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三節 手工業

　　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早在原始社會，中國就出現了以陶器燒製為主的手工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需求的擴展，手工業門類日漸增多，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工藝和技術不斷提高。同時，手工業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的說法正反映了手工業生產的重要地位。

　　手工業文明是周秦漢唐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周秦漢唐作為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幾個發展時期，其手工業文明基本上反映了中國古代手工業從初步發展到走向高度發達的曆史進程，同時也代表了中國古代手工業文明所取得的極高成就。

　　一、西周的手工業

　　青銅冶鑄業西周手工業在商代手工業的基礎上有了明顯的進步。“百工”稱謂以及我國第一部關於手工藝技術的專門著作——《考工記》的出現，都反映了西周手工業生產的發達。當時的手工業直接統屬和服務於官府，即所謂“工商食官”。在官營手工業之外，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男耕女織的民間家庭手工業體係也已初步形成。可以說，西周手工業無論在生產部門、經營方式及管理體係等方麵均奠定了後世手工業發展的基礎。西周的手工業門類主要有青銅冶鑄、紡織、陶瓷、漆器、玉石及舟車製造業等。下麵擬先從青銅冶鑄業說起。

　　西周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青銅冶鑄業自然成了當然最重要也是最發達的手工業部門。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可知，西周王室和諸侯公室乃至一般貴族都擁有規模大小不等的青銅器鑄造作坊。隨著大封諸侯，青銅鑄造技術也傳播到了全國許多邊遠地方。據考古發掘，在北起內蒙古、遼寧，南到江西、湖南，東起山東半島，西到甘肅、寧夏，都有西周銅器出土。據不完全統計，僅解放後在全國各地出土的西周銅器就達數千件，其中大部分出自陝西關中地區，特別集中在於西周統治中心——周原、豐鎬以及鄰近地區，而又以窖藏所出為多。一窖少則幾件、十幾件，多則幾十上百件。如1960年扶風齊家村銅器窖藏出土中友父諸器39件，1961年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窖藏出土師？諸器53件，1976年扶風法門白家村南微氏家窖藏一次出土103件，2003年，在眉縣楊家村出土窖藏青銅器27件，每件均有銘文，這是空前的發現。無論就出土地域分布的廣泛性，還是出土的數量及種類，西周均已超過商代，這充分說明了西周青銅鑄造業的發達。

　　西周青銅器主要包括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雜器，其使用已滲入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一切部門。盡管當時青銅器種類多種多樣，但由於周公“製禮作樂”及青銅鑄造業全部被王室貴族壟斷，大量的吉金被用來製作禮器，禮器也因此成為了青銅器的大宗，其數量最多，製作也尤為精美。

　　大體而言，西周初年的青銅器其形製、紋飾和種類與商末大致相似，在成康以後才開始形成周代自己的特點。如方彝、卣、？、觚、爵等商代常見的器形逐漸減少或消失，而鍾、？、？、？、戟、劍等新器物又不斷出現。器物紋飾則從繁縟趨於簡易，器壁也從厚重而趨於輕巧，具有樸素而實用的特點。銘文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高度發展。與商代相比，西周銅器大部分都有銘文，且多長篇。由於銘文大多具係年記事性質，因此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青銅是紅銅和錫、鉛的合金，由於地麵可采集的自然銅極少，因此，青銅器的鑄造必然要依賴銅礦的開采和冶煉，而大量青銅器遺物的出土，說明西周時期銅礦的開采和冶煉已經頗具規模。1973年在湖北大冶銅綠山發現的商周時期的大型礦冶遺址為我們了解當時的青銅開采和冶煉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這個礦冶遺址南北長約2公裏，東西寬約1公裏，其表麵覆蓋爐渣達1米多厚，總重量估計達40萬噸左右。估計僅在這個地方提煉的紅銅，當在4萬噸左右，可見其開采和冶煉規模之大。在開采方麵，已有效地采取了豎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結合的開拓方式，並初步解決了井下通風、排水、提升、照明和巷道支護等一係列複雜的技術問題。

　　西周的青銅鑄造已有了較為明確的內部分工。出土西周銅器最多的長安豐、鎬地區，目前尚未發現大規模銅鑄遺址，但長安馬王村發現的存放陶範的大坑說明此地當時建有一處專門鑄造青銅禮器的作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鑄銅遺址均未發現開采冶煉遺物和遺跡，而大冶銅綠山礦冶遺址也並沒有發現鑄造青銅器的陶範，是純粹的冶煉遺址，這說明了我國商周時期的青銅鑄造與采礦、冶煉是分地進行的。

　　西周青銅器大多采用陶範澆鑄，中後期以後，發現了一模翻製數範的方法。這種方法比商代及西周早期一模隻翻一範的鑄造方法要先進得多，因而大大提高了鑄造青銅器的生產效率。當時也已經掌握了根據不同器物及需要，調節銅、錫比例以配製合金的技術。《考工記·六齊》載：“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這便是著名的“六齊”合金規律，它說的是六類器物應使用六種不同的合金成分。商周時期的鍾、鼎等器的化學成分，經化驗與此書所記鍾鼎之齊“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的比例相合，證明了《考工記》所記合金比例的正確性。此外，西周青銅器上的不少附件是在器身鑄成以後焊接上去的，說明當時已掌握了焊接技術。從世界範圍內看，中國冶銅及青銅鑄造等技術並非發明得最早，但中國古代特別是商周時期在青銅冶煉、鑄造、合金技術等方麵卻走在了當時世界的前列。難怪英國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會說：“沒有任何的西方人能夠超過商、周兩代的青銅器的鑄造”。

　　陶瓷業製陶業是西周一個很重要的手工業部門。此時製陶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灰陶、白陶的基礎上，發明發展了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為瓷器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考古發掘表明，西周的製陶業分布十分廣泛，全國各地幾乎都有西周時期的陶器、製陶工具及陶窯發現。代表西周製陶業最高水平的是原始瓷器。原始瓷器亦稱釉陶，其質料和硬陶基本相同，隻是含鐵量較低。它最早出現於商代中期，西周時有了較大的發展。近年來，在不少周代遺址或墓葬中，均發現了為數不少的西周原始瓷器。其中以安徽屯溪西周墓所出最為重要。此墓所出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盤等七十多件，其數量和種類均超過了商代。這些原始瓷，係用高嶺土燒成，敷有黃綠或青綠薄釉，胎質結構緊密。在長安張家坡發現的瓷豆、瓷罐，胎色灰青，表麵也有青色或黃綠色釉。其瓷殘片經科學分析鑒定，燒成溫度已達1200左右，硬度達莫氏硬標七級，已基本燒結，吸水性弱，礦物組成已接近瓷器。這種瓷器的普遍發現說明當時已熟練地掌握了高溫技術，達到了製陶工藝的較高水平。根據考古發掘，長江中下遊地區原始瓷的數量和種類都遠較黃河中下遊地區為多。這是因為中國南方的浙江、江西、江蘇、安徽等地具有豐富的瓷石礦，所以，西周原始瓷首先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有些學者還認為，長安張家坡等北方地區出土的原始瓷也極有可能是南方或吳越地區燒造的。

