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弘揚炎帝精神振興中華民族

王俊義

素有“炎帝故裏”、“青銅器之鄉”稱譽的寶雞市，曆史悠久，文化積澱深厚。這裏既是薑炎文化的發祥之地，又是周秦文化的肇興之區，同時，還是漢唐盛世許多文明象征的所在之域。今天，他作為現代化城市之一，又朝氣蓬勃，一片欣欣向榮。對這塊文明寶地，我久已心向往之。這次能應邀出席“2005年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及“炎帝與民族複興國際學術研討會”，終於恭臨聖地，如願以償。此間，先後參加了“朝聖大典”，拜謁炎帝陵，實地考察了反映炎帝時期文化的北首嶺仰韶文化遺址，還參觀了青銅器博物館與佛教聖地法門寺。如此將參觀考察與學術研討相結合的方式，實使與會學者受益良多，特別是對寶雞在炎帝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有了切實感受。僅據自己的認識與感受撰此小文，以求教於與會的專家學者。

一、炎帝與黃帝同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對於炎帝的研究理應深入和加強

炎帝與黃帝一樣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幾千年以來一直受到後世炎黃子孫的緬懷與崇敬。由於其在開創中華遠古文明的過程中，砍榛劈莽，前驅先路。加之，該氏族部落因生產、生活發展需求，或受地理環境與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交融征戰，曾南北流動，輾轉遷徙，氏族代代相傳，繁衍生息，足跡所至，幾乎遍布各地。因此在全國各地都留下瞻仰祭祀的遺址、遺跡如湖南、湖北、河北、山西、河南等，都有炎帝廟、炎帝陵、炎帝故裏等等，這是合乎情理的，勿需爭論何者為真，那個是假。《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據寶雞及其附近河流的地理地望與考古發掘相印證，寶雞無疑是炎帝及炎帝文化產生、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炎帝氏族的先民可能曾長期在此地生息，甚至開創農耕文明，具有部族領袖稱號的炎帝一世就在此地誕生。

有鑒於上述情況，在陝西省領導及學術文化界的支持下，在寶雞市當地黨政領導及各相關部門的組織推動下，對薑炎文化與炎帝文化的研究已開展多年，形成了一支可觀的研究力量，積累了相當的研究成果，對這裏的炎帝遺址、遺跡和有關文物的保護與開發也做了大量工作。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又舉辦了“2005年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和“炎帝與民族複興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想，通過這些活動的開展，必將進一步推動炎帝文化研究，也將為“開發古陳倉，建設新寶雞”帶來新的契機。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全國上下都在倡導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我想複興中華民族絕非抽象、空洞的口號，也不能隻停留在動員與號召層麵，而必須是通過各地區、各部門，根據各自曆史與現狀的特點，按所製訂的複興規劃，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做大量切實的工作，通過一地一地的複興，來促進全國、全民族的複興。以“炎帝故裏”的寶雞為例，如能通過弘揚炎帝文化，以文化促經濟，帶動各方麵的工作向前發展，在當地早日實現複興中華民族的小康社會，就是對整個中華民族複興的有力推動；其他地區同樣如此。因此，大家有必要共同思考，如何加強對炎帝文化的深入研究。

