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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與中華民族

王才

費孝通教授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曆史過程所形成的。”《費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頁。大量傳說和考古發現證明,在“自在”的中華民族這一實體形成的過程中,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那麽,炎帝神農氏的主要貢獻是什麽呢?

一、開創原始農業和原始農耕文化

考古發現證明,至少在180萬年以前,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就有了人類的足跡賈蘭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遺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當時的原始人群,“穴居而野處”《易·係辭》。“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使用的工具則為打製石器,故稱為舊石器時代。經過100多萬年生死存亡的鬥爭,在距今1萬年前,中國原始人群開始進入氏族社會,生產工具從打製石器進入磨製石器,即從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人們的經濟生活則從采集和狩獵逐漸向經營畜牧業和農業過渡。作為氏族部落首領的炎帝神農氏,就是開創中國農耕文明的代表。在這方麵,炎帝神農氏的主要貢獻是:

1.發明推廣栽培技術

首先,炎帝利用野生植物進行人工栽培。據傳說:“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繹史》卷四。又有傳說:“時有丹雀含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王嘉:《拾遺記》卷一。這些傳說很明確地說明神農時代的人們已經學會把野生的穀物轉為人工種植了。

其次,教民造田,耕種五穀。史載:“炎帝長於薑水,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帝王世紀》。“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農作,神而化之。”《淮南子·主術訓》。“神農氏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管子·輕重戊》。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神農)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屍子·重治篇》。“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蟲龍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始教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蹺高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

2.發明農具,始作耒耜

《周易·係辭下傳》載:“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資治通鑒外紀》載:神農“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鉏、耨。”《逸周書》說:神農“作陶冶斤斧,破木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之實。”與采集狩獵生產不同,農業生產從開發森林、墾辟土地、播種培土、灌溉施肥一直到收獲產品,在這一係列複雜的工序中,沒有適應的各項勞動工具,生產就無法進行。在生產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會,耒與耜等石、木製啟土工具的發明,無疑是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有力地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3.台榭而居,燒陶為器

炎帝時代,由於部族告別了遊牧生活,開始了農業種植,因而也就從居無定處變為定居生活,並出現了陶器製作。古籍載,炎帝神農時,部族們“作陶冶斤斧”,“神農耕而作陶”《逸周書》。;族民們則“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趨避”《路史·禪通紀·炎帝》,“樂其法,安其居。”《莊子·外篇》。製陶技術的發明,極大地改進了人類的生活條件,不僅使人們獲取的各種食物可以用炊具煮熟而熟食,而且可以儲存必要的生活資料和用於再生產的種子等物。

4.遍嚐百草,發明醫藥

在原始社會階段,疾病和毒蛇猛獸的傷害是人類生存最嚴重的威脅之一。當時的情況是“民有疾病未知藥石”。於是,炎帝神農冒著生命的危險,在發明農業的同時,對百草“皆口嚐而身試之,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或雲神農嚐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通誌》卷一。《帝王世紀》說:神農氏“嚐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史記·補三皇本紀》也說:神農“始嚐百草,始有醫藥。”後世承傳曆書,謂之“神農本草”。神農則成為我國醫藥學的奠基者。

上述史籍所載的遠古傳說中所講炎帝發明農耕文化的事跡,在我國考古發掘中都得到了證實。距今8000年左右的湖南澧縣彭頭山文化遺址、陝西老官台文化遺址、黃河中下遊磁山、裴李崗、大地灣、北辛等一係列新石器文化早期遺址中,已出現了粟和稻穀的遺存,在成套的農業生產工具中就有石耜、骨耜和木耜。在距今7500-5500年前,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遺址中,如黃河上遊的馬家窯文化、黃河中遊的仰韶文化、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同期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長江中遊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長江下遊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等等,都出土了大量較新石器文化早期更精致的以磨製石器為主的生產工具、種植的穀物,以及以陶器為生活用具或祭器的遺跡遺物。

