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炎黃文化研究及有關問題炎黃文化研究及有關問題

石興邦

研究中國古代史，不論是文化的中華，還是民族的中華，或是曆史的中華，就史料而言，不論是文獻的中華，考古的中華，或是古史傳說的中華，炎黃文化最有典型代表性。

曆史上作為東方大陸主體的民族國家和世界諸文明古國相比，我們在文明起源與國家出現諸文化因素的探掘和研究上，是比較落後的，特別在標誌文明的幾個重要因素問題上，沒有解決，或者沒有完全解決，我們要加倍努力補上這段空白。像：

(1)在文字的起源和形成上，早期的文字形體，我們獲取的隻有簡單的刻符和陶文。依據郭沫若先生的提示它距離發展到甲骨文的階段至少有兩千多年的時間空白。

(2)在農業的起源方麵，粟和稻已有形成中的馴化品種，而缺乏原初形態作物遺跡，其演變過程和原產地址，尚未探清。

(3)國家的形成和誕生，雖有夏代的史跡發現，但其淵源、發展過程尚不明晰。還不能形成體係的發展過程。

(4)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即原史時代(我國的五帝時代)雖然發現了不少史跡，包括城址、祭壇和聚落，但城邑中的跡象沒有揭開，其真實內涵還不清楚。

所有這些跡象都包括在炎黃文化的體係遺存之中，有些我們還不知，有些知之甚少，有些知之而不全備，沒有整合起來，有缺環，有錯位，有斷層，需要我們繼續探索和彌補，重新解析和審讀，使之完整地恢複原貌。需要下一番大功夫。

由“夏商周斷代工程”到“文明起源的探索”，這是研究我國古代曆史文化的係列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並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在探索的理論上有所提高，科學技術有所完善與發展，為順利地進行探源工程準備了條件。炎黃文化的研究是探源工程的前奏，是其整個工程的有機構成的一部分。目前，在探源工程啟動後，全國古史界出現了一股新的研究熱潮，在中央和地方(特別是黃河區域)連續舉行了多次文明探源學術討論會，特別涉及到與炎黃文化研究有關的問題。我們迎來了有效地研究我們民族曆史文化發展過程和規律的最好機緣，是十分難得的曆史機遇，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時代為我們提供的資源和條件，作出不愧對時代所期待的成績。

以下我將縷陳有關我國古史與炎黃文化有關的幾個論點和問題。

一、首先我們要對我們民族曆史文化的開拓形成，有一個正確的、科學的、曆史的認識和理解

我們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特點是：以“一元多支”和“眾支融合”的形成模式和過程而發展壯大起來的。文化的傳承是十分廣泛而深邃的、久遠而彌新的，也是延綿不斷的一個創造積累過程。從民族文化的科學涵義來說，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特點是“孕育型的文化”，不是傳播的移徙性的文化。也就是說是土生土長的文化。從古到今是較為穩定的一直延續下來的人類文化族體。保持著種族特性和文化傳承一個完整的曆史過程。有人曾提出，誕生中國古老文化傳統的東方大陸，是相對獨立的一個人類及其文化發祥地。如果我們從已知的藍田人、元謀人、北京人、大荔人、南京人，以及晚期的山頂洞人和柳江人等的體質特征和演化的特征有機聯係來說，那是確鑿無誤的。

大體在距今兩三萬年到一萬多年期間，我們祖先完成了人類文化史上第一次大的技術進步，或技術革命，進入了新的細石器工具為特征的文化時代，以下川族群為代表，我們祖先進入高級采集經濟和發達的采獵文化。在此基礎上，由高級采集文化，進入了原始農業階段，促使原始公社向氏族社會發展，我們祖先開始向文明社會邁進。在這個源頭下，在祖國大地，各個生態文化區裏成長起來的各個人群，就形成了我國曆史上各個族群，他們長期在不同或相同的生態特點下，形成了相同或相異的文化特征和模式，這就是我們今天多數兄弟民族的族源，追溯起來他們都與這些遠古文化有著血緣聯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是一元而非多元源，是一元多支或一元多係，大體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後，已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華原始文化共同體，這就是炎黃文化的胚胎時期。大體相當於前仰韶文化時期，經濟上是從“采集農業”向點播農業發展的過渡階段。