人所共知，炎帝與黃帝都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他們都為締造中華文明，熔鑄中華民族精神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而後人常“炎黃”並稱，這是他們的共性。但我們既要看到他們的共性，還要認識他們的個性。除共性外，他們又各有自己獨具的秉性、特點和貢獻，有各自不可取代的獨特之處。譬如炎帝在開創中華民族的農業生產方麵，在嚐百草、醫疾病方麵，就較之黃帝更為突出，因而被稱謂“農神”與“醫神”。所以，炎黃二帝，都應同樣受到全球華人的尊崇與祭祀，他們的曆史偉業都應得到弘揚與發展。曆史也和現實基本如是。目前，散布在全國各地的炎帝陵、炎帝廟，以及曆朝曆代帝王百官、文人墨客與黎民百姓對炎帝陵廟的祭典、祭祀活動，流傳下來的大量碑刻、詩文，就是很好的證明。不過，客觀而論，在曆史與現實中，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重黃輕炎”、“厚此薄彼”的現象。對這種現象已有學者撰文論述，高強、田延峰：《“重黃輕炎”現象及其文化透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這裏不再列舉。有關各方麵應針對這種現象形成的原因，共同努力逐步加以扭轉和改變。就各級政府而言，特別是各級文化部門，應在指導思想上，對炎帝與黃帝都給以應有的尊崇，從二者的共同點與不同點出發，強調和肯定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貢獻，對有關炎帝的遺址、遺跡，應大力保護與開發。因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與曆史的發展是無數的傑出人物與億萬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而不是某個或少數傑出人物的獨有功勞。凡是對人類曆史做出巨大貢獻的人物都應受到尊崇與表彰，也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繼承與弘揚他們的曆史功勳，以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就學術文化界而言，應大力加強和深入對炎帝及炎帝文化的研究，特別是有炎帝遺址、遺跡所在的地區與部門，更應依靠和發展本地的研究力量並組織各地學者，有針對性地深入開展研究；輿論媒體，也應在海內外炎黃子孫中廣為宣傳與普及炎帝的功績與精神，使之同黃帝一樣，成為在新時期振興中華民族，凝聚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精神支柱與紐帶。

這裏想就學術界如何加強和深入研究炎帝與炎帝文化談點淺見。近些年來，在當代興起的“炎黃文化”熱中，已經有不少關於炎帝的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陸續編輯出版。就我接觸閱讀到的，諸如陝西寶雞、湖南炎帝陵基金會及山西省長治市、高平市的炎帝遺址、遺跡所在地，都結合本地特點，組織編輯出版了一些炎帝文化的曆史文獻資料，研究叢書，及開展學術研討的論文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組織編輯了由李學勤、張豈之先生總編的包括炎帝在內的大型曆史文獻資料匯編《炎黃匯典》，李學勤、張豈之總編：《炎黃匯典》全八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還編輯出版了專門研究炎黃文化的學術叢刊《炎黃文化研究》《炎黃文化研究》自1994年起作為《炎黃春秋》增刊，先後出版10輯，自2004年起已由河南大象出版社正式獨立出版。等。有些研究論文還刊載於全國各有關報刊。這些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都為進一步研究炎黃文化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方便。但也應看到，已有的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雖不乏有水平、有價值的獨到之作，但多數尚屬初始階段，還必須進一步深入、加強與提高，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努力開展：

其一，對曆史上流傳下來的有關資料需進一步分析、考辨和整理。對於炎帝與黃帝曆史上流傳下來許多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和神話，以及根據傳說已載入各種曆史文獻典籍中的資料，近年來，有炎帝故裏、陵、廟及其他遺跡的地區，已程度不同地做了些資料撰編工作。由於這些資料的編輯多是從當地情況出發，或不夠完善，或缺乏考辨，或互有矛盾與重複，或是炎黃二帝合編。應在各地原有資料基礎上，對已編的各種資料，進一步梳理和考辨，加一審視與鑒別，分工合作，專門編輯更加係統、全麵的《炎帝文化資料匯編》，以供深入研究炎帝文化參考。

其二，改進研究方法。過去的研究工作中，存在著各自獨立進行的現象。從事曆史文獻研究的學者，隻著重對文獻典籍的搜集整理。從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學者，隻偏重文物的收集與考古的發掘。今後應運用將曆史文獻的分析考辨和地下考古發掘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曆史文獻學家應吸收近年來考古學界考古發掘的最新成果；考古學界對新發掘的成果應據已有的曆史文獻分析新發掘的文物，二者相互印證，相互補充。同時，由於炎黃與今天相距的年代久遠，要研究當時的問題涉及曆史學、地理學、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人類學、民俗學、自然科技等各相關學科，各個學科應互相配合，綜合研究，才有可能使相關問題的研究獲得新的突破與進展。