農業的發生是人類曆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在農業、畜牧業、手工業三大生產部類中,“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5頁。在原始各氏族部落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原始農業,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前期,以及炎帝與黃帝相銜接的時期,又有了較大的發展。第一,是生產工具的進步,如大型石鏟石耜,這時不但磨製得十分鋒利,而且在鏟體上部鑽出圓孔,以便裝柄時綁紮得更加牢固;又如此時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中普遍發現石犁、破土器和耕田器。在龍山時代,作為中耕鋤草的農具有石鋤、小石鏟、骨鏟、蚌鏟、鹿角鶴嘴鋤等,作為收割的農具主要是石刀,同時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出現了石鐮。這樣,從砍伐樹木、翻地耕種,到中耕鋤草,再到收獲貯藏,各個生產環節的農具,都發明製造出來了。第二,是農業產量的穩步增長和產品的增多。前者在新石器中期磁山一期和河姆渡遺址中倉庫儲存的糧食和稻穀分別達到9萬斤和10萬斤,說明無論北方的旱作農業,抑或南方的水稻農業都已形成了較穩定的經濟。從農作物品種來說,除北方地區栽培的粟、黍和南方栽培的稻以外,還發現了高粱、小麥、大豆,蔬菜有油菜、芥菜、白菜、葫蘆、瓠瓜、甜瓜等。第三是與農業緊密結合的家畜飼養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從已發掘的考古文化看,距今6000年前後,中國傳統家畜所稱的六畜,即馬、牛、羊、豬、狗、雞都已馴育成功。第四是手工業的發展。製陶業始終是新石器時代的一種重要的手工藝。早期陶器生產,都是手製,火候不高,多是紅陶。到大汶口文化中期,灰、黑陶比例有所增加,簿胎、細膩的灰白陶出現,器物類型增多。大汶口文化晚期,慢輪加工技術出現,一種薄胎黑陶高柄杯,代表了當時製陶工藝的最高水平。幾乎與此同時,在陝西華縣泉護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遺存中出現了快輪製品,從此製陶日益專業化。距今6000至5500年,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成了我國史前時代兩個玉文化中心,分別出現了以豬龍或以琮璧為中心的玉禮器係統。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紡織業也有了新進展。在新石器時代,不僅骨針有了普遍使用,而且發明了紡線的紡輪,陝西半坡遺址就出土了50件陶紡輪。大約在紡線的同時,織機也產生了,開始是用針編織,進而發展到原始機織。根據考古出土木器殘件分析,浙江餘姚河姆渡人已發明了原始腰織機。

總之,在炎帝時代,隨著農業、畜牧業的發展,工藝技術的專門化,物質財富的增加,這就為我國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以及早期國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而炎帝時代所創造的農耕文化,則對幾千年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繁衍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促進了氏族部落之間的融合

現在,在中華民族形成的問題上,學界已取得共識:一是中華民族是由起源於中華大地並且一直在中華大地上創造曆史的各兄弟民族集合而成,以往流行的各種關於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外來說,都缺乏科學的依據。二是中華民族的形成是多元的,並非從一個中心起源而後向四方擴散才形成眾多的民族陳連開:《中華民族起源與炎黃始祖大認同》,劉征主編:《炎帝文化與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嶽麓書社2002年版,第149頁。按照費孝通教授的概括,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格局。這種多元起源的特點,應該說在古代更為顯著。據史實記載,到夏朝時,中國大地尚有萬國。可見,在原始氏族部落時代,眾多氏族部落更是不可勝數。按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的說法,在中國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中華大地如滿天星鬥的諸文明文化”,是在“裂變”、“撞擊”、“融合”的三種文明起源的形式中逐漸熔鑄形成華夏民族以及周邊各兄弟民族。

在這一熔鑄過程中,炎帝氏族部落發揮了關鍵作用。

據史籍記載,隨著氏族部落的強大,由於農業的繼續發展和人口增殖加速,炎帝族和其他原始氏族部落,在地域上是不斷發生變動的。有研究者指出,大約從仰韶文化後期的廟底溝文化時期開始,炎帝族以寶雞渭水流域為中心,向西、東、北、南輾轉遷徙,其活動影響的區域西自陝甘,東至山東,北達幽燕,南抵兩湖。這種情況同樣得到了考古學界研究的印證。這裏我們可以把蘇秉琦教授的研究和曆史傳說聯係起來作些說明。據研究,距今6000年前後,在一些地區形成了移民墾荒的浪潮,從而引起了考古學文化的大傳播以及不同文化間的接觸、影響和融合。從西方來說,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半坡期的西界僅達到隴東天水附近,到廟底溝期大舉西進到甘青邊界,馬家窯期西抵武威,馬廠期更進到河西走廊的西端,到四壩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東界。反映在曆史傳說上,就是炎帝族與當地土著融合形成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後世甘、青、川、藏羌族、藏族均是炎帝西羌族的後裔。