　　西周的陶器仍以日常生活用器為主，常見的生活用器，炊器有鬲、？、甑、鼎、尊、壺；儲盛器有罐、盆、甕、大口尊等。大多數為泥質灰陶。在原料配製上，十分注意科學原理，如飲食器多用澄濾的粘土，而炊煮器則往往？和少量的細砂，既容易傳熱，又能防止爆裂。

　　除生活用陶外，西周時期還出現了建築用陶以及冶鑄用陶等產品，反映了當時陶器的使用範圍已較商代有所擴大。建築用陶至遲在商代早期已經發明，但目前所發現的商代建築用陶多為陶質水管，尚未發現磚瓦等物品。考古發掘顯示，磚瓦的燒製和使用始於周代。扶風縣雲塘一個灰坑中發現的兩塊帶乳釘的繩紋方磚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磚。在岐山鳳雛建築遺址及扶風召陳建築遺址則發現了數目可觀的西周早期至晚期的各式板瓦、筒瓦及瓦當。此外，在周原遺址也出土了一批空心磚和條磚。瓦的出現，解決了屋頂的防水問題，促使中國古代建築脫離了“茅茨土階”的簡陋狀態而進入了比較高級的階段，說明當時的建築業已有了很大的進步，製陶手工業也已取得了突出的發展。

　　紡織業紡織是中國最早發明的手工業部門。西周時期的紡織業，從原料培育、加工，到繅、紡、織都有了很大提高。

　　當時的紡織原料主要為植物纖維和動物纖維。植物纖維主要有大麻、苧麻、葛三種。《詩經》中有關葛的種植與紡織的記載多達四十多條，說明葛是當時最普遍的紡織原料。動物纖維除毛纖維外，還有絲纖維——特別是家蠶絲纖維。陝西扶風、遼寧朝陽出土的一些西周絲織品，經分析化驗，都是家蠶絲製品，即是明證。

　　在紡織技術和工具方麵，西周時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從文獻及出土紡織品遺物推測，當時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手工機械，如加撚機械、提花機、羅機等。

　　西周織物品種繁多，做工精細，尤以絲織品最為突出。其組織複雜，色彩豔麗，極為精美。見於文獻記載的絲織品主要有絹、癆（紗、沙）、紡、？、縞、紈、綈、羅、綺、錦，它們多數都得到了考古實物的印證。這些不同種類的織物，反映了不同的織造工藝、組織結構以及不同的產品風格和用途。

　　西周時期，織物的染色技術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從染料的選擇、培育、加工，到絲麻的精煉和染色，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藝，古文獻中對此有較具體的記載。當時的染色工藝有兩種，一是草染，即利用植物性染料來染色。二是石染，即利用礦物性顏料來塗染。石染發明較早，所用顏料主要有赭石、朱砂、磺、石綠、胡粉、蜃灰等，這些顏料不僅可用於塗染織物，且可用於織物的繪畫。草染的使用是西周時期的一項重要技術成就。據有關文獻記載，當時的染草主要有靛藍、茜草、紫草、藎草、皂鬥等。染色一般在夏秋進行，基本操作是多次浸染，這種方法至今仍在使用。正是由於染色工藝的發展，才使得西周的各類紡織品顯得更加絢麗多彩。

　　漆器製造業中國古代的漆器技術約發明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西周時期的漆器製造業是在繼承商代漆業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數量和種類均比商代有所增加，工藝也有所發展。

　　西周漆器品種主要有癇、觚、壺、簋、豆、杯、盤、俎等，以豆居多，主要作為禮器使用。目前在全國十多個地方都出土過西周漆器，有的仍保存較好，使我們在3000年後，仍能一睹其當年風采。

　　西周漆器的胎質均為木胎。一些形狀簡單的器物多先用整塊木料剜鑿而成粗坯，再精加工而成。器形較大或較為複雜者，常先分別加工成器身、器耳、器底等部件後再粘接在一起，與青銅器分鑄法相似。

　　西周漆器的髹漆工藝已很複雜。除主要采用朱、褐、黑三種顏色進行彩繪裝飾外，還出現了精美的鑲嵌、貼金箔等比較複雜的工藝。

　　骨器製造業所謂骨器，包括骨器和牙器，是指用動物的骨牙為原料製作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裝飾藝術品。其出現可上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

　　西周骨器種類很多，主要有鏟、刀、錐、針、魚鉤等生產工具，鍬、矛等兵器，簪、梳、勺、匕、叉等生活用具，珠、管、環等裝飾品以及骨雕的人物和各種動物等藝術品。這些器物常被當作隨葬品與其它隨葬物伴出。

　　考古發掘不但出土了大量西周骨器，同時還發現了不少當時的骨器製造作坊，為全麵了解西周的骨器製造業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陝西長安灃西和扶風周原等地的西周遺址中都曾發現了骨器作坊遺址。在灃西張家坡西周早期骨器作坊遺址出土了大量骨質箭鏃半成品，同時還發現鹿角、其它獸骨以及礪石等生產工具，證明此地是一處初具規模的骨器作坊。扶風雲塘村則發現了一總麵積達6萬多平方米的大型骨器作坊遺址。

　　製車業和玉石製造業西周時期的製車業和玉石製造業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從文獻記載看，周人對車製十分重視，車在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起著重要作用。西周車的種類很多，計有兵車、田車、乘車、大車、羊車等，乘車中又有輅、綴輅、先輅、次輅之分，且還出現一種用於攻城摧堅的衝車。西周車的遺物在陝西長安張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山東膠縣、甘肅靈石等地都出土過。根據對出土實物的綜合考察，西周的車均為木製，兩輪獨轅（睤），車箱作方形，在後麵開門，衡上結軛，以駕轅馬，車轅後端壓在車箱下麵的車軸上，轅尾稍稍露於車後。車輪直徑多為120-140厘米，輻條18-24根。製造一輛車，要有木工、金工、漆工、皮革等許多工種的密切配合協作，才能完成。“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說明當時的車輛製造是一項分工十分精細的綜合性手工業部門。

　　考古發掘所出土的大量玉石製品說明，西周的玉石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西周玉石製品多出自墓葬中，尤以大中型貴族墓出土的數量最多，這一點與玉器主要被當作禮器使用有關。除琮、璧、圭、璋、璜等禮器外，也有不少玉石實用器皿和裝飾藝術品。

　　二、秦國和秦王朝的手工業

　　青銅器製造業秦的手工業門類設置較為齊全，且規模巨大，主要包括銅器製造業、冶鐵業、製陶業、漆器製作業、紡織業、製鹽業等。除國家直接經營的官營手工業外，秦的私營手工業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盡管秦的手工業無論在門類設置和經營管理手段上均繼承了周代，但在生產技藝上卻比周代有了長足的進步。秦手工業的發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整個秦物質文化史乃至中華文明史上都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以下先談談秦的青銅器製造業。

