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炎帝與燦爛的中華文明

鄭光

一、關於炎黃文化討論的前提問題

20世紀前葉是西方文化在中國起主導作用，西方學術觀念、崇洋思想、半殖民地意識彌漫全國的時代，反傳統主義在中國或洶湧澎湃，或幽靈遊蕩，中國傳統文化遭到一次次的劫難。這對中國古史、古文化的認識造成極其巨大的消極影響。中國的曆史文化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打扮、改造，中國古史係統遭到徹底破壞。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們不敢談三代以上的曆史，甚至東周以上的古史也被極端者視為偽史；溫和者認為東周或殷代以前為傳疑時代或傳說時代。此前的曆史被視為神話傳說，並非信史。“五帝”尚不可信，遑論“三皇”了。這深刻地影響到國人對中國古史、古文化的認識，這正是帝國主義者為侵略中國、奴役中國人民、泯滅中國的民族意識所要達到的目的。這是可悲可歎的。

如何看待三代以前的古史，這涉及到一個曆史觀和方法論的問題。我們認為，應當改變某些古史觀念、研究方法，換個思維方式，就應當承認，不僅是“五帝”時代，就是“犧農”時代都應是信史。對“傳說”應當有意義之分別：一種是原始文獻遺失後，某些史料尚為口耳相傳，或為後來文獻所記錄；一種是民間或文人有意地編造；也有真假參半的。炎帝的曆史基本應是可信的，隻是應當剔除那些明顯是後來附會的神話。

二、名稱辨析

炎帝始見《禮記·月令》、《國語·晉語四》，神農氏始見《易·係辭》。炎帝與神農氏往往並稱為炎帝神農氏。當然也有認為炎帝與神農氏並非一事。《史記·封禪書》引用《管子·封禪篇》，將神農、炎帝分別作為封禪十二家之一。崔述、徐旭生等學者據此認為炎帝、神農是二人，隻是為戰國時代學者綜合將二者合而為一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頁。我們認為，二者應是一事，而產生時代和含義各有不同。神農氏是國氏名，是曆史上本來就有的。炎帝之名產生較晚。炎帝又稱赤帝（如《逸周書·嚐麥解》、《大戴禮·五帝德》、《淮南子·時則訓》、銀雀山出土《孫子兵法》）、烈山氏（《左傳》昭二十九年）等等。作為與五方相配的五人帝之一，代表南方。“五帝”時代最晚者屬北方顓頊《禮記·月令》，故“五帝”的產生當在堯舜之後。

氏作為國號或國氏土地名之一部分，在我國起源甚早。三代之前，國有國氏號，每帝有自己的氏號（應屬登帝前之封號，即封地名）。《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子八人。”孔《疏》：“先儒舊說及譙周《古史考》皆以顓頊、帝嚳為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者”；《集解》：“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帝嚳皆以字為號”。《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嚳，名也”。高陽氏、高辛氏皆為其登帝位之前封地之名或宮邑名，因以為號。孔氏所謂的國氏土地之號，國氏僅指封國，而非天下號。（《易·係辭下》“黃帝、堯、舜氏”《左傳》昭十七年之“黃帝氏”、“炎帝氏”之“氏”皆為尊稱）後來之夏後氏為天下號，即為夏代之稱號。夏代曆十七代。神農氏應即為一代天下之稱號。神農氏共曆八代，為軒轅氏黃帝所代。各代均稱神農氏和炎帝。《易·係辭下》：“包犧氏後，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孔《疏》據《帝王世紀》雲伏犧曆十五世，神農氏八世。神農氏最後一帝曰榆罔。《易·係辭下》之“神農氏末”即指榆罔（司馬貞《三皇本紀》：“《易》稱神農氏沒，即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禮記·祭法》引《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通監外紀》引《春秋緯·命曆序》：“炎帝傳八世，五百二十歲或雲三百八十歲”。）司馬貞：《三皇本紀》：“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各書所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皆將炎帝與神農氏並稱，凡傳八世。至於《史記·五帝本紀》所記的神農氏、炎帝皆指神農氏最後一代君王。所記“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得其誌……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注意，《史記》作“神農氏世衰”，世者，代也，即朝代。一個大時代，非指一代人。（《詩·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世亦為朝代、時代）。《索隱》雲：“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皇甫謐所雲帝榆罔是也。”《正義》：“謂黃帝克炎帝之後。”在史料方麵基本遵從《史記》的班固《漢書》之《古今人表》及《律曆誌》以“炎帝神農氏”共稱為一事。如果像崔述《補上古考信錄》據《史記》上引文將炎帝與神農氏分為不相幹之二者，實感別扭不通。即他認為，如果神農氏與炎帝為一人，那麽“神農氏既不能征諸侯矣，又安能侵陵諸侯，既雲世衰矣，又何能三戰而後得誌乎？”實際上崔氏思慮瑣碎，缺乏全麵貫通的考慮。所謂“弗能征”，“征”應通“正”，正如“正”通“征”一樣。解決“諸侯相侵伐”何用天子出兵，隻須出令整飭、管束、糾正，這就是所謂“正”。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博士家本《史記異字》引《楓山》、《三條》、《南化》本雲：能征之征作正”。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雲“征，《南北》、《楓》、《掖》、《三》、《狩》、《中彭》、《中韓》（作）正”。此言天下秩序混亂，炎帝也不加治理、管束，言其德衰。“淩侵諸侯”可用兵亦可不用兵，隻須用帝王之特權予以壓製，或令方伯解決便了。“神農氏世衰”，此“衰”按中國傳統的觀念（在先秦，統治天下重德不重力）是主要指德衰，如夏衰、殷衰為夏殷末世桀紂之德衰，非謂其無軍事力量。一個王朝的興衰，皆指其有德無德、得人心、失人心。這是顯然的道理。崔述之駁，真莫名其妙。就《五帝本紀》全文來講，開始講黃帝之如何起事的，如何代替已衰落的神農氏的。在“代神農氏，是為黃帝”之前文字是一貫的，全講的是一事。前代如何衰，國君如何無德，黃帝如何修德，取炎帝而代之。如果神農氏與炎帝是二人，言神農氏何得言與之不相幹的他人。且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成事之前之二帝，何戰炎帝而代神農氏？一人兩稱為何不可？在《五帝本紀》中黃帝不是也稱軒轅嗎？《史記》此文，實際可用《易·係辭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一句話就概括了；此文又是《逸周書·嚐麥解》“昔天之初，囗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宇（按二字當乙）少昊。……蚩尤乃逐帝，逐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又名之絕轡之野）”。和《逸周書·史記》“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並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按即涿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的具體描述。所不同的隻是擒蚩尤應在敗炎帝之前，擒蚩尤為黃帝受炎帝之命而為之。又據《左傳》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卜偃卜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曰：戰克而王餉，今之王，古之帝也。此言阪泉之戰為黃帝勤王之戰，即上雲蚩尤乃逐帝於涿鹿山之阿阪泉之地（今阪泉故址在涿鹿縣涿鹿山北麓），黃帝受命擒蚩尤。戰於涿鹿（阪泉涿鹿為一地）而克之。晉文公得此兆言。此次勤王，戰必獲勝，必得王餉，如炎帝餉黃帝那樣（釋“今之王，古之帝也”）。此亦證殺蚩尤在敗炎帝之前。