其三，對尚存爭論的問題，應采用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開展自由深入的討論。近年來學術界對於炎黃二帝及炎黃文化的研究已逐漸取得了一些共識，如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中華古代文明的起源要往前推；炎黃二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征；炎帝、黃帝或是某一具體祖先的名字，或是炎帝氏族與黃帝氏族領袖的共同稱謂，但都是人而不是神，被後世敬為神靈則是另外的事情；由於炎黃兩大遠古氏族部落，都曾各傳多世，並都有流動遷徙，所以，在今天全國的許多地方都有炎黃的遺址與遺跡，當可並行不悖，不必爭論我是你非與上下高低。對於這些已成為多數人共識的問題，就應肯定下來，作為推進深入研究的起點和基礎。當然，在這些問題上仍有少數不同意見者，仍可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界對炎帝及炎帝文化的研究仍有一些問題存在分歧和爭論。諸如炎帝與神農氏究竟是同一人，同一氏族，還是不相同的兩個人，兩個氏族。曆史文獻記載或同或不同。目前學術界也還存在或主張前者，或同意後者的不同意見。雖然張岱年先生曾指出：“有些史學家不承認炎帝是神農氏，但最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炎帝就是神農氏。我認為承認這個說法是較有理由”。張岱年語，見《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但也還有些學者仍堅持二者並非同一，因而還須繼續研究討論。另如炎帝生在何處？定都於何地？死在哪裏？自古至今就有多種說法，如湖南炎陵說、陝西寶雞說、湖北厲山說、河南淮陽說、山西高平說等等，各自都有一定的曆史文獻依據，當然各種說法的道理充分與否也各有不同。還有既然炎帝氏族有多代延續，不斷遷徙流動，其遷徙流動的具體情況如何？各個世代具體如何遷徙？落腳在何處？也有不同說法。有的學者認為炎帝一世在寶雞，而後沿渭水向東北、東南發展，分別向山西、河南發展，經過涿鹿大戰，炎帝八世到了湖南炎陵。何光嶽：《炎黃源流史》，轉引自《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頁。但也有學者認為，炎帝一世起源於遼寧紅山文化地帶而後入關在燕山山脈一帶，再後遷徙至山西、陝西、湖南陳平：《略論阪泉·涿鹿大戰前後炎帝的來龍去脈》，《燕秦文化研究——陳平學術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367頁。對此問題還有其他說法，茲不一一列舉。

對於深入開展炎帝、炎帝文化及炎黃文化的研究，我還有一點很不成熟的意見，就是在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時，應多從宏觀上把握，宜粗不宜細。一定要遵循曆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依據史實，結合時代精神，從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愛祖國、愛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出發，來深入研究和闡發炎帝與黃帝開創的遠古文明的偉大功績及其熔鑄的民族精神。由於炎黃所處的時代與今天相距十分遙遠，且當時尚無直接的文字記載，因而對當時的一些具體問題，如神農氏究竟是“十七世而有天下”，或者是“七十世而有天下”，又或者說“炎帝有八代，曆時五百年”等等，這些說法隻能是對研究那個時代用來分析參考，而不可能對每一世的氏族領袖名稱是什麽？生存時間有多長？生死在何地？考證出清楚明確的結論。再如炎帝氏族確曾有流動與遷徙，對於流動遷徙的具體情況，也隻能根據文獻記載與地下考古發掘和文化遺存，研究出一個大的趨勢，而很難把“炎帝八世”或“十七世”的每一世原在何處？遷到哪裏？葬在何地？等等，一一得出明確結論。如真有這樣的結論，似乎很明確、很具體，但又必然令人疑竇叢生，難以置信，有畫蛇添足之嫌。因此，正像有的考古學家所說：“我想現在無論是關於傳說資料的研究還是考古學的研究，都還難於做出確切判斷，因此暫時還是采取一點兒模糊數學態度為好”。嚴文明：《炎黃傳說與炎黃文化》，《炎黃匯典》（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頁。

二、炎帝的曆史功績與崇高精神

炎帝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被譽為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征，就在於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有著彪炳史冊、造福萬代的偉大貢獻和不可磨滅的影響。他是自古就以農立國的中國農神，在世界農業史上也應有崇高的地位。