　　秦立國較晚，其青銅製造業的出現也晚於其他諸侯國。但由於秦人是在西周故土上發展起來的，直接繼承了周人先進的生產經驗和技術，所以其青銅器製造業起步雖晚，但發展速度卻很快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近幾十年來在陝西關中和隴西等數十處地方出土的秦國青銅器，全麵反映了秦國青銅器製造業的興盛。如隴縣邊家莊一號秦墓中一次就出土了包括禮器、兵器和車馬器在內的青銅器66件，1978年寶雞縣楊家溝一窖藏中出土的秦武公時期的大型青銅器8件，其造型魁偉、花紋秀麗、製作精美，絲毫不亞於同時期其他諸侯國的青銅器，證明秦國的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術已經趕上了時代的先進水平。1974年，在陝西鳳翔秦都雍城遺址先後發掘出了64件造型大方、體製壯觀的大型青銅構件“金癉”。將如此巨大精美的青銅構件施於建築物上，目前在同時代其他諸侯國的各種遺址中尚未發現，其上雕刻的蟠螭紋也是西周器物上所沒有的。此外，戰國晚期還出現了鍪、蒜頭壺等富有特色的典型秦器。說明秦的青銅製造業已逐漸擺脫了周人的影響而走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與西周相比，秦的青銅器使用範圍有了明顯的擴大和改變，即青銅禮器減少而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建築構件等大量出現。特別以兵器的數量最大，僅秦始皇陵兵馬俑坑所出的劍、鉤、戈、矛、戟、鈹、弩機、矢等青銅兵器就達數萬件。秦的青銅兵器大都是由櫟陽、雍、鹹陽等地工匠或寺工等中央機構鑄作。地方各郡也普遍鑄作兵器，以上郡所造為多。為了確保生產數量與質量，秦兵器上大多鐫刻有生產年代、產地與監造者名，有時還有主造者寺工（或工師）名和工（匠）名，即所謂“物勒工銘，以考其誠”。這說明秦的兵器製造有一套嚴格而細密的管理製度。

　　在青銅鑄造工藝方麵，秦人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從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以為鍾癊，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的記載推斷，秦人鑄造大型銅器的水平已經相當純熟和高超了。秦始皇陵出土的銅車馬就是對此最好的反映，如二號銅車馬體積大，結構複雜，全車由3462個零部件組成，總重量1245公斤。其組裝方法采用了鑄接、焊接、子母扣連接、活鉸連接、套接、鉚接、銷釘連接等多種工藝。全車共有各種接口3962處，其中活性接口3171個，鑄接、焊接、套接的接口609個，帶紋接口182個，各個部件連接點的交接關係都交待得十分清楚，與真車沒有差異。銅車馬在填土中埋葬已達兩千年之久，修複時居然大部分接口都牢固如初。對於銅車馬的金屬冶鑄加工技術，即便現代的焊接專家也不得不由衷地稱讚其結構複雜、技術先進、設計科學。可以說，秦陵銅車馬不但反映了秦人青銅製造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且也代表了中國古代青銅製造技術的最高水平，堪稱中國古代“青銅之冠”。秦國的兵器製造技術也達到了古代青銅兵器鑄造史上的高峰。如秦俑坑內出土的青銅兵器雖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但在出土時仍不蝕不鏽，光耀奪目，鋒利如新。經分析測定，這些兵器已經過鉻鹽氧化處理，極大地增加了防腐抗鏽的性能，而這種鉻化技術在德國和美國，分別在1937年和1950年才正式列為專利。可見秦的青銅鑄造技術之先進。

　　此外，從出土秦律看，秦官府手工業作坊的器物製造，已經提出了某種程度的標準化要求。如秦律規定“為器物同者，其小大、短長、廣亦必等”。銅車馬零部件的製造就是依照秦律的規定進行的，它們具有相當嚴格的規範性和互換性。秦標準化意識的出現，反映了秦政府對實用技術的重視和秦技術文化的繁榮。

　　冶鐵業秦國是春秋戰國時期較早掌握的冶鐵技術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一。從《詩經·秦風·駟睧》中的“駟睧孔阜”的記載看，秦國早在春秋初年就可能已學會了鍛鐵技術並開始使用鐵器。考古發掘資料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如在陝西長武縣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中就出土了一件鐵匕首，甘肅靈石縣景家坪村一春秋早期或中期的秦人墓中也發現了一把銅柄鐵劍。陝西鳳翔秦公一號大墓中所出土的一批鍛造的鐵鏟、鐵癋、鐵斧等農具表明，至遲在春秋中期，秦國已開始用鐵來製造農業工具。但當時秦國的鐵器製造規模較小，鐵器製造業並不發達。

　　戰國中期以後，秦的冶鐵業得到了迅速發展，主要表現在鐵器的數量和種類大量增加，工藝技術不斷提高，應用範圍也日益廣泛。鐵器製造業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興生產部門已與青銅製造業平行發展。近幾年的考古發掘中，不斷有這一時期的鐵器出土，除癋、鐮、錘、锛、斧等生產工具外，還有釜、劍、矛、削等生活用具和兵器。特別是1974年至1975年在陝西大荔朝邑北寨子204號戰國墓中所出的一件高達23.6厘米的弦紋鐵鼎，其反映出的工藝，較之楚鼎並無遜色。

　　從出土秦律看，秦及秦王朝不但專門設有“左采鐵”“右采鐵”等主管冶鐵事務的官吏，而且還出現了有關鐵器使用的法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廄苑律》規定：“癎（假）鐵器，銷敝不勝而毀者，為用書，受勿責。”此外，秦律中還有對采鐵、冶鐵的考課以及鐵器供應和使用方麵具體而細致的規定，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當時鐵器廣泛使用的情況及鐵器製造業的發達，秦的冶鐵業分為官營和私營兩種，但以官營為主，私營冶鐵業在諸多方麵都受到限製。在秦都鹹陽等地曾發現了屬於秦中央官府的冶鐵作坊遺址。這些作坊一般都有較大的工作場地和配套設備，其冶煉的工藝也形成了係列化。

　　秦國及秦王朝冶鐵業的發達，是同秦國境內有大量的鐵礦山分不開的。據《山海經·五藏山經》記載，當時全國產鐵之山共有37處，現僅有15處確知其地，而其中屬於秦地的就有6處。尤其是取得巴蜀之後，鐵礦資料更加豐富，為秦冶鐵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

