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炎帝研究熱的哲學反思

孔潤年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炎帝研究的熱潮已持續了十多年，突出表現為參與炎帝研究的專家學者多，學術活動多，研究成果多。反思現實是哲學的重要功能。利用這一功能反思一下炎帝研究熱現象很有必要，其實這也是從宏觀上對學術研究的經驗總結和理性指導。

一、炎帝研究熱的特點

在中國曆史上的祭祀活動中，一直存在著重黃帝、輕炎帝的現象。“重黃輕炎”的價值取向不僅表現在官方的祭祀活動中，而且也影響到學術研究和民間祭祀。相對於這種曆史背景而言，近十多年來炎帝研究熱的出現本身就是個特點，因為它表征著“重黃輕炎”向“炎黃並重”的轉變。具體說來，近十多年來的炎帝研究熱有以下三個特點：

1.民間性

炎帝研究熱以民間祭炎活動的普遍出現為前提，反過來又以學術研究活動支持著民間祭炎活動。誠然，一些地方的祭炎活動是以地方政府的名義進行的，包括學術研討在內的炎帝文化節，也離不開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這些現象都不能掩蓋炎帝研究和祭炎活動的民本性或民間性本質。因為民間信仰、民俗文化、群眾參與始終是祭炎活動和炎帝研究的基礎。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上層祭黃，下層祭炎，或者說官方祭黃，民間祭炎的文化現象的出現。

2.經濟性

開發旅遊，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的初衷推動了祭炎熱和炎帝研究熱的興起。20世紀90年代初，一些地方就明確提出了“文化搭台，經貿唱戲”的口號。由於這個口號把文化建設邊緣化、工具化而引起一些人的批評，後來也就沒有人明確這麽講了。可是，在炎帝文化活動包裝下的經濟目標並沒有根本改變。這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活動的市場化運作機製不無關聯，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炎帝研究和祭炎活動的經濟特征，不隻表現為直接的經濟利益追求，還表現為炎帝偶像的經濟性質。按照民間傳說和史料記述，炎帝和黃帝都可尊稱為“人文始祖”。但是，他們的具體內涵又是有區別的。即黃帝被認為是開創了華夏族大一統局麵的“政治始祖”，炎帝則被認為是發明農業、農具、手工業製品、醫藥、市場等的“經濟始祖”。正因為如此，後世出現官方更重視黃帝，民間更重視炎帝的現象才不難理解。

3.尋根性

尋根問祖，不僅是學術層麵的問題，更是廣大群眾的文化心理認同問題。中華民族是以漢民族為主融合各少數民族形成的。漢族源於華夏族。炎帝、黃帝為華夏族的始祖。所以，從血緣和文化上，就可以將中華民族溯源到炎黃。因而，“炎黃子孫”才成為漢族和許多少數民族的共識。對炎帝的尊崇、祭祀，在曆史上雖沒有對黃帝的尊崇、祭祀那麽重視，但也有一些記載。如東漢應劭在《風俗通義》中所說，神農最先懂得使用地力，種植五穀蔬菜，因而成為農業始祖，被尊奉為“地皇”。夏商以來，就開始有了祭祀農神，祈求五穀豐登的典禮。戰國時，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記·封禪書》，首開官方祭炎活動。據《舊唐書·禮儀誌》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曾敕建三皇五帝廟祀神農。北宋剛一建立，宋太祖便讓其官員尋訪“炎帝陵”，在酃縣（現湖南炎陵縣）禦祭，“三歲一舉，率以為常”。曹敬莊：《炎帝與炎帝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頁。清朝康熙帝也派大臣到酃縣的炎帝陵祭祀過。另有不少學者研究認為，炎帝故裏和炎帝陵在陝西寶雞。在曆史上對炎黃二帝的“認祖”現象，不僅存在於華夏·漢民族，而且一些非華夏·漢民族亦予以認同。例如，春秋戰國時期，地處長江上、中、下遊的蜀、巴、楚和吳、越被中原稱為蠻越，而此時也紛紛認同華夏，甚至自稱黃帝、炎帝苗裔之正宗。霍彥儒：《炎黃二帝與中華民族凝聚力》，《漢文化多元文化與西部大開發》，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199頁。從春秋戰國的“炎黃苗裔”，司馬遷的華夷諸族“共祖”，至今日的“炎黃子孫”，在長達數千年的曆史長河中，炎黃二帝在中華民族中的“共祖”地位已被廣泛認同。關於炎帝與黃帝的關係，學術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他們是同時代人，並且一起打過仗；也有人認為炎帝時代早於黃帝時代，這後一種觀點越來越被更多的人們所接受。因此，人們尋根問祖的學術研究領域，已不能局限於黃帝時代，而更需要上溯到炎帝時代。