崔述同時還用《封禪書》封禪十二家有神農、有炎帝二家。《索隱》：“鄧展雲：‘神農後子孫亦有稱炎帝而登封者’。……皇甫謐雲炎帝傳位八代也。”神農氏既非一人，而是數代，何妨一人既稱神農氏，又稱炎帝；不同代或稱神農，或稱炎帝。《封禪書》言神農氏一朝有二帝舉行過封禪禮。這種不同稱呼是後來的人從修辭角度為避重複而為之。

總之，炎帝神農氏是一個大的政治時代或朝代的稱呼，並非專指某一人或某一代人。也就是說黃帝所戰的炎帝所代的神農氏，並非開國或興盛時代的神農氏或炎帝，不是範金合土製作耒耜，教民稼穡，嚐百草、發明醫藥的神農，當然也不是《易·係辭》“包犧氏沒，神農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財，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神農氏，而應是《易·係辭》下文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之神農氏，即神農氏之末世。其君亦稱炎帝。如果將神農氏或炎帝僅作一人理解，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何能甫興即亡，如曇花一現。他哪有時間為人民建功立業？後代如何歌頌、紀念炎帝神農氏？人們何由稱“黃炎之後”《國語·周語》。或炎黃子孫？

神農氏既為一大時代或朝代之總稱，經曆八、九代，每代皆被後人冒以炎帝。每代或因其居地（相當國都）另得氏名。如上述阪泉氏，因蚩尤作亂，逐炎帝於涿鹿、阪泉之地（即《逸周書》“徙居至於獨鹿”），故此帝亦名之阪泉氏（諸家注此文時皆將此事與炎黃涿鹿之戰聯係起來）。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神農本都陳，又都曲阜。榆罔徙於獨鹿，在阪泉之側，固又稱阪泉氏。或以為蚩尤，非也。”朱說是也。上引《逸周書·史記》“諸侯畔之”，按理諸侯服從或背叛皆對天子、帝王而言，而不是對反臣蚩尤而言。此即《五帝本紀》“炎帝欲侵淩諸侯鹹歸軒轅。”以此證明，作為神農氏的另稱：烈山氏或厲山氏或連山氏（烈山在今湖北隨州）或大庭氏（今山東曲阜），應當是以某代炎帝所居之地而命名的。這就像上麵所說高陽氏、高辛氏那樣。這樣，神農氏炎帝有如此多的別稱就好理解了。同樣各代炎帝，可異其國都，可異其出生地及葬地也就好理解了。它們之間並無矛盾、衝突可言。

從三代前姓氏命名原則，姓一般是受賜姓者所出生的地名。第一代炎帝出生在薑水之地，故姓薑，其子孫曆經“五帝”、“三代”，顯赫數千年。

三、炎帝時代的性質、特征

第一，炎帝時代的年代推定。這涉及到一個年代學問題。西周共和元年前的年代，雖經“夏商周斷代工程”數年努力，有了個初步的《年表》，但仍存在爭議。本人雖參與其間，在年代上仍有保留意見。《年表》得來，主要以考古學為基礎。筆者正是在此基礎上持有異議。我曾著一文《關於中國古史的年代學問題》鄭光：《關於中國古史的年代學問題》，《夏文化論集》，中華書局1996年版，認為夏代上限約在公元前23世紀中（或許應再晚些），唐虞年代約為前24世紀初或中至23世紀中。我們對炎帝的年代，正是在此基礎上往前推的。宋代劉恕《資治通鑒外編》據有關的《世本》、《帝王世紀》等資料，認為黃帝、少昊、顓頊、帝嚳、摯五帝共曆341年。

炎帝共八代（炎帝、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厘、帝哀、帝榆罔）。《通鑒外紀》：“自神農至榆罔四百二十六年。《春秋緯·命曆序》曰炎帝傳八世五百二十歲，或雲380年。”諸家引《帝王世紀》或作520年或作530年。

我們對神農氏與五帝時代的年代均取整數，神農氏年代上限在前2400+300+500=前3200年，也就是說神農時代相當於公元前3200—前2700年。結合考古學文化，這段時間相當仰韶文化末期至龍山文化早期。

第二，炎帝時代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為了明白此時所處的曆史階段，還必須往上追溯，即懂得今天，必須懂得昨天。即將此段放在一個更大的曆史階段更廣闊的環境來考察，方能明白。

曆史的進程，從全世界考察，從地球上最後一個冰期後不久，經過或長或短的時間，人類便從舊石器時代進入到新石器時代，從食物采集經濟過渡到生產經濟，農業隨之而產生。它為至今的人類文明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礎。故農業產生被稱為“農業革命”，它又被稱為“農業文明”。自古中國是以農業立國。中國文明打上了深深的農業印記。而至今一般人都認為西亞是農業最早的發源地，也是世界人類文明最早產生之地。不過一般人都認為西亞新月地帶農業的產生在公元前八千紀至七千紀間，如權威的巴勒克拉夫主編的《泰晤士世界曆史地圖集》。而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美)伯恩斯：《世界文明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根據最新考古證據認為其最早年代為前7500至6500年左右，其間6000BC以前為前陶新石器時代，此後方進入有陶新石器時代階段，而於前3200年或3500年便先於任何地區，進入了文明社會。

中國曆史的特異性，似乎一開始就表現在“農業革命”上。現在有許多考古證據證明是中國最早進入新石器時代，種植、磨製石器、陶器作為新石器時代的要素都是中國出現最早，現已發現有好多處這個時代在一萬年以上的遺址分布於燕山南北、經長江流域直至五嶺南北。如江西的吊桶環及仙人洞、湖南的玉蟾岩遺址的年代最早均可達一萬四千年以上、一萬年之內、四五千年以上。反映中國農業發展情況的古遺址數以百計。若從夏商往前追溯，這一萬多年按其發展情況，可分為若幹階段。這裏姑且按我的同事任式楠先生的劃分法將這一時期作如下劃分：“農業從萌芽到形成（前1.2萬年—前7500年）”；“農業的初步發展（前7500年—前5000年）”；“農業的發達（前5000年—前3000年）”；“農業的興盛（前3000年—前2000年）。”在第二階段，中國農業已脫離“刀耕火種”的原始階段，進入“耜耕農業”較為進步的階段，而且糧食有大量節餘或積存。如河北磁山遺址。在前6000年前的磁山、裴李崗文化的88個窖穴貯存有大量的粟糧，其中10個坑內堆積的朽化糧食厚達2米以上。據有的學者推算其總量約6.9萬公斤。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及其相關問題》，《農業考古》1997年第3期。由此可見此時農業發展的情況。