再看中原。考古學文化所稱的中原是指黃河中下遊,大致西起甘肅東部,東至河南中部的鄭州,中間穿過陝西關中(渭河盆地)。跨越的時間大致上起距今7000年前後,下至距今5000年前後;中心內容是仰韶文化。而寶雞至鄭州之間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帶,其中包括隔黃河對應的晉西南、晉中和晉東南地區。仰韶文化從早期到晚期的發展、變異、融合和演變,以及從仰韶文化過渡到“客省莊二期文化”,從客省莊二期文化到周文化,正存在著文化傳統的連續性。可以說,黃河中遊以汾、渭、伊、洛為中心的地域,實為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個熔爐。與曆史傳說相對照,炎帝族從寶雞往東發展,經過八百裏秦川,越潼關便進入伊、洛一帶。據說炎帝族一支共工氏所在的地方就稱為“九土”、“九州”。現在的學者認為共工活動的地區就應是“今河南西部伊水和洛水流域。”《管子·輕重戊》載:“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這裏所說的“淇山”就是現在河南北部和山西為鄰的林縣。炎帝族另一支先沿渭水東下,自浦津或河津渡黃河入汾河口,然後溯汾河河穀而東北上,至汾河源頭的管涔山臥羊腸峰,再沿峰北的桑幹河源頭順流而東北下,抵達冀西北的蔚縣、涿鹿一帶。由此炎帝族部落與當地其他氏族部落雜處、交融,對中原地區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此時,炎帝族、黃帝族、蚩尤族三大部族在黃河下遊地區發生了接觸和嚴重的鬥爭。《史記·五帝本紀》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戰爭雖然造成了重大破壞,但它在客觀上卻促進了氏族落部的融合和農耕文化的傳播。經過這兩次大戰,黃帝勢力達到今河南、山東、山西等地。炎帝部落一部分融於黃帝部落,一部分則向南發展,據說八世炎帝榆罔就退到湖南,最後死於長沙茶鄉(今湖南株洲炎陵縣)。

總之,炎帝氏族部落和其他氏族部落雜處、交融和鬥爭,就為後來中華民族的前身華夏族與漢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三、形成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開拓創新的神農精神

一個民族,在機遇和挑戰麵前,始終具有勃勃生機,總能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在全體民族成員中養成一種長久不衰的凝聚力量,具有無限追求進取之精神和永不枯竭之智慧源泉,也就是要具備一種“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正是具有這種民族精神的民族。而這種民族精神的形成,即在炎黃時期。

在人類處在草木雜叢、虎嘯狼嗥的環境下,人們生活在茹毛飲血、穴居野處、刀耕火種的時代,炎帝氏族堅忍不拔、勇敢拚搏,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搏鬥,創造了功蓋千秋的中華農業文明,充分顯示了炎帝氏族的大無畏精神和自強不息的精神。炎帝神農氏變野生植物為種植作物,“身自耕,妻親織,以天下為先。”為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帶頭“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最後在辨嚐百草過程中,誤食了一種毒性強的草——斷腸草而死。這又充分表現了他的無私奉獻精神。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種;遍嚐百草,發明醫藥;台榭而居,燒陶為器;削桐為琴,練絲為弦等等一係列重大發明,充分顯示了炎帝敢為人先的實踐精神和百折不撓的創新精神。《禮記·樂記》上有兩句話:“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炎帝是作者,即創造者,是創新的“聖者”。在炎帝氏族部落為創建農耕文化時期,中華大地上還有眾多氏族存在。炎帝正是在吸收了各氏族文化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壯大的。由於各氏族部落間長期的互相交流、吸收、融合,才最終形成了中華文化的源頭——以炎黃二帝為代表的中國遠古文化。在這裏又顯示了炎帝文化的包容性。

總之,炎帝時代開創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開拓創新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千百年來,正是靠這種精神,我們的先人無論遇到何種危機、挫折,也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和外敵的侵擾,都能披荊斬棘,取得勝利,實現民族的統一、繁榮和發展。今天,我們也隻有發揚這種精神,才能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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