二、炎帝研究熱的價值

人類活動都有目的性，目的性也就是關於意義或價值的訴求。那麽，炎帝研究熱的興起有無價值，如果有，表現在哪些方麵？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1.曆史價值

炎帝是史前社會的人物，關於他的一係列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問題，長期以來隻是些民間傳說，即使先秦以來的史料記載，也是在傳說的基礎上形成的。傳說雖然也有學術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但畢竟還不屬於科學的範疇，不能全信其無，亦不能全信其有。炎帝研究熱興起以來，專家學者們不但提出了許多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學術問題，如炎帝的故裏，炎帝部族的遷徙路線，炎帝的發明創造，炎帝與黃帝的關係，炎帝與漢民族的關係，等等。在探討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不僅采用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還將曆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地理學、哲學、倫理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及方法結合起來。這不僅開闊了視野，壯大了隊伍，形成了合力，豐富了炎帝研究的成果，而且帶動了各相關學科的發展。正如中國古代史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具有重要曆史價值一樣，研究夏以前的曆史，包括炎帝時代的曆史，無疑也具有重要曆史價值。

2．文化價值

炎帝研究熱的興起，帶動了“炎黃文化”，特別是炎帝文化的研究，同時也推動了炎帝文化節的開展及旅遊文化產品的開發，使文化與經濟的聯係更加密切。炎黃二帝不僅具有“共祖”象征的意義，而且具有文化象征的意義。因為，“炎黃二帝不僅是中國原始社會末期的重要曆史人物，而且是中國古代文化、文明的一個符號、代號、象征。”張岱年：《炎帝黃帝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征》，《炎黃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炎黃文化，在狹義上指的是炎帝與黃帝時代的中國文化；在廣義上不僅指炎黃時代的文化，而且泛指中華文化，或者說，是中華文化一種形象的稱謂。民間傳說和曆史記載炎黃二帝的許多發明創造，顯然不可能是一人或一族所為，而是將多人或多族的發明創造集於炎、黃二帝一身。因而，炎、黃二帝所創造的文化就成為“華夷”文化的代表，而且越往後隨著“華”、“夷”的相互同化、融合，這種由炎黃二帝所創造的“炎黃文化”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的理念愈加明顯。正因為如此，對炎黃或炎帝的研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史研究，具有明顯的文化史價值，同時也帶動了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

3.精神價值

炎帝研究以及由此所推動的炎帝文化活動，實際上起到了弘揚炎帝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的作用。關於炎帝精神，我曾概括為：“產生於炎帝時代，並被後世的人們所廣泛認同的觀念文化，其中包括趨向文明的文化心理、天人交勝的思維模式和功德一致的價值取向。這種精神或觀念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源頭及組成部分。”孔潤年：《試析“炎帝精神”的涵義》，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頁。另有學者概括為：“敢為人先的實踐精神，百折不撓的創造精神，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霍彥儒、郭天祥：《炎帝傳》，陝西旅遊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81頁。還有學者概括為：“向往光明、奮發有為的自強精神，不畏艱險、百折不撓的獻身精神，含弘光大、品物鹹亨的厚德精神，通神合天、怡情悅性的樂天精神。”陳望衡：《試論炎帝精神》，劉征主編：《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第98-102頁。中華民族精神就是以炎帝、黃帝精神為源頭發展、擴充而成的。“所謂中華民族精神，是指中華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長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會實踐中逐步所形成和發展的，為中華民族大多數成員所認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價值取向和道德規範，是中華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傳統、思想感情等的綜合反映。”霍彥儒：《炎黃二帝與中華民族凝聚力》，《漢文化多元文化與西部大開發》，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199頁。由於炎帝精神在中華民族精神形成和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研究炎帝文化，弘揚炎帝精神，對於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信仰和凝聚力，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三、炎帝研究熱的方法