此時期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精神文化現象。一是作為我國古文化具有重要特色的玉文化（重德尚玉）的產生。目前考古發現最早者當屬8000年前的興隆窪文化玉器和同時的阜新查海的玉器及山東後李的玉器。此時已形成獨特的玉器製作工藝，此時已有大量玉質禮器的前身成為此後的禮製玉器文化的濫觴。二是龜靈信仰、占卜術、巫術產生。距今9000—7800年間的賈湖遺址有23座墓葬以龜甲隨葬，所隨葬的龜甲多為成套背腹甲。成套龜甲中或龜甲碎片中多有數量不等的深色和白色小石子共出。根據曆來中國人龜靈的信仰和用之占卜的久遠傳統，可以認為這些龜和石子跟占卜有關。賈湖遺址出土了大量契刻的龜甲、骨器、石器、陶器符文，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將龜甲等物上的契刻與殷商甲骨文比較研究，闡明它們具有非凡的意義，即關係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文字產生的問題。賈湖遺址出土有25支骨笛，製作多較精致，已具備五聲、六聲和七聲音階結構，反映此時已具有很高的音樂水平。此時在河南、山東、遼寧出現了一些小陶塑。遼寧查海遺址還發現龍紋陶片和長19.7米、寬1.8—2米“石堆龍”，這就是後來的龍飾的前驅。此外在興隆窪遺址、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和西門外遺址均還發現形象生動的興隆窪文化石雕人像。這可能是藝術品，亦可能跟巫術相關，後來的石、陶、玉、銅的人形或人麵的雕、塑、鑄、繪的形象許多與巫術有關，應是源於此。湖南黔陽高廟遺址下層（公元前5000年以上）出土了相當數量和有相當高藝術水平的白陶陶器，其上各種花紋中的怪獸麵紋、八角星紋與後來具有巫術意味的獸麵、神怪麵（有人稱為鬼神麵或祖神麵）的紋飾、雕刻或鑄或塑的器物應有直接的關係。八角星紋與淩家灘玉龜腹中所藏玉版中的八角紋相同或相近，此應與後來的術數如八卦之類的現象有關。

此期還有個重要問題是，天文學應當產生了。天文學是人類曆史最早產生的一門科學，它是為了適應畜牧和農業定季節的需要。“對於農業經濟來說，作為曆法準則的天文學知識具有首要的意義”（李約瑟），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學問之一。所謂“天人合一”，天是最首要的。頒布曆法是天子最重要的特權。如堯授舜君權時說：“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因此它的產生影響帶動了其他學科，特別是哲學和曆史的發展。天文學的產生，至少應在距今8000年左右。西亞在農業產生後4000年左右就出現了文明時代國家社會。中國農業如果從14000年左右產生，往後4000年左右產生天文學是不足為奇的（較之西亞，往後七八千年進入文明時代也不為過早。此點後文將加以論證）。為適應農業定季節的需要，就得以天上某顆星定某一時間，或用一係列星宿定各季節，以指導人們的生產、生活。我們認為中國文化、中國天文學中一個重要現象的二十八宿應是從距今8000年左右產生的。

二十八宿起源的時間、地點在中西方學術界存在爭論。其地，或雲印度，或雲巴比倫，或雲埃及，或雲中國。為印度爭“最早”的有印度山古太《印度天文學》一書，它隻將印度最早天象追溯至公元前3100年竺可楨：《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思想與時代》1944年第34期。而主張起源於中國者則大有人在。竺可楨先生論證此問題舉例有1875年荷蘭人薛萊格《星辰考源》、19世紀中期法國人貝窩和20世紀初法國人德沙素《中國天文學》，還有日本人新城新藏《二十八宿之起源說》，都主張二十八宿中國起源說。西方及印度有關知識是由中國傳入的。薛萊格以為中國東方七宿起源於角，而其餘各國始於昴，故中國起源較早。而東方七宿始於角，而其中心為大火。由於推心宿之晨升適當春分，而角宿之晨升正在春初，因而斷定中國蒼龍、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之安排，其年代距今16000年。竺可楨先生在《二十八宿起源》竺可楨：《二十八宿起源》，《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中說：薛萊格認為，中國二十八宿係統形成於“火”星，在春分晨見，角宿一（角的距星）在立春時晨見等等的時期。他得出結論是，中國的二十八宿從公元前14000年起就已經存在了。薛氏之說，失之過早，但確有見地。比後來諸說囿於某種觀念（或源於西方對中國的輕視或出於社會發展階段理論）將中國二十八宿之起源時間壓得很晚要強。我國二十八宿的觀察和劃分是按赤道坐標係統的。竺可楨先生曾計算二十八宿各距星最相合的赤道圈的年代。部分或全部在南北赤緯10°間帶形區域中的宿數，公元0年為14，公元前2300—4300年為18—20，公元前6600年為15。後來作者做了修改，根據星圖推算公元前2370年、3440年、4510年各12宿，公元前6650年10宿說：“大致而論二十八宿之位置與五千年前之赤道最為接近。”。又說：“法國貝窩則謂二十八宿乃赤道上之星座，以北極與子午線為依歸，其成立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印度之二十八宿實假自中國。”20世紀50年代竺先生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將二十八宿起源推遲到戰國時代（這自然是受到某些觀念的影響）。這應當是他一個錯誤。正如愛因斯坦根據1915年天文觀測指出，宇宙是靜止的觀念修改自己本來是正確觀點的方程，1929年又受哈勃發現宇宙是運動膨脹的事實的影響，認識到自己修改行為的錯誤，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錯誤”。今天證明，那些懷疑和否定傳統文化的不少觀念是錯誤的。由於不相信自己國家曆史有那麽悠久，很早就有高度發展的文化。直到現在許多天文學家（包括李約瑟）認為有種可能，《堯典》的記載確實是很古老的天文觀測傳統，但屬於巴比倫。都不相信竺先生計算的年代，不相信《堯典》天象的年代在公元前二十四五世紀，因為那是原始社會、傳說時代，不可能產生這些成就。不同意見的產生還源於學者的推算是根據幾經變遷的星圖，特別是比附西方的星圖。此已不是原始麵貌了。當然也有人證明《堯典》天象年代屬公元前24世紀。有人認為“計算表明，二十八宿和赤道吻合得最好的年代約在公元前五千多年前。”伊世同：《杭州吳越墓石刻星圖》，《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原文載《考古》1975年第3期。以北極星推算，中國天文學也應從《堯典》往前推，有人推測紫微宮之右樞作過極星，如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公元前三、四千年時，那時北極的位置在右樞星（天龍座）附近，所以那時的北極星是指右樞星。卡培德認為右樞作極星在前2750年左右。《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頁。李約瑟認為左樞星也作過極星，據其《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圖97推算，其年代約為前4500年。他還認為天一和太一，二星也做過極星，而時代比右樞晚。按其圖中天一太一的位置，顯然是唐宋以來的異說和某些經變異過星圖的位置，不合《史記·天官書》和敦煌星圖之甲乙本和唐時其他星圖。竺可楨先生已注意到此問題。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表24注（5）也表疑問。天一太一二星據《史記》和敦煌星圖，它的位置應在紫微宮南門正中之外。《史記·天官書》：“前列直鬥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意思是值當北鬥與閶闔門口間有三星，北陰德二星，南天一星三星連線呈橢形，北粗、南端銳。《步天歌》，北極紫微宮“天乙太乙當門路”。天一位置同於《史記》和敦煌星圖。有人據敦煌甲圖，認為此二星是標“天”、“太”二字處之星，而不是標“天一”、“太一”處之星，顯然是受唐宋以後某些星圖的影響。在甲金文時代，天、大、火實為一字，天一太一意思是一致的。太一的哲學概念是道，是最高原理。作為天神是最高最尊者。隻有北極星堪當之。《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史記·索隱》引《春秋合誠圖》：“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史記·正義》，“泰一，天帝之別名。”作極星的時代，如果根據諸說認為前2400年春分時大火昏見的觀點（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周秦主義的極星，紫微宮內之帝星亦稱太一，足見天一、太一曾作過極星，其年代自然在公元前3000年以上，應早於右樞。北京天文館《中國古代天文學成就》，1987年及竺可禎《二十八宿的起源》認為大火於春分昏見的年代為前3000至前2000年時）。且一般學者認為此時春分點在昴宿（法國人貝窩就認為春分日在昴，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一書中認為唐堯時代，約相當前22世紀春分點在昴六度，何妙福《歲差在中國的發現及其分析》一文中推斷，唐堯時前2400年春分點在昴宿末度），我們姑以在昴宿八、九度算。現將前2400年春分點倒推50度，到井宿二十度左右《漢書·律曆誌》，我們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圖94為底圖，校以伊世同先生繪製的《星圖》《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以前6000年的赤極為中心畫出二分二至點的十字，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已越出前2400年的赤道圈東宮、南宮的數座星宿（房宿至虛宿）都進入前6000年道圈內，東宮七宿在赤道圈的分布較前2400年更為合適。這點很重要。鄭文光先生說：“我國古代恒星的布局確實是以春天初昏天象為觀測的基準點的，我國古代天文學可以稱為‘春天的天文學’，即從整個天文學的起源可以看出是為了春耕生產服務的。”鄭文光：《中國天文學源流》，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98-99頁。所以東宮星宿位置準確是很重要的。從星圖上還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大火星於立春日昏見東方。大火星是東方蒼龍的心髒，是我國先秦一顆被作為“農祥”的農時最重要的標誌性星座，故又稱大辰。遠古有火正祝融之官，此與主大火星觀察或主天文曆法相關。立春是一年春季的開始，中國從太古時期起也是以立春作一年開始。這也是農耕的開始。《國語·周語》記載西周之藉田典禮就在立春日舉行，此日“農祥晨正”。先此九日，太史就向稷官報告氣候：陽氣蒸騰，土地解凍而脈發。立春前五日，瞽（樂大師）告暖融融的協風到了，標準農耕季節到了。天子舉行了藉田典禮，就宣告當年農耕活動開始。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根據考古和氣象資料，推斷仰韶文化時期（前5000—前3000年）的氣候必然比現在溫暖潮濕。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1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5℃（近年來，有人說前3500年、前2000年各有一次寒冷期），較西周時高。西周尚以立春作為春耕的標誌。更不用說公元前五六千年了（竺氏文中圖2之“中國溫度變遷圖”中仰韶文化時較高氣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有人說我國黃河流域古代春耕開始於雨水（今驚蟄，漢以前此二節氣與今天正好顛倒）或春分，看來是不正確的。那時的農耕肯定比現在早，故農祥（大火）立春昏見，宣告春耕開始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由此證明，竺先生過去對二十八宿產生年代的推算是可信的，也是說中國二十八宿體係從公元前6000年前就開始形成，它隨實際的需要而產生，也隨實際需要而有所發展變化。

