嶄新的五言詩。它克服了四言詩平板、單調的缺點，又較騷體整齊遒煉，既便於歌唱，又適合描寫複雜事物和情感。五言詩首先在民歌中使用，後來借助樂府的傳播，引起文人注意。在文人模仿的過程中形成了。班固的《詠史》、張衡的《同聲詩》、秦嘉的《贈婦詩》、趙壹的《疾邪詩》、蔡邕的《翠鳥》等，都是文人學寫五言詩的成功作品。而《古詩十九首》則是漢代文人五言詩的傑作。《古詩十九首》絕大部分是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作品，主要反映他們的仕途生涯和家庭生活。為了賺取功名，他們背井離鄉，但不少人求官無望，遊蕩在外，造成遊子和思婦的離別和相思情。其中《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凜凜歲雲暮》等為其中代表作。

　　與樂府民歌不同，漢代民謠由於未被或很少被上層統治者與文人刪改，更多地保留了它的原貌，更直接地反映了社會矛盾和人民的愛憎感情。如桓靈時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統治階層的偽善和腐敗。民謠短小精悍，寓意深刻，常用比喻或誇張的手法。如《鄭白渠歌》：“舉瞓為雲，決渠為雨，水流灶下，魚躍入釜。”富有浪漫主義色彩。

　　兩漢散文司馬遷的《史記》是偉大的史學著作，同時在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對後世散文以及其他種類文學作品影響很大。特別是《史記》中本紀、世家、列傳部分的人物描寫，栩栩如生，讀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如勇敢機智、完璧歸趙的藺相如，為人坦誠、負荊請罪的廉頗，含憤投江、以身殉國的屈原，躬耕隴畝、胸懷大誌的陳涉，體恤士卒、悲壯而死的飛將軍李廣，無不深深烙印在人們心中。正如魯迅所言：《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班固《漢書》中有些人物傳記也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朱買臣，善於逢迎上司、盤剝農民、狡詐又庸俗的張禹，都寫得生動形象。尤其是《蘇武傳》中的蘇武，作者運用大量細節去刻畫他，真實地展現了這樣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在任何逆境中都堅貞不拔的英雄形象。

　　兩漢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優秀的說理散文和記事散文。前者如賈誼的《治安策》《過秦論》，晁錯的《賢良對策》《言兵事疏》，王充的《論衡》，或陳詞慷慨激昂，盡所欲言，氣勢逼人，或善於運用典故比喻，說服力強。後者如劉向的《新序》《說苑》等，其中不少膾炙人口的故事、傳說、寓言，如《曾參殺人》《扁鵲見蔡桓公》《狐假虎威》等，通俗生動而寓意深刻，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三、唐代文學

　　唐代詩歌唐代文學的大繁榮，得力於當時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在唐代這個中國文學史上燦爛輝煌的時代裏，詩歌創作無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題材之廣泛，數量之浩繁，描寫技巧之高，都是空前絕後的。見於記載的就有兩千三百多位詩人，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至於散佚的還不知有多少。唐詩的體裁也豐富多彩。五言古詩在齊梁時已臻成熟，七言古詩經鮑照大力寫作已初具規模。到了唐代，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已運用得爐火純青。另外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以及歌行體、新樂府等都盛極一時。

　　唐初的代表詩人是“四傑”，即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的個人遭遇都不幸，且死得比較早，對社會生活有比較深的認識。他們的視野比較寬闊，例如都去過邊塞，創作了不少關於邊塞生活的作品。歌頌將士為國效力的英雄精神，也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蒼涼和戰爭的殘酷。“四傑”以其詩作題材的廣泛，突破了六朝以來局限於宮廷生活，束縛於形式主義的樊籬。作者懷著真摯的感情去創作，因而作品極富感染力。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等已成為千古傳唱的佳句。其詩風也鮮明、活潑，對後來唐詩的創作影響很大。

　　在初唐詩人中，陳子昂是一位高舉革新旗幟的闖將。他反對齊梁間“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形式主義文學，提倡恢複詩歌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並以其創作來實踐它的主張。他的代表作《感遇》詩三十八首，是抨擊社會現實，諷刺權貴，同情人民的現實主義詩篇，比“四傑”更進一步。唐詩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盛唐時期，中國詩歌達到了它光輝的頂點。出現了兩位最傑出的詩人——李白和杜甫。李白生在唐朝的鼎盛時期。他以奔放的熱情，磅礴的氣勢，豐富的想象，大膽誇張的手法和明快的語言，描繪了祖國雄偉壯麗的河山，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篇。“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句。李白的偉大還在於他有遠大的政治理想與抱負，“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他寫了不少痛斥封建權貴驕淫奢侈、世道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的現實主義詩篇。他的不妥協的叛逆精神導致他與上層統治集團的決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的詩歌，以豪放為主調，但也有委婉的《江夏行》，工麗的《清平調詞》等，藝術風格多樣。

　　杜甫是我國古代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出生晚於李白十一年，處在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詩作被賦予更多的現實主義精神。安史之亂前，由於生活貧寒，仕途困頓，使他正視現實，敏銳地看到表麵繁華掩蓋下的尖銳的階級矛盾，寫下了《兵車行》《麗人行》等名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千古傳誦的名句。安史之亂後，他長期漂泊，顛沛流離，飽經滄桑，更多地接觸到社會底層的人民，深刻地感受了腐敗政治與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災難，進一步寫出了《羌村》《北征》和《三吏》、《三別》等震撼千古的詩篇。