　　金銀器製造業西周中期，我國就已出現了黃金冶煉技術，由於冶銀技術較冶金技術要求更高，因而銀器製造的出現也較金器出現得晚。大約到戰國時期才出現銀器製造業。

　　秦國的黃金製造手工業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不論是黃金製品的數量還是從造型、工藝水平上看，都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目前，在秦都雍城地區的馬家莊宗廟遺址、秦公一號大墓和鳳翔西村戰國墓中已發現秦國黃金製品百餘件，另外在寶雞益門村秦墓更是發現了大量秦金銀器。主要有金帶鉤、金節約、金方策、金虎、金串珠、金泡等，此外，一些銅鐵器的柄部也飾有金柄。其製作年代屬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除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的一件金箔係鍛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鑄造成型，明顯受到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影響。這批金器種類豐富，工藝精湛，豪華富麗，充分顯示了秦國黃金製造業的非凡成就。

　　秦統一後，除黃金製造業外，還出現了銀器製造，但以金器製造為主。金器製造可能是由寺工領導下的官府作坊來進行。此時的金製品已由禮器和裝飾品向實用器發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車馬的部件和附件，很少有實用生活器皿。如僅秦陵二號銅車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製件737個，銀製件983個。秦俑坑的五個探方內也出土有金節約、金泡等。在山東淄博窩托村西漢齊王劉襄陪葬墓中，還發現了一件製作於秦始皇三十三年的刻花鎏金銀盤，說明秦代已開始製造金銀器皿。根據對出土實行的研究證明，秦朝的金銀器製造業已綜合使用了鑄造、焊接、掐絲、嵌鑄、銼磨、拋光、多種機械連接等工藝技術，而且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製陶業製陶是秦人一項很普及的社會手工藝，也是秦人的一個主要手工業生產部門。

　　秦的製陶業分為官營和民營兩種，以官營手工業作坊的規模為大。有人僅從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磚瓦陶文中，就已經找出工師名70餘個。假設每個工師主持一個窯場，每個窯場平均按150人計算，總人數可達10500人，可見規模之大。

　　從全國各地發現的大量陶窯遺址看，秦的製陶業是相當發達的。通過對鹹陽製陶作坊遺址的調查發掘發現還可看出，當時的陶器是劃區製作的。如灘毛村南在20世紀60年代發現了大量的陶窯、窖穴、製陶工具和陶器，是一般陶器作坊，而窯店北的六國宮殿區附近則分布有很多燒造磚瓦的遺址，應是專門燒造磚、瓦等建築材料的作坊。劃區製作，說明當時製陶業內部已有了較細的分工。同時，各種陶器作坊的產品也以不同的陶文戳記作標識。

　　秦的陶器種類多、數量大，春秋早期至戰國早期以日常生活的實用器和隨葬的明器為主，包括鬲、？、盆、盂、罐、壺等，大多仿銅器造型。戰國中期後，明器逐漸減少，實用器大量增加，出現了一些具有典型秦人風格的器物，如繭形壺等。此外，陶質建築材料也大量出現。到了秦代，陶質生活用器逐步被金屬器取代，除民間製陶作坊繼續生產一部分生活用器外，官營製陶作坊已經發展成為專門生產建築材料和大型陶塑的新型製陶手工業門類。瓦當當麵上，多飾有雲紋、植物紋和動物紋，具有很高的裝飾和觀賞價值。用於製作地下水道的陶管道均製作得一頭大一頭小，以便魚貫套接。這說明，當時的製陶業在規範化和係列化方麵已達到了較高的程度。

　　除建築製陶外，秦的陶塑製作也十分發達並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舉世聞名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坑所出的大量陶俑及陶馬，充分反映了秦代陶塑工藝的卓越技藝。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共有各類陶俑七千多件，戰車百餘輛，戰馬百餘匹。這批兵馬俑形體高大，卻塑造得形神兼備、栩栩如生，如果沒有高超的造型技巧和燒造技術是根本不可能製作出來的。

　　漆器製造業秦國是中國古代生漆的重要產地之一。其漆器製造業在商周時期工藝技術基礎上又有了新的創新和發展，漆器風格也與以前有所不同。最具代表性的是鳳翔秦公一號大墓內出土的一批漆器，有幾案、漆盒、漆勺等。保存較為完整的漆器均為木胎質，從另外一些殘片看，還有部分為夾癏胎質。其底色髹黑、紅兩種顏色的漆，然後再繪出橙黃、紅和黑色的各種幾何圖案。戰國時期，秦的漆器製造業已相當發達，出土漆器的數量也大量增加。如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十二座秦墓，共出漆器186件，1977年發掘十座秦墓，出土漆器168件（有少數是漢初的），品種達二十種以上，以生活用具為多，主要有圓盒、？、奩、扁壺、耳杯、笥、勺、匕等。它們大多造型精致，花紋優美，漆色豔麗，是不可多得的秦代漆器珍品。

　　秦統治者對漆器製造極為重視。官府中不但有專門的漆工和髹工，而且還製定了不少法律以保證漆器的正常生產。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規定：漆園評為下等，要對漆園負責人嗇夫及縣令、丞都加以處罰。

　　紡織、製鹽、皮革業及舟車製造業早期秦國的紡織業基本上繼承了西周時期的傳統工藝。這個時期有代表性的紡織品主要發現於秦公一號大墓內，既有絲織物，又有麻織物。戰國晚期後，秦的紡織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絲織品的種類除了絹、紗外，還有錦等織作工藝較為複雜的複合織物，且已出現了毛織品。在諸多紡織品中，蠶絲織物所占的比重最大。鹹陽秦宮殿遺址曾出土了少量絲、綢、絹、錦和麻布殘片。從已碳化的絲綢殘片上仍可看到精美的幾何樣圖案和經緯編織紋，說明當時的織造技術已相當精湛。

　　秦國統治時期，由於關中閉塞，鹽的來源受到限製，當時秦人的用鹽以本地所產岩鹽或池鹽為主。秦統一後，製鹽業得到了很大發展，全國的鹽產品相互流通，大大緩解了秦國本土用鹽的緊張局勢。秦時未設置專門的鹽官。

　　皮革主要用來製甲。秦軍將士的甲衣由皮革、金屬縫合而成，其護胸、背皆為皮革。《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規定，官府收藏的皮革，如果被蟲咬壞，要處罰主管官吏，可見秦政府對皮革業是極其重視的。從戰國時期秦有“帶甲之士百萬”的情況看，秦的皮革製造業當是相當發達的。

　　秦人對舟車製造極為重視。《華陽國誌·蜀誌》載，公元前308年，秦國派遣“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人，大舶癑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說明戰國時期秦的造船業已有相當規模。1974年在廣州發現一處始建於秦並一直沿用漢初的大型造船工場，其規模之大、整體布局之合理、生產設施之完備，均反映當時的造船技術已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先秦時代，各諸侯國擁有戰車之數量是衡量其國力強弱的重要標誌。秦國是當時少數幾個擁有戰國千乘的國家之一，足見其製車業已處於戰國前列。秦統一後，製車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三、兩漢的手工業