二十八宿從公元前6000年前就開始產生，最有力的證明是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一座大型墓中的青龍白虎蚌塑。在墓主人東西側分別塑一龍、一虎。龍、虎間之北端，還有一被視為北鬥的堆塑。這個發現的重要意義在於，當確鑿無疑地認為這就是代表二十八宿的“四象”之“左青龍，右白虎”。中國古代墓葬中以二十八宿或其象征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或簡化為青龍、白虎，或單為一龍、一虎的圖像隨葬（或鑄、鑲嵌、繪於器物上，或繪或刻於墓壁墓頂上）。此現象至晚一直延續到宋遼。從考古發現看，此現象往上至少可以追溯至6000多年前。以青龍、白虎標誌二十八宿最好例子之一是戰國時曾侯乙墓中漆箱蓋上所寫一周二十八宿左右或東西宮兩側分別繪一青龍、白虎。這一現象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從仰韶文化以來持續了數千年之久，但還不能說西水坡龍虎圖像是二十八宿產生年代的最早證明。這一事實證明中國二十八宿應遠在8000年之前就已產生了。

因此，前7500年—前5000年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國文化的許多重要現象已經露出端倪，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在第三階段（前5000—前3000年）農業有了更大發展。考古發現了前4000年以前的灌溉係統。此時古文化遺址的數量和分布麵大幅度增加。人們的居址已擴展到離河流較遠的地方。聚落遺址的規模，其文化內涵和層次不斷豐富和提高。這也反映灌溉係統水平的提高，導致農業發展，人口增加，社會和文化發展。據西方理論，灌溉係統的存在是複雜社會或按等級組成的社會產生或存在的重要條件和標誌。

仰韶文化時期，聚落遺址已出現分化。遺址麵積達100萬平方米以上的不在少數，其中有非一般人所居的大型房基也不在少數，更重要的是發現有距今5000年前和6000年前的城市，如5000多年前鄭州西山仰韶文化的城址，6000年前湖南澧縣城頭山大溪文化城址。五六千年前的祭壇遺址也有不少發現。如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廟、壇、塚形成係統。諸多積石塚分層次的組合，很能反映當時社會某一級政權的狀況。應當說，此階段中國應該進入文明時代、國家社會。上舉考古發現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應當說，還會有更多更新的，或許有更重要、時代更早的發現呈現在我們麵前。

這一階段的文化有了更大發展。生產工具、生活器具更加多種多樣、豐富多彩。耕作用犁，至少從此時產生。此期在生產技術上有一突出進步是：在陝西臨潼薑寨遺址發現了仰韶早期前4600年前的黃銅鑄件。鑄銅工藝的產生當比此更早。如在內蒙西台興隆窪遺址中發現有陶範。這證明我國銅器文化與其他發明一樣產生很早。彩陶藝術多姿燦爛。玉文化已有相當的發展。玉器的種類、數量製作及藝術水平較前一階段有較大的提高。它所包含的內容除生活用途以外，還向政治和意識方向發展。政治方麵，它們多為權貴生前和死後隨葬之用，用以表示其身份地位，特別是表示權力最重要之物裝有華麗短柄美石鉞產生了。如河南南召高塘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雙孔連弧刃玉鉞（此鉞與二裏頭一件有明顯裝柄痕的玉鉞極相似）。距今6000年左右的江蘇金壇三星村精致的美石鉞（此外，甘肅、河南等地方還發現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彩陶“權杖頭”，“裝柄玉或石斧”的彩陶圖像），它被人們稱之為“權杖”，並向商周象征權力的最高等級的禮器玉圭演變（後來又變為玉璽）。陝西南鄭龍崗寺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早期玉鏟（M119：3），似有裝柄痕，是圭的另一式。這當是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的一個重要現象。按禮器的質料而劃分時代，如果青銅時代以前有個玉器時代的話，本階段應屬玉器時代的前段，或稱發展階段。