但要論炎帝的曆史功績，首先要弄清他與神農氏的關係。因為自古流傳下來的文獻典籍中，有關炎帝與神農氏互相關係的說法不一，有的將二者完全分開，或隻講神農氏，或隻講炎帝；而且一個時間在前，一個時間較後，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人物。但也有的將“神農氏炎帝”，或“炎帝神農氏”連稱，視為一體，沒有分別。《史記·五帝本紀》還記述說：“軒轅之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淩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司馬遷顯然是把神農氏與炎帝分開的，神農氏在前，炎帝在後，與黃帝大致同時。《史記》之後的曆代史籍，如班固的《漢書》等才將“炎帝神農氏”連稱。漢代以後，雖仍有不同看法，但炎帝神農氏連稱卻一直未變。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先秦將神農氏與炎帝分開的有關文獻中，也反映了二者有許多共同的特征。如不同的文獻都記載說：神農氏“宏身而牛首”；炎帝“人身牛首”，這說明他們都以“牛”為圖騰崇拜，有著相同血緣與氏族的聯係。還說他們均以“火”為特點，又都姓薑。如說：“神農火師火名”，“神農氏，薑姓也，母任姒”；“炎帝火師，薑姓也”、“炎帝以薑水成，……故炎帝為薑”。既然都姓薑，當然屬於同一氏族。另外，在講到神農氏，或炎帝的曆史功績時，二者的功績都在農業方麵，幾乎完全相同，民間傳說也如此，都是“製耒耜”，“種嘉穀”，“製陶器”，“嚐百草”等等。從這些材料反映的信息看，神農氏與炎帝雖是時代前後不同的二人，但又有許多相互聯係的共同特征。須知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經曆有漫長而遙遠的過程，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野蠻到走向文明，從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到構木為巢用火熟食，從漁獵采集，到畜牧農耕，從刀耕火種到精耕細作，一步一步都經曆了艱難曲折，路漫漫兮。同樣，一個世代繁衍生息的氏族部落，即以開創原始農業為特征的神農氏氏族而論，也必然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曆史發展過程。從我國近二三十年南北各地考古發掘出的糧食作物來看，早在一萬多年前，湖南道縣玉蟾岩洞穴遺址，就發現了完整的經栽培的稻穀，而在長江下遊距今約7000年前的餘姚河姆渡遺址，也發現有相當多的稻穀、稻稈和稻葉吳汝祚：《炎黃時代的農業》，《炎黃文化研究》第九輯。而在距今約8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的文化遺存中，竟在80個空穴中都發現有粟的朽灰，粟的儲存量估算在10萬斤以上任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及相關問題》，《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但根據考古學家的測算，與黃帝大致同時的炎帝的生存時間約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際，他也是中國古代原始農業的集大成者。當時的農業作物品種繁多，農具既有石製，也有木製，又有儲存糧食與食品的陶器，還有做衣被的麻布紡織等。既然神農氏和炎帝有著共同的姓氏和崇拜，也都以開創農業而著稱，而隻是在世的時間有先後之不同，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斷，二者是一個以發展農業為特征的同一個氏族，神農氏是氏族稱號，炎帝則是氏族領袖的通稱。從早期的神農氏氏族，到與黃帝同時的神農氏氏族領袖的炎帝，已經曆了二三千年以上，難怪有“神農氏十七世而有天下”，或“神農氏七十世而有天下”的說法。這也說明原始農業的發明創造，從萌芽到成熟，曾經曆了很長的時間，其各種農作物的發明者，也必然有千千萬萬的無名氏，最為突出者則是炎帝。因此，作為神農氏氏族領袖的炎帝就成了農業發明的集中代表。為表彰與紀念他的曆史功績，後人便將其尊為農神，於是神農氏炎帝，或炎帝神農氏，便連在一起。古人早就認識到這一點，曾說：“炎帝即神農氏。宋衷注：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世本·帝係編》宋衷《世本注》。所以，在各種曆史文獻典籍中有關農業發明創造者的功績便都歸在炎帝神農氏名下，這也是順理成章的。倘若都肯定神農氏是一個以開創農業為特征的遠古氏族，炎帝則是該氏族發展到一定時期的氏族領袖的稱號，作為氏族領袖的某一具體的人都以此符號為代稱，而且又不可能確指某一炎帝是神農氏氏族的某一炎帝，那也就無須去分辨神農氏與炎帝究竟是一個人，或者是兩個人了，籠統的將之稱為神農氏炎帝則更為符合曆史事實。總之，炎帝神農氏是中國古代農業的發明者、創造者，是中國的農神。