　　紡織業兩漢時期隨著農業的迅速發展，手工業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突出表現為生產規模擴大，生產部門更加齊全，各部門內的分工日益細密，生產技術不斷提高並在許多領域達到了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兩漢的手工業門類主要有紡織、冶金、漆器製造、舟車製造、製鹽、釀造等，其中紡織業是當時最普遍、最重要的一個手工業部門。

　　西漢的紡織業分為官營和民營兩種。西漢官府紡織機構是設於長安的東西織室，由少府管轄，屬官有東織、西織令丞，每年經費達數千萬之巨。東漢時仍置織室，少府之下設織室丞具體管理。官營作坊一般規模龐大，但品種僅限於高檔的絲織品。

　　民營紡織業在西漢時極為發達，可分為大工商者經營的紡織業和小農家庭紡織業，其產品的種類、檔次繁多，除滿足自己需求外，餘皆作為商品出售。文獻中兩漢皇帝動輒賞賜臣下數量驚人的紡織品的記載表明，當時紡織品的數量是相當巨大的，因而紡織業也是極其興盛和發達的。

　　西漢紡織品原料有絲、麻、葛與毛等，以絲和麻為主。

　　漢代絲織品產地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其中尤以齊郡（今山東省中部一帶）和陳留襄邑（今河南睢陽一帶）最為著名。“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以及“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等說法，都反映了齊郡、襄邑等地民間紡織業極度發達的情況。齊郡和襄邑是漢代高級絲織品的重要產地，其產品一部分被商賈轉銷它處，一部分被官府征收。除私營紡織作坊外，漢代中央政府還在齊郡、襄邑設立了三服官，直接經營規模宏大的官營紡織工場。兩漢皇室所需用的大量高級絲織品就主要來自這些地方。蜀漢地區則是當時另一個最重要的紡織品產地。其地的麻紡織品，在西漢時就頗有名氣，不但居延漢簡中有關於“廣漢八癒布”的記載，而且張騫出使西域時還在大夏見到過蜀布，說明蜀布不僅在國內廣為流通，甚至還遠銷到了國外。

　　漢代是我國古代紡織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當時已廣泛使用了一些先進的紡織工具。如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上均有單錠紡車的圖像。紡織工具的不斷革新和進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漢代紡織技術的提高。從馬王堆出土的絲織品可以看出，早在西漢初年就已能織出相當華美、工藝技術要求極高的產品。如馬王堆一號墓所出素紗？衣，衣長128厘米，袖長190厘米，卻僅重49克，真是薄如蟬翼、輕若煙霧。據研究：其素紗緯絲拈度，每米一般為2500-3000回，已接近目前電機拈絲每米3500回之數，素紗的單絲條份僅10.2-11.3但尼爾，同近代繅出的最精細的纖度十分接近，這充分反映了當時高超的織作技術。上述考古實物有力地說明了西漢時期的“紡織工具與技術確已發達到了很高水平，遠遠跨到了當時世界上任何文明國家和民族的前列”。

　　據《三輔黃圖》記載：“未央宮有暴室，主掖庭織作染練之署。”說明西漢時在政府中設有主管織物染色的機構。在染料使用上，當時所使用的植物染料與礦物染料的品種比戰國時期有了明顯的增加，織物色調也有了擴展。僅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織品的顏色就達二十多種，顯示出對顏色調配和運用的技巧已相當純熟了。

　　冶鐵業冶鐵業是漢代規模最大的冶金手工業生產部門。兩漢時期，由於越來越多的鐵礦被發現、開采以及冶鑄技術的進步，冶鐵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鐵器的種類和數量比戰國時期都有顯著增加，除農具和兵器外，大量的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也用鐵製作。鐵器的廣泛使用，已逐漸取代了銅器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即《鹽鐵論·水旱》所謂“鐵器，民之大用也”。

　　漢代的冶鐵業自漢武帝始實行國家專營。郡國出鐵者設置鐵官長，不出鐵者設置小鐵官。據《漢書·地理誌》記載，西漢時設有鐵官的郡縣達四十九處。近年來，在全國各地發現了三十多處漢代冶鐵遺址，其中有十八處在今河南省內，表明河南是漢代最重要的冶鐵中心。

　　漢代冶鐵作坊數量多、規模大，占地麵積少者數萬平方米，多者達數十萬平方米。如臨淄故城幾處漢代冶鐵遺址的麵積合計達四十多萬平方米，比已知的當地戰國冶鐵遺址大八至十倍。各個工場之間的生產重點也有所不同，有的以冶為主，有的以鑄為主，有的則冶鑄兼營。從考古發掘看，各冶鐵作坊的配套設施相當齊全。表明漢代的冶鐵從采礦、選礦、冶煉、鑄煉、鑄造到鐵器的熱加工處理等方麵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生產程序。

　　漢代冶鐵業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冶金工藝技術的提高。中國古代重要的鋼鐵冶鑄加工技術，大部分在西漢時已經達到成熟水平。在采礦方麵，當時已能根據不同的礦床采取不同的、合理的采掘方法。在冶煉技術方麵，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高爐爐體的擴大，鼓風設備的改進以及石灰熔劑的使用等，為提高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創造了條件。煉鋼和鑄造技術更是取得了空前的進步，現代鑄鐵的主要品種在漢代都已出現。根據對漢代冶鐵遺址所出鐵器的金相學鑒定分析，在西漢就已出現了徹底柔化處理的鐵素鐵基體的黑心可鍛鑄鐵，歐洲直到18世紀才使用這種技術。特別是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的一件鐵癓，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及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標準一類A級石墨相當。此外，在鋼鐵冶煉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炒鋼法在漢代也已出現，說明漢代的冶煉技術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冶銅業兩漢時期，由於冶鐵業的迅速發展，具有悠久曆史的青銅冶鑄業的地位雖然相對下降，但仍是當時的一個主要手工業部門。

　　漢代銅器製品主要為各種日常生活用具，如飲器、水器、炊器、食器等類。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的漢代銅鏡是各種日用器物中數量最多的，說明銅鏡是當時使用最廣泛的銅器。

　　漢代銅器製造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

　　鑄造錢幣是漢代私冶銅業的重要產品，也是耗銅量最大的產品。秦統一全國後，下令廢除原東方六國的貨幣，全國統一使用秦國使用的方孔圓錢，對新貨幣的大量需求，極大地促進了鑄錢業的發展。漢初，除中央政府大量鑄錢外，也允許諸侯王國及富商豪民自行鑄錢，時有“即山鑄錢，富埒天子”的諸侯王，又有“以鑄錢財過王者”的富商。官私鑄錢業的生產規模均極為可觀。漢武帝將鑄幣權收歸中央後，官營鑄錢業更是得到了急劇發展。據《漢書·食貨誌》記載：“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就二百八十億萬餘。”僅一百二十餘年就鑄這麽多錢，平均每年鑄錢兩億三千多萬枚，耗用銅材當在千噸左右，可見鑄錢業的生產規模之大。當然，這也反映了當時銅礦開采和冶煉等方麵的興盛與發達。