說到社會進入到文明時代，一般人還有一個標準，是文字的產生。我們知道，殷墟甲骨文，它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係，在龍山時代也有少量的文字發現。文字從產生到成熟不經過上千年、數千年的曆程是不成的。從已知八九千年前的賈湖龜甲和陶、骨器刻紋以來，在許多五千至七千年的古文化遺址的器物上有相當數量的刻畫符號。雖然刻畫符號係統與文字係統不能等同，但前者不能排斥文字居於其中。我們就已知的考古事實和文字發展的邏輯堅決認為，我國文字在五六千年之前肯定有了。

精神意識方麵，主要是神秘主義意識。其中如紅山文化的玉龍、玉龜、玉鳥、龜狀勾雲紋玉器等，與安徽淩家灘5300年前的玉龍、玉虎、玉鷹（按：當屬龍鳳合體雕）及濮陽西水坡龍虎蚌塑具有相同意義，上應天上二十八宿及四象，作為神靈的象征，下護佑地上的人們（當然是有地位的人才能享此福）。獸麵形玉器、獸麵狀勾雲紋玉器、玉眼珠的女神像、玉祖神、孫守道：《紅山玉祖神之衣冠、乘橋及玉產地尋索》，《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專輯》，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1年版，第180頁，圖一至三。牛河梁、西水泉、東山嘴等等遺址出土的陶人像，那斯台遺址出土的石人像與淩家灘的各式玉人像，及關中陝南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彩陶或骨雕之各式人麵繪不僅是藝術品，而且跟巫術有關，與厭勝、驅邪活動有關。

此兩類神秘主義現象皆在中國大地上從七八千年前經夏商秦漢一直傳承下來。

此時一個重要現象是上麵已提到的與八卦有關的現象。上麵提到的淩家灘玉龜腹中所含之八角紋圖玉版，二物相組合，明顯有占卜與八卦的意思。另外玉鷹（我們稱之龍鳳玉）中心也有八角形紋。此種八角形紋此時已分布較普遍。在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崧澤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分布地區都有存在。

自古以來，人們皆認為龜神且壽，有靈氣故可占卜。龜神通天，故《史記·龜策列傳》所雲：“龜者，是天下之寶也”，“知天之道”，“明於陰陽”，而天下“名龜”有八，其六皆與天象有關，一曰：北鬥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龜又為天文之四象之一，位北宮，名玄武。由於其靈且神，故“商人貨貝而寶龜”《說文》。龜靈的信仰上已可追溯到八九千年前的賈湖時期。本階段反映此信仰的考古現象分布得十分廣泛，就以之隨葬而言，仰韶文化、大溪文化、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高廣仁、邵望平：《中國史前時代的龜靈與犬牲》，《中國考古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特殊者，紅山文化以玉龜隨葬。以真實龜甲隨葬現象至遲延續到晚商。二裏頭與安陽殷墟皆有以塗朱龜背甲隨葬者。可見這作為一種傳統保持之久。《左傳》中有不少記載，一些諸侯國以龜殼作國寶或傳家寶收藏的。漢代猶以之為“神寶”，藏之高祖廟之龜室中。作為占卜用具，從仰韶時代始，多以牛羊肩胛骨，從二裏頭始以龜甲作占卜之用，此法至晚商大盛。寶龜因有神靈故亦可用作占卜。

八卦跟龜聯係甚為密切，龜形固象八角形：首、尾、四腳、兩甲橋各居八方。八卦之基礎意義即八角，然後是八個單卦按八個方位排列，故稱八卦。《史記·龜策列傳》：“衛平乃授式而起……四維已定，八卦相望”。式乃占卜用的木式盤。四維與八卦相對應，皆指木式盤上的方位。所以說淩家灘玉版上的四維、八角圖案與龜、與八卦有密切關係，其他遍布廣泛的八角形紋與八卦有關係絕不是穿鑿附會。我們就近從淩家灘玉龜與玉版間的關係、遠從八九千年前至漢代，遍布全國各地的傳統來證此事。故不可將遠古的八角形圖與其他幾何圖形混為一談，或將二者等量齊觀。

本階段我們之所以要著重討論神秘主義之巫術和術數，是因為它是除經驗、政治因素之外，形成中國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說以前我們將我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時間上溯至堯舜時代，後來又上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炎黃時代，現據新的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成就，和本人對古史學習、思考的新認識，還應將之上推，推至距今六七千年間。我們曾認為，“中國曆史上的三皇五帝絕不是虛構，伏犧時代，神農或炎帝時代應當存在”鄭光：《淺談中國玉器文化與上古文明》，《海峽兩岸古玉會議論文專輯》，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1年版，第9頁。現在看來，這個推論應當是正確的。伏犧創八卦，這是古來毫無爭議的說法，隻是現代疑古學者認為，伏犧隻是個子虛烏有的人物。八卦之源隻能懸空。考古學的發展，結合現代科學的成果，這個懸空的東西，可以落到實地了。《易·係辭下》雲：“易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八卦是易為宗旨本源，它的產生，它深奧的哲理，是有充分依據的，即對天文地理的深刻觀察，對事物的本原有深刻體悟、理解。它所依據的二十八宿產生於距今8000年之前，“四象”的實際代表物在距今6500年左右被發現。作為八卦的反映之八角形紋，也是天地之陰陽、四正四隅天地屬性的反映。正隅代表一組陰陽，四正、四隅各代表一組陰陽關係。陰陽觀念遠在八九千年前的賈湖人就有，隨葬龜甲數量有奇偶概念，龜腹中所置石子有黑白之分，其占卜也應論陰陽之數，還突出表現在仰韶等文化的彩陶紋飾上。有相當多的陰陽負抱圖像和用“陰紋”和“陽紋”共同構成人或生物的圖像。陰陽觀念是中國特有的，是宇宙最本質的反映。陰陽三爻組成單卦，由八個單卦按四正四隅組成八卦圖。現傳的八卦圖有伏犧的先天八卦，文王的後天八卦。從現代量子物理學的原則說，伏犧八卦更符合其對立互補原則和“S矩陣理論”以及萊布尼茨所發現的二進位製，也更符合遺傳基因64個密碼子的排列次序，而後天八卦則不能。後來的太極圖也隻能由先天八卦圖的卦序中產生。故美國卡普拉在《物理學之道——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本有名的著作中，用來證明東方哲學智慧與亞原子物理學理論相同、相關和互補性，就是使用的先天八卦圖。他認為《易經》中由陰陽互動所產生的，由三爻和六爻所代表的道（一陰一陽謂之道）反映在宇宙和人的一切情況中。它的基本思想是把一切看作是連續的流動和變化過程中，它與“S矩陣理論”都是強調的變化過程，而不是物體。變動轉化正是自然界最本質的東西。在這種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達到宇宙的平衡、和諧和相互聯係和依賴的有機性和整體性。這真是中國人了不起的大智慧，也是當今地球上所缺乏的智慧。從今天的考古發現可知所謂伏犧創八卦說絕不是虛構的。伏犧或伏犧氏也相當神農氏、夏後氏一樣，是一個朝代，不是指一個人。伏犧氏這一朝也應包括若幹代人。據《帝王世紀》，伏犧氏一共經曆16代人，或雲16代共1260年。我們姑以1000年計，由我們前麵所推神農氏上限距今5200年再上推，則伏犧氏上限年代為距今6200年。若以1200年計，則可上推至距今6400年，相當仰韶文化的前期。由前述的考古學文化的情況看，當時完全具備了那種伏犧創八卦的曆史條件，甚至八卦之術的創立或許更早，隻不過是伏犧在八卦學中貢獻十分突出。正如說神農創造農業一樣，今天知道農業的產生在神農氏之前八九千年就產生了。既然已有了陰陽八卦的觀念，五行觀念也應產生，因為它們是完全相關聯的。五行中亦包括陰陽、方位、對立互補、相反相成和運動轉化的原理。