二、炎黃文化的曆史素地

炎黃文化是中國古史傳說記載中的五帝時代早期。徐旭生老前輩一再申述：中國古史傳說，多有文獻可征，而且有相關的考古資料印證，不是麵壁虛構而有真實的文化素地。根據現在考古發現與文獻的整合研討，炎黃文化時代相當於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晚期到龍山文化早、中期階段，即原史時代的初期。距今約六千到五千多年。這時正是黃河流域最適合人類居住生活的溫暖期，生態條件十分優越，在洮河、大夏河、湟水和渭河、汾河、洛河、伊河流域形成了幾個富裕的食物采集區，並組成了一個相互聯係的大的生態文化區，使粟作農業，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以仰韶文化傳統為主體的文化共同體，成為中華民族文明成長的搖籃，即炎黃文化的發祥地。

根據現在考古學界對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的初步研究，可分為五個係區：

(1)中原係區——以涇、渭、汾、洛各河流域為主(核心成長區)；

(2)東翼——後崗文化係區，漳河、海河流域；

(3)南翼——龍崗寺——下王崗係區——漢水中上遊、丹江及唐、白沙流域；

(4)西翼——馬家窯文化係區——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

(5)北翼——內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白泥窯子類型。

每個係區都是若幹個部落或部落聯盟，不同規模和性質地聚落分布在一起。

這裏有一個很有意義的統計數據：青年學者鞏文，對寶雞到鄭州之間仰韶文化晚期的12個聚落群作了調研，她按聚落的規模大小分了四級：

特大級的(麵積在50萬平方米以上)37處；

大型的(麵積20—30萬平方米)28處；

中型的(麵積10—20萬平方米)164處；

小型的(麵積在10萬平方米以下)1129處。

大小共1358處，兩種大型的合計65處，這樣分成大、中、小三級，其組成形式是寶塔式的，我們暫不論這些聚落的真實麵積有多大(肯定有出入)，可能出現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三級組織，加之城邑和大型聚落的出現，這時已經進入原史時代，走到了文明社會的門檻，與傳說中炎黃文化時代是相整合的。

許順湛同誌在《五帝時代研究》一書中，對豫西和豫南地區的仰韶文化聚落作了調研，得出了相似的結果。據26個聚落大群的統計：特級聚落(50萬平方米以上)8處，一級聚落(30萬平方米以上)18處，二級聚落(10萬平方米以上)67處，三級聚落(10萬平方米以下)417處。以豫西區為多，比較起來沒有關中地區那麽稠密。

這裏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跡象，在1358處聚落遺址中，僅寶雞市就有500多處，占三分之一還多。寶雞市這一龐大的、富裕的食物采集區，其特點在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我將這一信息函告曾寫過《東方搖籃》這本名著，主張中國文化本土論的何炳棣先生。他很驚訝。他說這比西亞古文化分布密度大數倍，是全世界古文化遺址分布密集最高的地區，應該好好研究問題所在，值得我們重視。我國史籍明文記載，炎黃二帝均崛起於寶雞，炎帝以薑水成，黃帝以姬水成，寶雞是二帝的故裏，也是他們的發祥地。

我想除了這個地方自然生態特別優越外，可能是炎黃二帝初期活動地的中心的核心，是文化重地和聖地的原因。

大體在仰韶文化的中期(約距今6000年)即廟底溝文化時期，仰韶文化的發展已形成一個大的原始部落王國，由中原向四周發展，南達江峽、江漢地區；西到黃河上遊、洮、湟水域；東北遼河上遊與紅山文化相接融；東南到淮河下遊並與東南的馬家濱文化族群相融合。並與當時周邊文化接觸和融合，形成一個大的富有融合性和凝聚力的文化體係，以龍、魚、鳥、蚌、蛇等為圖騰的氏族和部落社會，內蒙古的土龍、河南濮陽的蚌龍和湖北黃梅的石子龍三龍相連，將這一文化體係的各氏族部落凝結在一起。