關於炎帝神農氏的曆史功績，古代文獻與當代學界已多有論述，概括言之有以下數端：

其一，種嘉穀，教民耕種，推動了原始農業的發展。《易傳·係辭下》說：“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耒耜作為墾殖農具，其發明創造有利於提高生產力，對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有重要作用。相傳，炎帝將原本野生的狗尾巴草，經過培育使之成為耐旱易種的嘉穀——粟。直到今天，許多有關炎帝的遺存中都有炎帝神農氏種穀得穀之遺跡，如山西高平神農城，山下有神農鎮之羊頭山。《後漢書·郡國誌》便記載：“羊頭山有神農城，山下有神農泉，南帶太行，右有散蓋，即神農嚐穀之所也”。北魏時的《風土記》也有類似記載：“神農城在羊頭山，其下有神農泉，山有古城遺址，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

其二，作陶器，織麻布，日中為市，促進了原始手工業和原始交易的發展。在各地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均發現有大量陶器，而炎帝則是製作陶器的始祖，如古籍所記載：炎帝“耕而作陶”、“作陶冶斤斧”、“埏埴以為器”；又說其“教之麻桑，以為布帛”，還“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些都說明炎帝時期，中國的農耕文明已相當發達，有了一定的勞動剩餘物和剩餘勞動力，可以儲存，可以交換。在農時勞動外，還興起了手工業，用來製作陶器，紡織麻布等。在“炎帝故裏”的寶雞地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陶窯遺址，證明當時的陶器製作技術與製作規模有很高的水平和很大的規模。

其三，嚐百草，製草藥，醫民疾，發明和推動了我國原始醫藥衛生的發展。關於炎帝在這方麵的曆史功績更是有豐富的文獻記載與民間傳說。我國古代的中草藥藥物學著作《神農本草》冠名神農，就表明其這方麵開創性的貢獻。炎帝針對遠古時代“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蟲龍之肉，時多疾病”，為免除民間的疾病痛苦，甘冒生命之險，“嚐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劉安：《淮南子·修務訓》。據各地相傳的民間故事，炎帝就是在嚐百草的過程中，誤嚐一種有毒性的火焰子而逝世，為救死扶傷而獻出個人寶貴的生命。

其四，造弦琴，創祭舞，推動原始音樂與舞蹈的發展。遠古時期的先民在勞事之餘，也要休息娛樂，還會有各種喜慶禮儀活動。炎帝“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焉”。本文對炎帝功績的概述參考吸收了《炎帝論》一書的有關論說。製造了五弦琴，興起了音樂。據說周文王就是在炎帝所造弦琴的基礎上發展成七弦琴。炎帝為了慶賀農業豐收與驅除鬼邪，還創作了蠟祭與儺舞。如史籍所說：“炎帝神農氏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蠟祭，以報天地，於是作蠟祭”。可見，蠟祭是感謝上天賜予農業的豐收。儺舞則是為舉行驅除鬼邪儀式而創作的雄渾強勁的舞蹈。炎帝時創作的蠟祭與儺舞，也為周以後的曆代所繼承。曆代在京城建立的先農壇，就保留有上古臘祭的遺風，炎帝還被作為臘祭的對象。

其五，在長期的遷徙流轉、部族間的戰爭與交融中，奠定了中華民族的統一基礎。炎帝神農氏與黃帝軒轅氏，是中國古代文明形成過程中兩個最大的氏族部落及其首領。這兩大氏族部落在世代繁衍生息過程中，都曾遷徙流轉，把自己部落較為先進的生產、生活與文明影響到其他地區的氏族，互相交流與交融。如炎帝農耕文明就傳播到更廣的地區。由於文明發展程度不同，各種利害的矛盾和衝突，各氏族部落之間有時也會發生戰爭。而戰爭也是各部族之間交融與統一的手段。通過戰爭往往建立起大的部落聯盟，如黃帝部落與炎帝部落間的聯盟打敗蚩尤，就加速了古代中國統一的進程。此後黃帝與炎帝兩大部族間的戰爭，又使黃帝成為“協和萬邦”的盟主，實現了華夏族的早期統一，奠定了古代中國的統一基礎。炎帝在此過程中自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對炎帝功績的概述參考吸收了《炎帝論》一書的有關論說。