以八卦原理為本原的“易學”經神農、黃帝、周文王等的繼承、演繹和孔子卓越地發揮而成為中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最根本的東西就是道，或曰德（馬王堆帛書《要》中，孔子自雲，他喜《易》中之“德義”）。中和（陰陽轉化過程中的中間平衡階段）、和諧、統一、天人合一、物我不分、萬物一體，不承認任何孤立、靜止的存在。道家老子的“道”也是對“易”理的闡述和發揮。“易學”原理滲透、影響到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麵。卡普拉在引用學者威廉的話說：“《易經》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在中國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幾乎所有最偉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這本書的啟發，或者對它的論題的解釋產生影響”。卡普拉：《物理學之道》，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頁。今天更影響全世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內外形成一股“周易”熱，今天它深入到許多門自然科學：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學、地球科學、生命科學、係統科學等等，也為21世紀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智慧。它受到國內外許多學者、科學家的高度評價。18世紀初二進位製的發明者萊布尼茨就肯定八卦是“最古老的科學紀念物”，“伏犧是中華帝國東洋科學的創造者”。1949年著名哲學家捷恩說：“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麵我們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引自徐道一：《周易科學觀》，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朱燦生認為，太極（陰、陽）是現代科學的燈塔朱燦生：《太極（陰、陽）——科學燈塔初揭》，《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前麵已談到，八卦的發明並非偶然，這樣偉大的智慧絕非原始人所能創造。它應是文明時代的象征。文明、文化之“文”字在甲骨文特別是金文中，是一站立的人的胸部繪一心形。這是有深意的，表示人應有智慧和道德。這心裏美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這點應對今天的人有所啟示）。故對一個社會發展階段或發展水平的認定，不僅要從物質層麵，有時更要從精神、文化層麵。對於社會的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認識，亦應如此。

從“易學”反映中國聖賢在數千年前對宇宙本質的認識，現代又被西方科學用極先進、極複雜的儀器重新認識到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現代科學又重新發現了我們祖先幾千年前就知道的智慧，這是很奇妙的、不可思議的。這是什麽原因？這是因為中國有著特殊的不同於西方的認識世界的方式。卡普拉稱之為“東方神秘主義”，即靜坐沉思。這又跟東方的宗教文化聯係起來。這應該是很有道理的。在秦漢以前，我國宗教不發達，而巫術卻比較發達。巫師可以在一種特殊狀態下與內外部世界溝通，從而感知世界。一般人都認為巫術是鬼神迷信，是反科學的、是愚昧的，是有科學知識者所不能接受的。而在古代，在一定意義上講宗教是科學之母，二者相依相伴。德國學者哈拉爾德·弗裏切在《神秘的宇宙——從大爆炸到毀滅》一書中說：“從人類發展曆史看，自然科學和宗教是相互依存的，它們是人類宇宙觀的互補，但也是相互製約的。愛斯斯坦曾說過：‘自然科學沒有宗教是個跛足，宗教沒有自然科學便是個瞎子’”。中國上古時代的巫被認作是原始宗教，學者多從科學主義立場出發予以排斥、批判，這太為偏頗。把巫一概歸之宗教類亦未必恰當。中國古代的巫既分層次，又分專業的。中國上古主管天文曆法、曆史記錄、古籍的保存，史籍的編撰之史官，屬巫史之類。太史公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抱怨自己的職業未受到皇上的重視，雲“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所輕也”。管星曆者，稱為“天官”，其實地位也不低（相當卿官）。農業與星曆有關係，故主管農業的官後稷亦為天官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堯典》之注及疏。從醫者，稱為巫醫。道家出自史官。有人說諸子都出自史官。可見巫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絕對不可輕視的。至於說中醫、氣功至今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不可將所有的巫均視為騙人、害人、危害社會的流俗之巫。占卜“易”理更是與巫有關，我們不可過於偏激，將《易經》當作占卦之書，連同其高度哲理、偉大的智慧一同拋棄。帛書《要》記載孔子尚能將《易》之“德義”與“卜筮”相區別，取前者，舍後者。這才是正確的態度。卡普拉說得好：實際上，《易經》作為一部睿智的著作，遠比用於占卜重要。它啟發了各個時代主要思想家的靈感，其中包括老子，他的一些深刻的格言就是源出於《易經》。孔子對《易經》進行了潛心的研究，所作的注釋大部分輯入儒家後來編的《傳》中，稱為“十翼”。

說到中國巫師認知世界的方式有些奇特，除了像普通人一樣觀察體驗世界，學習古人和今人以外，就是凝神靜氣、無思無慮，這跟印度瑜珈和佛教徒的沉思是不一樣的。前麵提到《易·係辭》講“易理”之得，是由“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這隻是認識事物的一個方麵。認識事物的另一重要方式同樣是《易·係辭》所講：“易，無思也為，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就是在無思無為，忘卻自我或物我不分的狀態下，實現了物我相感應、相貫通的結果，這就產生了一般所說直覺或靈感。卡普拉認為：“科學和神秘主義是人類精神兩種互補的表現，一種是理性的天賦，另一種是直覺的天賦”。有一句古代中國格言的大意是：神秘主義者了解“道”的根本，而不是它的枝節；科學家則了解它的枝節，而不是它的根本。“神秘主義的體驗對於認識事物最深刻的本質是必要的，而科學則對於現代生活來說是必要的。”“東方神秘主義提供了一個協調一致和盡善盡美的哲學框架，它能容納物理學最先進的理論。”確實，直覺、靈感對於古人認識世界是極其重要的。今天對於科學家來說，對科學發現也是極重要的。隻不過是我們的老祖宗將這種直覺的智能極端專門化並推向極致。西方則偏重於理性智能，更多的依賴於自己所發明的機器或工具。中國哲人對世界本質的把握，如宇宙生成、結構、本質、特性等等方麵問題，有的已被當代科學證實了，有的尚待證實，或許用儀器是永遠證明不了的。如中醫學上經絡的本質？氣為何物？經絡的景象是中國人通過內景功夫獨特的發現。幾千年來造福於中國人民，造福於全世界人民。而西方醫學科學則無法證實它。作為科學，它則不能得到承認。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識之士呼籲，應當消弭理性分析思維與東方神秘的直覺思維和沉思體悟的感知方式間的鴻溝和對立，而使二者互動互補。