這時，成長於仰韶文化東邊的大汶口文化，其南的馬家濱文化，南邊的大溪文化，東北的紅山文化等諸文化共同體，都有仰韶文化的滲入，給後者以較大的影響。

在距今5500年左右，即仰韶文化末期進入了原史時代。龍山文化承襲了仰韶文化，傳承到了新的曆史時代，這時已進入了文明時代。從陶寺文化(堯、舜)到二裏頭文化（夏)的內涵分析，這時社會起了大的變化，城堡聚落出現，禮器組合普遍，文化內涵複雜，文化族群間的交往密切。由於族群的開拓統合，才形成大的族群融合體，在各個族群的曆史文化成分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族係族群之間的血緣關係和文化紐帶日益密切。經過將近千年的文化融合過程，使居於中原地區夏部族成為中華原始共同體融合的自然核心和國家統一的主體，在中華大地上，一個地域遼闊的原始帝國誕生了，這就是我們傳統上的夏朝，中原大地進入文明時期，我們習稱為華夏文明。我們從以二裏頭文化係統為代表的夏文化的考古學因素而言，她的內涵是複雜的，既有傳統仰韶——龍山文化的成分，也有江淮地區、東方海岱和淮海地區、還有東南的馬家濱文化、江漢地區文化、西方秦晉地區及北方地區同時代的氏族部落文化成分。她是龐雜而多支的，也就是說夏代王朝的誕生是在方國林立的融合與組合的曆史下形成產生的。由此看來，形成如此巨大而龐雜的文化共同體，是各族群的智慧、力量所共同建立起來的，夏部落是其主要的推動者和維護者，組成的各個方國族團為共同體的統一和發展，為文化領域的開拓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中國文明的發展，促使第一個國家實體夏王朝所以出現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是由於：

(1)在這裏最早形成了以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發展所形成的強固的原始文化共同體，作為凝聚周圍氏族部落的基礎和核心。

(2)黃土原地得天獨厚，土地肥美，長茅草而不長森林，可以廣泛使用木製工具耕植，適於原始農業的開發，生產力高，經濟較周邊地區發達。

(3)土地遼闊，幅員廣大，又無天險阻隔，利於氏族部落之間的交流、融合，便於凝結周邊部落，居天下之中而輻湊四方，蓋得地理條件之便也，非其他地區所能比。

從這時起，在以後的長期的演進過程中，各族群共同開拓創造出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體，即強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維護大一統的民族文化意識，而其核心是長期曆史進程中所錘煉出的特有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具體是積極進取、開拓創新和拚搏精神，博大寬容、互相友愛的和諧精神，注重實際、身體力行的現實主義精神，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敬業精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精神，扶弱抑強、濟窮幫困的人道主義精神。凝聚力是這種精神的表現形態。中華大一統則是這種精神體現在國家價值取向上的表現形式。這三位一體的內在結構形成了中華之魂的精髓，這是我們民族最核心的珍貴品。因此，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發展曆程中與鄰近地區和國家民族有著良好的精神關係和友好往來，在相互的交往中形成了東方文化的體係，並在相互接觸與融合過程中，促進這一文化體係的穩固和發展，這是中華民族對東方和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貢獻。

從炎黃文化到華夏文明以至其後中國傳統文化體係的形成和發展是一脈相承而發展延續下來的，最終驗證了曆史與邏輯的辯證統一。

三、我國擁有完整、係統和深邃的民族曆史文化沉積，積澱之豐厚，世界罕有其比，概括言之，有四類或四個層積

第一類最深遠的層積，是百萬年、數十萬、數萬年來不同地質時代、文化發展時期的人類本身遺骸遺存及文化製造品的遺存及其與之相關的史跡場景，這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

第二類層積是曆史民族文化層積，從文明時代開始，活躍在我國領土上的、曾進行過創造性的曆史活動的、各個曆史時代的各族群，及其史跡業績和記錄，都是寶貴的曆史文化資源，是我們民族發展成長的支柱。

第三類層積是現在56個民族的活動及其史實所形成的各種記錄，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果實，是我們研究的立足點和出發點，追溯其曆史根源，弘揚其精神內涵。

第四類層積是古代早期人類活動的口頭承傳而轉為文字記錄的曆史文獻。我們稱為古史傳說時代，以氏族社會、古代社會和原史時代的事跡為多，中國的傳說，多是有據可考的。

我們從史跡、文獻和考古遺存等多種資源，結合分析研究，基本是整合的。內容十分豐富，是我們民族曆史文化的庫存檔案。它是我們取之不盡、掘之彌深的文化資源。

四、中華民族先民是富有開拓創新精神的民族，最先開拓了亞美大陸的拓殖事業

中國大陸是古代亞美文化的策源地，是中國先民首先開拓了亞美大陸之間交往和拓殖事業，他們邁向美洲的道路有海、陸兩條大道。北路是走陸路，由華北出發到北美；南路是走海路，由華南出發跨過太平洋到中南美洲。