　　杜甫一生寫了幾千首詩，細致地反映了唐代從強盛走向衰落這樣一個複雜、動蕩的曆史時期，所以他的詩被人們稱為“詩史”。他與李白齊名，並稱“李杜”。正如唐代大文學家韓愈所稱譽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繼杜甫之後出現的又一位傑出詩人是白居易。此時唐王朝經過安史之亂，正走向衰落。白居易經常過著遭貶斥的生活，使他比較容易接觸社會下層現實。他關心人民疾苦，抨擊統治者的貪暴。《杜陵叟》的“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的詩句，表明作者對黑暗現實入木三分的深刻認識。白居易還創製了兩首長篇敘事詩——《長恨歌》和《琵琶行》，以高度的思想性與藝術性被廣泛傳誦。

　　唐代古文運動隋唐以來，經濟文化空前繁榮，庶族地主勢力日益占據優勢，社會與階級要求有一種新的文體來代替形式僵化、內容空洞的駢文。由此，唐代古文運動興起。

　　武則天時的陳子昂，可稱得上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他提倡漢魏風骨反對齊梁靡靡之音，明確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要求恢複《詩經》風雅和漢魏古文的傳統。陳子昂的主張，名義上是要恢複周秦兩漢的古代散文體，是一個複古運動，實際上是用內容活潑的散文體來取代形式僵化的駢文體。他身體力行，第一個用古文創作，即自“子昂始變雅正”。隻是他的創作主要集中在詩歌方麵，加之駢文積習已久，所以還無法掀起古文運動的浪潮來。

　　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是韓愈、柳宗元。他們強調“文以載道”，要求文學作品有思想內容，為一定的政治和社會服務。他們提倡繼承先秦兩漢的古文成果，但不是單純複古，而是“師其意不師其辭”，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造和革新，借複古而創造一種適於表達思想情感的新散文體。韓愈不僅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而且身體力行，是我國文學史上出色的散文家。他共寫了三百多篇散文，涉及政論、傳記、書信、序文、墓誌銘等方麵，以其數量多、範圍廣、影響大而占領了原先駢文的領域。他的政論文如《原道》《原毀》《諫迎佛骨表》，感情充沛，邏輯嚴密，說服力強。雜文如《雜說》《師說》等短小精悍，或氣勢逼人，或幽默可愛。韓愈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大師，他創造性地運用古代詞語，又吸收當代口語，因而他的文章詞匯豐富，語言生動，大大豐富了中國的語言寶庫。

　　柳宗元一生遭遇坎坷，因而對統治階級的本質和社會現實有深刻的認識。他寫了四百多篇散文，其中優秀作品大半是在貶謫永州、柳州期間寫的。如《捕蛇者說》《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等揭露了社會的黑暗，指出“賦斂之毒有甚是蛇”，體現了他強烈的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他受《莊子》影響，寫了不少寓言性短文，但明顯與《莊子》有別，用來抨擊、諷刺現實，如《永某氏之鼠》《眆眊傳》等。這些作品思想性強，文筆生動，語言簡潔。柳宗元對於散文的另一貢獻是他的山水遊記，如《永州八記》，文筆清新秀美，對自然景觀描寫生動逼真，富有詩情畫意。對後世山水遊記散文影響很大。

　　唐代民間文學唐代民間文學極其發達，反映的現實麵很廣。20世紀初，甘肅敦煌千佛洞所藏唐代民間文學作品被發現，資料十分珍貴。其中有俚曲小調、長篇敘事詩歌，還有數量較多的“變文”。變文是佛教傳人中國後產生的一種文學體裁。佛教徒在對普通人進行宗教宣傳時，為了把抽象深奧的佛經教條通俗化、故事化，於是采用夾敘夾唱、散文與韻文結合的方法，並配有圖畫，來吸引聽眾，爭取信徒。這種講唱形式，就叫“俗講”。隨著城市的發達和市民文學的發展，這種新興的講唱文藝形式在佛寺中流行。“變文”就是這種俗講的話本。它既有生動巧妙的表演，又有充滿生活氣息的有趣故事，很快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和喜愛。變文開始是為宗教服務，主要講唱佛經故事。後來逐漸舍棄宗教內容，主要唱講曆史故事、民間傳說和當代人物故事，成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變文結構完整，情節複雜，想象力豐富，詞匯通俗易懂，加之講唱的緣故，語言有相當強的音樂性和強烈的感情色彩，通篇富有生活氣息。變文作為新興的人民口頭文學，對於當時的傳奇小說、後來的宋人話本以及民間的彈詞說唱都有很大影響。

　　唐代傳奇由於城市發展，市民階層興起，唐代傳奇小說應運而生。它的基礎是六朝誌怪小說。與六朝誌怪小說不同在於：它由單純誌怪神異而發展到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小說的主角不是神鬼而是現實中的人，作品的主題因此而擴大。唐以前的小說，尚處於曆史與小說未分工階段，往往拘泥於名物製度，敘述較簡略粗疏。唐代傳奇小說更注重加工創造，想象虛構，因而篇幅較長，情節離奇，敘述曲折生動，傳奇於是成為真正意義的小說。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典小說逐漸走向成熟。

　　唐代傳奇小說經初唐到盛唐的學習、準備階段，於中唐進入極盛期。作品數量多、質量高。名篇佳作如沈既濟《枕中記》，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李朝威《柳毅傳》，陳鴻《長恨歌傳》，白行簡《李娃傳》，元稹《鶯鶯傳》，蔣防《霍小玉傳》等。這些作品諷刺了現實中的貪婪醜惡，歌頌了人間的真摯愛情生活，成功地塑造了各種性格的人物形象。作品洋溢著濃鬱的現實生活氣息。部分傳奇語言精煉、活潑、酣暢、有節奏感，可謂古代散文的佼佼者。部分傳奇講究詩與散文的結合，抒情與敘事的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唐代傳奇小說對後世詩歌、小說、戲劇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