炎帝在對中華民族做出偉大曆史功績的過程中，也體現出崇高的精神、情操和品德。諸如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銳意進取，有誌革新，敢為天下先的發明創新精神；熱愛自己的氏族和民眾，以人為本，為造福於民不惜自我犧牲的奉獻精神；既英勇頑強，敢於鬥爭，又寬厚包容，交融和諧，顧全大局的統一精神等等。我們緬懷炎帝的偉業，不僅要追念他在物質方麵的發明和創造，同時要發揚他的精神、品德和情操，促進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設，推動中國和諧社會的發展。

三、弘揚炎帝精神，振興中華民族

炎帝與黃帝一樣，既開創了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也肇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並開創了炎黃文化，炎黃文化是我們中華文化的源頭；也熔鑄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國文化就是源於炎帝和黃帝時代。我們要緬懷和祭奠先祖炎帝，對之“報功崇德”，“誌意思慕之情”，根本的目的是要“繼誌述事”，發揚光大其精神，學習其在開創物質文明中所反映出的品德和情操，而不是學習其所開創的那些具體物質文明。

炎帝作為中國的農神，其一生最大、最集中的貢獻就在於開創了原始農業和農耕文明，解決了民眾的溫飽，改善和提高了當時族民的生活，奠定了國家和民族物質生活的基礎。我國自古以來就以農立國，曆朝曆代政權的成敗得失，生死存亡，往往取決於對農業與農民問題解決得成功與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了鞏固的工農聯盟，從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起，就一直得到廣大農民的支持。直到今天，能否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能否建成中國的全麵小康社會，能否實現以科學發展觀建立的和諧社會，關鍵依然是占全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能否正確妥善的解決。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發展、農村的建設和農民的生活雖然得到很大的發展和提高，但是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特別是近年來，相對於城市而言，農村的發展滯後問題日益突出。參見吉炳軒：《深入開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光明日報》2005年12月2日。關係農村、農民的諸多切身利益的問題，如科技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勞動收入等，甚至少數偏僻山區的農民連溫飽問題都未能解決，這必然會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也會對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帶來隱患。為此，黨和政府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求新農村一定要做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把這些工作視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作為重要的戰略部署，這是十分正確的決策。我們要弘揚炎帝精神，就要切實、認真地學習和貫徹黨和政府的這些戰略部署和決策，全黨、全國都要重視農業，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心和提高農民的收入與生活的改善，改變一些農村至今還存在的貧困落後麵貌，要發揚炎帝開創農耕文明時所具有的披荊斬棘、勇於開拓、堅毅頑強、百折不撓，乃至自我犧牲、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和品德，全心全意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奮鬥。非如此則不能實現全民族的振興。

炎帝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他有以人為本的思想與情懷。炎帝為了廣大黎民百姓，擺脫吃葷腥生食，“鑽燧生火，以熟葷腥，民食之，無滋胃之病，而天下化之”。他為了醫治民眾的疾病，而嚐百草，敢於“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甚至“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最後，甚至誤食毒草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這種以人為本，關心人的生活與疾苦的思想、情操和品德，尤其值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某些見物不見人，為了追求物質利益而不顧他人死活，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金錢關係的人們認真反省。

炎帝與黃帝統一了遠古時期的各個部落，為中華民族更大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建立了早期和諧統一社會，因而成為全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近年來，不僅中國內地同胞，而且香港、澳門、台灣和遠在世界各地的僑胞，每年絡繹不絕地回到祖國，認祖歸宗，祭祀炎帝與黃帝，這說明炎帝與黃帝一樣，至今仍是凝聚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紐帶和精神支柱。緬懷與祭典炎帝，就要繼承弘揚他們的統一和諧思想，最大限度地團結海內外炎黃子孫，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實現全民族的團結與統一。隻有全民族的團結和統一，才能真正實現新世紀全民族的偉大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