所以，對於中國考古學上、曆史學上的巫術現象應予以特別關注，抱以正確態度。卡普拉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披露了東方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神秘主義的沉思。這也是它的智慧所以產生的奧秘。肯定了它所達到的非凡的高度。指出它為人類的生存，為克服地球上的種種危機，為實現宇宙本質所表現的平衡和和諧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和智慧。卡普拉的宣傳在西方社會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對東方文化的一些錯誤認識正逐步得到糾正。我們也應從中得到啟示，不能沿著習慣性的觀念和思維路子走下去了。不能妄自菲薄，應潛下心來，重新思考、深入認識自己的文化。

總之，距今六七千年是中國文化發展最為重要，甚至是最關鍵的時期，中國許多高度的智慧便濫觴於此。應當說，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亦是濫觴於此。他們思想的源頭絕不是在春秋或商周，而是源於更久遠。這也是整個中華文化的特點：樹大根深，源遠流長。

我們在這裏費了特別多的筆墨討論中國此時期的文化成就，文明所達到的高度，我們認為，這點是過去所忽略了的問題。

上麵已將神農氏第一代炎帝的年代推至距今約5200年，則他居於我們這裏所討論的農業發展第三階段。此時農業已相當發達，文化已發展到一個高峰，為後世立下了亙古常新的基礎，為人類留下了十分寶貴的遺產。顯然神農氏炎帝在其中作出了很大貢獻。顧名思義，所謂神農者，崇尚農業，有功於農業，為民尊崇。其後代有一名“柱”者做了農官“稷”，因有功德被後世奉為農神，接受祭祀直到夏代。炎帝在文化上，在易學上亦有大貢獻。《帝王世紀》：“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回歸藏”《初學記》卷二十一，《太平禦覽》卷六百九。按上下文義，黃帝、堯、舜引申伏犧神農之《易》為二《易》，曰歸藏、曰連山。殷人所因應為伏犧《易》，曰《歸藏》；夏人因炎帝，曰連山。炎帝神農氏又稱“連山氏”《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故《連山易》應為炎帝《易》。明代程榮編《漢魏叢書》輯有一宋人自稱在民間發現了古本《古三墳》。其中稱伏犧氏《連山易》、神農氏《歸藏易》、軒轅氏《乾坤易》。有學者撰文說此三《易》不偽，以駁偽書說。按，據《帝王世紀》前二者認為伏犧氏《歸藏易》、神農氏《連山易》，則黃帝應為《乾坤易》。前麵已講《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偉大智慧，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炎帝神農氏在《易》學上也作過偉大貢獻。

為後世萬代傳頌、永誌不忘的，是神農在醫學上的偉大貢獻。神農嚐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發明醫藥，療疾救人。後世有一種傳說，神農是玲瓏玉體，能見其肺肝五藏，因而能化解藥毒。這反映醫與巫、易、氣功之內景功夫相關。據《禮記·郊特牲》“記載天子大蠟八，伊耆氏始為蠟。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這正是《易》理、《易》學思維感知之萬物一體，萬物和諧原理的反映。

炎帝神農氏在農業、陶冶、製作等手工業、商業、音樂等方麵作出過許多貢獻，學者已多談論，本文不再重複。這裏隻強調為一般人所忽略的炎帝神農氏在《易》學上的貢獻。

按照任式楠先生對中國原始農業發展階段劃分的第四階段；興盛階段，公元前3000——前2000年。此階段相當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時代，社會生產有了更大發展，人口有了很大增長，遺址分布麵較前一階段更大更密集，陶器種類更多，造形製作更加精美，特別是蛋殼黑陶的出現，使中國陶器製作已達頂峰，為後世所無法企及。顯然這是與此時禮製的發展和加強相關。此時的青銅器製作有了一定的發展，為下一階段青銅器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玉器的種類和製作較前階段有了相當大的發展，特別是良渚玉器。此時中國大地上廣大範圍內玉器文化有個共同特點是：禮器特征十分突出。夏商周時代的主要玉禮器圭璋璧、琮鉞及龍、鳳、虎形玉，此階段均已具備。首先它反映了等級製度祭祀禮儀的發展。圭、璋、璧、琮、斧、鉞既反映社會等級權力的區分和統治者交際的禮儀（贄玉、獻玉的禮儀），又反映人與天地及神靈的交往禮儀。因而此階段應是玉器時代的興盛或鼎盛階段。反映整個社會聚落群和墓葬群的層級區分，大量城市的出現，說明了社會分層的網絡結構有了更大的發展。作為多層級的社會，距離原始社會是愈來愈遠了。

就精神文化領域講，玉器文化既是社會等級區分和禮儀製度的反映，又是中國文明特征的表征。西方重金，中國人重玉。美好的玉是美好崇高道德的表征。重玉就是重德。做人應有高尚的道德，這是中國人做人之道。此時高度的玉器文化，是此時有高度文明的反映。禮儀製度亦反映出一定精神意識。《老子》雲：“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物質條件越發展，人的貪欲越重，社會愈益分化，道德越廢弛，故須加強禮製和忠信仁義孝慈的規範、協調。由此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思想麵貌。

巫卜數術承上一階段從器物到圖像看都有所發展，而為商周完全繼承。前述黃帝、堯、舜引申伏犧神農之《易》，傳說周文王演《易》。除了演其“德”，即道、哲理意義外，術數也是所演的一方麵。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政治的發展，物欲與權欲的增長，道德則易廢弛，人的許多本能的智慧也會逐漸消失（現代社會亦然）。從哲學講伏犧八卦（先天八卦）的德則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上麵談到，現代科學所發現天地生（物），最基本的秘密或原理與先天八卦圖相合。而不合於後天八卦圖，就是這個道理。所謂的後天八卦或文王八卦（不一定是文王最早所變革），增加了一些占卜成分（如五行等），就使先天八卦的味道變了，其智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至老子、孔子，經過西周末和春秋幾百年的亂世後，在痛苦中，深刻體悟到宇宙人生的基本道理和《易》學的真諦，提倡宇宙、社會、自身的和諧和秩序，反對危害這種和諧、秩序的個人欲望。孔子把《易》的“德義”與“卜筮”分得很清，重什麽，輕什麽分得很清，從而把《易》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這正如今天有識之士在各種危機尤其是生態危機威脅到人類生存時，才感到中國古代的統一、整體、和諧的宇宙觀的高明可貴。1988年全世界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集會時發表的共同宣言中說：“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到2530餘年前孔夫子那裏去尋找智慧。”孔夫子的智慧也是從現實需要，對古今文化的感悟，從幾千年前的祖先那裏得來的。

此時的天文曆法有了更大的進步。從《尚書·堯典》、《左傳》、《國語》、《世本》等文獻反映，此時既能觀象授時，又能製曆。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容成造曆。掌星曆之官有火正祝融，任星曆的史官有重及黎以及羲和等等，此時的天文曆法既符合農業生產和政治及社會生活的需要，又符合神秘主義神靈信仰、占卜等的需要。龍、虎、鳳、圭的器物造形或紋飾應與天文之二十八宿及四象的信仰相關。