任何一門科學，要想在研究中獲得進展，必須要有方法上的創新和突破。科學研究方法具有層次性。對炎帝研究來說，既涉及哲學的方法和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又涉及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特殊方法。

1.哲學的方法

在中國現時代，最根本的哲學方法論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既為人們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又為人們提供了認識整個世界，包括整個社會曆史現象的科學方法論。比如，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指導下，人們在認識炎帝時代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認識炎帝時代人們的思想觀念，即由認識那個時代的物質現象過渡到認識那個時代的精神現象。又比如，曆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由原始社會發展到文明社會的，這是一個漫長的時期，是在人民群眾和傑出人物的共同努力下，才推動了社會曆史的發展。這些基本理念，在最高層次上指導著人們對炎帝時代諸多問題的探討。離開了這個前提，就不可能形成最基本的共識和問題，也無法開展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討論。應該說，近十多年來的炎帝研究熱，基本上是在唯物辯證法、特別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運行的。這一方法論原則必須更加自覺地繼續堅持。當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原則和方法，也是隨著時代發展和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而與時俱進的。因此，我們還要不斷學習、不斷創新，善於運用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指導科學研究。

2.社會科學的方法

炎帝研究是諸多門社會科學都可以參與的課題，因此，社會科學中通行的研究方法，同樣通行於炎帝研究。其中曆史的方法和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是兩個根本的方法。所謂曆史的方法，就是要求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把研究對象放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中，特別是要放在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中去認識。炎帝時代還沒有階級社會才產生的那種政治現象，但是有其特殊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我們隻有從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出發，而不是從脫離曆史條件的主觀猜想出發，才能科學地解決炎帝研究中的一係列問題。所謂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就是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既要來源於實際，又要能應用於實際。對炎帝研究來說，就是要把忠實於曆史事實與有益於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結合起來。比如，我們把概括炎帝精神與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結合起來；把紀念炎帝和研究炎帝的活動與旅遊開發、招商引資、活躍群眾文化生活、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結合起來，這就是采用了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

3.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方法

除了通行於各門社會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之外，各門具體的社會科學還都有獨屬於本學科的一些特殊研究方法。即使同一學科在研究不同的問題時，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不同的方法。這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方法論原則。炎帝研究，既是個曆史學問題，同時又是個跨學科的綜合性問題。從近十多年來的炎帝研究熱來看，已經有包括曆史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地理學、文藝學、倫理學、哲學等眾多學科的專家學者參與了炎帝研究，發表了相關學術成果。大家都對同一課題感興趣，積極參與，相互啟發、學習，對於開闊學術視野，推動炎帝研究的深入，無疑是可喜的現象。各個學科的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也引入了各個學科的知識、成果和方法，大大豐富了炎帝研究的內容。從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動向來看，今後的炎帝研究，還要處理好幾個關係：第一，民間化的炎帝與正統化的炎帝的關係；第二，地域化的炎帝與民族化的炎帝的關係；第三，民族化的炎帝與國際化的炎帝的關係。簡言之，民間化的炎帝與民間傳說、民間文化、民間信仰聯係在一起；正統化的炎帝與謀求政治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聯係在一起；地域化的炎帝與地域文化的研究和開發利用聯係在一起；民族化的炎帝與中華民族尋根問祖的思想感情、心理需要和文化認同聯係在一起；國際化的炎帝與海外華人的“認祖”感情以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和世界文化走向中國的曆史大潮相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