　　漢代的冶銅業盡管在生產規模等方麵不如冶鐵業，但在冶鑄技術上仍取得了可喜的進步。人類早期冶銅所用原料主要為自然銅和氧化礦，而漢代時已開始使用硫化礦煉銅，擴大了冶銅的原料範圍。銅器鑄造方麵的高超工藝則在銅鏡上多有反映。如現存上海博物館的兩麵西漢時期的透光鏡，其外形與普通漢鏡一樣，但當其光亮的鏡麵對著日光或其他光源時，牆上就會反映出鏡背上的紋飾和銘文。這說明當時已在鑄造過程中，發現了由於應力所產生的“透光”現象並掌握了必要的研磨技術。

　　金銀器製造業漢代金銀器製造業是從傳統的青銅製造業中脫離出來的一個新興手工業部門。

　　從文獻中兩漢皇帝動輒以千斤、萬斤計的黃金賞賜臣下的記載看，漢代金銀產量是相當大的，這為金銀器的大量製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近年來在全國各地出土的大量漢代金銀器表明，當時的金銀器使用已較為廣泛，無論是數量，還是品種，抑或製作工藝，均遠遠超過了先秦時代。除大量金銀飾品外，主要還有器皿、錢幣、車馬器、帶鉤、金印、金銀針等等。由於金銀器極為貴重，其擁有者和使用者也僅為皇室和上層貴族。

　　從出土實物看，漢代金銀器的製造工藝已脫離了青銅工藝的傳統技術，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與先秦時期的器物成形方法相比，漢代多以錘揲、焊接法成形，範鑄成形者減少。

　　漆器製造業漆器製造業在漢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從出土漆器的品類、數量、分布地域和製造工藝等各個方麵，都可說明我國古代漆器在漢代達到了鼎盛時期。

　　漢代漆器種類繁多，以生活用具最多，主要有杯、？、奩、盒、盤、幾案、壺、鼎、鍾、盂、鈁、匕、勺、？、匣、筒、屏風等，此外還有漆兵器、漆樂器等。漢以前的漆器多為小件禮器，至漢時則出現了不少大型漆器，如高達幾十厘米的漆鼎、漆鈁、漆壺等。漢代漆器的出土地點很多，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反映了當時漆器使用已十分普遍，漆器製造業極為發達。其中最有名的是1972年至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器。這裏一、二、三號墓內共出土漆器七百多件，其數量之大、種類之全、製作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考古發掘的大中型漢墓中，生活用具類漆器的品種和數量往往超過了同類青銅製品，說明漆器已經逐漸取代了青銅器的地位。東漢時期，由於青瓷的出現，漆器的使用相對減少，考古出土的東漢漆器也比西漢少。

　　漢代漆器有竹胎、木胎、夾癏胎、銅胎、皮胎、牙骨胎等種，而以木胎和夾癏胎為主，其製作方法主要有旋製、剜製和卷製。漢代的漆器的裝飾手法，以彩繪為主，但多有創新，所用顏料，有的調油、有的調漆，所以曆久不脫，色澤鮮豔。特別是一些梳妝用品，已運用黃、綠及金銀色等，使之更加華美。此外，銅扣技術和金銀平脫等工藝也在漢代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創造了堆漆、戧金等技法。從考古實物看，漢代漆器大多設計精巧，結構合理，紋飾優美，鑲嵌華麗，不但具有實用價值，而且也是不可多得的工藝珍品。如北京大葆台漢墓出土的漆器上，因嵌有豔麗的玳瑁、雲母、金銀箔、雞血紅瑪瑙和白瑪瑙，而使精美的漆器更加絢麗多彩。

　　漢代漆器生產分為官營和民營，以官營的生產規模為大。舟車製造業漢代舟車製造業的生產規模明顯擴大，產品數量迅速增多，製造技術也有顯著進步。

　　舟、車是漢代主要交通運輸工具。關於其使用情況，文獻及考古資料多有反映。如《漢書·溝洫誌》載漢武帝時，一次便調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除運糧漕船外，各類戰船的數量也極其巨大。元鼎年間，漢武帝為征南越，出動了“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各類船隻使用的盛況，充分反映了當時製船業的發達。

　　造船技術在漢代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從1974年在廣州發現的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看，漢代造船業已經規範化、專業化，可以大量生產各種不同規格的船隻。據有關學者研究，當時已能建造寬6-8米，長20-30米，載重數10噸的大型木船。在船體設計方麵已經考慮到如何減少流水阻力以提高航速的問題。此外，櫓、舵、癕及風帆等設備已普遍使用，極大地提高了船舶航行速度、準確性和停泊時的穩定性。綜合文獻資料及考古資料可知，我國古代船舶的各種主要設備在當時即已基本齊備。

　　製車業在漢代也同樣取得了顯著發展，其突出表現為車輛數量的空前增長。史籍中曾經常提到發車幾千甚至數萬輛用於戰爭或運輸的事情。如漢武帝時，匈奴渾邪王歸附，“漢發車三萬輛迎之”。足見當時車輛使用之廣泛與普及。

　　漢代車的種類極多，名稱繁多，難以遍舉。封建國家和皇室用車，多由官營作坊經營。皇室乘輿車輛由少府屬下的尚方令主管建築，封建國家所需的其他車輛則由工官負責製作。地方官府也可造車。此外，民間私營製車也比較普遍。

　　兩漢車輛從形製到裝置技術均有很大發展。如先秦車一般都是兩輪單轅，漢代則出現了四輪和獨輪車“鹿車”。雙轅車約始見於戰國早期，但使用未廣，至漢時，則已廣泛使用。1954年，在山東永濟薛家崖還出土了三件我國最早的銅製滾珠軸承。這些均反映了漢代製車技術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製鹽業兩漢時期，人們對食鹽非常重視，視之為“食之急者”“國之大寶”。因此，製鹽業也成了當時受到特殊重視的手工業生產部門。

　　漢初製鹽業主要由私人私營，其生產規模很大，往往“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許多人也因此而富比王侯。如“猗頓用癗鹽起，……與王者埒富”，東郭鹹陽“齊之大煮鹽，……治生累千金”。漢武帝時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產鹽的郡縣設置了三十五處鹽官，負責鹽業專賣事務。

　　漢代的鹽包括海鹽、池鹽、井鹽、岩鹽數種。

　　當時的製鹽方法分為煮與曬兩種。煮鹽法是將鹹水蒸濃煎製而成，是當時最普遍的製鹽法。其生產工具是鐵製牢盆。《隸續》中收有兩件漢代鐵盆的銘文，一件注明“三百五十斤”，另一件注明“二十五石”。據陳直先生考證，此二盆即煮鹽所用的牢盆。文獻及考古資料還顯示，西漢時已開始利用天然氣作為煮鹽的燃料。如《華陽國誌·蜀誌》載，臨邛縣有“火井”，“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取井水煮之，一斛（鹵）水得五鬥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此外，在四川出土的一塊漢代畫像磚上，也有用天然氣煮鹽的場麵。上述材料表明，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就已開始利用天然氣，是世界上最早開鑿天然氣井和利用天然氣煮鹽的國家。