(1)北路，從華北草原出發，大約距今20000-10000年期間。舊石器時代末期即下川文化時代，以北亞和東亞蒙古人種為主體的遠征團隊，在冰期消退以後，跟隨他們的畜群，追奔北地，通過北亞草原，跨過白令海峽而到北美。據美國學者威廉考證，其後到六七千年間約有四次向美洲遷移。先到北美，隨後向東向南美移徙。我們在美國看到新石器時代(距今5000—4000年)其居式和建設方式與華北仰韶文化中的特征十分相似。至今在北亞和西北美還流行《白雲童子追趕太陽》的故事。相傳太古時代，在北亞草原，有一群白雲童子，他們趕著牛群向東邊追尋太陽出來的地方，日以繼夜，不停前進。這可能是北亞崇拜太陽神的氏族，今日美洲印第安人種族特征和文化模式是東方蒙古類型。美國學者普遍承認他們從東亞(包括中國在內)移植過去的，最早可能是在下川文化時代。康有為考察世界各地，他說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和習俗很像中國人。張光直先生在劃分人類文化屬性時，將美洲土人與中國人都歸於東方文化模式的範疇，基本是正確的。

(2)南路——海路，是由南方百越民族開辟的海路。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由南亞和東亞蒙古人組成海洋團隊，跨過太平洋進入中南美洲，完成了亞美大陸之間的海洋拓展之旅。

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居住在華中和華南的東亞和南亞蒙古人種的族群先驅，因受中原居民發展的影響，不斷地向南向東移徙。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族群，他們適應了海洋生活習慣，並向太平洋西部沿海島嶼擴散，形成了巨大的南島語族群體，特別是從距今5000—2000年的三千年期間，在適應海洋產業的過程中，一部分族群跨過太平洋進入中南美洲。聯係這種族群與文化的移植，亞美大陸和太平洋海域的廣闊地區，曆史地形成了龐大多樣的、有世界性地位的東方型文化傳統體係。

在黃河流域炎黃文化形成和發展之時，距今約6000年左右，長江流域的農業文化——大溪文化的族群經過湖南、浙江向長江流域發展；中遊贛江流域的氏族部落文化，通過北江向廣東發展，直到珠江三角洲。東方沿海的大汶口文化，沿海岸南行轉移到台灣、福建和粵東地區。這些部族到達東南沿海後，大體經過一千多年的適應海洋生活和海洋產業的規律後，大約距今5000年前後，開始了罕有的從事海洋生活和產業的墾殖。根據史源和文物察知，當時分居這一帶的先民，百越先民向海移植，大體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南路，從廣西南部，沿印度支那東海岸到印度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的海域的島峽；另一條是東路，從福建、廣東東部沿海到台灣，再由台灣向菲律賓及附近的美拉尼西亞、波利尼西亞等地區，然後到達中南美洲等地。參與這一拓展之旅的，西部是以百濮為主的濮夷族群，東部是以百越為主的夷越族群。在發展與轉移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南島語族集群，這樣一個龐大而富有活力的民族機體，開發和建設這遼闊的大洋洲海域達三千年之久，創造了人間的奇跡。

在長期開拓海洋產業的過程中，各個族群將其固有文化的典型品都轉播在這些島峽，像生產工具中的雙肩石斧、有段石锛，作衣服用的樹皮布，意識形態上的火祭，鳥圖騰崇拜、太陽崇拜、岩墓和懸棺葬、拔牙、文身等習俗和二分製的氏族組織等文化形態，應有盡有，特別是樹皮布的傳播，有人與絲綢的西傳相論。

中華原始南方族群所以向海洋移植的原因，可能是一種宗教意識的信念和追求，如崇拜太陽或要獲取海洋中的某種寶物和需求。

百越先民向太平洋海域的拓殖，是十分艱苦的開發海洋產業的過程。張光直先生曾推測，從中國南方開始揚帆到印度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之間，每個航程長達1000年的時間，樹皮布從台灣起航到複活節島上的居民手裏，經曆了3000年的時間。由此可知，中華先民開創海洋事業的曆久和艱辛。

中華先民開通太平洋和中南美洲間的海上之路，其重大的曆史意義和價值是：

(1)為中華遠古文化開拓了一個新的、更為豐富、廣闊的海洋生態的文化領域，使大陸文化傳布於海洋各地，為以後曆史時代的開發開拓了一條道路。

(2)促進廣大海洋產業的發展。

(3)海洋的信息和資源為祖國東南地區的加速開發和經濟發展提供機遇和動力。