炎帝神農氏作為一個朝代，其後一半即在本階段。應當說整個神農氏都處於一個智慧開明的文明時代。其帝國疆域十分廣大。據《淮南子·主術》：“其地南至交阝止，北至幽都，東至暘穀，西至三危，莫不聽從。”

結語

以上我們根據任氏原始農業的分期法，主要憑借考古發現和結合曆史文獻和現代科學的最高成就分析、討論、敘述中國進入文明社會前後的曆史狀況。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突出的特點，時間上下幾千年，地域縱橫數千裏，盡管農作物、耕作方式、生活習俗（飲食、居住、日用器皿等等）各不相同，但精神意識方麵的文化則相當一致，如玉文化特征、龜靈信仰、巫術、術數、星象信仰，特別是進入文明時代（即距今六七千年）以後，作為中華帝國政治製度和精神意識統一表現的禮器，不管是玉器、石器和陶器，在燕山及長江之南北均表現出很強的一致性。此特征一直延續到商周及秦漢。

因此，需要糾正一個觀念，炎帝神農氏時代，絕不是原始部落社會的時代，而是文明時代。這就不能以部落遷徙去解釋某些傳說或炎黃的關係問題等等。炎帝的活動或遷都應是一個帝王在其統治領域內的活動，而不是一個部落或族群向異地遷徙。要糾正的另一個觀念是炎帝時代非傳說時代，應是信史時代，這是跟文明時代國家社會相應的。

當然目前要接受此觀點是很困難的。一是學術界長期受西方史學、人類學觀念的影響或受按五種社會形態劃分中國曆史的史學模式的影響。或謂東周以前皆為偽史或稱傳疑時代；或稱盤庚遷殷前為傳說時代；或謂三代為奴隸社會，此前為原始社會。所謂傳說時代可以理解為口頭傳說的曆史，也可以理解為此段曆史不一定可信，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就是理解為前者，商或夏代以前也隻是原始的部落社會。因此三皇五帝的帝國政治體製的種種說法都是不可能的。就是有事實，我也要否定或盡量將時代往後拉。應當說此觀念是極其頑固的，這是一個極大的觀念界限，一般是很難越過的。另一方麵受西方狹隘的實證主義觀點的影響（實證主義從二次大戰前就開始受到西方學者的批判，如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如果某個問題或某點沒有實證，整個係統或某一問題便徹底否定。如以夏代未發現文字之故，整個夏代的存在及相關問題便被否定；或受開頭提到的帝國主義為侵略中國的目的或西歐中心主義誣蔑、貶低中國文化和曆史論的影響，或受實證論、貶低說作用下疑古思潮的影響，根本不承認東周以前或商代以前的古史。這樣在學術界形成一種觀念，史料必須是原生態，原汁原味的。好像什麽時代的事，必須見於什麽時代的史藉。某文獻在流傳過程中，語言、事物發生變易，有假；某書後來出現，有假；某事見於後來文獻，不算數。隻重局部不重全體。缺乏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陰與陽、虛與實、局部與整體、必然與偶然、清晰、精確與混沌、模糊相統一的觀念（當然我們也應給予那些受社會環境或曆史條件和考古資料局限的狹隘、片麵的觀念以同情的理解）。這也是接近曆史真相的一大障礙。

隻要尊重事實，從整體考慮，中國古籍、古文獻經過曆代戰亂和政治原因，越早保存下來的越少，特別是戰國以前的更少。文獻在流傳過程有若幹變易，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要找原汁原味的盤庚遷殷以前的文獻，不可能，唐堯以前的文獻也完全亡佚。你要找其時史料的原生出處，也是不可能的。它隻留存於記憶中、口頭上，以不斷改變了的形式（不斷變味）保存在後來的，甚至是數千年後的文獻中。例如《說文》：“龍，鱗蟲之長也，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以及至今流傳民間的“二月二龍抬頭”，都是指天文現象。龍是指二十八宿中東方蒼龍宮。驚蟄至春分時初昏“龍”便從東方升起，標誌農耕季節到來。此種天象是商代或夏代以前的，可是幾千年後仍保留在書籍中，口頭上。二十八宿完整的星宿名見於《呂氏春秋·有始覽》、《禮記·月令》，不少學者便據此認為二十八宿產生於戰國。前麵已談到根據計算，作為赤道分區體係二十八宿最符合赤道圈的年代在五千年前。據前麵提到竺可楨先生《二十八宿起源的時代與地點》一文之原文，二十八宿在赤道上的星宿數，公元0年隻有14宿，還不如前6650年有15宿，隻比公元1900年之11宿多點。則二十八宿不可能產生於戰國。它是幾千年前產生的天文學成果，而為戰國文獻所全麵記錄。以上天文學資料是有科學依據，經科學計算的。而在古史中那些無法用這種方法證明的史料而遭冤獄者不在少數。所以，鑒於我國古文獻流傳過程的特點對於那些幾經變異的文獻、史料，或非原生的，失去原始出處、原生環境的曆史資料決不能從感情、感想、某種觀念出發，簡單輕率地對待之。孔子研究夏殷之禮製等曆史現象，雖時代距他並不久遠，尚感文獻不足征，可是他並不否定夏殷二代的存在。三代至今數千年之久，文獻較孔子時散佚更多，三代之前就更不用說了，我們為何不予理解，為何隻看重自己所要的證據，而置其他證據於不顧，便輕易否定三代和三代以前的曆史呢！

對於那些關於“傳說時代”的資料，我們必須從整體論的角度出發，予以全麵係統地考察，而不能僅局限於局部，或以局部代替全局。就是在過細考察局部時，也必須將之放在整體一個大環境之中考察。開頭已提到“傳說”史料可以分為若幹種情況，一是真的。即使是口頭傳說也不能忽視，司馬遷為著《五帝本紀》，也曾到處采集黃帝堯舜的傳說；一是真假參半。如《帝王世紀》言：“神農氏，薑姓也，母曰任姒，有蟲喬氏女，名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炎帝人身牛首，長於薑水，有聖德”《太平禦覽》卷七十八引。其中的薑姓是真實的，從堯時的四嶽、周時的呂尚及沿襲至東周之齊、許、呂、申等國的統治者，均繼承炎帝之薑姓，而其中之感生說、異形說均起於漢代，為後來所附會。疑是民間或文人有意的編造。我們必須作過細的分辨，從而分別對待之。

本人在考察炎黃文化和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時，就是把習以為常的觀念放在一邊，從曆史（包括世界史）、考古及相關學科，從全局、整體考察此問題，而不是著眼於炎帝神農的名字，而是從大的環境，用盡量多的間接證據，用合理的邏輯推理，以證明炎帝神農氏作為一個大的時代是存在的，而且無疑處於文明時代，一個地域廣闊、政治文化大一統的帝國時代。年代問題上，在目前三代的年代尚存爭議的情況下，我們不能追求神農氏的精確年代，隻求一個大致、合理的年代。這些方麵雖然帶有一定模糊性，但卻是合理的。如果急於求解或追求精確性，硬是要坐實某個具體問題，反倒不大可信。

這是我們要在本文最後講明我們探討本論題的態度和方法。

我們對中國上古文明社會階段劃分的認識總結為：夏商周（前2200—前476年）為三代文明；三代以上至前四五千年為遠古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