　　釀酒業釀酒業是兩漢時期規模較大的食品加工業。由於農業的迅速發展，兩漢的酒業發生及釀酒技術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兩漢的酒業生產也分為官營和私營兩類。官營釀酒業由少府屬下的太官、湯官主管，負責生產皇室所需之酒。《漢舊儀》載：“太官主飲酒，皆令丞治，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說明官營釀酒業的規模是相當大的。一些貴族、官僚之家也自家釀酒。

　　酒類品種大量增加，是漢代釀酒業發展的一個突出表現。秦漢以前的酒名，史籍中記載很少，秦漢之後，酒名大量出現。根據所用原料、配料、釀造時間及方法的不同，同一種酒有多種不同的名稱。

　　釀酒技術在兩漢時也有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造曲技術的進步。如隻用曲而不用睩的“複式發酵法”在漢代釀酒中已普遍使用。這種方法是古人釀酒生產的一項重大發明，至今仍在一些酒類生產中沿用。2003年，在西安北郊考古發掘中發現了26公斤西漢美酒，為我們深入了解秦漢釀酒業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證據。

　　四、唐代的手工業

　　鐵器、銅器製造業唐代的手工業門類主要有金銀器製造業、銅器製造業、鐵器製造業、紡織與印染業、陶瓷業、製鹽業、製茶業、造船業、造紙業與印刷業等。與漢代相比，不但分工更細、門類更全，商品生產的比重也明顯增加。作為中國古代最為強盛的朝代之一，唐代幾乎在手工業的各個領域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茲先將鐵器與銅器製造業兩個唐代最重要的金屬鑄造部門略作介紹。

　　唐代的官營鐵器和銅器製造均由少府監下“掌熔鑄銅鐵器物之事”的掌治署主管，但當時的銅鐵製造業尤其是鐵器製造業並未廣泛實施官營。

　　由於瓷器和漆器的大量出現並廣泛使用，導致了唐代銅器製造業在總體上的衰落。當時的銅器製造主要是鑄錢和鑄鏡。鑄錢業由政府壟斷。武德四年（621），唐朝開始鑄造新幣“開元通寶”。隨著貨幣需求量的增加，鑄錢業也日漸發展。開元時僅鑄錢70爐，到天寶年間已增至99爐，每年鑄錢達三十二萬七千貫左右。但由於銅產量有限，鑄錢業也因此受到很大限製。為此，唐政府多次頒布了禁止鑄造銅器的禁令，但實際上收效不大。銅鏡的鑄造則官私均可。由於唐代禁止鑄造銅鏡以外的其他日用銅器，以及當時社會上盛行以銅鏡作為獻禮和饋贈之風，極大地促進了銅鏡製造業的發展和興盛。從考古發掘資料看，唐代的銅鏡無論是數量、種類，還是製作工藝均遠遠超過了唐以前的任何朝代。揚州和並州是當時全國的製鏡中心，尤以揚州最為重要。

　　金銀器製造業金銀器製造業自兩漢時從傳統的青銅鑄造業中脫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手工業門類，到唐代時已發展到了頂峰階段。

　　由於礦冶技術的進步，唐代金銀產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為金銀器的大量製造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而上層社會崇尚奢華、服食金丹之風流行，則直接刺激了金銀器製造業的迅速發展。從文獻記載看，金銀器在唐代社會生活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不但皇室貴族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器皿大量使用金銀器，皇帝賞賜大臣、外國使節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吏向皇帝貢奉，金銀器也是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如唐文宗曾一次賞賜翰林學士王源中二十四口金碗，而淮南王播則一次就向文宗進獻了“大小銀碗三千四百枚”。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了270件金銀器，據考證，這批器物全是盛唐時期癘王李守禮家遺物。一個皇族即擁有如此眾多的金銀器，那麽當時金銀器之盛行及製作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由於使用金銀器太盛，勞民傷財，唐代在玄宗、文宗時曾下過禁斷金銀器的詔令，但未能認真執行。從考古資料看，目前全國各地出土的唐代金銀器已達一千多件，比唐代以前各朝代所出金銀器的總和還多出幾倍，這也充分證明了唐代金銀器製造業的發達。

　　唐代金銀器不但數量大，而且種類也全。主要有食器、飲器、藥具、雜器、裝飾品和宗教器物等。以飲食器等生活器皿數量最大，製作最精。這也是唐代金銀器與先秦及兩漢金銀器的最大區別。

　　唐代金銀器的製造分為“官作”與“行作”兩類。官作即官營作坊。行作即民間私營作坊。

　　唐代金銀器最重要的製造中心是首都長安及其附近地區。到目前為止全國各地已出土唐代金銀生活器皿600餘件，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就出自這一地區。特別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70餘件和1987年在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121件金銀器最為著名。這兩批金銀器不但數量大、品類全，而且製作精湛，價值極高，充分顯示了唐代金銀器製造的最高水平。中晚唐時期，南方的金銀器製造迅速發展，以鎮江、宣州、揚州等地為主的江南地區已成為除了首都長安以外的另一個比較重要的金銀器製造中心。1982年在江蘇丹徒丁卯橋窖藏一次就出土了950件各種銀器，足以反映南方金銀器製造業的發達。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金銀器無論是造型、紋飾，還是製作工藝等都受到了中亞、西亞金銀器的強烈影響，因而出現了不少中西合璧或異域色彩濃厚的器物，這一點與當時開放的社會環境和極其頻繁的中西文化交流有著直接的關係。唐王朝以其博大的胸懷大量接收了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文化，不但促進了金銀器製造業的繁榮，使唐代金銀器更加多彩多姿、絢麗迷人，同時也最終造就了唐文化的輝煌和燦爛。

　　紡織與印染業紡織業在唐代手工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唐代實行租庸調法，戶調主要征收絲織品，絲絹等還常常作為流通領域中的貨幣使用，同時絲織品又是當時對外貿易的主要輸出品，這些都極大地促進唐代紡織業的發展與興盛。

　　唐代紡織品包括絲織品、麻織品、棉織品和毛織品等。以絲製品最為重要，其品種花式極多。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和甘肅敦煌的莫高窟等地發現的大量唐代絲織品不但證實了絲織品種類的豐富，而且還顯示了唐代高超的紡織技術。如1968年在阿斯塔那唐墓中所出的花鳥紋錦，主題花紋是五彩大團花，周環以飛鳥、散花，錦邊為藍地五彩花卉帶。布局緊湊、協調，色彩鮮豔，花鳥形態生動逼真，乃是唐錦中之佳品。

　　從產地來看，絲織品由於是各道向中央繳納的主要貢物，因此產地分布十分廣泛。安史之亂以前，河北定州和河南一帶是絲織業的中心。定州的綾絹產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進貢一千五百多匹。天寶以後，南方絲織品迅速發展並在唐代後期超過了北方。吳越是當時江南地區的絲織中心。

　　陶瓷業唐代是古代陶瓷業發展的輝煌時代，即《陶錄》所謂“陶至唐而盛”。三彩器物的大量出現和瓷器的大量燒製是唐代陶瓷業發展的突出表現。

　　據《唐六典》記載，唐代的陶器製作由將作監所屬的甄官令主管。由於瓷器的廣泛使用，生活用陶已很少使用陶器，因而當時的陶器製作便以各種三彩明器為主，即“唐三彩”。所謂三彩是指器物表麵的三種釉色，以黃、白、綠三種顏色為主。三彩器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俑，另一類是種類極多的器物。目前，全國各地均有唐三彩出土，尤以西安和洛陽兩地出土最多。由於唐三彩大都造型生動，色彩鮮豔、瑰美華麗，因而被視為古代陶塑工藝的精品，極為世人所重。

　　唐三彩是鉛釉技術達到嫻熟後，在鉛釉內摻和少量鐵和鈷的氧化物，掌握一定的燒造技術後才燒製出來的。唐三彩的燒造成功標誌著我國古代製陶技術的新發展，它不但對後世宋三彩、遼三彩有直接的影響，而且對明清時期的釉上彩、顏色釉瓷器也有啟迪作用。特別是鈷料的應用為我國青花瓷器的創製奠定了基礎。

　　在唐代，製瓷業已從製陶業中脫離出來，成了一個獨立的手工業部門，其產量、產區、品種樣式都有了巨大的發展，瓷器也與金、銀、漆器等一樣，成了日用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根據考古發掘，在今河北、河南、陝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都有唐代瓷窯遺址發現，說明唐代的製瓷業分布十分廣泛。由於瓷器產區日廣，各地區出現了不同風格的瓷窯體係，故開始在窯前冠以地名，如越窯、邢窯、嶽州窯等。

　　唐代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產青瓷，北方盛產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說。從製瓷業的分布看，則有南盛於北的特點。青瓷以越州所出最為有名，如“茶聖”陸羽就從飲茶的角度將越州瓷碗列為上等。越窯燒製的青瓷胎質薄、瑩潤如玉、雅致瑰麗。1987年在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16件越窯青瓷器秘色瓷，使人們得以一睹秘色瓷之風采。這批秘色瓷大多釉麵青碧，晶瑩潤澤，如寧靜的湖麵一般清澈碧綠。越窯產品不但質量高，而且產量也大，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產的最大窯場。與越窯齊名的則是北方燒製白瓷的邢窯，其所製瓷器土質細潤，其所產白釉瓷器在唐代風靡全國，為當世所稱重。

　　除青瓷、白瓷兩大瓷係外，唐代黃釉、黑釉等多種釉色瓷以及花釉瓷器、絞胎瓷器的燒造也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唐朝後期，選練瓷土、燒造火候、施釉技術、釉下彩繪等技術，都有了顯著的發展，為宋代以後中國瓷器製造業的進一步發達奠定了基礎。

　　製茶、製鹽業製茶業是唐代新興的手工業部門。據文獻記載，茶在唐人生活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茶為食物，無異米鹽”，“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飲茶之風的日益盛行，極大地促進了唐代製茶業的發展。

　　唐代茶葉產地的不斷擴大是製茶業發展的突出表現。我國的茶葉產地，唐以前僅有四川、湖北、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個別地區，至唐時則空前擴大，已遍及全國六十九州，相當於今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陝西、甘肅、福建等15個省區。由於茶葉的生產和銷路大增，所以征收茶稅成了唐後期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唐代的製鹽業主要由政府控製和壟斷。當時的製鹽業隸屬於中央政府的度支。中唐以後，在中央專設鹽鐵使，實施鹽專賣，在各地則分設巡院、場、監等，唐代的鹽業生產以海鹽、池鹽、井鹽為主，以海鹽的產量最大。

　　造船業唐代由於水上交通發達，促進了造船業的進一步發展。

　　唐代的船隻已有內河船和海船之分。唐代所造的遠洋海船，大的長20餘丈，能載客600-700人，極受各國商人的喜愛，他們大都愛乘坐中國船隻從事遠洋貿易。

　　唐代造船業也分為官營和私營兩類。工部下的水部郎中和都水監下的舟楫署令，專門掌管官營造船業。當時官營造船業的規模極大，往往一次造船便達數百艘。

　　唐代造船業的發達也促進了造船技術的進步。從考古出土材料看，唐代早期便已發明了水密分艙技術。1973年，在江蘇如皋縣出土了一艘唐代早期木船，全船分成了九艙，艙房間設有隔艙板。船艙和船底用鐵釘按人字形釘牢，縫間用石灰桐油填塞，嚴密堅固，力學結構比較合理。水密分艙技術的發明，極大地增強了船的抗沉性，是造船技術上的一大突破。而歐洲的水密分艙技術則是18世紀時從中國傳去的。此外，唐代發明的船底塗漆的防腐技術也一直為後世沿用。

　　造紙與印刷業造紙業在唐代獲得了迅速而廣泛的發展。此時的造紙業不但產地廣、品種多、產量大，而且技術上也有很大提高。

　　從文獻記載看，唐代產紙的地域分布極為廣泛，除造紙業中心四川以及江淮等地外，全國其他地方也多能造紙，如南海多產穀紙，羅州（今廣東廉江縣北）產香皮紙。北方也不乏產紙之處，河南蒲州即以產紙而著名。此外，即便是邊疆西北地區也有“紙師”負責製紙。產地地域如此廣泛實為前代罕見。不過，當時重要的產紙地多分布於南方。

　　經對敦煌唐代寫經紙的測定可知，唐紙厚度一般都在0.05-0.44毫米間，即是說，有的厚度竟不足1/10毫米，說明唐代造紙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甚至歐洲在16、17世紀時生產的一些紙尚不能與之相比。唐代時為防水防蛀，還發明了在紙張表麵塗蠟的技術，這一技術在歐洲也直到1866年才出現。

　　唐代造紙業的發展直接刺激了印刷業的興起。雕版印刷術首先在劍南西川出現並流行於民間。發現於敦煌的《金剛經》是唐懿宗鹹通九年（868）的雕版刻本，是世界上現存刻本中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雕版印刷書。此書字體渾樸，剛勁凝重，字跡清晰，濃淡相宜，圖文並茂，畫麵神態生動，說明當時雕版印刷已發展到了較高水平。

　　大約在唐代中期，雕版印刷術就已傳到了日本。唐代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對古代文化的普及，傳播及進一步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